摘要：“小米加步枪”发轫于、根植于太行、吕梁、陕北这片能长谷子、能造步枪的红色革命热土。不晚于20世纪40年代初，这个大众化的话语已经在抗日根据地出现并流传开来。“小米加步枪”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实践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和他的

“小米加步枪”发轫于、根植于太行、吕梁、陕北这片能长谷子、能造步枪的红色革命热土。不晚于20世纪40年代初，这个大众化的话语已经在抗日根据地出现并流传开来。“小米加步枪”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实践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引领了这个话语的形塑和传播，并带领根据地军民共同开创了“小米加步枪”打败“面包加大炮”的壮阔实践。

小米与步枪相互结合，生产力与战斗力相互支撑，精神符号与革命实践相互融合，锻造出强大无比的革命力量，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革命遗产。

“小米加步枪”是颇具中国革命精神色彩的一句经典话语。说起这句话，人们往往会联系到毛泽东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谈话中，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一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史料显示，该话语的产生与流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当下，“小米加步枪”正在成为网络热门表达。这一话语的诞生时点、历史背景、生成逻辑以及壮阔实践是什么呢？笔者结合史料，做个初步的探究。

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两个重要外事场合，正式使用“小米加步枪”的表述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驻地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是一次关于二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重要访谈。谈话所阐发的主旨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著名论断，深刻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谈话之前的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线进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战火遍及中原、华东、晋冀鲁豫、东北等解放区。国民党方面有军队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陆、海、空三大军种齐备，拥有大量重炮、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占据全国76%的土地、3.39亿人口，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铁路及大部分近代工业。共产党方面只有人民解放军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武器主要靠缴获和自制，重武器极少，占有全国24%的土地，1.36亿人口，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从当时的情况看，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景尚不明朗。

面对异常严峻的国内战争形势，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语言大师的毛泽东，把小米与步枪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极富感染力和传播力。

斯特朗时任美联社特约记者，之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这是她首次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参访。谈话内容以《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为题，1947年4月在美国《美亚》（Amerasia）月刊发表。“小米加步枪”的说法，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一道，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在与美方谈判中就已经使用过“小米加步枪”的表达。1944年11月8日至9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同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谈判“联合政府”方案。当时，美方建议把中共军队整编为“国民政府军”，换取一党制下“军委会”和“联合政府”的少量席位。中共则坚持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废除一党专政，保留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赫尔利反复暗示：国民党有美国提供的飞机、坦克、大炮，而中共只有轻武器和农民。时隔9个月之后的1945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详细回忆起当时谈话的情景：“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用“小米”代表革命群众的生产与支援，“步枪”代表人民军队的顽强和英勇，表达了中共方面公开而强硬的政治立场，以及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必胜的壮志豪情。

“小米加步枪”是当年解放区熟知的大众词汇。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号召全党全军开展高树勋运动。毛泽东说：“我们小米加步枪，再加高树勋运动，就一定能胜利！”（《中国共产党西北局的策反工作》，《炎黄春秋》，2020年第12期）

“小米加步枪”是从敌后黄土地上长出来的话语，它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开赴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战场。太行山、吕梁山以及中共中央驻地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干旱，适合耕种的主要农作物就是谷子和杂粮，这是根据地军民的基本口粮。气候干旱或战事紧张的时候，群众常常连小米都吃不上，肚子都填不饱。至于步枪，无论是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初配备的汉阳造、山西造，还是从日寇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以及后来太行兵工厂制造的八一式，八路军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步枪和手榴弹，前线战士的子弹少之又少，较之拥有先进装甲车、迫击炮、机关枪的日本侵略者，武器装备水平差距甚大。“小米加步枪”是八路军生活战斗的写实。

“小米加步枪”这一话语，简单质朴、生动有力，形象地阐释了“生存—斗争”的革命逻辑，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转化，承认物质条件的局限，反而激发了精神力量的崛起，而精神力量的奋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二、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多次使用过“小米加步枪”的说法

从史料看，滕代远多次说到“小米加步枪”。1942年，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的滕代远在抗大干部教育会上强调：“我军的装备落后是暂时的，会不断改进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能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同一时期，滕代远多次在抗大教育会议上强调：“小米加步枪”是现阶段敌强我弱的现实写照，不是八路军的建军理想。抗大学员既要熟练指挥“小米加步枪”式的山地游击战，更要准备将来指挥“大炮加坦克”式的现代化正规作战。

1942年5月至7月，滕代远发表“小米加步枪”讲话之时，太行区正值日军“五月大扫荡”最残酷的阶段。作为抗大副校长，他发现部分干部和抗大学员满足于现有游击装备与战术，对工兵、炮兵、通讯兵种知之甚少，存在自满保守、故步自封的不良思想倾向，于是提出了严肃批评，并要求面向正规化现代化，不断提高军事素养和战斗力。

抛开滕代远的问题视角不说，仅从讲话所包含的内容信息分析，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小米加步枪”已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流传使用，以至于成为“满足于传统武器装备、热衷于土法游击战术”的代名词。滕代远发表“突破小米加步枪”讲话之后，抗大教育系统和太行军工系统实施了“课程—人才—装备”三同步策略，把特种兵训练写进抗大教学大纲，把八路军队伍建设推向“步炮工联合”，为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多兵种建设奠定了重要的人才技术基础。

在1945年5月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里，“小米加步枪”指代落后的生产力和传统的作战方式。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小米加步枪”更多的时候，是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代表着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和敢于胜利的革命信念。

三、“小米加步枪”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手拿枪一手荷锄”的真实画面，彰显了精神动员与革命实践的双向奔赴

“小米加步枪”是物资极度匮乏环境下的产物。1941年至1943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日军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叠加自然灾害的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困境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在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生存与战争的现实路径。

出路在哪里？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2月15日，毛泽东在会见医疗队全体成员之后的餐叙中讲到：“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难忘友人白求恩、柯棣华》，《朱德与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同一年，在与国际友人谈到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时，毛泽东表示：中国“小米加步枪”也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对反革命的暴力只能以牙还牙，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泽东“行动宣传”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第41卷第4期，2024年7月）毛泽东的这种胆魄来自对抗战形势走向的准确判断，来自对革命力量变化的科学预测。

“小米加步枪”不仅是革命的宣传术语，更是革命实践。小米是根据地经济和粮食，也是战争时期“米本位”信用体系的基石。小米作为主要的粮食品种和交易信用的一般等价物，保障着军队和根据地人民的基本生活，在农业生产、物资流通、生活消费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为打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巩固边区，保证给养，1939年2月中共中央部署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专门指示，要求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0年底，王震率领第120师第359旅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农田，兴修水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部队实现了粮食和经费自给，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为克服粮食困难，抗大分校也投入大生产运动热潮之中并顺利完成了耕地开垦任务，1939年4月毛泽东专门题词鼓励：“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从本质上讲，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有效增加了以小米为代表的粮食供给，大幅减轻了群众负担，进一步密切了以小米为象征的军民关系。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保障了军队的基本生存，是艰苦抗战岁月中“小米加步枪”的宝贵实践探索，是根据地军民在困境中凝聚力量、克服困难的伟大革命创造。

部队战斗力离不开枪械装备。抗战之初，八路军挥师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武器弹药十分匮乏，“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很多时候不得不拿起大砍刀、红缨枪、锄头、铁铲等与敌人的机枪炮弹相拼。”（《黄崖洞兵工厂“八一式”马步枪在这里诞生》，《山西晚报》，2015年8月12日）为解决武器弹药奇缺的困境，1938年10月毛泽东号召：“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1939年，左权踏遍太行崇山峻岭，组织推进黄崖洞兵工厂的选址、建设和运行。黄崖洞兵工厂先后研制出八一式马步枪、五五式步枪、迫击炮弹等，很快发展成首屈一指的敌后兵工重地。黄崖洞兵工厂所生产的步枪武器，弥补了抗日前线的装备劣势，提升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以“步枪”为代表的武器装备所提供的军工支撑，成为“小米加步枪”革命实践的硬核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杨立三长期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是把“小米”所代表的军粮生产和“步枪”所代表的军工生产结合在一起，并落到实处的重要推动者。彭德怀曾评价：“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寇，‘小米’是靠杨立三同志筹集的，‘步枪’是靠杨立三同志的兵工厂制造、修理的。”（《走进军校，聆听开学第一课》，《解放军报》，2024年9月3日第11版）1939年3月，杨立三创立并领导八路军军工部，军工生产“从无到有”，基本保障了华北敌后战场的弹药自给。1941年7月，在杨立三主持推动下，“军粮以小米为标准计量单位、武器弹药以步枪基数为配发标准”写进了八路军后勤条例。1943年1月，杨立三与滕代远共同制定了以“米本位”为核心的供给分配制度，先在八路军总部供给部试点，后在太行、太岳推广，迅速稳定了市场物价秩序，显著提高了军工生产效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夸奖说：“大家都讲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是怎么加在一起的呀？你们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红色萧何杨立三》，《湘潮》，2018年第3期）

抗日战争期间，贺龙率第120师转战晋西北，开辟晋绥根据地，拱卫陕甘宁边区。他明确指出“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家当和本钱。只有“群众＋武装”，才能生存打胜仗。

四、进入新时代，“小米加步枪”仍将以其持久不衰的精神力量，继续赋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小米加步枪”这一话语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带领人民奋起抗敌的物质现实与精神宣言。其形成过程折射出中共领导层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斗争策略的清醒体认。这一富有张力的形象表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血火考验中，展现出惊人的历史能动性，淬炼成动员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

“小米加步枪”既是对物质条件匮乏的清醒承认，又是对精神力量的高度自信，既是生存压力的客观反映，又是革命意志的主观表达。这种承认与自信、反映与表达的辩证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困难时的方法论与精神密码，并将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从语义层面看，“小米加步枪”，把“小米”这个最低限度的生存给养和“步枪”这个最简陋的武器并置在一起，是压缩到极限的物资与武器配备。这些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装备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形成了极为悬殊的强弱对比。“小米加步枪”不是一种食粮与兵器的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高度浓缩的战争符号和精神力量，所指向的是以弱胜强的发展逻辑和正义必胜的历史必然。

从文化层面看，“小米加步枪”是构建革命意识形态和塑造集体认同的强大凝结剂，宣示了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心。现如今，“小米加步枪”正通过新国货品牌、红色影视作品等载体获得时尚表达，使年轻一代在情感共鸣中理解“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实质，推动着革命文化从“政治叙事”到“生活叙事”的创造性转化。

从价值层面看，“小米加步枪”是对“人心向背决定战争成败”的自信宣言。它不只是一种“苦”，而是把“苦”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的方法论。革命年代，它把贫穷与顽强升华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自如地运用到抗美援朝、两弹一星、三线建设等一切“从零开始”的事业。

在当代语境下，“小米加步枪”已然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演变成“条件有限、创新无限”的励志符号。凡遇到国际技术封锁或重大外部挑战，舆论往往重提“小米加步枪”，强调一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精神。它的核心价值是，发展的真谛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如何激活人的创造力。这种精神既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压舱石”，更是面向未来的“指南针”。

今天，“小米加步枪”已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基因的一种形象化表达，转化为不朽的中华文化遗产，以其战胜艰险、超越困境的特有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正如它曾经照亮过太行山上的游击战士，照亮过南泥湾中的垦荒官兵，也必将激励着中华儿女坚定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求是》，2022年第24期）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真正的力量源于在“小米加步枪”条件下淬炼出来的坚定信念、创新智慧和奋斗精神。这也正是“小米加步枪”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傅铭章）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