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混杂着刺鼻的硫磺味、血腥味和泥土的腥气，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站在一处被炸毁的德军观察所废墟上，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眼前这片被收复的土地。
1941年9月初，叶利尼亚焦黑的土地如同被巨犁反复耕过，现在又被浇灌了一层钢铁与血肉。
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混杂着刺鼻的硫磺味、血腥味和泥土的腥气，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站在一处被炸毁的德军观察所废墟上，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眼前这片被收复的土地。
他所率领的预备队方面军刚刚在这里赢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红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性进攻胜利。
叶利尼亚是莫斯科防线前的关键凸角，被德军作为进攻莫斯科的跳板，如今在朱可夫凌厉的攻势下，被硬生生砸平了。
德军的精锐装甲师在这里流尽了血，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炮火撕裂，苏联士兵们虽然疲惫不堪，但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属于胜利者的光芒。
他们期待着短暂的休整，期待着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嘉奖，毕竟自从卫国战争爆发以来，他们跟着朱可夫受了不少窝囊气。
只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比嘉奖令来得更快，斯大林立即命令朱可夫前往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
朱可夫收复叶利尼亚突出部，并向西推进了25公里，这是斯摩棱斯克会战中苏军唯一取胜的一次战役。
这让斯大林看到朱可夫确实有两把刷子，毕竟在此前的基辅战役中，斯大林不听朱可夫的建议已经让苏军损失惨重。
既然如此，斯大林虽然对朱可夫的能力有所忌惮，但列宁格勒危在旦夕，他必须找个人顶包，最起码得做出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样子。
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摇篮，苏联的第二心脏，此刻正被慢慢勒死在芬兰湾畔。
北面的芬兰军队复仇心切，南面和西面的德军集团军群像铁钳般合拢，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指挥已近崩溃，军事委员会甚至开始讨论“在最后时刻炸毁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在城破后如何进行游击战”的绝望计划。
失败主义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高层蔓延，斯大林需要的不是一个胜利的将军，而是一个能创造奇迹、或者至少能替最终失败承担责任的“救火队长”。
朱可夫接到斯大林的指令后，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道命令的含义。
这不是晋升，更不是荣誉，这是一张通往地狱的特派令，叶利尼亚的胜利没有为他赢得喘息之机，反而将他标记为解决最棘手难题的唯一人选。
成功，是理所应当；失败，则是万劫不复，在斯大林的政治棋局中，最有力的棋子，总是被毫不犹豫地投向最危险的格位。
朱可夫没有片刻迟疑，甚至来不及换下沾满叶利尼亚泥泞的军装，便登上了那架飞往死亡之地的里-2运输机。
航线之下，是德军控制的广阔领土，飞机如同在惊涛骇浪中穿梭的一片孤叶，随时可能被高射炮火或德军战机撕碎。
这是一次赌上性命的航程，目的地是另一场更大的赌局。
1941年9月9日，朱可夫的飞机冒着炮火，颠簸着降落在列宁格勒的机场。
他看到的是一座濒临死亡的城市，恐慌如同实质的雾霭，笼罩着每一个角落，斯莫尔尼宫的指挥部里，弥漫着一种绝望的瘫痪感。
苏联的高级军官们各个面色惨白，他们激烈地讨论的不是如何防御，而是如何“体面地”失败。
朱可夫的出现，像一颗砸入死水的巨石，他没有寒暄，没有听取冗长的、为失败寻找借口的汇报，只是径直走向地图，用他那双惯于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眼睛扫视着战线，然后发出了第一道命令：
停止一切关于撤退和弃城的讨论，列宁格勒必须守住，一步也不许后，怯战者、散播恐慌者就地军法处置。
朱可夫的铁腕瞬间绷紧了这座涣散城市的神经，他重组了破碎的指挥体系，将高射炮密集部署用以平射德军坦克，把水兵、民兵、警察乃至工人都编入防御序列。
奇迹，在钢铁般的意志和冷酷的计算下开始孕育。
德军的疯狂进攻，在这堵新筑起的、由意志和炮火构成的墙壁前，势头逐渐减缓，最终停滞。
朱可夫用三周不到的时间，强行稳定住了摇摇欲坠的防线，将列宁格勒从即刻陷落的悬崖边硬生生拽了回来。
他虽然没有粉碎包围圈，但他完成了更为关键的一件事：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为这座城市争取到了喘息的时间，从而注定了它即将开始的、长达900天悲壮史诗的基调。
然而，对于朱可夫本人，列宁格勒并非终点，他甚至来不及看到围困的初步稳定，9月底，斯大林又将其调进了莫斯科。
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如潮水般涌向了莫斯科，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而斯大林手中最有效的灭火队长，只有朱可夫。
他再次登上了飞机，将一座仍在流血、仍在饥饿、但仍坚持战斗的城市留在身后。
叶利尼亚的胜利勋章，烫得如同烙铁，它的奖赏是列宁格勒的炼狱，而列宁格勒防御战的功绩，则将立刻兑换为莫斯科郊外更残酷的绞杀战。
斯大林用一次次卓越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斯大林给他的回报，是将他一次次投向更深的血火深渊。
他的天才拯救了国家，但他自身也成了这架巨大战争机器中，最耐用、也是最被无情消耗的部件。
朱可夫用自身的经历照亮了极权体制下最残酷的悖论：最大的贡献，往往招致最沉重的负担；最耀眼的功绩，阴影里总是藏着下一个赴死的使命。
参考资料：《朱可夫传》、《苏联真相》等。
来源：飞鱼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