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热衷于研究历史，却很少认真探讨“时间”本身的政治性。本文从时间的多重维度出发，揭示了全球政治并非在单一、线性的时间流中展开，而是在多种交织甚至冲突的时间节奏中运作。
时间之困：全球政治中的深层时间结构
内塔·C·克劳福德（Neta C. Crawford）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79, No. 1, 2025
导读
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热衷于研究历史，却很少认真探讨“时间”本身的政治性。本文从时间的多重维度出发，揭示了全球政治并非在单一、线性的时间流中展开，而是在多种交织甚至冲突的时间节奏中运作。
作者提出六种塑造国际政治的时间框架——情感性、目的性、紧急性、压缩性、预期性与预防性——并通过军事战略与气候变化的案例，分析这些框架如何影响国家的威胁感知、政策决策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文章指出，不同的时间叙事不仅塑造了因果解释与道德责任，还可能固化危机感与冲突预期，从而削弱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在面对全球安全与环境挑战时，反思时间的多样性与政治性，或许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拓展未来可能性的关键。
引言
尽管国际关系学经常沉迷甚至痴迷于“历史”，其理论却鲜少认真探讨“时间”的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对“时间”存在线性与统一性的假设，忽略了某些事件的持续性、关于时间的政治性叙述的重要性以及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之间深层的时间节奏的交错与渗透。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时间”这一概念，就会发现世界政治的展开、体验、叙述与实践，实际上是在多个交织甚至冲突的时间尺度、持续过程与节奏中进行的。不同的时间性、主体间的时间感知，以及我们的时间叙事，构成了深层结构，并塑造了我们对政治中何为“合法”“负责任”与“可能”的理解。对“时间”的理解塑造了我们的因果叙事、行动感与紧迫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本文提出六种塑造国际政治的时间框架：情感性（Sentimental）、目的性（Teleological）、紧急性（Emergency）、压缩性（Foreshortened）、预期性（Anticipatory）与预防性（Precautionary）。为了说明时间叙事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本文探讨了这六种框架在军事学说与气候变化政策中的体现。
全球政治的时间性
人类在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中体验并测量时间。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与生物学中所测量的“自然时间”可被视为硬性的持续与节奏，其本体上独立于我们的感知与干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将时间理解为线性流动的，它是衡量不同事件跨度的标尺，借助时钟、月相与日历得以计量，从而推动农业、科学与工业的发展。我们通过主观理解时间进而预测与操控自然世界，并使得协调、合作与规训他人变得可能。我们将时间与持续性、变化、起始与终结、兴衰与生死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不仅在身体上经历时间的流逝与变化，也在认知上想象这种持续，并围绕其建构叙事。
人类在时间中改变了自然世界。通过核爆炸、森林砍伐和氯氟烃等化学污染物，人类改变了地球的地层与对流层。地质历史上从冥古宙到显生宙，再到更近的全新世的转变，原本是由自然力量推动的，但如今，地质历史已因人类活动而转变为“人类世”（Anthropocene）。当然，微观的时间尺度也很重要。虽然人类个体的生命相对短暂，但仍可通过主体间的、文化性的时间理解来把握“我们在时间中的位置”。我们的生命存在按时间划分的节奏：出生、成长、衰老与死亡的循环，不仅属于我们自身，也属于我们最亲近的人。
文化与自然交织的另一层面是神经生物学意义上的“突触时间”——也就是化学物质与电流在大脑中传导、触发我们迅速的情绪与认知反应所需的时间，往往在毫秒或数秒内发生。应激事件会引发一连串的生物学反应。通常在压力解除后，大脑和身体会恢复到常态。然而，反复经历创伤事件，或一次极端剧烈的创伤，可能改变大脑结构，重塑神经递质通路与生化反应机制，进而影响个体今后对事件的反应。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战争等大规模政治性创伤甚至可能引发表观遗传学上的变化、影响基因表达并遗传给下一代。例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皮质醇水平偏低，这是应激创伤后遗症的一种表征；而他们的成年子女同样显示出低皮质醇水平。911事件中尚在母体中的婴儿长大后也表现出类似激素特征。来自阿富汗、苏丹、乌克兰、加沙与以色列的战争儿童经历了严重创伤，并可能将压力的生理后果传递给他们的后代。直接暴力由此转化为结构性暴力。
我们可能正目睹一种通过 “代际遗传”机制传播的创伤现象，这种机制可能跨越多代人延续。文化改变自然，社会塑造人类天性，天性再反过来塑造社会。人们的记忆既包括当下，也包括似曾相识的过去，而过去与现在通过记忆模糊了边界。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化。神经生物学的“突触时间”既是文化时间，也是进化时间。外交与战略的制定也可能在一种“创伤性迷雾”中展开。（这部分原文确实有点抽象，为了尽量阐明观点进行了较为激进的编译，如果保守的话可以直接沿用原来的版本）
全球政治中的时间框架
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曾指出：“政治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因为它关乎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在适当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然而，所谓“时机”与“历史情境”本身就是主观解释的产物，即所谓“时间框架的政治”。政策制定者往往受到某种时间叙事的影响，甚至主动推动这些叙事，将其政策置于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时间流中。在政治行为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六种常见的时间框架，它们通常蕴含明确的政治行为逻辑。
（一）情感性时间
在“情感性时间”框架中，过去被描绘成几近完美，其辉煌必须被纪念并重新复现。国家衰落时，“情感性时间”作为一种政治上极具感染力和动员力的时间框架，往往会获得影响力。在这种时间观中，被理想化的辉煌过去不仅需要被纪念，还必须被重新实现。希特勒希望让德国重返一战前的辉煌，而一战对于德皇而言，是争取德国在世界列强中“阳光地位”的战争。里根与特朗普的经典口号则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二）目的性时间
在“目的性时间”框架中，现在是通往历史终点的长期发展轨迹的一部分，是一场历史性的行进。关于时间与变革的理论，往往是进步论的理论。它们常与政治秩序、等级结构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以此正当化对内或对外的干预行为。例如，“我们”必须将“原始人民”从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中“拉出来”，加以殖民、开发、现代化。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时间观中，发展是存在必然方向的，我们最终都将抵达文明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国家的理想状态。政治行动者也常借助时间叙事来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宣称未来的好坏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行动与选择。
（三）紧急性时间
在“紧急性时间”框架中，“现在”只是例外状态，危机本身则被视为非历史性的、无因果链条且可能永久存在的。在战时，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往往都会将更多权力集中到行政部门。其理由是：战争是一种“例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法律或秩序本身都可以被暂停。战争时期可没空辩论——此时需要统一声音、统一国家、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塑造“统一的行政权”。我们通常假定战争时期对法律与审议的压缩只是暂时的，但若战争无休止持续，“例外状态”便会被常态化。在战时，“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感皆处于危机中，“紧急状态”成为长期、甚至永久的结构。
（四）压缩性时间
“压缩性时间”框架忽略过去与未来，仅关注当下或短期的因果。在此框架中，对过去原因或历史责任几乎完全不予提及。因果时间尺度被压缩，诸如殖民主义、污染、奴隶制等历史责任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与此同时，关于未来后果、当下行为的长期影响或未来的道德责任，也被淡化或忽略。政策焦点集中在眼下、短期与即时影响上。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概念因此才显得如此新颖——因为在短期因果成为主导时间框架的情境中，政策制定者忽视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他们甚至可能延迟面对或解决重要问题，似乎是在假定那个不受欢迎的未来永远不会到来。
（五）预期性时间
在“预期性时间”框架中，未来被视为确定无疑，能够反过来决定当下行动，进而抹除了人的能动性。原本存在的不确定性由于我们对未来的主观确信被转化为确定性：我们“知道方向”，并因此不再将其他选项视为可行。预期性时间框架常通过历史周期叙事显现。例如，“兴衰循环”常将对衰落的恐惧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为了预防未来衰退，大国往往选择先发制人，以威慑或直接打击来确保安全。当想象的未来被制度化为法律或政策时，它就成为“预期性制度（anticipatory regime）”。此时，对未来的主观界定是确信无疑的，尽管其客观存在大量模糊或怀疑的空间。我们不再将未来视为尚不可知但原则上可测量的变量，而是转向投机式预测——不再关心可统计的结果，而是更为关注那些即便未发生也被感知为真实的威胁与希望。在此框架下，可能性变成了“预期”，潜在结果变成了“不可避免”。
表1：预期性时间的两个纬度
（六）预防性时间
“预防性时间”承认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存在。与预期性时间框架相对，预防性时间框架处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方式是：“我们采取行动不是因为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正如Henry Shue所主张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也应当，在概率超过某一最低门槛后，完全不再纠结于其具体概率”。这类情况具有三个特征：①损失巨大；②处于门槛概率（即使无法精确估算，但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仍具有显著意义）；③相较于潜在损失的严重性，预防成本不过分。
预期性时间与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始终根植于当下，但同样也面向未来的风险，以及威胁所蕴含的时间性与紧迫性面向。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不仅来自于过往的侮辱与伤害，更基于对未来挑衅的预测，进而据此被重新定义为“防御性战争”。军事战略之所以成为“预期性制度”，正是因为它本质上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然而，目前的军事威胁感知与战略设计存在偏见，就好像有创伤应激综合征一样：尚未出现的军事威胁或被想象为“即将到来的危险”、现实的威胁，进而增添了战争或动员的必要性。战争的长期代价及战略本身的风险则被大幅折价或忽视。
威慑战略的逻辑是以未来伤害的承诺作为回应攻击的手段。作为一种预期性制度，威慑可能不断升级。意图通过制造恐惧促使对方服从的威慑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目标方在真实地感受到恐惧与愤怒时，可能变得更加强硬。恐惧常激发顽固防御或攻击性反应，而愤怒更会加剧冒险倾向。双方在关注对方有意或无意制造的威胁时，常忽视自己所做的反应实际上也在制造紧张氛围。
例如，911事件迫使美国在一次“政治创伤时间”中制定政策与军事战略。在这一恐惧氛围下，911事件被视为未来袭击的先兆。小布什称：“一群野蛮人已对美国人民宣战。”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说：“世界已然改变，一切如常将不再奏效。”这一恐惧随后被制度化，具体表现为成立国土安全部、推行颜色威胁等级制度，并影响到美国的军事战略。国防部大幅增强了对“微小威胁”的感知与反应能力，哪怕这些威胁未必真实存在。
以伊拉克为例，对该国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怀疑被视作现实的威胁。2003年，时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曾表示：“我们知道他（萨达姆）有制造核武器的基础设施和科学家。他离制造一个粗糙核装置的距离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近——可能只需六个月。问题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他多快能获取核武器。但我们不能等到看到蘑菇云，才发现那就是‘罪证’。”这一逻辑被普遍化，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写道：“如今，我们的敌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首选武器。对于流氓国家来说，这些武器是恐吓邻国与发动军事侵略的工具。”
恐惧从“可能性”变为“紧迫现实”，又变为“内在能力”。“永久危机”的逻辑主导了政策思维。小布什政府进一步表示：“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法承认国家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时，有权进行合法的自卫行动。学者与法官通常以‘即刻威胁’作为先发制人的正当理由——例如对方军队正在调动。”然而，在911的背景下，这一原则被时间与风险的合并逻辑所替代。白宫在2002年表示：“我们必须调整‘即刻威胁’的概念，以适应今日敌人的能力与目标。”这构成了伊拉克战争逻辑的核心：通过压缩时间与风险，把不确定的未来变为可行动的现在，并扭曲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如此，这种逻辑往往使战争一旦开始就难以结束。
类似地，“中国是潜在军事威胁”的观点也越来越被当作“确定事实”。在不少美军高级将领眼中，美中之间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2022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称，美国将“与中国开战”并需做好准备，而国务卿布林肯则说中国“可能以更快节奏”采取行动。2023年初，美国空军将领迈克·米尼汉直言：“我希望我错了，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在2025年与中国开战。”这些预测代表着“时间与风险”的融合过程——可能性变为可能性极大，而可能性极大则被视为确定性。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往往驱使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保全既得优势。
压缩性时间、预期性时间与气候变化
围绕气候变化的时间叙事始终处于混乱之中。早年，我们沉迷于“还有充裕时间”的叙事，认为当前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以从容应对；而在近20年里，主流叙事逐渐转向“我们还有一个行动窗口期”，需要抓住机会减少排放；近年来，叙事更进一步：从“还有时间”变成“时间几乎用尽”，再到“已无时间可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界领导人就已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与事实。美国军方更是长期掌握相关知识并资助相关科学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担心气候变化会在长期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全球地位。尽管政策制定者与石油行业早有充足机会减少化石燃料排放，他们并未以紧迫心态采取行动，反而加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排放的“最佳时机”似乎永远未到。技术乐观主义盛行，人们沉溺于对未来技术修复能力的幻想，从而滋生了延迟应对的惰性与自满情绪。
尽管美国国防部近年来开始承认其需减少排放，并承认战争与备战本身就是气候变化的成因之一，它对气候变化却开始采取“预防性”与“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叙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基本上放弃了“行动窗口期”的叙事，转而接受“为时已晚”的论调。2021年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尽管全球在推动更具雄心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方面取得进展，但当前的政策与承诺仍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气候物理效应将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尤其在2030年后，一些关键国家与地区将面临更大不稳定风险与人道主义危机需求。”该报告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视作“几乎确定的结果”：这种“为时已晚”的叙事——即我们已经越过关键临界点、并注定将承受其后果——如今成为主流。
这些对未来风险的想象还被进一步具体化并“实体化”在地图上。图1来自2021年《国家情报评估》。受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在非洲中部形成一条“脆弱弧形带”。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排放最少的国家，却是最脆弱的。图2是美国国防部绘制的气候变化所加剧的威胁地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种将其与冲突高度相关的预期性叙事正在强化：即气候变化将导致资源冲突。
过去，人们常以“未来尚远”为由，拒绝采取紧迫行动来抑制排放；而如今，未来似乎突然降临，而过去的重要性却被忽视了。这个“被忽略的过去”包括这样一个事实：自18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国家和战争机器的运作方——社会中最富裕阶层——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负有最大责任，而这些气体将在未来数百年继续加剧地球变暖。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历史累积排放中所占比例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却要承受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水资源过多或短缺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然而，全球北方国家在对南方绿色能源的投资上严重不足，其自身减排速度缓慢，对向南方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后果所需资金亦极其吝啬。在这一叙事中，历史排放的道德与因果责任被抹去，人们不再回头看。贫穷国家被要求保持低排放，而富裕国家则保留了许多既得优势。因此，当我们讨论如何为最脆弱人群分配资源、缓解海平面上升、土地干涸或不可逆损失与伤害的影响时，气候变化的时间被极度压缩。我们不能忘记：未来的道德责任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因果责任所塑造的。
图1：美国国家情报局对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评估
图注：图中颜色越深即代表该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越大；图中带有红色斜杠的国家为美国国家安全特别关注的国家。
图2.美国国防部对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外军事基地所面临风险的评估
图注：图上部7个图标从左到右分别代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台风/飓风，洪水，高温，干旱，森林火灾；图下部5个图标从左到右分别代表当地政府对国防援助的需求增加（紫色），海外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需求增加（蓝色），需要恶劣环境下的运输、通信和监控能力（绿色），军事行动环境的改变或受限（黄色），国家间或国内局势不稳定（红色）；USNORTHCOM 美军北方司令部；USEUCOM 美军欧洲司令部；USSOUTHCOM 美军南方司令部；USAFRICOM 美军非洲司令部；USCENTCOM 美军中央司令部；USINDOPACOM 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ARCTIC 北极地区。
结语
本文指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叙事在政治语境中展开，自然时间与文化时间相互渗透，共同塑造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正处于这些关于因果、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叙事中，不同的时间尺度与节奏所交织出的时刻。预期性框架压缩了过去与未来，使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既不承担责任，也已经错过了避免灾难的机会。“紧急状态”叙事则是一种“为时已晚”的叙事，这种叙事很容易被神经生物性的“创伤时间”所吸纳，进而助长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导向以排斥气候移民为名义构建边界与围墙。关于未来衰退与战争必然性的叙事也是预期性时间框架的体现，它们有可能在指引我们走向“注定发生的冲突”之时，削弱我们当下的能动性。因此，我们的紧迫行动应当伴随着对时间的深刻反思——我们如何应对在过去因时间认知而未能及时行动，又如何避免在现在与未来被这种认知驱使做出激进甚至不明智的决策。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生。
校对 | 黄昱恺 唐一尧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曈 李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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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