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战争是一场广泛使用盔甲的战争，两军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披甲率。可是，与之同期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由于火器的发达，使用盔甲的比率却大幅下降。显然，明清战争有着与欧洲战争极为不同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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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是一场广泛使用盔甲的战争，两军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披甲率。可是，与之同期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由于火器的发达，使用盔甲的比率却大幅下降。显然，明清战争有着与欧洲战争极为不同的特殊性质。

明清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盔甲大改革时代，其影响极为深远，却鲜为人知。相反，关于明清盔甲，流行着各种错误说法。基于原始资料辨明真相，正是本文的主旨。

战前盔甲

辽东明军是明廷手里的王牌力量，盔甲配备非常精良。根据《总督四镇奏议》，万历十三年，辽东明军装备的盔甲，主要是“明盔”、“明甲”、“青甲”、“臂手”；某些部队（如辽阳副总兵营）还装备了“铁脸”，也就是铁面具[1]。

所谓“明盔”就是铁盔；“明甲”一般指扎甲，是具有甲片叠加效应的传统盔甲，以绳索串联。明初不分南北，普遍采用扎甲：“凡盔甲，洪武七年，令线穿甲、悉易以皮……浙江沿海、并广东卫所，用黑漆铁叶，绵索穿[2]”。

明早期的盔甲很重。沈周描述四十五斤铁甲光亮如银[3]：“日夜磨淬光似银”、“唯甲所批四十五”。广州出土的明代扎甲（无头盔），采用传统式样，有披膊和裙甲，去除杂物后甲片总重为23公斤[4]，折合约39明斤，原重可能超过40明斤。其94%的甲片厚1.5毫米，另有6%的甲片厚2毫米。

弘治十六年，南方明军的铁甲改为“水牛皮”。到嘉靖时代，浙兵几乎无甲，“身无甲胄之蔽[5]”。崇祯时代，浙闽明军主流穿纸甲[6]。总之，南方明军越来越轻量化。茅元仪解释是因为铁甲在南方容易生锈，加之地形所限，披重甲走路不方便[7]。英宗时代，四川明军也报称“数十斤”铁甲难以在山区行动，请求改为皮甲[8]。

北方明军的铁甲也逐渐减轻。“青甲”，即所谓“青布铁甲”，出现于弘治九年，属于“布面铁甲”（也称“暗甲”），是一种工艺相对简单的盔甲。“青甲”外裹“青布”，内置甲片。用四十斤八两斤铁打造，总重24-25明斤[9]。弘治十三年，马文升对“青甲”做了改进，使用“冷端数百锤”的铁叶，减重至“其甲重十八斤、盔二斤半[10]”。万历后期的《兵录》，记载盔甲用四十五斤熟铁和三四斤钢打造，成品重二十多斤；头盔则用“净铁五六斤”加一斤钢，成品重两斤[11]。重量规格与“青甲”类似。

“青甲”虽然轻便，却被马文升指为防护面积不足。马文升的改进也不彻底。明朝中期的《辽阳时政疏》评价[12]：“明甲可以御敌，青甲不能遮体”。从图样看，“青甲”基本只保护躯干，不保护手，对腿的防护也很有限。“青甲”似乎主要给步兵穿。

万历时代的边军精锐骑兵，还是穿“明盔明甲”。通过《平番得胜图》和《四镇三关志》，可知万历骑兵“明盔明甲”构成为：尖顶旗盔、带长裙甲的身甲、臂手、护项。防御很全面，估计也很重。似乎也有型制类似的布面甲。

万历朝鲜之役，日本人描述明军着红色布面甲，用二寸四方型的白色精铁甲片（日语原文为“钢片”），有臂手，可御刀矢[13]。日本人对明军的盔甲评价很高。

“明甲”与“暗甲”相比，前者的工本要高很多。万历后期的《工部厂库须知》记载[14]，折修二百套“明甲”，不算材料费，仅人工费就要1056两白银，平均一套五多两银；而制造一套重布面甲，人工费只要二两多银。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造暗甲的速度也更快。

失败的“紫花甲”

辽东战争爆发，明廷又向辽东投放大量的“紫花（梅花）布甲”。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工部向辽东运送的盔甲，几乎全是“紫花（梅花）布甲”，多达二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九副[15]，足够给辽东部队每人发三副，成为明军在辽东的绝对主流盔甲。

“紫花布甲”出现于嘉靖后期，称“长身大甲”，以取代“旧式大甲”，似乎比“旧式”更长。但在万历初期，还不怎么用于辽东。《徐显卿宦迹图》描画了“紫花布甲”，是长大的整体式布面甲，甲裙几乎盖到鞋面，对腿脚当有足够防护，却不保护喉部和手臂。当然，喉臂可另外用护项和臂手保护。

“紫花甲”扩大了防护面积，代价是大幅超重。据《工部厂库须知》，造二千五百套“紫花甲”，要用45859斤废铁制成翻倍的“熟建铁”；另外用91718斤成品“熟建铁[16]”。总计用熟铁18.3万明斤，平均每套甲73.2明斤，成品超过四十四明斤，完全回归到明初的量级。

经过辽东实战，“紫花布甲”和“青甲”却恶评如潮。徐光启斥为只保护胸背的“荒铁”盔甲[17]。徐光启当时在推销十二两银子一套的超贵盔甲，对现有盔甲的评价当然要打折扣。可是熊廷弼也说“紫花布甲”无用，甚至没人愿意穿[18]：“京运盔甲不堪，尽置高阁”。

“青甲”的确是“胸背以外，有如徒袒”。“紫花布甲”又如何不堪呢？要知道，虽然“紫花甲”以废铁为部分原料，成品却是用“熟建铁”打造，并非徐光启渲染的“荒铁”。工部为造甲低劣遭到谴责，王在晋出面反驳[19]：“工部所造新甲极其坚整”、“而取诸京库者俱经科道挑选，非真不堪用者也”。

“紫花甲”最大的“不堪”，恐怕是太重。同样是铁甲，“青甲”不过二十多明斤，“紫花布甲”却有四十四明斤，超重一倍多。蓟辽总督题本指出：“（派往辽东）各军之盔甲颇重[20]”。王在晋为工部辩解的同时，也承认[21]：“京中所造多与边上用不相互，且多顽钝，而鲜坚利”。他还进一步解释，“顽钝”笨重的京造甲，要改造后才能用于辽东。可是前线催要太紧，管不得那么多。

穿太笨重的盔甲，根本没法打仗。朝鲜人李民寏在萨尔浒亲眼看到重甲的弊端[22]：“臣于阵上，目睹武人皆不胜介胄，左右支柱，殆难以运动。”与之相比，李民寏却说后金的盔甲[23]：“甚轻捷精致”。试想在萨尔浒的山区，明军步兵要么穿只保护躯干的“青甲”，更多士兵穿着笨重的“紫花甲”，行动迟缓呆滞，难怪会输给盔甲（相对）轻便的后金。

很多人想象“后金重甲步兵”打败了“轻甲明军”，现实却正好相反。盔甲不是越重越好，人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要在重量和防御能力（抗穿性和防御面积）之间找到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笨重的“紫花甲”无疑是失败产品。

明朝以前，太重的盔甲也很难穿。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宋朝“重甲步兵”，实战却“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驰，下令无所取，故无俘获焉[24]”。跑也没法跑，甚至拿不了战利品。宋朝不只有重甲，也有轻便的皮甲和纸甲等等[25]。唐代的扎甲实物，有铁质也有皮质[26]。韩国出土的完整唐甲也是皮质。任何时代，都有一大票穿不动铁甲的兵。

对于步兵来说，即使比“紫花甲”更轻便的铁甲，也不实用。理由很简单：明军步兵要对付来去如风的满蒙骑兵，往往需要长途行军。满蒙骑兵用马来驮运铁甲，不费什么力气。明军步兵无马驮运，穿铁甲可要活活累死。如戚继光所言[27]：“虏兵入中原，（明军）必须随贼向往；向往之时，必用盔甲；而盔甲在身，难以步涉，必用骑乘”。

郑成功军基于与清军骑兵交战的经验，也指出步兵的盔甲运力不如骑兵[28]：“（清军骑兵甲）披挂全身穿带，不下三十筋（斤），虏有马驼，载穿带尤易……今我兵欲以一人穿带三十斤步行，雄壮者步伐不难，痿小者未见其便”。

没有驮马运盔甲，步兵就算赶到战场，也没法打仗。孙传庭率领兵阻截清军，所辖曹变蛟部“未有盔甲，其所披带，惟是壮帽絮襖耳[29]”。孙传庭只好向其他部队借用盔甲，必然要延误战机。

据蓟辽总督题本[30]，萨尔浒战役前后，各地调往辽东的援兵，要载运盔甲、还要确保盔甲在运输中不会损坏，则每三或四个兵必须添加一匹驮马。以八万兵而言，光是运盔甲就要两三万匹马。运输马不如战马贵，可是花钱也不少。辽东战争初期的价格，驿马每天吃三分银草料，按三马一夫的配置，马夫每天又要三分银[31]。三万匹运甲马，一年要花掉四十四万两，还不算草料运费。这对财政无疑是雪上加霜。

尤其是明军越来越缺马。骑兵正马不够，运输骡马更少。这也严重影响了工部向辽东的盔甲运输。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六日报告[32]，出关骡车只有835辆、马夫不过1670人。熊廷弼向工部申请了两万套盔甲，虽然“头运已于二月二十六日出京，至今尚无一出关者”，“各因车辆不敷，在彼堆积”。

蓟辽总督文球也证实，由于运输缓慢[33]：“盔甲亦多损折，虽原来者，强半不堪”。这也是“盔甲不堪”的另一原因：慢吞吞的运输途中，大量盔甲坏掉烂掉了。

这并非夸大。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元年，京师工部运向辽东的三十六万顶铁盔（确数360209顶）和二十六万副“紫花或梅花布甲”（确数261589副），总重超过一千多万明斤。没有庞大畜力根本运不了，只能堆在路上烂掉。

再换个角度，工部短时间拿出这许多盔甲，显然是多年积累的库存，很多早就坏掉了。一些朋友看《四镇三关志》，惊叹于辽镇盔甲之多——也不过是旧甲存库，并非全部能穿。铁岭和开原陷落后，熊廷弼报告[34]：“一应盔甲、弓刀、枪炮等项，为百年之所藏贮、各镇之所搬运者，尽归贼手。”所谓“百年之所藏贮”，就是上百年堆积下来的老库存。

实际上，盔甲很容易生锈或损坏，必须经常更换，或修理旧甲。嘉靖时代，辽东都司一年要造3520顶顿项盔、3200副甲[35]。据万历十三年的辽镇奏议[36]，如广宁正兵营增加“明盔九十五顶，明甲八十五副，青甲一十副，臂手八十副”；再如辽阳副总兵营增加“明盔二十三顶，明甲四十副，青甲一百二十三副，铁脸五百六十面”，另外还“修整过明盔三百顶，明甲一百五十副，青甲一百副，臂手一百五十副。”辽东战争爆发后，熊廷弼又造了“甲盔、脑包臂、手甲梁以四万五千计[37]”，估计是按零件数计算。

后金的盔甲也不是永久能用。天命八年，努尔哈赤一次下令更换三分之一的盔甲[38]。总之，盔甲要常换常新，不能用旧库存凑数。

战争末期，明军运送盔甲依然缓慢。崇祯十三年七月，松锦大战爆发后不久，向祖大寿的前锋镇送去三百套新盔甲（弥补朽坏的旧甲）。兵部行稿记载[39]：虽然崇祯下旨“着星速解交济用”，运输还是要花很多时间，“但此盔甲解运，动辄旬余”。

盔甲改革

“青甲”防护部位太小，“紫花布甲”过于笨重，更无足够驮马来运输重甲。明军、尤其是步兵，急需轻便耐用的盔甲。不穿甲可不行，很容易死于清军的密集箭雨。如《承政院日记》所言[40]：“我国（朝鲜）将士不着介胄，往往赤身赴战，故虽猛士健将，或为（清军）一流矢所毙，诚可痛矣。”

这是明末战争严重依赖盔甲的根本原因。同期的欧洲战争，全是射速缓慢但穿透力强大的火器，不怎么用弓箭。这意味着士兵面临的“火力密度”较小，不穿盔甲无妨，穿了盔甲也挡不了弹丸，于是干脆不穿。而在东亚战场，盛行射速快威力大的角弓，动辄发出密集箭雨，不穿盔甲根本活不了。

其实呢，自战争开始到天启元年，工部还向辽东投放了一万四千副棉甲（绵甲）和纸甲。棉甲重量一般不超过十斤[41]，算是相当轻便。可是与二十六万副“紫花布甲”相比，棉甲和纸甲数量很少。

更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天启二年三月，兵科都给事中蔡思聪上疏，建议“马兵用铁叶甲、步兵用绵楮甲[42]”。有运力的骑兵穿厚重铁甲，无马的步兵穿轻便棉甲。方案为天启帝采纳。从此，明军开启了一场盔甲大改革。同年，毕自严上《抚津事竣疏》，称“独是铁盔铁甲仅造二百副有奇，藤盔绵甲止造五百副有奇[43]”，新造棉甲数量已经超过铁甲。十二月，辽东巡抚阎鸣泰也报告为辽兵“制绵甲[44]”。

“紫花甲”则从明实录消失，代以“（骑兵）铁甲”或“（骑兵）铁叶甲”，估计明军的铁甲也做了改良。

天启大概比较熟悉盔甲。天启七年二月的圣旨，详列拨给毛文龙的一批武器装备[45]，由“亲近”太监胡良辅押送皮岛，内有“全盔五百项、齐腰甲五百副”。齐腰甲是一种步兵短甲，种类繁多，却并非边军主流盔甲，可能比较适合打游击。

到崇祯初，“骑兵铁甲”和“步兵绵甲”已成为辽东明军的基本盔甲[46]。天启七年，追随明朝的朝鲜，也决定采用棉甲。理由差不多：棉甲轻便，适合没有马的步兵，还可以抵御弓箭[47]：“我国（朝鲜）骑兵不多，虽有铁甲，步卒难着。皮甲、纸甲、绵甲，轻于铁甲，而皆可以御箭。”

棉甲虽然轻便，防御效果又如何呢？朝鲜对棉甲的要求，“必须以强弓试射不穿，然后方为可用矣。”明朝也进行了类似实验。崇祯五年，崇祯帝要求测试南兵的纸甲和皮甲，看能否用于辽东。十二月二十八日，工部尚书周士朴献上纸皮甲等，附有题本[48]：“故闽浙之兵皆用纸甲，实不能抵北虏之强弓利锻也。且到京试验，不过二三十步之外，以箭射之，无有不透之理”，“惟披甲实坚便可用”。

崇祯可能亲测了一下，批复说皮甲也“矢镞易透”，且纸甲和皮甲“仍未见轻便利用”。照说皮甲和纸甲很轻。崇祯所谓不够“轻便”，可能是“（手脚）行动不便”。

通过周士朴题本，可知明廷对轻甲的采用标准，于二十到三十步外抵御清军弓矢。虽然不够应付“五步射面”，却能降低中远距离的死伤率。崇祯否定了“矢镞易透”的纸甲和皮甲，棉甲却成了辽东的标准装备，大概经受住了考验。如前文所述，大规模采用棉甲后，朝鲜兵遭受清军箭射，死亡率只有8-17%。明军也往往身中多箭才会致死。一定程度而言，棉甲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有趣的是，按周士朴的说法，纸甲虽然挡不住弓箭，却能对付日本人的鸟枪弹。19世纪后期，欧美军队与李氏朝鲜爆发军事冲突，发现朝鲜棉甲居然挡住了步枪子弹（但棉甲怕火烧）。鸟枪和步枪的动能远超弓箭，却更难击穿棉甲。穿甲学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近代防弹衣的诞生，就是基于棉甲的原理。

总体来说，明末各方虽然认为棉甲不如铁甲，但棉甲也不是那么不堪，大幅减重的同时，满足了相当程度的防御要求。各种轻甲里，棉甲可能也优于纸甲和皮甲。步兵棉甲算是明末比较成功的军事改革。而南方明军普遍穿纸甲，连棉甲都没有，也难怪被入关的清军一击而溃。

明军的铁甲也变了样。看崇祯时代的《行军图》，明军骑兵戴“避雷针”铁盔，着分体布面甲（身甲与裙甲分离），还有护喉、护腋、前挡、护心、臂手，比《平番得胜图》的骑兵甲防护更严密，尤其是多了护腋、前挡。与八旗盔甲没多大区别。据崇祯六年的宣镇题本[49]，上述辅甲的称谓是“遮挡（前挡）、遮窝（护腋）、护项（护喉）、臂手”。出土暗甲片厚度多为1-1.3毫米；明甲片0.8-1.4毫米，推定明末盔甲全重在二十到三十明斤左右。

万历初期，臂手似乎和“明甲”搭配[50]。崇祯时代，臂手也配暗甲。据崇祯十三年的辽镇[51]和宣府镇档案[52]，只有镇标兵配臂手。孙承宗的车营编制，管队和车正也有臂手[53]。总之，明军的臂手限定于较小范围装备，或为财政困难，或是多数士兵手臂不适应。据《兵录》，一副铁臂手重五、六斤。纸甲也有“纸臂手”[54]。

总体来说，由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明朝在盔甲上花了很多冤枉钱。“紫花布甲”在万历后期每套造价四两四钱银[55]。这废品般的盔甲，竟送了二十六万副去辽东。上百万两白银和大量人命，就这样打了水漂。

天启对盔甲颇为热衷，一次就发了十五万两内帑造甲造械[56]。盔甲改革前后，天启二年一套盔甲（铁甲和棉甲均价）要五两银[57]，不比万历朝更便宜。崇祯初期，孙承宗《条次东西边镇疏》记铁甲一套造价为三两八钱白银、绵甲一套造价二两白银（以上可能不含头盔），臂手一副五钱银[58]。铁甲还是比绵甲更贵，但绵甲也不是特别便宜。崇祯十年，卢象升在宣大地区造甲三千副，只要九千两银[59]。价格似乎有所降低。从价格来推算，明末铁甲基本都是暗甲为主。

在崇祯时代，虽然盔甲价格有所降低，利用造盔甲捞钱搞鬼的事情还是不少。如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疏称[60]：“三厂所造盔甲器械绝不堪用”，要求采用新式样。四个月后，袁崇焕又“请给步兵绵甲[61]”。如前所述，早在天启二年，步兵绵甲已成定制，袁崇焕似乎有炒冷饭糊弄新皇帝的嫌疑。

袁崇焕还煞有介事的说，以前没人敢指出三厂盔甲不好，似乎是他第一个揭露了真相。这也是胡扯。从万历到天启，说厂部盔甲不好的报告和疏言多得是，盔甲也一直在改进。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离谱。袁崇焕于九月派专人打造新盔甲。袁崇焕被捕后，项目继续经费继续，也继续由袁崇焕委派的专人负责。可是拖了将近四年，也没见新盔甲完工。崇祯六年，明廷派锦衣卫查问，银两和甲叶全都不见了[62]：“前领打造银两竟无销算，所解盔片甲叶全无的数”。

后金满清集团的盔甲

女真人不像蒙古人那样为缺铁而发愁。因为他们地盘有大量优质浅铁矿，制造盔甲比较容易。这也是女真集团压倒蒙古人的一大优势。建州女真颇为他们的盔甲而自傲。早在1595年，当着朝鲜使节的面，建州女人就拿出头盔来炫耀[63]。

努尔哈赤时代，后金的盔甲分为[64]：重甲（ujen uksin）和轻甲（uweihuken uksin）。推测“重甲”可能是明甲（扎甲）、“轻甲”则是“暗甲（布面铁甲）”。

这方面证据很多。比如镶黄旗汉人副将王子登向毛文龙吹嘘[65]：“（后金）有明甲诸申（满人）两万，暗甲及守城诸申共八万。”数字或有夸大，却透露了后金的盔甲型制。

逃回明朝的汉人也说[66]：“（清军）每牛鹿（牛录）挑披明甲达子十名、披暗甲达子二十名。约有二万余骑”。所谓明甲和暗甲都是铁甲，此处所言明甲和暗甲又都是骑兵。满清入关后，“顺治五年题准马兵各给铁盔甲一副[67]”，进一步证明满清骑兵全部穿铁甲。

所谓“明甲达子”，就是“摆牙喇”。朝鲜使节郑忠信有详细描述[68]：“别抄者（“摆牙喇”），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清初也明确记载：“马甲（普通骑兵）明盔暗甲，大摆呀喇明甲[69]。

其实在满清入关前，满语所谓“甲（uksin）”或“披甲”（uksin i niyalma），基本就是铁甲。与“棉甲”（olbo，本质是厚棉衣）有明确区分。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步兵也穿铁甲。朝鲜使者说后金骑兵着“长甲”、步兵着“短甲”[70]。所谓“长”，或指骑兵“甲裙”、或是整体布面甲（有努尔哈赤的整体布面甲存世，虽然可能是乾隆时代的仿制品）。步兵为了行走方便，往往没有甲裙或加长甲身。《满洲实录》插图就有无甲裙的短甲（布面铁甲）的步兵形象。

明清战争爆发后，到处传言后金盔甲精良。徐光启就听人说[71]：“言贼兵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军官程子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所谓后金盔甲用炼铁锻造，铁叶成品重三两[72]：“始以石炭、继以马粪；淬以药水，或淬以猪羊之血；每一甲片以八两为率，五人持锤冷端继下，不令偏胜，炼至三两而止”。

徐光启和程子颐对后金盔甲的渲染吹嘘，很多是“道听途说”，颇有些夸大其词。举个例子，程子颐极言后金一副甲“工价四十金”，比明朝几两银子一副的盔甲豪华太多。可是《满文老档》却记载[73]，“钉制”牛录额真或备御盔甲，不过给银二钱；“钉制”代子备御和千总盔甲，只给一钱；官甲十副，共给银一两。明朝人根本不理解，后金的奴隶体制下，造盔甲武器之类花不了多少钱。

可是后金的盔甲确实很精致，如李民寏所言[74]：“甚轻捷精致，常用磨练，故临阵照耀”。这显然是描述明甲，却以“轻捷精致”来形容，应该不会太重，很可能是量身定做。程子颐说每个“摆牙喇”都有专人奴隶负责盔甲，这倒可能是真的。而明军不可能给每个骑兵发个奴隶来制造或维护盔甲，只能制定几个粗略尺寸集中生产。

清军的铁甲到底多重呢？1657年，郑成功军在福建罗源击败满洲正黄旗骑兵，缴获了一批“全身披挂是铁”的盔甲，重量为“披挂全身穿带，不下三十筋（斤）[75]”。所谓的“皇太极御用甲胄”，有头盔、臂手、蓝缎布面铁甲、裙甲，总重约12.25公斤。

综上所述，全面防护的清军铁甲，重20-30明斤，当然比“紫花甲”轻便。估计和改良后的明军布面甲重量差不多。

满清入关之初，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看到[76]：“（清军）铠甲也像日本一样用铁片做的，是把铁片缝接起来的”。似乎是描述布面铁甲。崇德三年的满文档案，透露了清军盔甲的更多细节[77]：“军士盔后及甲背，俱书号记。盔耳叶皆用圆铁叶”。

残存的明朝档案，也有一些关于清军盔甲的记载。如崇祯二年十二月，神机五营遭遇四十多名后金兵，斩首十二级，缴获马十一匹、骆驼一头、盔十一顶、甲十四副、弓三张、刀两口[78]。看来后金的盔甲配备率很高。

崇祯十三年九月九日，吴三桂在松山阵获“夷级三颗、夷马十六匹、绣蟒盔甲三顶副，甲裙臂手俱全[79]”。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明军又缴获[80]：头盔十二顶（金盔六顶）、身甲十二副（披绣甲一套、“绣蟒叚布甲”或称“蟒甲”十一套）、裙甲十副（其中五副标明为“布甲裙”）、臂手十二副。

以上所获盔甲，基本构成都是：盔、身甲、裙甲、臂手。清军的臂手配备率似乎很高，身甲也多有蟒绣。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日[81]，吴三桂在双树铺击败清军骑兵，至少缴获头盔21顶（金盔1顶、银盔8顶、铁盔11顶、未说明型号盔1顶）、“蟒叚布甲”25副、未说明型号甲1副、裙甲2副、臂手1副（原件残缺，数字不完全）。

据满清《实录》，在双树铺被打败的清军属于“前锋兵[82]”。所谓“前锋兵”是摆牙喇中的精锐，算是清军最强部队。吴三桂所获21顶前锋头盔，有9顶镀金镀银，非常豪华。可是，身甲却全是布面甲，并不是摆牙喇常见的明甲。

满洲兵的盔甲很精良。八旗汉兵又如何呢？努尔哈赤有明确命令[83]：“其新造甲良甲，给我军（满洲兵）用。旧且劣者给汉人用之”。可见在努尔哈赤时代，汉兵只能穿低劣旧甲（当为铁甲）。

对蒙古兵，努尔哈赤给的待遇要好一些[84]：“来归之蒙古人，优者服良甲，劣者服次甲。乃犹如我军（满洲兵），盔尾甲背，缀字为记”。比较特别的是，给蒙古人的盔甲，往往来自缴获。“遣人往广宁，修理汉人之甲，以给蒙古人等”。在后金看来，明朝的盔甲并不低劣，也有“良甲”。

关于清军的棉甲（olbo），笔者的看法，早期就只是棉袄而已，可以罩在铁甲上增强防护。天启二年，明军启动步兵穿绵甲的大改革。第二年即天启三年，山海抚臣张凤翼塘报[85]，说后金也在“制造九斤绵甲”。据此推测，后金的正规棉甲，其实是追随模仿明朝。

但在努尔哈赤时代，“专业绵甲”依然只是“附加甲”。如前所述，满语里“棉甲”（olbo）根本不算“甲”，铁甲（uksin）才是甲。

皇太极时代有了只穿棉甲的兵。天聪七年（1633）七月一日，后金挑选1580个汉人当兵，发的是棉甲[86]，可能是步兵。但满人步兵（步弓手）似乎还是穿铁甲为主。从满文战报档的记载看，直到明清战争最后阶段，“披甲人”和“棉甲人”依然是不同的[87]。

现存的明军战报，缴获清军盔甲基本都是铁甲。但有一个例外，即崇祯十二年山东武定州之战，击退清军后，缴获铁盔52顶、铁身甲17副、绵盔15顶、绵身甲26副[88]。怀疑这一仗出现了清军汉兵。

满清入关后，于顺治五年明文规定[89]：“题准马兵各给铁盔甲一副……步兵均作三分……三分各给棉甲一副”，也是“骑兵铁甲、步兵绵甲”的模式，与天启二年以来明（边）军的盔甲模式完全一样。

需要指出，满清的“棉甲步兵”，限定于“弓箭手、鸟枪手、长枪手”，没有给炮兵披甲。而辽东明军在崇祯十六年组建新部队[90]，只给弓手发盔甲，火器兵（操作灭虏炮和三眼铳）则没有盔甲。明军或许有财政困难和盔甲筹备不及的因素。但两军显然都认为，给火器兵（尤其是远程火器）发盔甲的优先顺序低于弓兵。

孙承宗的态度变化，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天启二年，孙承宗还计划给包括火器兵在内的所有士兵配盔甲[91]。可是按照他的车营编制，6115名官兵却只有2628副盔甲[92]。孙承宗大概指望火器兵都躲到木车里。

一般而言，明朝军队所谓“战兵”或“堪战之兵”，就是能穿盔甲上阵的兵。这与清军“披甲”的概念很相似。明末边军和清军，披甲兵一般占总兵数的30-50%左右。关于“披甲战兵”的话题，我们以后再展开谈。

[1] 《总督四镇奏议》

[2] 《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十二

[3] 《客座新闻·边军劳苦》

[4]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307页

[5]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6]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八十一册 63页

[7] 《武备志》卷一百五

[8] 《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八

[9] 《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十二

[10] 《端肃奏议·为成造坚利甲兵以防虑患事疏》卷八

[11] 《何大将军兵录》卷六

[12]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九

[13] 《日本战史 朝鲜役·附记第一 兵制兵器及筑城》22页

[14] 《工部厂库须知》卷八

[15]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

[16] 《工部厂库须知》卷八

[17] 《徐光启集·卷三·辽左阽危已甚疏》

[18] 《熊廷弼集》564页

[19] 《三朝辽事实录》151页

[20] 《丛书集成续编 第243册 筹辽硕画》399页

[21] 《三朝辽事实录》151页

[22]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50页

[23]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42页

[24] 《要录》卷一百三十九

[25] 《武经总要》前集 卷十三

[26] 《中国古代兵器图集》192页

[27] 《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

[28] 《从征实录》

[29] 《孙忠靖公全集》卷六 317页

[30] 《丛书集成续编 第243册 筹辽硕画》399页

[31] 《三朝辽事实录》54页

[32] 《熊廷弼集》505页

[33] 《丛书集成续编 第243册 筹辽硕画》400页

[34] 《熊廷弼集》307页

[35] 《全辽志·卷二兵政》62页

[36] 《总督四镇奏议》

[37] 《熊廷弼集》495页

[38] 《旧满洲档》册3 1307页

[39] 《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6页

[40] 《承政院日记 仁祖五年·五月十二日》

[41] 《涌幢小品》卷十二；《餐微子集》

[42]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

[43] 《石隠园蔵稿卷五·抚津事竣疏》

[44]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九

[45] 《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三 2991页

[46] 《孙承宗集》下 1189页

[47] 《承政院日记·仁祖五年》

[48]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八十一册 63页

[49]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 97页

[50] 《总督四镇奏议》

[51] 《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下 13页

[52] 《明清史料·丁编》下 631页

[53]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3辑·督师纪略》208页

[54] 《何大将军兵录》卷六

[55] 《工部厂库须知》卷八

[56]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十五

[57] 《石隠园蔵稿卷五·抚津事竣疏》

[58] 《孙承宗集》下 1189页

[59]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卢象升疏牍》卷七 153页

[60] 《崇祯长编》卷二十一 1283页

[61] 《崇祯长编》卷二十五 1449页

[62]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八十三本 58页

[63] 《建州纪程图记校注、汉译鞑靼漂流记 清初史料丛刊10 12》28页

[64] 《满文原档 第二册 昃字老满文档册》99页

[65] 《满文老档》892页

[66] 《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492页

[67] 《康熙本大清会典 卷之一百六十·军器》

[68] 《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

[69] 《广阳杂记》卷一

[70]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42页

[71] 《徐光启集·卷三·辽左阽危已甚疏》

[72] 《武备要略》卷十一《奴酋兵制图说》

[73] 《满文老档》240页

[74] 《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建州闻见录》42页

[75] 《从征实录》

[76] 《建州纪程图记校注·汉译鞑靼漂流记 清初史料丛刊10 12》57页

[7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 365页

[78]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六册 396页

[79]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37册 435页

[80] 《明清史料·乙編第四本》311页

[81] 《明清史料·癸編第三本》264页

[82] 《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794页

[83] 《旧满洲档》册三 1307页

[84] 《满文老档》350页

[85] 《餐微子集》

[86] 《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199页、《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 24页

[87]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4册 32页

[88] 《武定州志·军旅卷十·山东巡抚颜继祖御虏特疏》18页

[89] 《康熙本大清会典 卷之一百六十·军器》

[90] 《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 560页

[91] 《孙承宗集》中 823页

[92]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3辑·督师纪略》208页

来源：朱世巍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