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 ▎四世班禅生平及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之关系

摘要：才让，1963年生，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主任。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

才让，1963年生，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主任。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等。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藏学》(杂志)学术委员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成译圆晖《楞伽经疏》残卷的整理与还原”。主编大型资料集成《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主编《俄藏龟兹艺术品》《民族史论丛》《西北宗教论丛》等。专著《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获第二十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中国藏学“珠峰奖”汉文专著类二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世班禅生平及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之关系

才让

内容提要：四世班禅精通佛学和传统文化知识，他担任扎什伦布寺住持，使该寺成为班禅活佛系统执掌的主寺；同时，他对四世达赖倾囊相授，担任拉萨祈愿大法会首座，维修大昭寺和甘丹寺灵塔殿金顶，成为格鲁派的领袖人物。此外，他还是五世达赖的上师，协助五世达赖的政教事业，并首倡与关外的清政权建立联系，参与觉囊派改宗等事。四世班禅为格鲁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确立了班禅活佛系统在格鲁派中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四世班禅；扎什伦布寺；四世达赖；五世达赖

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B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不仅是班禅活佛系统形成史上的关键性人物，也是格鲁派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四世班禅著有自传，内容虽然以弘法为主，但也涉及不少历史事件，结合四世达赖和五世达赖的传记，可更加深入地了解四世班禅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明了在四世达赖和五世达赖成长过程中四世班禅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及其对西藏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1]。

一

给四世达赖传法并任拉萨祈愿大法会首座

《四世班禅自传》详记其本人的成长经历：他既精通格鲁派传承的显密佛学和西藏地方人文历史，获得各种法脉，擅长写作，又有寺院管理才能，积极为寺院的发展而奔走；个人所得资产均用于寺院的建设和对僧众的供养，不谋私利，这使其社会影响日著；从金鼠年(1600)被推举为扎什伦布寺堪布起[2]，逐渐成为后藏地区格鲁派的领袖人物。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出生于漠南蒙古俺答汗家族，14岁时被迎请到西藏。四世班禅作为格鲁派在后藏的领袖人物，曾带领寺院上层前往哲蚌寺朝拜。据《四世达赖传》记载，当时的甘丹赤巴根敦坚赞推荐班禅担任四世达赖的经师，认为班禅精通佛学，年富力强，能胜任经师之职。也有人提出了另外的人选，但经过四世达赖和总管之商议，最后选定了四世班禅。哲蚌寺上层选择四世班禅给云丹嘉措传法，也是基于他的宗教影响和社会地位。四世班禅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无疑提高了他在格鲁派中的地位，使其社会影响扩大到以拉萨为中心的卫地(dBus，又称前藏)地区。因几世达赖喇嘛均驻锡哲蚌寺，哲蚌寺俨然成为格鲁派在卫地的权力中心。由于四世达赖出身蒙古贵族，四世班禅的宗教影响力自然也波及到了蒙古地区，前往西藏朝佛的蒙古贵族逐渐形成必到后藏朝拜班禅的习俗。《四世班禅自传》所载先后来后藏朝拜班禅的蒙古首领，遍及漠南、漠北和漠西等地，举不胜举。

火羊年(1607)四世达赖受邀赴扎什伦布寺。据《四世达赖传》，班禅带领全寺僧众到很远的地方迎接四世达赖喇嘛，互相致敬，“达赖喇嘛向僧会布施，向经师班禅仁波切奉献百种礼品等厚礼。驻锡扎什伦布寺期间，向一切部和坛城之主班禅仁波切洛桑曲吉坚赞听受了许多灌顶、教法”[3]。这也是四世达赖首次赴后藏，深入第斯藏巴统治的核心区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土猴年(1608)，受后藏第斯仁波切(又称第斯藏巴或藏巴汗，此时之第斯即噶玛彭措南杰)之请，四世班禅到香莫日沃格浦寺（Shangs mod ri bo dge ’phel）传法。可见，四世班禅此时与第斯藏巴之间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往来关系。金猪年(1611)，受哲蚌寺之请，四世班禅给四世达赖等传金刚鬘灌顶。从水牛年(1613)起至土马年(1618)间，四世班禅每年担任拉萨祈愿法会的首座。祈愿法会是由宗喀巴发起的，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僧众大型集会祈愿活动，是当时格鲁派主办的最盛大的宗教节庆。祈愿法会的首座是宗教地位和社会荣誉的象征，一般由甘丹赤巴或达赖喇嘛担任，四世班禅被请为首座，足见其在格鲁派中已具有崇高的地位，深得四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之信任和推崇。

木虎年(1614)，四世班禅担任亲教师，给四世达赖授比丘戒，并给哲蚌寺僧传法。《四世达赖传》中言，四世达赖对四世班禅非常尊敬，东科尔活佛不敬班禅，达赖喇嘛推迟为其传法，逼东科尔活佛去顶礼四世班禅。木兔年(1645)四世班禅给前来扎什伦布寺的东科尔活佛绛央嘉措等人授出家、比丘戒等。

火龙年(1616)12月，四世达赖突然去世，《四世班禅自传》中只言“因突发之缘而去世”。四世达赖的离世，使格鲁派内外交困，人心不宁。面对困境，四世班禅勇挑重担，在哲蚌寺等寺院上层的请求下，一度担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堪布。他在《四世班禅自传》中很谦虚地言，自己仅仅是名义上担任[4]。之后，在哲蚌寺驻锡期间，传法授戒，稳定局面，旋即受邀赴阿里地区，朝礼冈第斯山、玛旁雍错湖、托林寺(mTho lding)等，受到古格王朝等地方势力的尊崇。

当其返回扎什伦布寺时，哲蚌寺和色拉寺因受到后藏军队的攻打而凋敝不堪，为了帮助哲、色二寺度过困难，四世班禅给二寺供饭、施金各五次。金鸡年(1621年，《四世班禅自传》中此将事置于金猴年，即1620年)初秋，蒙古军队前来协助格鲁派，与第斯藏巴噶玛丹迥旺布(1621－1642年在位)的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四世班禅奉第斯之严命，参与调解此事。期间，驻锡哲蚌寺，他将哲、色二寺视为格鲁派教法的命根，遂大献供养，并修复遭损毁的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灵塔。《四世班禅自传》言蒙藏军队在拉萨药王山一带发生冲突，当蒙古骑兵即将第二次冲锋时，四世班禅向蒙古首领拉尊(其名为lHa btsun chung ba Blo bzang bstan ’dzin，拉尊琼巴罗卜藏丹津)献丰厚的财物，极力恳求停战，蒙古军遂停止了攻击。在四世班禅的协调下，双方在大昭寺签订了协议，并言大昭寺的“总祭”(sPyi mchod)权献给了班禅[5]。四世班禅称此举救护了近十万军队的生命，堪称自己此生中的“善好行传”[6]。《五世达赖自传》虽然没有将功绩归在四世班禅一人身上，但其参与调解的人员中，四世班禅排名第一位，显然他得到交战双方的敬重，尤其是蒙古方的认可，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格鲁派中是稀有的。

二

认定达赖转世灵童及大昭寺管理权之争

在认定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方面，四世班禅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至金鸡年(1621)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已五岁，但尚未认定，原因是在灵童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个别贵族甚至造势，言自家的孩子是四世达赖之转世灵童。“当时，格鲁派的上师中，年长者是扎什伦布寺的班禅仁波切和下密院的夏仲贡却群培二人，经适宜的商议后，二位上师赴北方热振寺，在觉沃绛贝多杰(意译妙吉祥金刚，指文殊菩萨-译者)像前，进行糌粑团子卜，占卜的结果落到我身上，遂予以认定”[7]。但不知何故，如此重要的事件在《四世班禅自传》中未有记述。学界还流传一种说法，言第斯藏巴噶玛丹迥旺布不让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因班禅治愈其疾病，并趁此说情，才同意寻找，但此事在《四世班禅自传》和《五世达赖自传》中均未见记载[8]。

水猪年(1623)，四世班禅出资并负责修缮大昭寺金顶，将原金顶拆除后重建。火虎年(1626)赴甘丹寺，甘丹寺灵塔殿金顶因年久失修，开始出现漏水，寺方与班禅协商，寻求解决的办法。为此，请四世班禅担任了甘丹寺绛孜(Byang rtse)院的住持。土蛇年(1629)起，四世班禅冲破阻力，积极奔走，号召弟子们募捐资助，不到半年间便完成了拖延五六年的甘丹寺灵塔殿金顶重建工程，新建金顶形色美丽，与日争辉。四世班禅在给五世达赖传法的同时，顺利修缮了大昭寺、甘丹寺灵塔殿，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据《五世达赖自传》水猴年(1632)，四世班禅奉第斯藏巴噶玛丹迥旺布之命，与哲蚌寺协敖一道调解了与蒙古人之纠纷。但是不久，四世班禅与哲蚌寺间围绕大昭寺的管辖权便出现了裂隙[9]。

《五世达赖自传》言，大昭寺在热绛巴曲贝管理下，内部矛盾重重。哲蚌寺准备将管理权收回，但在如何收回方面出现了争议。协敖(即哲蚌寺总管)决定不依靠蒙古(指阿喀岱青A kha’i da’i chin)和第斯的势力来解决，于是派人到扎什伦布寺发放布施，请求班禅按药王山的协定，将大昭寺交回哲蚌寺一方[10]，并表示以更优厚的待遇来侍奉班禅。但班禅未立即表态，显然热绛巴是班禅系的人。哲蚌寺一方又向第斯噶玛丹迥旺布请求，最终第斯同意将大昭寺归还哲蚌寺。《四世班禅自传》中，对此事之来龙去脉没有明确的说明，但表达了十分不满的心情。言早在修甘丹寺金顶期间，与扎什伦布寺上层协商过邀请五世达赖至扎什伦布寺事，并言完成大小昭寺金顶的修缮后，“为了扩大化身活佛(sprul pa’i sku，指达赖喇嘛，此处未使用‘遍知’等尊称-译者)的事业，准备邀请至扎什伦布寺后，有将本人所负责的一切内外事务届时奉献之想法，此不同一般之心意却遭到了践踏”[11]。显然，四世班禅在为自己辩解，他本准备将大昭寺管理权及所担任的祈愿法会首座交付给达赖喇嘛，但还未来得及，对方就已采取了强行措施。四世班禅引述萨班等人之言论，及《上师五十颂》和历史故事等，对此事多有讥讽，认为违背了师道。言：“我等虽未产生猛厉的嗔恨、混乱、心意不安、仇恨的心理，但因誓言起了隔阂，不免生悲悯，及略微的恐惧。”[12]可见，此事对班禅造成了伤害。

哲蚌寺之所以收回大昭寺的管辖权，旨在扩大五世达赖的影响，使其尽快能够主持祈愿大法会，担任首座。果然，之后连续三年间的祈愿大法会均由五世达赖主持。《四世班禅自传》还言，因为此事，四世班禅还将甘丹寺绛孜院住持一职当即辞去，并言虽经甘丹寺所有僧众多次请求，但未能赴任甘丹寺法座(又称“甘丹赤巴”)[13]。哲蚌寺一方虽未有意削弱班禅在拉萨的影响力，但为树立达赖喇嘛的威信，不得不如此。

后来哲蚌寺一方主动示好，双方的关系渐得缓和。火鼠年(1636)，哲蚌寺的协敖带蒙古代表前去后藏白浪(Pa rnam)，与第斯藏巴的臣僚签署协议，需要一位作证的喇嘛，遂就近邀请了四世班禅。为了进一步弥合双方的关系，协敖又赴扎什伦布寺，“在所带大宗礼品上，又从内部借了一百钱黄金，禀告(班禅)后奉献，并赴僧众大集会上献上忏悔词。出现师徒二人怨恨消除并十分圆满的结局”[14]。《四世班禅自传》言：“以前因大昭寺之事，各个公干人员之所作，出现了极为不好的现象，但遍知化身(指五世达赖-译者)践行‘译师依止二上师，但汝仲杰唯依吾’之(前辈)行传，以此之故，再加囊素索南曲培恐惧自身之果报。……复次，在扎什伦布寺大聚会上，如理作真诚忏悔，使缘起和安乐得以圆满。”[15]协敖索南曲培(又名索南饶丹)不仅给四世班禅行礼，还在扎什伦布寺僧会中，如实进行了忏悔。可见，此时四世班禅将哲蚌寺实权派索南曲培视为产生矛盾的主要责任人。

据《五世达赖自传》，因冰释前嫌，火牛年(1637)年底，四世班禅被请到拉萨给五世达赖传法，内容包括宗喀巴的文集、第一世达赖的戒律著作、玛尔巴道歌、米拉日巴道歌、布顿所作《胜乐教法源流》以及15种金刚灌顶法等。次年(1638)3月5日，在大昭寺，由班禅担任亲教师，给五世达赖授比丘戒。返回时，协敖一直送到聂塘地方。《四世班禅自传》言他被请到拉萨后，固始汗给他献了二千两白银等物，他则给固始汗传授除障碍之灌顶等，后又给五世达赖传授了宗喀巴大部分著作的教敕，并赴甘丹寺传法，复返甘丹康萨殿，给五世达赖传授金刚鬘灌顶，4月初5日授比丘戒。两部传记的记述略有差异，《五世达赖自传》未言班禅给固始汗传法事。

四世班禅的拉萨之行，可以说加强了双方的关系，四世班禅得到了哲蚌寺一方的敬重，又得到固始汗的供养，并成为其上师。这样四世班禅在前藏的影响得以延续，其宗教地位也得到固始汗的认可。一般推测，四世班禅此次拉萨之行，必与五世达赖、固始汗讨论时局，并决定日后的方针，甚至认为四世班禅是主导者。但《四世班禅自传》中对此并无点滴记述，五世达赖喇亦未提及。两部传记均反映出，四世班禅并未参与格鲁派上层集团与卫拉特蒙古间之间建立联盟的行动计划[16]。

三

参与调解第斯藏巴与固始汗之冲突

《五世达赖自传》言金龙年(1640)四世班禅在拉萨甘丹康萨殿与五世达赖共度新年，此年的祈愿大法会由四世班禅主持，“按祈愿大法会上诵读班禅仁波切所著藏第斯祈寿愿文的要求，协敖虽负责实施，但僧众不愿诵读，只有领经师一人念诵，如同在应考一般，使藏巴的代表显得没有面子”[17]。说明相比于前藏的格鲁派寺院，班禅为首的扎什伦布寺与第斯藏巴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不仅有往来，而且班禅还给藏巴汗写过祈寿愿文。此时正处在格鲁派集团与藏巴汗间斗争日趋激烈的时期，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团结，也意味着前藏和后藏两大区域的格鲁派力量间有所凝聚。

金蛇年(1641)，固始汗进兵康区之际，第斯噶玛丹迥旺布在扎什伦布寺旁兴建一座大寺院。《五世达赖自传》言其等在扎什伦布寺后山上采石，石头从山上滚下，砸坏了札寺之僧舍，令班禅不安，正好被固始汗派来的代表所目睹。因此，固始汗认为班禅处境危险，遂给达赖喇嘛等去信，要求以大王妃年事已高，不能去后藏为由，将班禅请到拉萨。协敖等表面做如此宣传，暗地里给班禅送信，让其到前藏。班禅收信后立即起程，到仁蚌(Rin spungs)时，受到噶玛丹迥旺布的劝阻而未成行。《四世班禅自传》中，未言固始汗等人的计划，而是说大王妃年事已高，不能来扎什伦布寺，达赖喇嘛和固始汗极力要求班禅赴拉萨，并求得了噶玛丹迥旺布的同意，未选时日，4月18日班禅就从寺院出发了，但到达仁蚌时，噶玛丹迥旺布以蒙古兵抵达当雄(’Dam)为由，逼迫其返回。不久固始汗用兵后藏，与噶玛丹迥旺布决战，班禅途中也与蒙古军队会和。《四世班禅自传》中委婉地说，并不是他对第斯藏巴有背叛之心，而是因其在扎什伦布寺附近建大寺，高耸的围墙建在扎什伦布寺的背面，众多谣言之辈称第斯所建寺院为“札什思南”(bKra shis zil gnon，意为“镇伏扎什伦布寺”)[18]，因此自然被人们认为班禅等参与了密谋，而这正是引来蒙古军队之根本原因(Sog dmag ’dren pa’i rtsa ba)。班禅言自己给蒙古汗王、管家(phyag mdzod，应指索南曲培)等没有写过一封信，三宝可鉴之。时噶玛丹迥旺布君臣要求班禅说和，签订协议，班禅亦对固始汗提出严厉要求，固始汗口头虽说要签订七年之约，但实则根本未考虑班禅的意见，还请班禅赴了哲蚌寺。可见，老谋深算的固始汗将班禅送到拉萨，不仅使其离开是非之地，也免得班禅替噶玛丹迥旺布一方求情。班禅在拉萨住了两个月，期间曾给五世达赖传法。后来，战争出现反复，班禅于金蛇年(1641)十一月，受后藏一方和汗王之邀(《五世达赖自传》中言是第斯一方的一再要求)，前去参加协议的签订，但到达后藏后，因噶玛巴等其他调解人未到，调解之事作罢，班禅滞留在岭噶宗(Gling dkar rdzong)一个半月。不久，噶玛丹迥旺布被俘虏，固始汗取得胜利。《四世班禅自传》中言，自己对第斯仁波切除了救命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后来又送去了饮食。

固始汗取胜一事，在《五世达赖自传》的记述中充满了欢庆的笔调，而在《四世达赖自传》中却代之以忧虑之情，显得十分伤感，班禅还为此写了一首悲天悯人的道歌，感慨世间的圆满如同梦境一般幻而不实。水马年(1642)，受固始汗之邀请，达赖喇嘛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之后，在第斯噶玛丹迥旺布的城堡桑珠则的大厅中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言难以数计的蒙藏人士聚集在那里，固始汗向五世达赖献礼，“(汗王)宣布将日喀桑珠则(gZhis ka bsam grub rtes，简称日喀则)为首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奉献”[19]。《五世达赖自传》中未言班禅是否参与此次盛会，《四世班禅自传》中甚至未提及这一重要的活动，似乎也说明他未参加这次重要的庆典。之后，五世达赖在扎什伦布寺大经堂讲授《祖师问道语录》，并参加了班禅主持的善逝八塔的开光法事，共同向他人传授比丘戒。《四世班禅自传》中未提及五世达赖讲经、授比丘戒等事，亦未言及五世达赖返程事。总之，对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之后，记述有自己于水马年(1642)6月2日担任夏鲁寺(Zha li)堪布事。但据《五世达赖自传》言，当他从后藏返回哲蚌寺时，第斯噶玛丹迥旺布的支持势力噶尔巴(sGar pa)等发动叛乱，后藏的南木林宗(rNam gling)、仁蚌宗等失手，班禅大师派人将自己的亲笔信送到拉萨，以告知此消息。当固始汗平定后藏、工布的叛乱时，在噶尔巴的厨师身上，搜出噶尔巴的密谕，内称要杀掉固始汗，将班禅和达赖关进工布的监牢。《四世班禅传》中记述有叛军对寺院等的破坏，但言自己曾到南木林，进行了调解，并提及哲域吉蔡(’Bras yul skied tshal)的人攻打仁蚌事。因见到己方和他方众多人士的作派，心生悲情，遂作道歌一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世班禅在自传中，对固始汗灭第斯噶玛丹迥旺布一事，处处表现了谨慎的一面，至少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表达出了对第斯噶玛丹迥旺布的维护态度，希望双方签订协议，解决争端。说明在固始汗进兵消灭第斯噶玛丹迥旺布政权一事上，班禅并不是格鲁派一方的决策人物，或者说他并不知晓其间的内幕[20]。同时，他也似乎在表现出一种中立的立场，这也许与作为佛教高僧的行为准则是相适应的，故此有些隐情未在自传中披露。四世班禅虽然小心谨慎，但从《五世达赖自传》看，敌对方仍将四世班禅视为格鲁派的代表人物和眼中钉。

四

首倡与未入关的清政权建立联系并给固始汗做法事

固始汗消灭第斯噶玛丹迥旺布之前，清朝尚未入关，西藏一方就与清政权间建立了联系，而首倡者就是四世班禅。《四世班禅自传》云：“车臣绰尔济(Se chen chos rje)以前来时，曾言诺尔干恰(Nor gan cha)之后代居尔济特之国王(sByor jid kyi rgyal po)，除喀尔喀(Khal kha)、卫拉特(O rod)外，统辖有所有蒙古地区，及汉地之城镇上万，势力极为强大，但未入佛门。(我)谈道：‘若是如此，法王自身若前往，则对佛教和众生产生大利益。’法王言道：‘因我的身口意献给了你，若你说去，则我会去。’”[21]之后，车臣绰尔济持班禅的信函和礼品前往，并途经拉萨与五世达赖等协商此事。《四世班禅自传》中载，车臣绰尔济返回时，清朝皇帝给西藏各方的上师送来信函和每人千两白银等物。据《五世达赖自传》清朝使者等到达西藏是在木猴年(1644)，云：“金龙年(1640)时，亲教师班禅仁波切对车臣绰尔济说：‘居尔济特(女真)汗王势力极为强大，看能否做我方的施主！’遂协商后，派遣车臣绰尔济携带给博克多汗王的书函礼物。他从汗王处无碍返回。……博克多汗给西藏的许多上师送来书信及绸缎、金银等礼品。”[22]此事之记载，《四世班禅自传》详于《五世达赖自传》，通过车臣绰尔济，格鲁派上层经过协商[23]，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与关外的清政权建立联系，给格鲁派寻求新的支持者。可见，四世班禅十分注意周边的动向，这一举措，对此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在《四世班禅自传》中，多有与清朝政府往来的记述。

五

觉囊派达丹寺改宗为格鲁派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小派，但在第斯藏巴时期得到了发展，第斯藏巴噶玛彭措南杰支持觉囊派领袖多罗那他创建达丹旦曲林寺(rTags brtan dam chos gling，简称达丹寺)，规模宏大，成为觉囊派的新主寺。多罗那他学问渊博，深得第斯藏巴的尊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佛教见地而言，觉囊派主张中观他空见，与格鲁派提倡的中观应成派的见解不同，故遭到格鲁派的批判。由于觉囊派与格鲁派的敌对势力关系密切，再加见地不同，格鲁派取胜后，五世达赖对觉囊派进行了有意的打压，乃至禁止。其措施之一就是让觉囊派主寺达丹寺改宗为格鲁派，为此请出了四世班禅，作为格鲁派教法的权威前去传法。

据《四世班禅自传》载，金虎年(1650)，因汗王施主与福田极力要求，班禅9月份前往达丹寺(rTags brtan)，从10月初三开始起传法，传云：“连续传授集密、胜乐、大威德三种密法的全部四灌顶，及怙主、法王、天女等的随许法和众多法行(chos skyod)之教敕。并于寺中供饭，给近八百名僧人每人布施一条吉祥哈达、一方丝绸、一粒药等，令其等欢喜，并举行了宏达的长净仪式。给达丹寺上下所有佛殿之主尊奉献哈达。之后，在觉莫囊寺，给诸尼姑亦结上师瑜伽之法缘，并供饭，布施药物等事。复返扎什伦布寺。汗王福田施主将绛钦寺(Byang chen)和俄曲却宗寺(dNgul chu chos rdaong)奉献，在此二寺重建山间静修者的清净寺院。”[24]

虽然《四世班禅自传》中未提及“改宗”这个字眼，但这段记述却是我们了解达丹寺如何被改宗的重要资料。首先，明确了改宗之年是金虎年(1650)[25]。其次，可知班禅所传教法具有浓厚的格鲁派色彩。集密、胜乐、大威德三种密法是格鲁派密院传承的最主要密法，是格鲁派密乘行者必习之法；怙主(六臂)、法王、吉祥天女是格鲁派最重视的三大护法神；“法行”是指各派日常念诵的经文，相当于日课，所选内容有教派之特色。四世班禅传了“法行”之教敕(lung)，受教者就有资格诵念了，而四世班禅所传必是格鲁派法行[26]。最后，四世班禅给觉莫囊寺(原觉囊派主寺，觉囊派亦得名于此)的尼姑传“上师瑜伽法”，亦有深意，该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师道、视师如佛。可见，四世班禅之传法内容完全是有针对性的，即在觉囊派寺院中大弘格鲁派教法传承。由此，他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奖赏。

当然，改宗之事不可能仅一次传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觉囊派僧人仍然恪守本派传统，与派去的格鲁派僧人发生了矛盾，五世达赖遂采取了断然措施。《五世达赖自传》言：“金虎年(1650)(达丹寺)虽然改宗，但如黄铜上涂了黄金一样，不仅旧派僧人未能转变，而且诸新派者亦提出控诉。于是派聂塘仲参(sNyi thang drung tshan)将旧派僧人发往其他支寺，净化达丹寺，成为表里一致的格鲁派，新起寺名为‘甘丹彭措林’(dGa’ ldan phun tshogs gling)。”[27]最终将原达丹寺僧人驱离寺院而了事。

六

为五世达赖喇嘛赴京送行及札寺对五世达赖的接

水龙年(1652)五世达赖赴京，四世班禅前去送行，两人的传记中均有记载。四世班禅传记中此处称五世达赖为rgyal ba thams can mkhyen pa(意为“胜者遍知”，“胜者”亦是佛之尊称)，并言互赠大量礼品，共住了七天，并向五世达赖传授了修心笔录广本之教敕。《五世达赖自传》中，言给班禅奉献了丰厚的礼品，“六天时间中详细谈论，并受教诲。请求(班禅)授予‘修心大耳传法’的诵念教敕，只授了一半。言：‘剩余部分从汉地返回时奉献，以此作为（顺利返回的）缘起’”[28]。

从内地返回后，五世达赖于木马年(1654)第二次赴后藏，抵达扎什伦布寺时，受到空前的欢迎。达赖与班禅交谈，五世达赖还给寺僧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赴日喀则宗，班禅亦抵达，共住二十九天。期间，四世班禅给五世达赖传长寿灌顶法、文殊五尊百法、温萨耳传(dBen sa snyan brgyud)等。达赖喇嘛亦讲经说法，对达丹寺之僧众讲了一座次菩提道次第，还因郭仓苦修僧的劝请，写了《上师班禅仁波切祈愿文》(dPon slob baN chen rin po che’i gsol ’debs)[29]，后又写了《祝寿愿文》(brTan bzhugs)[30]。之后，五世达赖又去了扎什伦布寺，将四世班禅请到僧会中，举行祈寿活动。《四世班禅自传》言木马年(1654)，五世达赖从内地返回时，他曾派人献礼，达赖一方亦派人给班禅献众多礼物，给寺僧布施，并给后藏所有的寺院献供。亦记有五世达赖一行莅临寺院，及在日喀则共住多半个月，给达赖传授“恩萨语传之非共通耳传教诀”，及8月份受达赖喇嘛劝请，汗王、第巴等到扎什伦布寺献供养等事。同年，固始汗因病去世，据《五世达赖自传》，举行了盛大的超荐法事，并言给四世班禅献了回向礼，给藏绒地区在内的各寺院发放布施。固始汗的去世对初建的格鲁派政权而言是件大事，但《四世班禅自传》中未言及汗王去世之事，以及给他献回向礼等事。

木羊年(1655)，据《五世达赖自传》，以萨迦寺法王为首，扎什伦布寺、俄尔寺参与了西藏与不丹战事的调解，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年，五世达赖完成了《四世班禅密传》。土狗年(1658)，因第巴索南饶丹年迈患病，班禅撰写了祈愿文(《五世达赖自传》)。第巴去世后举行了盛大的超荐法事，在日喀则附近举行了三十六座寺院的一万零一百名僧人参加的法会，曾请班禅主持，但其因年事已高，未能与会。

金牛年(1661)，扎什伦布寺的班禅佛宫获得甘丹颇章的赏赐，云：“赐给扎什伦布寺坚赞妥波佛宫(rGyal mtshan mthon po)以琼孜札沃隆谿卡(Khyung rtse bra ’o lung gzhis ka)，二十七户，收入二千二百藏克。”[31]同年，班禅辞去了夏鲁寺堪布之职，五世达赖任命他人担任。次年，即水虎年(1662)四世班禅圆寂。

从四世班禅的传记看，其一生的功业在弘扬格鲁派教法，包括传法授戒、著书立说，传中不厌其烦地记录有其斋僧和建三所依(抄写佛经、建佛塔、塑佛菩萨像)事，仅佛像而言，就言其在扎什伦布寺造金质、银质、红白檀香木、药泥、石质、铜质等新佛像，加上得自内地等处的旧佛像，共计三千零九十九尊[32]。还有绘制的佛像、法器，各种珠宝的供养等。但同时，通过传记中有关政教人物及历史事件的点滴记载，可知四世班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均参与了当时的诸多重大事件，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故有其崇高的历史地位。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页13－53，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依据《四世班禅自传》，对其生平有较为全面的叙述，但也有不少重要事迹未涉及。其他研究论文有罗桑开珠：《简论藏传佛教格鲁派政权奠基人罗桑却吉坚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星全成：《班禅系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早期接触中的作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群措：《论四世班禅罗桑却坚之政教功绩》，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田海鹰：《格鲁派宗教领导地位确立刍议-兼论四世班禅实际宗教领袖作用》，《黑龙江民族民族丛刊》2016年第2期等。

[2]黄明信、谢淑婧编著《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页305，民族出版社，2000年)和前揭牙含章著《班禅额尔德尼传》(页17)中均记为金牛年(1601)，有误。

[3]五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传》，收入《历辈达赖喇嘛传——第一至四世达赖喇嘛传》第1册，页694，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4]哲蚌寺、色拉寺历任法座世系中，有四世班禅。(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松巴佛教史》(汉译本页297，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中言四世班禅在位之年是火蛇年(1617)至金鸡年(1621)。

[5]此次协议之具体内容，各书所记均简略，《班禅额尔德尼传》中亦有所介绍(页29－页30)，可资参考，但未说明资料出处。

[6]《蒙古源流》中同样将此事作为四世班禅的重要功绩而予以介绍，萨囊彻辰(道润梯步译注)：《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卷八，页38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7]《五世达赖自传》第1部，收入《历辈达赖喇嘛传》第2册，页43，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笔者亦参考了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8]《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言此种说法见之于四世班禅之传记，所指恐怕不是自传，因自传中无此内容。参见前揭《班禅额尔德尼传》页30－31。

[9]《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次仁平措著，陈庆英、格桑益西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中，利用《五世达赖自传》和《四世班禅自传》的资料，首先拈出这一公案，认为“这是格鲁派内部的一件大事”(页614)，但未及班禅之心理感受、矛盾如何被化解等问题。

[10]《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推测原签的协议中可能规定：大昭寺暂由四世班禅管理，等达赖喇嘛的灵童长大以后须归还(前揭汉译本页613)。

[11]《四世班禅自传》，收入《历辈班禅大师传记》丛书第2册，页157，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4年。

[12]前揭《四世班禅自传》，页158。

[13]甘丹寺有两个僧院，即绛孜和夏孜，此二僧院之住持被尊称为“法王”，轮流担任甘丹赤巴。四世班禅已任绛孜住持，担任甘丹赤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14]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137。

[5]前揭《四世班禅自传》，页181－182。此处之仲杰指仲敦巴，言其一心一意依止阿底峡，以此赞扬五世达赖发扬前世之传统，敬重上师班禅。

[16]一般著作均言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秘密议定了固始汗进兵西藏一事(《班禅额尔德尼传》页35－36)。

[17]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157。

[18]前揭《松巴佛教史》中认为“札什思南”是正式的寺名(汉译本页175)，并认为固始汗之所以处死第斯藏巴，亦是此寺之因。

[19]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179。

[20]班禅在推翻藏巴汗政权中的作用方面，学界的有关评价参见前揭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页54)。《汉藏蒙史略》中甚至言固始汗占领卫藏后，将后藏献给了班禅。

[21]前揭《四世班禅自传》，页207。《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卷八，页392、40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言四世班禅参加四世达赖灵塔开光仪式时，与五世达赖一道册封了部分蒙古贵族，其中册封达尔罕·桑噶斯特之子为“固什彻辰绰尔济”(即车臣绰尔济)，后来出使清朝时，又册封为伊拉古克三(义同藏语之rgyal ba，即“胜利者”之义，是佛的尊称之一)胡土克图，《蒙古源流》言此号是也是由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共同册封的(《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所附清代译文中，言四世班禅和达赖喇嘛派遣了固实绰尔济号为伊拉固克散胡土克图者为使，无册封之义)。《四世班禅自传》《五世达赖自传》未见册封之事。此人之身份及相关问题等，学界有多种研究成果，参见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李保文：《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宝音德力根：《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2]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207。

[23]此次派遣使团，还联合了第斯藏巴，及萨迦、噶举诸派领袖。西藏内部是如何协调的，尚不得而知。陈庆英认为之所以联合第斯藏巴，是为了起到迷惑的作用，稳住西藏的局势，便于固始汗在康区展开行动。

[24]前揭《四世班禅自传》，页240。

[25]当代的部分著作中认为，具体改宗之年在藏文史书中没有记载。

[26]《至尊金刚瑜伽母化身具缘成勒旺姆传·秘密智慧》中，亦提及虎年八月(1650)，政府命达丹寺改宗事，及传主到达丹寺布施时，见到寺僧背诵格鲁派法行(chos skyod)(收入《印度西藏之女圣者等之传记·白莲鬘》第11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3年)。

[27]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434－435。

[28]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290。

[29]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375。

[30]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377。

[31]前揭《五世达赖自传》，页506。

[32]前揭《四世班禅自传》，页287。

原文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