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山西是闻名全国的戏曲大省，被中外专家学者公认为是“中国戏曲的摇篮”。可以说，山西戏曲文化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缩影，同时也是三晋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研究和宣传三晋文化以及中国戏曲文化，不能不注意把目光投向源远流长的山西戏曲文化
漫话山西戏曲文化
——大型电视专题片编写大纲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研究古老而璀璨的中华文化，不能不重视对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山西是闻名全国的戏曲大省，被中外专家学者公认为是“中国戏曲的摇篮”。可以说，山西戏曲文化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缩影，同时也是三晋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研究和宣传三晋文化以及中国戏曲文化，不能不注意把目光投向源远流长的山西戏曲文化。
大型电视专题片《漫话山西戏曲文化》，就是拟通历史篇过大量历史的和现实的珍贵资料和实物，以专家访谈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形式，深入介绍山西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遗产和文化价值，从而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山西、理解山西、热爱山西，提高山西的知名度，更加努力地把山西建设成为文化强省。
本片具有知识性、艺术性、学术性、观赏性等特点，语言文字力求深入浅出，适合多层次的观众需求。
本片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编 引子
一、主持人以简洁的语言介绍本片的创意和总体内容。
二、请戏曲专家与主持人交谈以下内容：
1. 中国戏曲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2. 山西戏曲的基本特点以及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位置、价值。
3. 山西戏曲在三晋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4. 谈谈本片问世的意义。
第二编 历史篇
本篇主要通过大量文物资料和实物的展示，讲述山西戏曲由孕育到成熟的古老历史。通过讲述，让观众认识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摇篮”，是宋金元杂剧的活动中心，是梆子戏兴起的发源地，山西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山西戏曲的孕育和形成
山西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170万年前，境内就有了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1931 年万荣荆村出土的三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埙，襄汾陶寺出土的陶鼓、鼉鼓、石磬，夏县东下冯出土的石磬，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山西人已有了音乐实践活动。
山西是尧舜禹建都之地。从《吕氏春秋》《尚书》等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山西出现了《咸池》《箫韶》《大夏》等大量原始祭祀乐舞。这些原始乐舞的表演形式今已无法考证，但我们从至今仍可在寿阳县看到的《爱社》舞蹈中，可领略到其大体形态。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成为“五霸”之一，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在文化艺术上也有突出成就。晋国重视礼乐，养有地位很高的乐师。长治出土的编钟、编磬，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十六件大型编钟等文物，可看出晋国音乐活动之昌盛。这一时期，晋国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的大音乐家师旷，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当时晋国还出现了今天知道的我国第一位滑稽戏演员优施，他曾参加了晋献公的宠妃骊姬杀害太子申生的阴谋。
汉代的山西，是京畿屏障，不仅有重兵驻守，而且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杨（洪洞）、平（阳）、泽、潞等商业城市。汉王朝还在山西封置代王、太原王等功臣、子弟就藩。据《盐铁沦·崇礼》记载，这些王公贵胄以“角牴诸戏炫耀之”，“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可见这一时期山西的角牴戏、优戏已很盛行。运城出土的汉代彩釉楼模型（上有歌舞表演）、芮城沟渠头汉墓出土的歌舞俑、离石出土的汉画像石等，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山西歌舞百戏的演出盛况。
山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北魏建都平城（大同）、北齐设别都于晋阳。这一时期，山西的歌舞百戏继续发展。大同云岗、沁县、榆社、太原等地有大量北朝石刻遗物（刻有歌舞百戏图），记载着这一时期山西歌舞百戏的活动盛况。北魏时山西即有了“乐户”，之后直至明代，“乐户”逐渐遍及全省，成为山西民间艺术发展的一支重要基础力量。
隋唐五代，山西的滑稽戏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由歌舞演变而成的歌舞戏，影响最大者就是著名的歌舞戏《踏摇娘》。据杜佑《通典》记载：“踏摇娘生于隋末……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并代优人颇改其制，非旧旨也。”这出歌舞戏，有歌有舞，有伴奏，有故事，可称为一出较完整的歌舞戏。这一时期，山西出现了不少杰出艺人，后来被戏班普遍供奉为“戏祖”的李隆基、李存勖，也与山西有关。李隆基在潞州做别驾时，常往道观听法曲，而法曲正是他后来教授梨园弟子的主体音乐。后唐庄宗李存勖，幼年生活在山西，爱戏成癖，当皇帝后还“常与俳优杂戏于庭”（《新五代史》）。
说唱艺术是戏曲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山西在汉代已有说唱艺术出现。朔州汉墓出土有说唱俑，繁峙岩山寺大型金代壁画中有“酒楼说唱”图，闻喜下阳村金墓中有说唱壁画。诸宫调是宋金时期影响极大的说唱艺术，其创始人是山西泽州孔三传。现存诸宫调刻本，连同断章残篇在内至多三种，题材取自山西的就有两种，即《刘智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
木偶、皮影，在山西早有流传，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傀儡子”条记载，汉祖在平城（大同）被围，曾制造木偶人诱敌退兵。皮影戏最晚于金代在山西流行（繁峙岩山寺壁画中有“影戏图”）。
以上这些艺术形式，经过在宫廷或民间的广泛流传、融合，逐渐综合成为“以歌舞演故事”的完整的戏曲形式。
在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中，山西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戏曲也逐渐成为三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山西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食粮。
二、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戏曲
中国戏曲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形成于宋代，成熟于元代，其名称都叫“杂剧”。宋金元时期，虽然有过几次战乱，但山西政局相对稳定，商业经济进一步繁荣。
并州、平阳、绛州、蒲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建都汴京（开封），距山西不远，当时的河东地区是北宋王朝的军政费用主要供给基地。金元以来，平阳是北方的重要文化中心。金代平阳人毛麾创“平水官韵”，即以平阳音韵通行全国。元曲上采用的“中州音韵”也大体未超出“平水官韵”的体例。元初，立经籍所于平，这里生产纸张，官家和私家刻版印书业也很盛行。这种社会条件，促进了山西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山西成为杂剧盛行的重要地区。
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覆灭，金人掳掠中原人口，其中包括徽、钦二帝及大批艺人渡河，经河东地区沿太行山北上。一路上，逃亡者甚多。一批散逃的伎艺人流落在河东、上党一带，成为“路歧散乐人”，其中包括宫廷艺人及宗室儿女。这样一批人的流入，与当地艺人结合，也促进了宋金元杂剧在山西的发展。
反映这一时期山西戏剧盛行的文物极其丰富，要分别作详细的介绍：
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现存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五月十五日所立《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庙记》石碑一座，碑文中记有“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廷训”字样。从碑文看，这座舞亭始建于宋景德二年（1005），落成于宋景德四年（1007）前后。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修建砖砌木构固定舞台的记载。
沁县原有一座宋建关帝庙，现存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所立《威胜军关亭侯新庙记》碑一座。碑文中称：“周围地基三十七丈五尺，广一十一丈四尺，正殿三间，舞楼一座，南北廊上下共二十间。”可见这里曾有一座宋建舞楼。
1982 年 2 月，在平顺县北社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内，发现了一座记载宋代建舞楼的石碑。这座碑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所立，碑额直书“重修圣母之庙”六个大字。从碑文看，圣母庙建于唐代，宋代重修。碑文第十一行有“命良工再修北殿，创起舞楼”字样，碑阴文第一行有“元符三年庚辰岁十二月癸巳朔二十三日乙卯刻完毕，修舞楼老人苗庆、刘吉、秦灵”等字样，第二行中有“重修圣母之庙，创起舞楼，行廊五十余间”等字样，可见这座舞楼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创建的。
中国最早的舞台记载，见于宋代东京（开封）的叫“勾栏”“乐棚”，这是宋杂剧艺人进行商业演出的固定场所，这种演出场所比较简陋。而在山西南部地区的农村，北宋初期即出现了“舞亭”“舞楼”等永固性砖砌木构舞台。
说明北宋间，山西戏曲活动兴盛，已形成了在神庙里砌固定舞台进行演出的风气。
晋东南高平市王报村，现存一座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十月初五”的二郎庙舞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建造年代最早的一座金代神庙戏台实物。这座戏台建在农村古庙院内，四角立柱，木质粗大坚硬，可以感受到当时上党地区演剧活动已相当活跃和普及。
1973 年以来，在稷山县马村、化峪、苗圃等地发掘了二十多座金墓，其中九座发现有杂剧砖雕。这一发现，在国内、国际的戏曲界引起轰动。这些杂剧砖雕，有演员，也有乐队。演员砖雕，一组四人或五人，最高者 70 厘米，造型精美，保存完好，与史书记载的宋金杂剧中的副净、副末、装狐、末泥、引戏等脚色形象完全一致。其排列特点是，副净、副末居于中央，表现比较活跃，而其他角色，特别是末泥则居于两边。有一组砖雕中的副净，鼻梁、眼圈及下颏部皆涂白色，眼睛上用墨上下抹了一道，类似传统戏曲中的三花脸，说明它是以副净、副末为主，以滑稽调笑为特点的宋金杂剧的表演形式。在马村金墓中，有三组乐队砖雕，伴奏乐器为大鼓、腰鼓、拍板、笛子、筚篥等五种。根据墓内文字记载，这批砖墓的年代上限可早到北宋晚期，下限不过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近年来，马村建起“金代地下戏剧博物馆”，对研究我国宋金杂剧的历史和演出规制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2002 年，这座博物馆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批珍贵文物，应该详细剖析和解读。
1959 年 1 月，在侯马市郊发掘出一座有“大金国大安二年（1210）”题记的董氏墓，墓室后壁上端砖砌一座戏台。砌法是在墓内正屋檐上砌一平座，下面用两根小柱支撑，上面两根小八角柱托着一根大枋，枋上有柱头补间等斗拱，顶部正面歇山，并有兽头搏风装饰，山花向前，十分精美。戏台上五个彩色戏俑作表演状，自左至右为：装孤、副末、末泥、引戏、副净。末泥居中，与稷山马村等地的金代杂剧砖雕的排列顺序有明显不同，它是金代后期院本和杂剧的演出形式。值得注意的是，1965 年在侯马市郊又发现了一座金墓，墓地也有四个彩色戏俑，与董氏墓地的五个戏俑造型完全相同，显然出自一个模子，说明此时定有专门烧制戏俑的砖窑或工厂，可以成批生产。
同时也可看出，此时观赏戏曲演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活动，这是我国戏曲十二世纪初叶在平阳地区繁荣普及的见证。
山西元代戏曲文物面世者更多。芮城永乐宫潘德冲石棺戏曲线刻图，新绛吴岭庄元代卫家墓杂剧砖雕（墓建于元至元十六年，即 1279 年），运城西里庄元代杂剧壁画，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大德五年（1301）二月清明，施钱十贯”字样的舞台石柱，特别是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元泰定元年（1323）绘制的“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的戏曲壁画，充分证实了山西是元杂剧的活动中心。张德好、忠都秀是当时平阳地区观众所喜爱的两位名角，“张德好在此作场”的石柱以及“忠都秀在此作场”的壁画，分别产生于十四世纪初和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正是元杂剧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山西至今仍保存有八座元代舞台，面积最大者为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元泰定元年（1324）的舞楼，面积最小者为石楼县张家河殿山寺圣母庙元至正七年（1347）的舞楼。临汾魏村、东羊村、王曲村，各相距五公里，每村都存有一座完整的元代舞台。临汾东亢村圣母祠、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万荣县西景村东狱庙、洪洞县景村牛王庙等地，都曾建有元代舞台，这些舞台虽早已被毁，但仍留下当年修建舞台的碑记。这些饱经沧桑的遗物，为我们研究中国戏曲舞台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近年，在潞城县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以及在长子县东大关村发现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抄本《唐乐星图》，保存了颇多宋金元明历代戏曲史料。《礼节传簿》中，不仅记载了山西民间迎神赛社的各种表演行制，而且记有杂剧名 26个、院本名 8 个，不少剧目与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存目大体相同。这为我们研究宋金元时期山西戏曲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元代的山西，涌现出一批知名度很高的剧作家。据《录鬼簿》等史料记载，山西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石君宝、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于伯渊、李潜夫、乔吉、李寿卿、刘唐卿、罗贯中等十三人。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中，就有三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是山西人。山西籍元杂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多达 110 多部，约占北杂剧存目的五分之一。正如著名戏曲史家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说：“元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则元初除大都外，此为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这些史料，进一步证明山西是北杂剧活动之盛地，不愧为中国戏曲的摇篮。
三、明清两代的山西戏曲
元明之交，中国经历了一场社会动荡。而山西未受到战争破坏，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明谢肇制《五杂俎》卷四）。明王朝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移民，将山西晋阳、平阳、洪洞、蒲、汾等地的居民移往人口减少严重的地区。
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山西戏曲的繁荣、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条件。
明清两代，除北杂剧继续在省内有一定活动外，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昆腔、弋阳腔等相继传入，弋阳腔的支派青阳腔（也称“清戏”）在明万历之前已传入万荣县百帝村一带，至今保留着据万历抄本复制的《黄金印》《三元记》《涌泉记》《陈可忠》等四个清代抄本，这些剧目均为弋阳腔系统的明清传奇剧本（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赵景琛先生曾就此撰写了《明清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论文，发表于《复旦大学学报》1956 年第一期）。
青阳腔是浙江余姚腔和江西弋阳腔于明嘉靖年间相继传入安徽青阳后，同当地民间曲调汇合形成的声腔剧种，它的特点是善于“入乡随俗”，“错用乡音，改调歌之”。
它传入晋南后，吸收了晋南的地方曲调和语言韵味，成为具有晋南乡土味道的戏曲剧种。青阳腔在万荣一带的影响很大，及至清末梆子戏崛起之时，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清二黄三罗罗，梆子乱弹摸不着”，“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乱弹瞎胡闹”，“真清戏，假乱弹，罗罗戏胡叫唤”等说法。昆腔至迟在明末清初已流行于省内。清俞樾《茶香室续钞》记载：“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亢氏）命家伶演之。”孔尚任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平阳写下的《平阳竹枝词》中有“太行西北尽边声，亦有昆山乐部名。扮作吴儿歌水调，申衙白相不分明”的诗句。清乾隆八年（1743）蒲县柏山庙碑中有“至期必聘平郡苏腔，以昭诚敬，以和神人”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平阳地区早已有了昆腔戏班。这时的昆腔被人们认为是可以敬神的正统戏曲形式，处于独尊的地位。善于“入乡随俗”的弋阳腔最晚于明末清初落脚山西，清顺治进士山西汾西人侯七胜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任江西广信府同知，在其所撰《弋阳县志序》中写道：“予童时闻里社演剧，即相传有所谓弋阳腔者……”康熙时沁水县人樊度中所作《东岳庙神曲》中写道：“台上弋阳唱晚晴，台前百姓闹童婴。拨浪鼓子琉璃笛，山路东风处处声。”昆腔、弋阳腔是元末明初即形成于我国南方的影响很大的戏曲剧种，明清两代流传至山西，使山西戏曲呈现出南腔北调、争奇斗艳的局面，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促进了梆子戏的形成。
明清两代，山西戏曲方面最值得骄傲的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戏曲声腔，即梆子腔。这种梆子腔，继承了北曲腔少字多、腔高板急的总体风格，借鉴和利用了北杂剧特别是昆、弋诸腔十分成熟的表演艺术和关目排场，以当地广为流行的民歌小曲和说唱为基础音乐语汇，摒弃了传统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制，以上下两个乐句的反复进行为基础，利用传统民族音乐慢、中、快、散的节奏变化手法，演绎出多种组腔方式，敷演故事。由于其通俗、灵便，易学易懂，乡土气息浓郁，易于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情趣，因而很快赢得了观众的欢迎。梆子腔约于明末清初形成于山、陕、豫交界的蒲州、同州、陕州三角地带，当时外地人将其统称为“山陕梆子”。梆子腔也被称为乱弹。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孔尚任在平阳看了乱弹演出，曾在《乱弹词》中写道：“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可见早在康熙年间，梆子戏已在平阳地区广为流行，并出现了“葵娃”这样善于表演的好演员。
梆子腔的出现，使山西戏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全国的戏曲艺术出现了新的繁荣。昆腔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戏曲作为“俗文化”，在民间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梆子腔的诞生，是中国戏曲声腔的一次重大变革。
山西是梆子腔形成的发祥地之一；梆子腔的形成，是山西人对中国戏曲的又一重大贡献。
除梆子戏外，这一时期流行于山西各地的民间说唱形式以及岁时节令的歌舞表演，也纷纷搬演故事，走上舞台，形成众多新的剧种。这些后起的剧种，在艺术上都受邻近梆子戏的影响。流布在山西各地的秧歌、道情、碗碗腔等一大批剧种，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从梆子戏的音乐、剧目、表演等方面吸收了大量艺术营养。它们与梆子戏一起，活跃在山西广大城乡，构成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山西戏曲的壮丽画面。这一时期，山西的职业班社多达一千多个，从业人员达两三万人以上，加上活跃于民间的各种业余戏班，山西戏曲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明清两代山西戏曲的繁荣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晋商的支持。
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崛起。“平、潞、泽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沈思孝《晋录》）康熙皇帝巡幸吴越曾慨叹道：“今朕行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清实录》）明清两代，是山西商人最活跃的时期。
他们不仅在本地具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不断向外发展，足迹逐渐遍及全国，有的甚至走出国门。俗语说，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不仅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山西文化艺术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对山西戏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山西商人是山西戏曲的经济支柱。当年不少山西戏班就是在山西商人的积极支持下组建的，有不少富商都养有自己的戏班。以晋中为例，如成立于清嘉庆三年（1798）的云生班是由祁县张庄南村富商岳彩光创建的；成立于清咸丰九年（1859）的四喜班是榆次聂店大富商王钺创建的；成立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上下聚梨园是祁县大票商渠源淦创办的；驰名晋中达三四十年之久的晋剧名班锦霓园是由太谷城内富商孙家资助、杨成斋出面创办的。这些商人，不仅出资办戏班，而且出重金聘请名师，创办科班，为山西戏曲培养后继人才。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郑三印在太谷韩村创办的晋剧科班乾梨园，就是在榆次车辋大富商，票号“大德川”“大德玉”“三和源”的财东常家资助下成立的。光绪年间由平遥尹光禄承办的大祝丰园（戏班）、小祝丰园（科班），是由他的外祖母家日升昌票商李家资助下创办的。在山西，以商人为主的票社也不少，著名者有太谷北洸村富商曹家三多堂自乐班、太原县财主马中秋主持的“聚文会”、大同大北街杏花村酒店老板王绍先倡办的大同座腔班等。太谷曹家组织的自乐班，每年冬天都要举办一个月的大会演，邀请各地票友前来比赛，并请名家认真评议。这种活动，大大促进了晋剧艺术的提高。
第二，在外地经商的山西商人，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总要在驻地修建会馆和戏台，并常带家乡戏班前去演出，一则以家乡戏自娱，二则招待客商，便于交易。有些戏班甚至在一地长期驻演。这样，山西商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了山西戏曲的发展，而且还成为山西戏曲走向全国的主要媒介，真可谓“戏以商远播，商以戏繁荣”。至今在北京、苏州、张家口、吉林、聊城、洛阳、张掖、银川、亳州、辽阳、多伦、吴桥、保定等地，仍保留着当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戏台遗物，记载着当年山西商人和山西戏班艰辛活动的历史。山东菏泽城内曾建有一座山西会馆，会馆内建有戏台，当年山西商人常请上党梆子戏班前去演出。光绪年间，上党十万班在此安家落户，授徒传艺，将上党梆子传入此地，形成了现在的山东枣梆。这一剧种，成立有两个专业剧团活跃在鲁西南一带，深受当地群众喜爱。1963年，山东菏泽地区枣梆剧团曾来上党地区作“探亲”演出，受到上党人民的欢迎。
商路即戏路。山西商人将山西戏曲带向全国各地，既扩大了山西戏曲的影响，同时通过与外地的交流也促进了本身的提高和发展。山西商人对山西戏曲发展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来源：晋韵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