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创建的一个进步文化组织。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冯雪峰、丁玲、郁达夫、蒋光慈、柔石等50余人。会上，鲁迅

抗日战争中红色文化的历史贡献

红色文化承载着无数英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理想，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凝聚抗战力量、传承抗战精神等作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左联成立及其文化活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创建的一个进步文化组织。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冯雪峰、丁玲、郁达夫、蒋光慈、柔石等50余人。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对左联提出了中肯的希望与要求。

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先后创办了《北斗》《萌芽月刊》等十几种刊物；培养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举办文化沙龙、文化学术论坛；出版文学作品、发表评论文章；介绍红色经典、名家名著等。这些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形成和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几年中，左联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左联于1936年解散。

左联虽然解散了，但是左联作家没有沉沦，没有丧志，而是继续对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左联作家积极投入到反侵略的斗争中。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成为他们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任务。反侵略、反暴行、抗日救亡也成为当时进步文化运动的主流。

左联作家及众多文化名人在抗战中的作用

北京西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居住着众多左联作家和文化名人，鲁迅便是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

鲁迅曾在北京生活14年之久，他在北京的生活丰富多彩，绘就人生华章，尤其在文学创作、教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32年11月，鲁迅探亲从上海回到北平，这期间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进行演讲，宣传左联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艺术观点，号召学生到乡村、厂矿中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促进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1934年9月，鲁迅撰写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呼吁中国人要强健“筋骨和脊梁”，激励人们在抗战中树立自信，坚定必胜信心。1935年，萧红小说《生死场》发表，小说反映东北沦陷后，乡村底层人们黑暗的生存状况，呼吁大众觉醒，增强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意识。鲁迅撰写《萧红作〈生死场〉序》，表达对萧红小说的关注与支持。第二年，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探讨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强调文学要在抗战中发挥作用。

郭沫若生前曾居住在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院（今郭沫若故居）。抗战期间，他发起《救亡日报》，并为其创编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1944年，发表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老舍出生在西城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家庭。长大后开始小说创作之路，成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抗战期间，发表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火葬》；编写话剧《残雾》等。

抗战全面爆发，梅兰芳被困在沦陷区。这一时期，日本人和汪伪集团多次邀请梅兰芳登台演出，并表示给予优厚报酬。但梅兰芳“蓄须抗演”，坚决不登台、不演出，表现出中国人的风骨与气节。

茅盾在抗战期间，先后发表小说《三人行》《林家铺子》《子夜》《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田汉创作话剧《卢沟桥》《回春之曲》《丽人行》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等；夏衍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狂流》，第二年拍成电影，此后又发表报告文学《包身工》，编写话剧《上海屋檐下》，拍摄电影《同仇》，表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联作家及进步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充分发挥文化特长，运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宣传民众，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他们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关注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平等和社会变革，创作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艺术作品，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体现出“爱国、救亡、顽强、奋争”以及“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同抗日”的内涵及精神，不但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并且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延安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42年5月，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不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此后成册发行。《讲话》对于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深入乡村，深入基层，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体验生活，创造出一大批艺术性与人民性相融合，思想性与观赏性相统一，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

其中有诗歌《我爱这土地》《延安颂》，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有才板话》，还有戏曲《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话剧《日出》《广州暴动》，歌曲《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歌剧《白毛女》《农村曲》，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

这些文艺作品紧密联系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具有革命性、民族性、实践性的显著特点。延安文艺工作者在抗战期间用其文艺作品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鼓舞斗志，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在不断战斗实践中形成了延安革命文化。

延安革命文化表现为爱国、救国、奉献、忠诚，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战到底的内涵与精神。延安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延安文艺的面貌，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登禹将军在西城

王学习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每当听到这首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88年前发生在卢沟桥的激战场面就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缅怀在南苑抗战中以身殉国的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作为29军的高级将领，长期驻守战斗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他生前死后都在西城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据七七事变时29军财务处长过之翰的儿子过家武回忆，1924年冯玉祥将军创办“育德学校”，培养造就军事人才。他的哥哥过家芳和中共著名将领彭雪枫同在这个学校学习，1926年3月因战乱学校西迁，二人转入汇文中学。1936年宋哲元将军在西直门内南小街井儿胡同旧址重新恢复“育德学校”，招收29军官佐子弟200多人入学，是一个半军事化学校，当年秋天过家武从志成中学初三转到育德学校。1937年暑假前夕，学校邀请赵登禹将军来校视察，在大礼堂为学生训话。他教育学员认真读书刻苦训练，学好本领准备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为国家效力。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积极抗战的信心。临走时赵登禹将军还送给学校200元钱，过家武和同学们用这笔钱制作了200个铜墨盒，上边镌刻“赵登禹赠”，七七事变前夕同学们拿到了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没想到20多天后将军就以身殉国，给同学们留下无尽的思念。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指挥29军驻南苑部队与日寇进行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杀伤了大量的日本鬼子，赵登禹将军也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晚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参议员协同北平红十字会，到大红门战场将赵登禹等牺牲将士就地掩埋。

据赵登禹之女赵学芬在《爱国、爱民、爱家的赵登禹将军》一文中回忆，“两位将军（佟麟阁和赵登禹）阵亡，将士们无比悲愤，他们临时把父亲的遗体掩埋在青纱帐中后，向北平方向撤去。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四名僧人来到青纱帐中，把我父亲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黑漆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直到日本投降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一情况，到寺里拜见方丈，向僧人致谢”。

龙泉寺位于陶然亭西北侧，这座古寺始建于宋代，明成化四年（1473年）扩建后形成宗教建筑群，有殿宇、僧舍等245间，塑建罗汉、神像78尊。1906年龙泉寺创办北京最早的孤儿院，1912年改为龙泉寺小学。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在龙泉寺内，期间在墙壁题写“速死”明志。1926年《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在天桥遇害后，灵柩停厝于龙泉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龙泉寺的方丈和众僧虽为出家之人，却也有抗日救国的侠肝义胆。他们敬仰赵登禹将军的爱国情怀和忠勇气概，连夜冒死去寻找将军的遗体。那时大红门一带多为庄稼地，七八月正是庄稼长势最旺盛的时节，漫漫青纱帐一眼望不到边。而刚刚经过一场激战，不少庄稼被毁。方丈等僧人在几块玉米地和髙粱地里寻找了半夜，未见赵登禹的浅葬之地。直到后半夜，才在高粱地里发现一片凸起的新土，终于找到赵登禹将军的遗体。他们把遗体抬回龙泉寺进行清理，然后放在一口普通的棺木中，用几道大漆密封住，藏匿于寺中，一藏就是8年。抗战胜利后，当赵登禹年仅10岁的女儿赵学芬到龙泉寺祭奠父亲拜见方丈时。老方丈安慰她说：“你父亲是为抗击侵略者阵亡，他的英灵永远不会死去。”

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壮举以高度的评价，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纪念孙总理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演讲，称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日英烈“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同年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及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主席台上悬挂了佟麟阁、赵登禹等阵亡将士的遗像。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为赵登禹颁发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为纪念抗日英烈，1947年3月13日，中华民国北平市政府把崇元观以南至宣武门西的北沟沿命名为赵登禹路、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这两条路是元代金水河的故道，明代称大明濠，清代称西河沿，是京城重要供水排洪河道。民国初年改为暗沟称南、北河沿，民国十年（1921）始辟筑成道路，但仍沿用南、北沟沿之名。2015年7月6日，赵登禹路北端北京35中学围墙上，纪念赵登禹将军的浮雕落成。浮雕分为三部分，左侧以全民族抗战爆发地卢沟桥为图，简要介绍卢沟桥的位置和七七事变的成因；中间是赵登禹将军的照片，简述赵登禹将军的生平和抗战殉国的经历；右侧是赵登禹将军的题字“为国家扶正气”“孝思维则”，展现赵登禹将军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品格。整组浮雕以图文形式，向大众诉说着88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走进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不屈风骨

赵炳弟

历史不容篡改，更不容忘却。当我们再度翻开南京大屠杀那一页沉重的历史，真相的残酷仍历历在目，对遗忘的警告仍震耳欲聋。

电影《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南京沦陷为背景，以“吉祥照相馆”为切口，讲述了百姓在吉祥照相馆避难时，意外冲印出日军屠城罪证照片，并冒死守护真相的故事。影片落幕，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忍住不流泪。

影片以南京方言、市井视角和微观叙事，将历史创伤具象化，避免宏观说教，增强观众对战争残酷性的共情。低饱和度画面与手持摄影的粗粝感，进一步强化历史真实感。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

日军犯下的罪行，远比电影中的故事更血腥、更残忍。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竟处于一种被遗忘的境地。这段历史要么被日本歪曲粉饰，要么被欧美各国刻意忽视，甚至于在国内极少部分人眼里，连勿忘国耻都成了仇恨教育，仿佛只有拍出了日军的所谓人性，才算合格的反战电影。历史的警钟从不会为遗忘者停摆，民族的伤痛岂能被轻飘飘的言论抹去？真正的荒谬，是将铭记历史等同于煽动仇恨，将捍卫真相视作制造对立——这不是和平的呼唤，而是对历史的背叛。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不仅说给侵略者、旁观者，对于曾饱经苦难的我们，对于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来说，更应该牢记于心。

电影《南京照相馆》在世界多地影院放映，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影片通过真实罪证照片的叙事，在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引发澳大利亚、波兰等地观众对反人类罪行的反思。香港学生自发在社交平台发起“为历史留声”活动，用Vlog记录身边的抗战遗迹。今年5月以来，就有600多位外国观众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触摸这段历史。通过影像的力量，战争记忆正跨越国界引发广泛反思，为当下动荡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合作的启示。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伟大觉醒的转折点。《南京照相馆》是从银幕到现实的情感延伸，展现了文艺作品独特的社会动员力——当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行动，当抗战精神融入青年血脉，民族复兴的征程便有了最坚实的文化根基。影片丰富了观众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形成了一股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强化记忆与开拓未来的文化热潮。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印证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无限可能。好的主旋律作品从不回避历史的沉重，而是在正视苦难中凝聚力量，影片以“照片”作为核心意象，既象征着对真相的记录，也暗喻着记忆的传承，正如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通过电影，将抗战精神镌刻进民族基因。

走进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不屈风骨，用光影铭记历史，以微光点亮未来。光影会落幕，但记忆永不褪色，铭记历史悲剧，警钟年年长鸣。历史长河里流着一个民族的血泪，直面那段伤痛，铭记历史，捍卫和平，遗忘是二次屠杀，而记住是生者最温柔的复仇。这个多雨的夏季，银幕上的抗战故事与现实中的家国情怀交相辉映，共同谱写着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时代强音，这也是新时代老干部的共同心声。

家仇国恨 唯有铭记

——《南京照相馆》观后感

张秀查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电影讲述了南京沦陷期间，一群躲进吉祥照相馆的普通市民在被迫为日军冲洗相片时，发现了日本强盗的残忍，记录了屠杀的罪证，面对这些罪证的底片他们最终从求生转向抗争觉醒的历程。看完电影，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家仇国恨怎么能忘记。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心中就种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种子。我的老家在河北深县，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展开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实施“铁壁合围”以及“三光政策”，无恶不作。母亲说，当时她才15岁，在村里她有18个好姐妹，听说鬼子要来了，天天东躲西藏不敢回家，到头来16个好姐妹还是落入魔掌丢了性命。只有母亲和一个远房的大表姐俩人脸上涂满锅灰，藏在一个快要倒塌的夹壁墙里才幸免于难。活下来后，大姨连夜逃出去参加革命打鬼子去了。解放后，才又回到地方工作。母亲说大姨一辈子单身无后，可后来每年清明，我回老家扫墓的时候，大姨的墓地总是堆满了乡亲们悼念的花圈。

母亲最刻骨的仇恨是姥爷的牺牲。当时我姥爷是村里的地下交通员，六月的一天，区小队来人在村里开会时，他在村头发现了情况，边跑边喊，保护了区里来的人，他却倒在血泊中，三天不准收尸。到了第四天，姥爷的尸体只能用铁锨一下一下装进棺木里。每每讲到这里，母亲总是泪流满面，虽没见过姥爷的面，我也会扑到母亲怀里泣不成声。几十年过去了，这血海深仇，我永远不会忘记！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都要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实际行动发出“强国复兴有我”的呐喊！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