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赴重庆谈判。最终，国共双方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2025年8月28日重庆日报第9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等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市政协办公厅供图）
图为《新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主席为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
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抵渝。（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赴重庆谈判。最终，国共双方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青砖白墙，小巷斜阳，走进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80年前一群优秀报人在此发出的声声呐喊，仿佛能穿破时空，至今振聋发聩。
彼时的《新华日报》如斯报道：“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激动，如何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赴重庆谈判。最终，国共双方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这场艰难曲折的谈判，是一次民心向背的大较量，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9天连发三封电报
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
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是重庆谈判的旧址。
“当时虽然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但是内战的危机迫在眉睫。”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黎余讲述中，记者参观了桂园主楼及“重庆谈判”专题展览。
展墙上，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作的政治总报告陈列其中。报告上写着“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回溯这段历史，还要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说起。”黎余说。
1945年5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亚洲战场也胜利在望。同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挥师出兵东北；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
由此，日军投降后的接收与缴械问题，刻不容缓。而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却偏处西南。
杜鲁门曾在回忆录中对当时蒋介石的处境作如是描述：“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毛泽东对此却洞若观火，胸有成竹。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也为发动内战作准备，蒋介石9天时间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黎余介绍。
第一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14日。电文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第二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20日。电文称：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第三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23日。电文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从这三封电文中的‘不胜迫切’‘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均待与先生面商’等字样，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就是摆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毛泽东如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来了，又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黎余说。
赫尔利以国格担保
斯大林两次促谈
“促使国共双方进行谈判的动力，不仅局限于国内的政治格局，更有其宽广的历史背景，与美国和苏联的利益紧密相关。”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说。
周勇对重庆谈判已研究40多年，写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他称，1943年，美、英、中三国元首举行了开罗会议，就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取得了共识。
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因国共纷争，而削弱对日作战的力量，感到非常担忧。为此，美国对中国的策略是，要对国共两党劝和、促谈、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从而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战，牵制住日本，既缓解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又保证在战后中国不至于爆发内战，更要防止中国不至于倒向苏联。
“为此，1944年8月，美国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将军决定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调解国共谈判，以及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赫尔利先是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后继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周勇说。
赫尔利来华后，于1944年11月7日飞到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进行了四轮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其中，在11月9日、10日的会谈中，赫尔利与毛泽东就下一步举行“毛蒋重庆谈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力争形成国、共、美三方共识。
赫尔利表示，“我此次能同毛主席一起工作，实为平生快事。尤其令我庆幸的是，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
他更是代表美国政府作出郑重承诺：一是蒋介石如愿见毛泽东，他将陪同毛前往重庆；二是如果毛泽东愿意见蒋，将成为美国的上宾，“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返回延安，不管会议的成效如何”；三是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前往重庆，均由美国提供飞机运输。
“除了美国，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同样较大。”周勇称，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妥协，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方能避免内战。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公开其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态度。
“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1945年8月16日、18日，斯大林两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避免内战。”周勇说。
斯大林在电报中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旦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斯大林还说，中共的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该同蒋介石达成协议，解散军队，加入国民政府。
弥天大勇
挥手之间扭转乾坤
风雨如晦，君子何畏。
“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美、苏的促谈，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广泛的讨论。”周勇介绍。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表态：“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次日，毛泽东回复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由于事关重大，当时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1945年8月25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继续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周勇说。
最终，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渝谈判。
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毛泽东还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他和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周勇说。
“待望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这是《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情景。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新华日报》还记载，在机场，“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
《大公报》将“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苏定约，结为盟好”并列为国家的喜事。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演说，鲜明地表达了态度：“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爱国诗人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弥天大勇”。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毅然赴重庆谈判，这是为国家民族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壮举，体现了人民领袖始终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体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80年来，其光芒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我们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向未来。”周勇说。
来源：上游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