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三年，全球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人类直接提供了一批可以实际应用的产品，还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AI未来的想象力，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体、超级智能体等概念，受到不少前沿开发公司竞相追逐。然而，在AI这种巨大潜力的另一面，从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领域的一

在过去三年，全球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人类直接提供了一批可以实际应用的产品，还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AI未来的想象力，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体、超级智能体等概念，受到不少前沿开发公司竞相追逐。然而，在AI这种巨大潜力的另一面，从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就签署多封公开信，呼吁人们关注先进AI可能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严重风险。

因为，面对智力堪比人类，甚至超过人类的先进AI系统，不少专家担心，人类的风险不仅是失去对AI的控制，而且也有可能被取代、被控制，面临类似核战争、大流行病等量级的灭绝的风险。不过，美国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最近给这种争论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发表研究认为，现在就把大模型当智能体来讨论，这是极具误导性的，其更准确的时代定位，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技术。相关研究2025年3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为更好地理解AI大模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AI大模型作为新一代革命性的技术，在多个方面显示出文化和社会技术的独特性。视觉中国|图

现在的AI大模型，不论是大语言模型，还是多模态大模型，其逻辑都是通过深度统计、学习已有的海量数据，将复杂的人类信息进行拆解，由此模仿人类，生成各类文本和影像，还可以根据提示，对输出内容进行调整。而最新研究认为，相比尚未实现的智能体，现在的大模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技术，类似于历史上的文字、印刷术、市场制、科层制，以及代议制民主等发明。

这是因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等功能，本质上就是在用简单的方式处理极其复杂的经济信息，而科层制和代议制民主等制度，通过汇集民意，对信息进行系统化分类，从而生成法律和决策，实现对复杂社会的有效管理，这些堪称技术的社会制度，大体上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

至于文字、印刷术，以及图片、电影和视频等各种载体，更是直接体现了人类信息的传承与传播。特别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的广泛数字化，信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相比这些信息系统，AI大模型作为新一代革命性的信息技术，在多个方面显示出其文化和社会技术的特点。

一方面，大模型可以更高的效率将信息化繁为简，协调个体，组织社会；另一方面，也与以往的文化和社会技术类似，可与人类协同发展，对信息不断重构，就像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通过文字更新理念，传递新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显著取得技术进步的大模型，预计还会产生其他难以估量的文化和社会影响，而这也是最新研究特别关注的问题。

参与这项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和社会技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的AI，有一些独特的影响。“特定的想法、观点和偏见，可以比印刷更快的速度，迅速传播到全球，比如最近GPT-4中对阿谀奉承的放大，以及美国的所有模型中都有充分证据的自由主义偏见。”

但与此同时，也与过去的技术颇有相似之处，包括大规模且快速的全球影响力。以印刷术为例，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和欧洲的出现，就对很多国家产生影响。堪称一种革命性的文化技术，在欧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路德的作品借助印刷术，广泛地传播了新教的思想，连同其他信息的传播，深深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格局。

除了这些优势，各种文化和社会技术，也有一些局限。正如最新研究所指出的，市场经济中的复杂信息，虽然可以简化为一些关键的指标，但也可能会因此掩盖和忽视一些重要信息，造成风险积聚，而次贷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分类，也可能对潜在的总体代表性不足。对AI来说，大模型准确运行，靠的是在海量的数据中发现较为常见的模式，如果相关数据较少，甚至没有，那么AI的能力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出现不准确、同质化的情况。

这也反映出大模型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技术，相比算法本身，各种形式的人类数据显得更为关键。而不论是前人留下的数据，还是现在人们产生的数据，这背后，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体在这个技术链条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也给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带来一些新的情况。“我相信，有司法解释的普通法体系，确实有助于确定哪些创作者权利受到侵犯，以及应该如何处罚。”詹姆斯·埃文斯解释，“但是，什么样的机制最能保护私人创作者的权利呢？我认为，要想探索这些AI系统的创造力极限，相比英国那样的法律体系，初期可能需要像美国这样的更宽松的混编法律。”

除此之外，还可以为创作者建立一些内容动态计酬的交易平台，以此助推内容不断增长，保障大模型走向开放而非封闭。这种围绕信息生产和信息分发的博弈，一直是新型文化和社会技术的一个特征，最新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经济张力。比如在传统的出版领域，作家和出版商虽然彼此依赖，但经济收益却此消彼长，压缩对方的成本，自己方能获益。待到数字化的信息分发方式出现，传统媒介危机四伏，信息生产与分发的矛盾更为尖锐，而大模型的出现则让问题变得极为严峻。

因为不管是信息生产还是分发，大模型都有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不只体现在速度和质量上，还涉及面广，各领域海量的复杂信息，都可以瞬间处理。而且，除了常规信息之外，在科学探索领域，大模型对未知世界信息的处理，也已经初显成效。在2024年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中，AI就被戏称为最大赢家，因为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均奖励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化学奖，还颁给了两名专门的AI研发人员，表彰他们开发AI模型，使人类能够预测近两亿种蛋白质的复杂结构。

可见，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信息技术，大模型对信息生产和分发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于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体现在对权力的重新分配。最新研究提醒，历史上的技术变迁，往往伴随着权力的转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媒体、市场等相关技术的发展，都造就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能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人，则被排斥在权力的边缘，甚至直接被技术替代。

AI大模型不仅有可能进一步替代知识型的劳动者，由于其所有权更为集中，相比早前信息生产者与分发者之间此起彼伏的利益冲突，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极少数的大模型拥有者，将其他人作为代价牺牲掉，独自攫取技术发展的利益。因此，对于尚在发展中的大模型，不仅有必要追踪、讨论其潜在的文化和社会影响，也要找到合适的监管方式规范其发展，而非只停留在对智能体的畅想和担忧上。

“那些从大肆炒作AI中获利的公司，还会继续去推广即将到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埃隆·马斯克也会继续说，‘明年’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一年。但我相信，通过关注不平等、社会集权化、文化同质化等，与文化和社会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我们可以远离虚假的通用人工智能末日论。”詹姆斯·埃文斯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非始即终，非黑即白，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与社会共同演化，并且以一种更渐进的方式对它产生影响。这并不是说没有工作岗位会消失或改变，只是说，通过关注渐进的变化，我们可以聚焦人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AI的地位。”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责编 朱力远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