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文学的星图上，《红楼梦》中的贾瑞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边缘人”。他出场于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短短一回的篇幅便走完了从痴妄到毁灭的一生。传统解读多将其视为“好色之徒”的反面典型，或是贾府道德沦丧的佐证；但若跳出“道德批判”的框架，从
在世界文学的星图上，《红楼梦》中的贾瑞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边缘人”。他出场于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短短一回的篇幅便走完了从痴妄到毁灭的一生。传统解读多将其视为“好色之徒”的反面典型，或是贾府道德沦丧的佐证；但若跳出“道德批判”的框架，从欲望异化与现代性困境的视角重审这个人物，便会发现曹雪芹通过贾瑞不仅批判了具体的社会道德问题，更探讨了欲望的虚幻本质以及人类面对真理时的自我欺骗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贾瑞这个小人物反而成为了《红楼梦》通往世界文学殿堂的重要密钥之一。
一、欲望的错位：从“生存焦虑”到“情欲执念”
贾瑞的确在世界文学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美籍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提到，贾瑞的欲望并非单纯的“好色”，而是“长期被剥夺正常情感出口后的爆发”。浦安迪在《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中指出，贾瑞对凤姐的攀附，本质是“底层试图突破阶层壁垒的无效尝试”，而凤姐的戏耍与最终的死亡，恰恰证明了这种制度对“越界者”的残酷绞杀。
作为贾府“玉”字辈的旁支，贾瑞的生存处境极具讽刺性：他名义上是“主子”，实则“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养”。然而，贾府的奢靡环境与他“家道中落”的现实形成巨大落差：他没有其他出路：贾府子弟的上升路径（科举、袭爵、管家）与他无关——贾代儒贫寒，教他读书也只是“应付科举的死记硬背”，而非真正的仕途铺垫；他无钱无势，连参与家族社交（如诗社、宴饮）的资格都没有。他看着贾珍、贾琏等人肆意纵欲却无人苛责，自己却连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保障（需靠给祖父当“助教”维持生计）。这种“结构性不公”催生了他的心理失衡。
王熙凤的出现，恰好成为他欲望投射的“完美镜像”。王熙凤既是贾府权力的象征（掌家奶奶），又是世俗欲望的符号（美貌、泼辣、掌控力）。对贾瑞而言，“占有王熙凤”不仅是情欲满足，更是对自身“边缘身份”的反抗——若能征服这个“权力符号”，便意味着他打破了阶层壁垒，获得了被压抑的尊严。这种将“权力欲”与“情欲”扭曲捆绑的执念，让他把王熙凤的假意逢迎误读为“勾魂的有情”，最终陷入自我编织的欲望陷阱。这与西方文学中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困境”的关注形成呼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但贾瑞的特殊性在于：他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其死亡在贾府中“轻如鸿毛”（仅被当作笑料），更凸显了封建家族对“边缘生命”的漠视。
二、镜像的牢笼：“风月宝鉴”与现代性异化
“风月宝鉴”是解读贾瑞悲剧的核心意象。传统观点将其视为“戒淫”的道德工具，但从法国哲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视角看，这面镜子实则是贾瑞被“异化”的终极载体。
拉康认为，人在成长中会通过“镜像”构建自我认知，但这种认知往往是虚幻的——人会将镜像中的“理想自我”等同于真实自我，从而陷入异化。贾瑞对“风月宝鉴”的沉迷，正是这一过程的极致演绎。正面镜像：（凤姐）是他渴望的“虚假幻象”，在幻象里，他能与“权力中心”产生交集，不仅获得“性满足”，还能暂时摆脱“边缘人”的卑微。反面镜像：骷髅头是他的“真实自我”的暴露——一个被礼教压垮、被欲望掏空的底层失败者。但他拒绝承认这一真相，反复逃避到正面镜像中，最终在“自欺”中走向死亡。
更具现代性意味的是，“风月宝鉴”并非简单的“善恶之镜”，而是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隐喻。贾瑞将王熙凤“物化”为满足自身欲望的“商品”，却不知自己早已沦为“欲望市场”中最廉价的牺牲品——王熙凤设局时的轻蔑（“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正是将他视为“可随意丢弃的垃圾”。
这种“异化”的本质，与商品社会中人们被消费主义裹挟、将“欲望市场”的“臆想占有”等同于“存在”的困境高度契合。贾瑞的“照镜而亡”，恰似现代人在社交媒体的“滤镜镜像”中迷失自我的窘境——我们追逐的“完美幻相”，或许正是吞噬我们的“骷髅头”。
三、悲剧的扩容：从“个人恶”到“制度恶”的共谋
传统解读将贾瑞的死归咎于“自作自受”，但细究文本便会发现，他的毁灭是家族、礼教与权力结构共同共谋的结果。
首先，贾代儒的“伪道德”是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贾代儒看似“严师”，实则将孙子视为“光宗耀祖的工具”。他对贾瑞的惩罚（“打了三四十板，不许吃饭，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从未触及“育人”本质，只是用暴力维护自己的“礼教权威”。当贾瑞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救治，而是“只怕老太太知道了，又说我管教不严”——这种“面子至上”的虚伪，彻底断绝了贾瑞的退路。
其次，王熙凤的“恶”是制度赋予的权力滥用。王熙凤设局并非单纯的“报复”，而是对“权力边界”的试探与巩固。她深知贾瑞的“边缘身份”，明白即便将其整死，也不会承担任何后果（贾府从未因贾瑞之死追责）。她的“毒”，本质上是封建大家族中“强者对弱者的碾压特权”的体现——贾瑞的悲剧，是权力结构中“弱者无资格谈尊严”的必然。
最后，贾府的“整体性溃败”是悲剧的土壤。贾瑞的“痴妄”并非孤例：贾珍乱伦、贾琏偷娶、贾赦夺妾，整个贾府早已沦为“欲望的泥潭”。但唯独贾瑞被钉在“耻辱柱”上，只因他是“无权无势的旁支”。这种“选择性道德审判”，恰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礼教不是用来约束权力，而是用来压迫底层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贾瑞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微观缩影。他像一只撞进蛛网的飞虫，挣扎的姿态越是笨拙，越能反衬出蛛网的密不透风与冷酷无情。
霍克斯（David Hawkes）分析贾瑞，将他的个人悲剧上升为“普遍人性困境”：人类对舒适幻象的依赖，对残酷真相的逃避，是跨越文化的共通性。外国学者和读者认为贾瑞的死亡“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人在欲望与理性失衡后的必然”，这种“不被救赎的悲剧”更具冲击力。
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贾瑞的寓意超越了“戒色”的道德训诫，成为个体在压抑系统中的挣扎样本、人性对幻象的依赖与对真相的抗拒的象征。他的独特性源于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特殊性，而其普遍性则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人类命题——当个体的渴望与所处的世界发生冲突，而这个世界又缺乏救赎的可能时，悲剧便会以最真实的方式降临。（王永利）
来源：笔人王永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