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的秘书曾直言：江青有着别人看不到的一面，这不禁引人好奇，在那看似光鲜却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呢？从她独特的饮食起居习惯，到对身边工作人员近乎苛刻的要求，从她在各种场合对环境因素的奇特“禁忌”，到那些在特定时刻流露出的鲜为人知的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江青曾以其独特的政治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她在政治舞台上的种种行径，广为人知且备受争议。然而，在其政治角色的背后，江青的日常生活作风同样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质。

她的秘书曾直言：江青有着别人看不到的一面，这不禁引人好奇，在那看似光鲜却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呢？从她独特的饮食起居习惯，到对身边工作人员近乎苛刻的要求，从她在各种场合对环境因素的奇特“禁忌”，到那些在特定时刻流露出的鲜为人知的情感……

江青的一天，从午后开始。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这对她而言是“早晨起床”时刻。

起床前，她先打铃召唤护士。护士需迅速将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至床边，放置于床头柜，再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些许光亮。她身着睡袍半躺床上，护士协助漱口、喂粥，接着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着完成一系列洗漱、换装流程，才移步办公室。

办公时间极短，多则一小时，少则几分钟，期间还会吃水果。之后，打铃让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形式多样，步行、乘车、骑马皆可。散完步前往17号楼，或打扑克，或看电影，偶尔打乒乓球，折腾一两个小时后，警卫员估摸着她累了，便给她服用镇静药。

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饭后再服一次镇静药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若中央有会便参会，无会则看半小时文件，随后又开启户外散步或骑马、17号楼娱乐模式。约8时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常约陈伯达、康生等看外国电影，有时拉影视界人士陪看，美其名曰学习，看原声影片还得配翻译，偌大礼堂常仅寥寥数人，甚至只有她自己。

若外出参会，无论多晚归来，都要去17号楼看一两部电影才回住楼。不想睡就再打一两个小时扑克，回住楼前服第一次安眠药，回楼后洗澡、漱口、解大小便，接着服第二次、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得在床头柜备一份备用，大约凌晨4时才入睡，昼夜颠倒，将时间切割成以自我享乐为中心的碎片。

从起床到入睡，江青几乎每一步都需他人伺候。起床时，她怕伤心脏，要护士轻轻托起；穿衣，从里到外包括贴身短裤，护士得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后，护士要向她报风向、风力、温度。穿鞋袜时，她连脚都懒得抬，护士跪地服务，穿快了被骂动作粗野、让她紧张出汗，穿慢了又被指责故意磨蹭、用软刀子杀人，左右不是。

上床前，护士帮她脱衣换睡袍拖鞋，搀扶去卫生间，驾着她坐特制木墩洗澡，护士手持喷水蛇管均匀喷洒，水温、水流稍有差池，她便骂人，水速快说刺疼皮肤，慢说故意让她着急出汗。她将自身完全置于被伺候的“贵族”位置，把他人的服务精度要求到极致，稍有不满便辱骂相加。

江青吃饭堪称“精细到极致”的挑剔。饭菜要清淡且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味精，却又得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味；鸡蛋只要蛋清，嫌蛋黄含胆固醇；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切头去尾只吃中间；螃蟹只要公的，称母蟹胆固醇高；菠菜做菜泥，芹菜抽丝，豌豆剥老皮，豆芽掐头尾；饭菜温度必须适度，不烫嘴也不能不热，还得中西餐兼顾，吃点心要法国、德国、俄国式。

喝水也讲究，温度不能稍凉或烫，一次因水稍烫，她便破口大骂，喷水摔杯。吃水果同样有要求，苹果、梨切长条泡温水，温度不适口就骂人，把食物的处理和食用，变成一场对他人耐心与细致的极致考验。

在穿戴与居住上，江青也尽显“贵族”做派。衣服样式繁多，中式、西式、古式俱全，大衣细分长、短、中，单、夹、棉，还有便装、军装；内衣数量惊人，稍有汗渍就换，每天换十几次，换内衣时护士擦身劲大劲小都不行，备用毛巾得有四五百条且松软。

她关注世界名人穿戴，见马科斯夫人衣服特别，便让服装部门仿“唐三彩”赶制黑色绣花连衣裙、云头鞋，还特制三种发型假发头套，只为攀比。

住房要求高大宽敞，各类大房间一应俱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且恒温，活动区域铺地毯，连卫生间都不例外，美其名曰有脚步感、摔倒不摔坏；窗子玻璃四层，窗帘三层（纱帘、绸帘、厚绒帘），室内颜色追求柔和，入住前用紫外线消毒，把居住环境打造成一个封闭、讲究且只为满足她个人感官与安全需求的“贵族空间”。

江青的这些生活起居细节，将个人欲望凌驾于他人劳动之上，以繁琐、苛刻的要求，勾勒出特殊历史时期中，权力滋养下扭曲的“贵族式”生活图景，尽显其自我中心与对常规生活秩序的背离，成为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切片。

江青的“四怕”——怕风、怕声、怕冷怕热、怕光，绝非简单的生理禁忌，而是她凭借特殊身份对工作人员进行精神控制与刻意刁难的工具。这些近乎荒诞的要求，将日常照料变成了无休止的煎熬，让身边人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困境之中。

第一，江青十分怕光。

江青对光线的挑剔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必须将三层窗帘拉得密不透风，连光线柔和的落地灯都要罩上黑布，床头柜的台灯更是要用厚绿布遮挡，仿佛见不得一丝光亮。她在各地的“行宫”均以暗色调为主，上海住所的灯光、家具全是绿色，宛如幽深洞穴，工作人员独处时都心生胆怯，她却自诩舒适。

可一旦身处公共场所，强光便成了她的“宠儿”。接见红卫兵时，聚光灯与闪光灯交替闪烁，她满面红光地挥手致意；会见外宾时，摄影灯的强光直射，她依旧谈笑风生。这种对光线的选择性恐惧，不过是她拿捏他人的手段——在私人空间里，用黑暗逼仄考验下属的耐心；在公众视野中，借强光炫耀权力的荣光。

第二，江青十分怕声。

钓鱼台10号、11号楼本是京城少有的静谧之地，四周被公园、建筑环绕，连蝉鸣风声都成了奢侈品。但江青总能从这片寂静中捕捉到“无法忍受”的声响：细雨敲窗、枝叶摇曳，甚至工作人员衣服的摩擦声，都能让她捂耳皱眉，勒令砍树赶蝉、禁止穿鞋行走。在她面前，呼吸要轻、动作要缓，连说话声都得精准控制，大则震得“脑仁疼”，小则“听不清”，快则“不尊重”，慢则“故意烦躁”，左右皆是错。

然而，当高音喇叭里响起红卫兵的口号，她会跟着手舞足蹈；乘坐轰鸣的伊尔18型飞机时，她能安然打扑克；甚至在高射炮阵地指挥齐射，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她还笑称“抢拍了好镜头”。这种对声音的双重标准，暴露了所谓“怕声”的本质：并非生理敏感，而是用严苛要求彰显自己的绝对权威。

第三，江青十分怕冷怕热。

江青对温度的控制欲近乎偏执。冬天要21.5度，夏天需26度，上下误差不得超过0.5度，却又宣称“我的感觉才是标准”。当温度计显示精准时，她会弯腰从下方看表，或踮脚从上方读数，利用视觉误差制造两三度的偏差，以此证明“温度表是假的”。

更荒唐的是，她能在严冬深夜拍摄雪景数小时，也能在海南岛海水里浸泡半天；既能在30多度的聚光灯下给林彪拍照，也能在广州酷暑中游玩七小时——所谓的“怕冷怕热”，不过是心情不佳时找茬的借口。

工作人员时刻紧绷神经，既要精准调控室温，又要揣摩她瞬息万变的“感觉”。温度计被摔碎是常事，“利用温度残害我”的斥责更是家常便饭，温度表上的每一格刻度，都成了权力倾轧的战场。

第四，江青十分怕风。

“针大的孔，斗大的风”，江青将风称作“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把挡风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钓鱼台的住房本就门窗严密，她额外加装两层玻璃与密封门，却仍时常惊呼“有贼风”，逼得工作人员点烟观察烟柱动向。找不到风源时，便斥之为“不忠”；烟柱笔直仍觉有风，就怒骂“这里有鬼”。护士晓舟因找不到风源，竟被她扔出剪刀追杀，幸得躲闪及时才免于受伤。

可她的“怕风”极具选择性：乘坐40海里时速的鱼雷快艇时，能站在最高处拍摄浪花；海风呼啸中，她嫌船速太慢，连声催促“加速”。这种矛盾背后，是对他人的刻意折腾——用无形的“风”作为武器，让工作人员在无休止的排查与担心中，时刻感受她的绝对掌控。

江青的“四怕”，实则是“四不怕”的镜像。她不怕公众场合的强光噪音，不怕极端天气的奔波劳累，唯独将私人空间的细微感受无限放大，用荒诞要求考验下属的服从底线。这些看似琐碎的“禁忌”，本质是权力异化下的精神虐待，让日常照料沦为一场永无止境的煎熬，也暴露了她以自我为中心、肆意践踏他人尊严的扭曲心性。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前往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荣宝斋因康生常来赏玩文房四宝而被江青知晓。荣宝斋工作人员见江青到来十分惊愕，“文革”期间江青声名显赫，此次主动前来，她表现得比较兴奋，称自己是来看文房四宝，若觉得需要还可能选几件带回。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领导陪同参观。

江青看到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御墨、毛笔、高级宣纸，以及各朝代书法家与画家的字帖、名画等，十分感兴趣，看一件就舍不得放下，还指着喜爱的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陪同人员虽暗觉她每月200多元工资，全花光也没多少存款，买不起这些，但没人敢提醒，最终她选了10件左右装上汽车。

上车后，杨银禄壮着胆子提醒江青这些文房四宝可能很贵，江青却瞪他，称喜欢这些东西，钱不够可向主席要稿费，指责杨银禄多此一举。次日，江青询问杨银禄选的文房四宝价格，杨银禄去荣宝斋得知清单合计600元且是降价后的价格，便拿回清单给江青。江青看后皱眉想了一会儿，称太贵不要了，让马上还回去，还抱怨这几件“破东西”不值六七百元，是荣宝斋敲她竹杠，自己没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所以作罢。

还有一次，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江青兴奋端详许久，想感谢对方，让杨银禄给总理秘书钱嘉栋打电话，让其给外交部说，由外交部转达感谢。

之后，江青又让杨银禄找人做小木盒陈列象牙盒，杨银禄建议做得粗糙不如裸摆，江青理解后，又想在象牙盒里层镶银子，杨银禄担心花钱多浪费，建议不镶，江青却不高兴，斥责杨银禄干涉自己，称凡是自己喜欢、高兴做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对党来说，自己高兴、健康工作最重要，这是金钱买不来的，还让杨银禄快去办镶银子的事。

杨银禄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钓鱼台10号楼，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吴连登领会意图。杨银禄询问吴连登江青的存款，得知基本无存款，大概两三百元。二人商定用最少代价装饰盒子，因装饰费超存款不好。

20天后，吴连登带回装饰好的象牙盒，江青看后满意，询问花费，得知花了250元，瞬间翻脸，称没想到这么贵，自己印象里银子便宜，质疑杨银禄，让其拿发票查看。看到发票小写250元、大写贰佰伍拾元且注明成本费后，江青仍很吃惊，指责杨银禄没坚持意见，称秘书应为领导把关，杨银禄和吴连登都有责任，杨银禄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这些事充分体现出江青附庸风雅又吝啬的特点。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苛刻甚至迫害是事实，但不知道她生活中是不是还有另一面。

根据秘书回忆，江青曾坦言：“你们来替我服务，是组织上安排的。我生过病，植物神经紊乱，有眩晕症，没法自己起床、穿衣服，只好麻烦你们动手。就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我能更好地做脑力工作。”

她偶尔会说起延安的日子：听毛主席作报告时，自己如何专注地记笔记；在延安演戏时，主席到后台看她，见她穿得单薄，便脱下大衣给她披上。

“共产党员结什么婚呢？”她曾这样感慨，又补充道，“结婚千万别找年龄差太大的，不会幸福。我和主席年龄差得多，现在想见一面都难，还得层层请示。”

谈及家庭，秘书听她说起过父亲——那个做大车轮的手艺人脾气凶暴，常打骂母亲和她，有时打得她嘴里出血。小时候日子苦，脚生冻疮，衣服都缝得宽大，袖子卷起来才能穿，只为多穿几年。深夜洗漱时，她也会聊起姐姐和女儿，话语里藏着惦念，秘书只是默默听着。

除了家事，她偶尔也会提及一些人和事。秘书始终沉默着，不插话、不表态，只是低头做事。

她还对秘书说过，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常遭打骂。在上海时，自己有时穷得只能买个小烧饼充饥。作为单身女性行动不便，演艺界的朋友曾做过她的保镖。

江青手很巧，织毛衣的手艺尤其好，身上的围腰便是早年自己织的。有一次她轻声对秘书说：“现在老了，眼睛花了，手也笨了，帮我织个围腰吧。”秘书便应了她的请求。

她提起在延安时常织毛衣，毛主席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还给康生织过。大生产运动里，她织得又快又好。“我的织法和别人不一样。”她边说边给秘书示范，“先织领口，再从肩膀往下织，这样穿起来舒服。”

有一次，铃声响起，秘书进去时却见她哭得伤心，正用小毛巾不停地擦着眼泪鼻涕。秘书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只指着一本书哽咽着说不出话——那是本《闻一多全集》。秘书给她擦了汗、换了干衣服，又端来茶水，她喝了几口才止住哭，轻声说：“我听过闻一多的课，一想起他就难受。”原来她在青岛大学时听过闻一多讲课，后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份伤痛始终藏在心底。在秘书看来，那一刻的悲伤，或许是她少有的真情流露。

参考资料：

秘书披露：文革时期江青生活作风有没有问题？——中新网

保健护士谈江青——中华文摘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