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收藏于星罗棋布的各处单位中，观看实物、查阅既已发表者都殊为不易，遑论很多青铜器并未发表，同时全国性的系统标准器物图录也并未完整建立，这些客观因素对研究、总结青铜器发展脉络与具体历史产生了诸多障碍。若将之统录

煌煌巨著，录述千年

溯光阴百代探灿烂之文明

结四方广力谱青铜器脉络

2008年起，由科学出版社组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担任主编

历时11年，近千人参与编撰的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于2024年获得教育部第九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鸿章钜字，览万载铜器华光

躬耕不辍，探华夏文明之源

走进这部考古学巨著

共会璀璨青铜文化

透过墨香氤氲的书页与时光

与一位考古人对话

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煌煌巨著，万千乾坤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收藏于星罗棋布的各处单位中，观看实物、查阅既已发表者都殊为不易，遑论很多青铜器并未发表，同时全国性的系统标准器物图录也并未完整建立，这些客观因素对研究、总结青铜器发展脉络与具体历史产生了诸多障碍。若将之统录于一书，“实乃惠及学林、惠及民众的美事”，《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的编撰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2008年，《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科学出版社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担任该项目主编、刘绪教授担任副主编，开启这一体量浩大的修撰工作。回顾此书缘起时，李伯谦感慨道，“若能将其集结出版，无疑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青铜器研究的系统总结，意义重大。”

科学出版社向李伯谦赠书

但编撰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一则青铜器的收藏单位数量众多、层级不一，对各地青铜器进行阅览、记录、拍照颇为困难；二则编写人员数量庞大，需要统筹调控、共同协作；三则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差异大、研究水平参差，编写质量同样悬殊。面对接踵而至的堵点难点，李伯谦和刘绪教授与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联袂同行，绘下一幅属于考古人的壮阔“行军图”。

近千名一线工作人员夙兴夜寐，在广阔大地上为着同一个目标奔走，持续、有序开展青铜器的普查、筛选、摄影等工作，为进一步整理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李伯谦和刘绪在统筹全局的同时，对每一处细节落实无不亲力亲为：联系各地收藏单位，协调资料收集工作；拟订编写提纲、确定各卷主编、审校修改初稿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一部全览式巨著，李伯谦与刘绪独具匠心地使用了极具考古特色的编著方法：以时代排序为纲，其下按照器类排序，在同一器类中又将同一遗迹单位出土的铜器连续排列。如此编排模式既便于实际使用，又尊重了考古类型学中“典型单位”的作用。铜器巍巍无言，考古人的情怀却流转其间。

十余载春秋弹指而过，从反复涂抹修改的撰写提纲到臻于完善的数十万字成稿，李伯谦教授由古稀步入耄耋，日日伏案不遗余力；刘绪教授卧病之时仍不辍笔墨，坚持编写审核。

李伯谦与刘绪观摩全集

从2008年到2019年，二十卷鸿篇巨制问世，收录先秦与汉代青铜器5000余件，其中众多为首次公布。纵始新石器至汉代，横跨全国各省、市、区，类及礼品、工具、用具等，文纳农耕游牧等不同族群，由此一书即可观中国铜器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区域差别，以及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在文中还配以精美的图片和器物的出土地、现藏地、详细描述等信息，为广大文博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对普及青铜器知识和青铜文化的传播也有极大的益处。”李伯谦补充道。

2024年，《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20卷本）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和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作为一部旨在汇总全国青铜器资源、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巨著，其编撰过程从始至终皆贯彻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纲领要义，集中展现了考古科研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资料，填补了传统文化建设在青铜器领域的空白处。

琉璃河M253出土堇鼎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此刻整齐摆放眼前的二十卷“大部头”，默默无言而乾坤万千，承载着华夏重器那镂刻征伐赏赐的历史风云，亦凝聚着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思。

投身考古，一生相伴

“今年我82岁（时2019年），可以说这几十年围绕着我的就是两个字：‘考古’，但是说起来，我和考古结缘却很偶然。”

透过《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上溯夏商、下逮秦汉间的青铜器之辉映，一位自青葱至耄耋投身考古事业的学者，正穿过薄雾笼罩的岁月，向我们徐徐走来。

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李伯谦于动荡中出生在河南郑州。少时的李伯谦勤勉好学，每次考试历史、地理成绩都名列前茅，并对文学尤为感兴趣，“我那时候的梦想是做文学家，向纸墨间谋一处安身立命”。但也许冥冥中自有缘分，1956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原本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李伯谦却被历史系录取了。

而在历史系中选择考古专业，更有几分“阴差阳错”的意味。那时北大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当时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者吕遵谔教授介绍考古学时，论述了三点好处：一则考古可“游山玩水”；二则可学习照相；三则考古学容纳另外二者之学问。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听闻此言，李伯谦便毅然决然地入了考古门，他的生命也从此与之紧密牵绊。

回想起第一次田野考古的经历，李伯谦至今仍津津乐道。1958年暑假，李伯谦一行人前往周口店进行发掘实习。同学们先用铁锤凿出洞，再塞进炸药，坚固非常的岩层硬是被炸了开来。虽然并未挖出“猿人头”，但大家仍挖出了许多动物化石和石器，在地上排列开来，竟小有规模。老师们便开始实地教学，一一指出各样器物的名称和作用。“自那里起，我便像是揭开了考古那神秘面纱的一角，得以一睹真容、初窥门径了。”李伯谦如是道。

1958年周口店遗址合影

1961年，李伯谦完成五年学业，留校工作。毕业后数十载，从1961年发掘昌平雪山遗址，1963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到参与发掘江西清江吴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等，李伯谦始终躬行于考古实践工作，奔走于分布在祖国五湖四海的田野遗址间，先后带领学生主持和参加考古发掘20余次，开展考古调查50余次。

1958级同学在昌平雪山工地合影。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邹衡、俞伟超、李伯谦带领1958级本科生及留学生1人在昌平雪山遗址进行生产实习

尽管早期的田野工作条件艰苦恶劣，无驻地、少口粮，从老乡家到田野作业点每天都要步行50多里路，风餐露宿更是司空见惯，但李伯谦对此却安然自得。他曾感叹道：“回想田野考古，一次次地发掘，一次次地充满新鲜感，那是与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对话，与先人进行灵魂沟通，还可以修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实证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对考古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通过自己的研究梳理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我的心愿。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苏秉琦先生就说，我们考古干什么？考古就是要修国史。你的视野必须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终身研究的目的。”

1973年李伯谦带领学生参加江西吴城遗址的发掘，作为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经过地层发掘、类型分析，出土文物涉及不同类别文化，其中分出了一堆在北方罕见的“土著”器物。如何对这个文化进行定性和命名？李伯谦从其独特性、时代性与地域性出发，发现商文化对其虽然有一定影响，但“土著”性更为显著，遂命名为“吴城文化”，该主张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吴城遗址出土的陶豆、陶器盖和陶鬲

以此为契机，李伯谦基于多年田野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搞考古的人如何把冰冷的出土文物与热腾腾、活生生的历史联系起来，变成历史研究有用的素材？这套方法便是在中间架一座过渡的桥梁”，从文物自身性质出发，将其各个成分与外界相联系、对照，便可能发现一块未曾涉足的崭新天地。1988年发表的《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199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李伯谦也谈到了这个堪称“利器”的研究方法。

1979年，李伯谦在山西侯马工作站整理调查资料

“文明探源是民族自信的源泉，把它弄清楚，才能有历史自信心。”

1996年，“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来自历史、考古、天文、测年、古文献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行所长，力求探明“文献不足征”的夏文化存在的印迹。李伯谦出任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专攻考古领域。将夏代从虚渺的传说中抽离，证明其客观存在，是一项“寻根问祖”的重大工程。在考古学领域，学者们发掘出了早于商的遗迹，通过文献比对，该遗址与夏的活动范围一致，同时通过文物分析与碳十四测定，最终证实以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即为夏文化。

1997年11月，李伯谦（前排左五）在偃师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

完成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探源工作后，李伯谦并未止步于此，经此一役，他的研究思路愈加开阔，开始追寻中华文明更早期的渊薮。

“就我个人而言，历来认为考古不能过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夏商周这个阶段，再往前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

2000年，李伯谦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并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认为工程目的是在一步步探源的过程中建构起中华文明的生成历程，“如何发展，如何相互影响、传承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这个过程弄得清楚，是有可能的”。

燕园情结，考古相系

“北京大学的考古引领中国考古的潮流和方向，北大的考古必然会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

回望来时路，1921年北大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科。到了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在苏秉琦、阎文儒、宿白等大师的开创带领下，北大考古队伍逐渐壮大。1983年考古专业正式从历史系分出，独立成系。至1998年，李伯谦申请将考古系改为“考古文博院”，随着专业发展壮大，200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成立。

李伯谦授课中

七十余载岁月，北大考古从历史的光晕中走来，经历了长足和跨越式的发展，“这不单是北大考古学的发展，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背后正是一代代中国考古人的探索和奋斗”。

若将考古比作文明探源的一盏灯，将六十余年生命奉献于考古事业的李伯谦便是携灯而行的一位守望者、探索者。何驽记忆中的李伯谦的课堂，“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授之以渔，不仅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氛围极为活跃自由，你来我往的辩论是常态。

李伯谦注重考古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常常与同学讨论前沿理论与思想，并带领同学走出课堂，在田野实习中真切体悟考古的真意。吉琨璋回忆道，2001年冬天时李伯谦带队在山西曲村发掘晋侯墓地陪葬墓，已是花甲之年的李伯谦坚持自己负责其中一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尽管天气湿冷、装备简陋，一锹一铲、一刷一刮，皆是亲力亲为。

考古，以己身叩问文明万载，却并非囿旧守古之学。正如李伯谦在《感悟考古》中所言：“学考古、学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以后发展的方向。”

2014年8月27日，李伯谦在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人物简介

李伯谦，河南郑州人，考古学家、考古学教育家。1937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参加和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小屯、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工作。李伯谦先生曾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李伯谦先生不仅构建了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确立了三代年表，更注重全力打造高水平教育平台，完善商周考古教学模式，致力于高素质考古人才的培养，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夏商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商文化论集》《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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