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很多知青都有自己的经历，我也不例外。那时候一九七零年代初，我作为知青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村子，村里人主要靠种地过日子，生产队集体劳动，大家挣工分换口粮。

说起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很多知青都有自己的经历，我也不例外。那时候一九七零年代初，我作为知青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村子，村里人主要靠种地过日子，生产队集体劳动，大家挣工分换口粮。

村干部在开会时总强调阶级成分的重要性，地主富农这类人被划为专政对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到村里没多久，就听人提起一个叫高进芳的人，他是当地老地主，早年当过土匪，土地改革后财产被分掉，成分定为地主。生产队安排他参加劳动，但他总找理由不去，村里人对他有看法，但也没太多办法。

高进芳这个人，出生在二十世纪初，那时候乡村匪患多，他加入过地方土匪团伙，靠抢掠积累了些土地和钱财。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他家田地被分给贫农，他本人被管制起来。生产队成立后，他被要求参加集体劳动，可他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常常在家待着不出来。

村干部去督促，他说身体疼，勉强去一天就又躲起来。家里情况也不好，靠两个儿子维持。

高进芳大儿子高胜，四十多岁，有老婆孩子，一儿一女，二儿子高利三十多岁，离婚了，没孩子。高利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家，队里给他一套牛车，让他赶车拉东西，算是照顾他点。

知青下乡那几年，城乡差距大，农村条件苦，知青们得适应从城里到乡下的转变。生产队每天早起干活，耕地、播种、收割，一年四季循环。

我和高利分在同一个队，他负责赶牛车，我跟着其他人下地。一次大队组织去三十里外拉小麦种子，我和高利还有另一个保管员一起去。

高利赶车慢腾腾的，到地方装好种子已经是中午，大家得歇脚吃饭。他和保管员带了玉米面，我没带，饿着肚子去供销社转转，什么吃的都没买到。

保管员分了我半个饼子，高利自己吃自己的，没管别人。回村后，我去保管员家道谢，他家一大家子人热情招呼我坐会儿，他还说高利吃饭不叫人一声。我没多想，就走了。

高进芳在家不劳动，村里人私下议论，说他懒惰，自私，不肯出力。生产队有时强制他出来，他拄拐杖拿着铁锹，在地头比划两下，就坐下休息。

第二天又不见人影。村干部拿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安排别人顶上。高利每天准时上班，赶车拉粪运粮，工分挣得多点，换回玉米面养父母。

高胜也参加劳动，但他性格外向，爱和人聊天，干活时不那么卖力。知青们在村里待久了，渐渐了解这些家庭背景，地主成分的人升迁难，婚姻也受影响。高利的离婚就是成分问题闹的，没孩子，日子过得单调。

一九七七年，高进芳还出去给亲戚当媒人，拉扯对象，走了挺远路。大队知道后，组织批斗会，隔段时间就开一次，会上干部踢他，他倒地鼻子流血。没多久，他就死了。

村里简单处理后事，高胜和高利料理完，继续过日子。我离开村子后，过了八年，一九八五年回去办事，碰到高胜，他说儿子小时候病死了，老婆也走了，只剩他和女儿。高利也早没了。这一大家子，就这么断了后。

知青经历让我看到农村真实面貌，城乡差别大，农民日子苦，知青适应难。生产队制度下，大家集体干活，分粮靠工分，地主成分的人工分少，生活更难。

一些资料提到，特殊时期黑五类子女下乡多，希望洗清成分，但效果有限。高进芳家就是例子，他不劳动，靠儿子养，儿子们压力大。

高胜性格开朗，但家庭负担重，儿子病故后，精神头没了。高利勤恳，却离婚无子，早早离世。整个家庭衰落，绝后了。

天意这东西，说不清，但人品和时代影响大。高进芳早年当土匪，抢掠别人，新中国后被管制，儿子们受累。

历史书上说，土地改革后，地主富农被改造，很多家庭破败。像玫瑰坝那样的故事，地主群体灭绝，不是个案。

知青回忆录里，常有类似，地主后代婚姻难，子女少，绝嗣常见。不是迷信，而是社会压力和贫困造成的。

我下乡几年，学到不少，劳动磨炼人，也看到不公。村里贫农保管员人好，分饼子给我，高利不分，可能是自顾不暇。知青回城后，很多人反思那段日子，有苦有收获。

但对地主家庭来说，更多是苦难。八年后再见高胜，他孤零零的，女儿帮衬点，日子清苦。整个一脉断了，像是时代报应。

上山下乡结束于一九七八年，知青陆续回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地主成分逐步摘帽，但很多家庭已毁。资料显示，知青总数上千万，农村变化大，但像高家这样的，绝后了。

不是天意违不了，而是人做的事，后果自己担。知青故事多，地主家庭的少见，但真实存在。希望大家多想想历史，别重蹈覆辙。

说到底，人得积德行善，不管成分。地主坏的少，好坏看人品。高进芳自私，不劳动，儿子们苦。高胜高利还算本分，却没好结局。

时代变了，现在农村发展好，城乡差距小了。但那段历史，得记着。知青下乡是场运动，影响一代人。地主家庭的命运，更是时代缩影。绝后这事，像是警示，多做好事，少害人。

来源：村庄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