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格外闷热。小区里的香樟树叶子耷拉着，像是没了精神。我家的老空调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制冷效果差得很，费电倒是一流。

那年夏天，格外闷热。小区里的香樟树叶子耷拉着，像是没了精神。我家的老空调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制冷效果差得很，费电倒是一流。

李大勇来敲门时，正赶上我和老婆吵架。吵什么呢？还不是那台老空调。我嫌贵不想换，她说再这么用下去电费能顶一台新的。我俩谁也不让步，就听见门铃响了。

“老李啊，这大热天的，有事？”

李大勇站在我家门口，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衫，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他的眼睛有些躲闪，手里攥着个卷成一团的纸袋，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

“老赵，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他搓着手，鞋子在门垫上蹭来蹭去，“能借点钱吗？”

老婆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半拧开的矿泉水瓶。

“三万块，急用，下个月就还。”李大勇的声音很低，像是怕别人听见。

说起这个李大勇，我们做了十几年邻居。他家就在我家楼上，平时关系还算可以，逢年过节一起搓两把麻将，遇上谁家有事也会互相帮衬。不过最近两年见面少了，听说他儿子上了大学，日子也就紧了起来。

“是不是儿子学费的事？”我问。

李大勇摇摇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不是，是我妈得了脑梗，住院了，要手术。”

“怎么不走医保？”老婆插了一句。

“额度用完了，之前住过一次。”李大勇叹了口气，“唉，这些事说来话长。”

老婆和我对视一眼，没再问下去。这种时候，问得太多反而显得不近人情。

我们家也不富裕，就是普通工薪阶层。我在县里一家建材厂上班，老婆在超市当收银员，两份工资加起来勉强能维持生活，存款也就七八万。儿子刚高中毕业，准备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

我犹豫了一下，老婆却先开口了：“要不我去取？”

等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叠钱，好像比三万多一点。李大勇接过钱，手有点抖。

“下个月一定还，利息好商量。”

老婆摆摆手：“别提什么利息，能帮就帮。”

其实啊，当时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但看着李大勇那副焦急的样子，又不好多问。再说了，我和老婆都有工作，手头紧一点还能挺过去。

当晚，我们躺在床上，空调依旧嗡嗡作响。

“你说李大勇会不会是赌博欠债了？”老婆突然问。

“瞎说什么呢，人家母亲病了。”

“那你见过他母亲吗？他妈不是早就…”

老婆的话没说完，我们家的顶灯突然闪了两下。停电了。窗外的霓虹灯也都灭了，整个小区陷入一片漆黑。老婆把话咽了回去，我们也不再讨论李大勇的事。

一个月很快过去，李大勇没来还钱。两个月过去，他家好像人去楼空，敲门没人应。我去物业打听，保安摘下耳机，漫不经心地说：“啊，李大勇那小子啊，好像搬走了，钥匙都退了。”

这下老婆坐不住了：“我就说他不对劲！咱们得报警。”

“别急，找找他的电话，问问情况。”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拨了好几个李大勇的号码，全是空号。我又跑到他工作的公司——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前台的小姑娘告诉我，李大勇早就离职了，半年前的事了。

晚上，我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里放着春晚重播，虽然已经是四月份了。老婆把一碗面放在我面前，面上飘着两片青菜，连荷包蛋都没有。

“钱不够儿子交学费了。”老婆的声音有点发抖。

儿子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不错的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得三四万。我们本来计划拿存款支付第一年，后面边工作边供。现在这三万没了，计划全乱了。

“要不…咱先缓一年？”我咬着嘴唇，不敢看儿子的眼睛。

“爸，我不想复读了。”儿子捏着筷子，筷子在碗边敲出清脆的声响。

那段时间，小区里人们走动时会躲着我。物业贴了新的告示，说最近有诈骗分子，让大家提高警惕。看告示的人三三两两，指指点点。我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

老婆没有指责我，但她眼圈总是红红的。她加了夜班，每天早出晚归。有一次我起夜，看到她对着银行卡发呆，卡片在她指尖转来转去，像是在做什么重大决定。

我们去了派出所，警察记录后说会立案调查，但也提醒我们：“私人借贷，没有借条，很难办啊。”

“可我们有监控啊，小区门口的，拍到他带着钱出去的。”我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警察翻了翻记录本：“那天停电了，监控没拍到。”

是啊，那天晚上停电了。就像是专门为李大勇安排的一样。

日子还得过。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大学，我们东拼西凑，靠亲戚借了一些，勉强凑齐了学费。老婆把手机换成了老年机，说是不小心摔坏了新的，但我知道她把智能手机卖了。我戒了烟，不是因为健康，是因为一包烟十几块钱，省下来可以买半斤猪肉。

中秋节那天，小区门口摆了几张桌子，物业请大家吃月饼。我和老婆去晚了，只剩下几块五仁的，没人喜欢。我们还是拿了两块，慢慢地啃着，仿佛在嚼蜡。

一个小孩子从我们面前跑过，手里拿着个亮闪闪的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出五彩的光芒。老婆看着那个小孩，眼睛里有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把钱取出来了。”老婆突然说。

“什么钱？”

“咱们的公积金，提前支取了。还有我爸妈留给我的那点。”她低着头，“全部，六万多。”

我愣住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救命钱。

“干嘛？”

“起诉李大勇，走法律程序。”

我没想到老婆会做这个决定。她平时胆子小，连超市多找她五块钱都不敢去退。

“值得吗？万一…”

“值得。”她打断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咱们的尊严。”

第二天，老婆找了个律师，一位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办公室在一栋老旧的商品房里，门口堆着废弃的纸箱和空酒瓶。

“证据不足啊，”律师翻看着我们带来的材料，“没有借条，没有监控，连转账记录都没有。”

“可是，有人证啊，我们两口子都亲眼看见的。”

律师笑了笑：“自己人的证词，法院不会采信的。”

就在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律师突然问：“你知道李大勇的身份证号码吗？”

老婆想了想：“知道，之前一起报名小区门球比赛，登记过。”

有了身份证号码，律师很快查到了李大勇的踪迹。他在另一个城市买了房，开了家小公司，生活得挺滋润。

起诉书递交上去后，我们的生活仿佛回到了正轨。老婆的精神好了很多，连做饭都有了胃口。我重新学会了笑，虽然笑容还有些僵硬。

冬天来了又走，春天又来了。我家阳台上种的几盆吊兰，不知怎么活过了冬天，抽出了新芽。老婆说这是好兆头。

一年后的某个周二，我正在厂里搬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赵先生吗？这里是市中级人民法院，您起诉的案件有了结果。”

我的手一抖，差点把手机掉进搅拌机。

“判了！赢了！”我冲回家，老婆正在擦桌子，抹布在桌面上划出一道道水痕。

“法院判李大勇十天内归还我们三万元，再加上这一年的利息和精神损失费，一共四万二！”

老婆愣住了，抹布从她手中滑落。然后她蹲下来，捂着脸，肩膀轻轻抖动。

“你…你哭什么啊？”我手足无措。

“没…没什么…”她抬起头，眼泪和笑容混在一起，“就是…就是觉得值了。”

那天晚上，我们久违地下馆子，点了两个菜，还要了瓶啤酒。老婆说想喝点小酒，这是我们认识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说想喝酒。

天已经黑了，街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们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器店，橱窗里摆着最新款的空调。

“等钱到了，咱换个新空调吧。”我说。

老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是先把儿子的学费准备好吧。”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号码。

“喂？”

“老赵，是我，李大勇。”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和一年前判若两人。

我的心突然揪紧了。老婆凑过来，我把手机开成了免提。

“法院的判决我收到了。钱，我会还的。但能不能…给我宽限些时间？”

“你不是挺有钱的吗？买房开公司的。”老婆忍不住插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房子是按揭，公司是挂靠，其实我一直在打工。”

“那三万块呢？”我问。

“我妈确实住院了，但不是脑梗，是肺癌晚期。手术费不止三万，后来又做了化疗，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我东拼西凑，借了很多人的钱…”

“所以你就骗我们？”老婆的声音提高了。

“不是骗…我当时真的打算还的。后来我妈病情恶化，我只能带她去省里的大医院。医药费像黑洞一样，多少钱都不够。我…我走投无路了。”

电话里传来抽泣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好像听到了呼吸机的声音。

“你妈…现在怎么样？”我下意识地问。

“走了，三个月前。”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她临走前，叮嘱我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做个干净人。”

老婆和我对视一眼，谁都没说话。

李大勇继续说：“我这个月发工资，先还你们一万，剩下的我分期还，可以吗？再给我点时间…”

“李叔叔？”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爷爷让你去吃饭了。”

“好，马上来。”李大勇对着远处说，然后又对我们说，“我丈母娘家，临时住在这。”

挂断电话后，我和老婆站在夜色中，谁都没动。路灯下，我发现老婆的头发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微微发亮。

“信他吗？”老婆问。

我没有立即回答。公交车停在我们面前，车门开了又关，司机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驶去。车尾的红灯在夜色中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信吧。”我说，“反正法院判决在那，他不还，我们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他妈真的得了肺癌吗？”

“不知道。”

“他真的会还钱吗？”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们继续走着，路过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堆着瓷砖和水泥袋。工人们离开后，一只花猫跳上水泥袋，在上面踩出了几个爪印。

“其实，”老婆突然开口，“我爸当年也是肺癌。”

我知道这件事，但老婆很少提起。

“花了十几万，最后还是没留住人。”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嗯。”

“要是当时再多点钱，去北京的大医院，会不会…算了，都过去了。”

我们拐进小区，保安室的电视里正播着春晚，虽然已经是夏天了。老保安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着，甚至没注意到我们进来。

“这事，怎么和儿子说？”老婆问。

“实话实说呗，就说咱们官司赢了，他答应还钱了。”

“他要是问为什么不强制执行呢？”

我想了想：“就说…咱们还不至于逼人太甚。”

老婆点点头，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儿子长大了，会理解的。”

第二天，我正准备出门上班，门铃响了。打开门，地垫上放着一个信封，没有署名。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万块钱，整整齐齐的红色钞票，还有一张写着”谢谢”的便条。

我把钱和便条递给老婆，她看了看，把钱放进抽屉，便条却小心地夹在了家庭相册里。

“这是第一笔，还有三万二。”她嘟囔着，好像在记账。

“嗯，慢慢来吧。”

一周后，我在楼下碰到物业经理，一个秃顶的中年人，手里总是拿着个对讲机，虽然从来没见他用过。

“哎，赵师傅，听说你们官司打赢了？”他咧嘴笑着，露出一口黄牙。

“嗯，判了。”

“李大勇那小子，跑得挺远的啊。”

“也不算远，就在邻市。”

物业经理点点头：“那小子挺可怜的，听说他妈真的癌症晚期，卖房子卖车子都不够治。”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他走之前来退房，喝多了，哭着说的。我以为他编故事呢，没想到是真的。”

我站在原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物业经理看我发愣，拍拍我肩膀：“行了，钱要回来就好。这年头，借钱容易要钱难啊。”

晚上，我把物业经理的话告诉了老婆。她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觉得是真的吗？”

“可能是吧。”

老婆点点头，去厨房拿出一个罐子，里面装着我们平时省下的零钱。她倒出来数了数，有两百多。

“明天去超市买点东西，我想做顿好的。”

“什么日子啊？”我问。

“没什么日子，就是想吃点好的。”她把罐子放回原处，“对了，儿子说这个周末回来，我们去接他吧。”

“嗯，去接他。”

我走到阳台，点燃一支烟，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抽烟。楼下的广场上，几个老人在跳广场舞，音乐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小区的香樟树又高了一截，枝叶茂盛，遮住了半边天空。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起那天夜里的停电。也许只是巧合，也许是什么更深的安排。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还在继续，就像阳台上的吊兰，经历了冬天，又迎来了春天。

几天后，我收到一条短信，是李大勇发来的：“下个月工资发了，再还你们一万。谢谢理解。”

我把手机递给老婆看，她读完，默默地把洗衣机的温度从40度调到了30度。

“省点电。”她说，“日子还长着呢。”

是啊，日子还长着呢。阳光穿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看着老婆忙碌的身影，突然有种说不出的安心。这一刻，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一起面对。因为这就是生活，有起有落，但总要向前。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