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5月，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率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内蒙古、新疆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察，任中方团长。考察团取得的巨大成果

2019年唐河博物馆建成开馆。

但在馆前树立了一尊雕像，他是谁呢？为何又出现在这里？

他，就是徐旭生！

书香门第，奠定基础

徐旭生，名炳昶，字旭生，，笔名虚生，遁庵。

1888年，出生于唐河县桐河乡砚河村。

虽是农村却还算得上书香之家，父亲乃前清秀才，报捐教谕，选任河阴（今郑州下辖荥阳市）教官。

四岁随父母至河阴开始认字，聪慧好学，6岁开始读四书五经等书。

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为以后的上古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1906年18岁时就赴北平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

是年冬，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1年毕业。

1912年，到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中学教授算学和法文。

彰德

同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资格。

1913年春天徐旭生远赴法国，在巴黎大学渡过六年的留学生涯，学习哲学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1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

西北科学考察团

1927年5月，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率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内蒙古、新疆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察，任中方团长。考察团取得的巨大成果

历时八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是中外双方团员不畏艰难困苦，殚精竭虑所共同完成的。

几年的考察，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并运回采集品五六百箱。

野外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

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少部分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名义发表，大部分则结合以后的研究工作分别发表。

后因抗战爆发，研究工作一度中断。战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重新恢复工作，理事有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胡适、袁同礼、马衡、梅贻琦、杭立武、李书华、任鸿隽、李四光、傅斯年、杨钟健、徐鸿宝等14人，胡适、马衡、徐鸿宝、徐炳昶、袁复礼为常务理事，徐炳昶任常务理事主席。

1949年以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研究工作仍在进行。

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分11大类，至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55卷，至本世纪，仍在出版。

与鲁迅的交往

徐旭生，早年留学法国学哲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一年获聘北大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中，徐办《猛进》杂志，与鲁迅等互有投稿。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暴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旭生会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他还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一起商议应对措施，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27年4月，徐炳昶主动请缨担任团长去西北。他离京后，家里断了收入，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得不靠自己的哥哥，在北大数学系担任教授的王尚济接济以维持生计。

1929年徐炳昶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受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因国民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为此专赴南京找宋子文请愿要经费未成，愤而辞去校长职务。

因当时同去南京请愿的有几大国立大学校长，并都说好如要不到经费，大家都辞职不干了。但最后真正辞职的只有徐公一人，故北平学界称其为“徐炳傻公”。

辞职后徐旭升到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又任考古组组长。

1932年徐旭生接受北平研究院的邀请，出任该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北平研究院在创院之初就确立了“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两大研究宗旨，“科学应用”即为现实服务，而当时最大的现实就是日本加大对华侵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

徐旭生选择北平研究院，便于在学术研究中实践其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意识，故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宗旨与他的学术理念更相契合。

期间受鲁迅之邀，出版记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徐旭生西游日记》。

1936年10月13日，平津文化界104位知名学者针对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告急，而当局在对方威吓下竟一再软弱退让的情况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等八项要求。徐旭生又是在此宣言上第一个签名的人。

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他和顾颉刚、李书华利用在西安开陕西考古会年会之机，于11月中旬一起往见张学良将军，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

他还与顾一起在北平创办“通俗文艺编刊社”，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编写和组织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节目，出版有关书刊。还捐款募集大刀支援抗日军队。

回乡救国

抗战初期，徐旭生想效仿曾国藩，毅然回到家乡河南南阳，招募青年人办抗战学校，传授军事技能，以图建立一支军队和日本人作战。

曲令铎，唐河县郭滩镇红花店人，自幼家贫，为人正直。

1938年初，徐旭生回家乡桐河宣传抗日救亡，时任桐河联防队长的曲令铎深受教育，对徐先生非常敬佩，亲率一班人暗中保护。

地下党组织也曾通过社会关系，向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其进行工作，使他的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

后来，徐旭生发现了曲是一个有觉悟有才干的人，在南阳专署推荐他任桐寨铺区长兼该区民团区队长。

曲就任后，便任用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加紧训练民团，准备与日军作战，日军首次窜犯唐河时，他动员群众为军队运送粮食、军火，并亲率民团区队配合军与日军在西大岗激战。

徐旭生推荐了曲令铎，曲令铎是唐河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之后，徐旭生痛感在国家危亡之际，文人不能只是坐 而论道，而应以身许国，亲自组织民众抗敌御侮。

于是，他只身回到家乡河南南阳，利用他在家乡的声望，积极宣传抗日，多次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痛斥各种妥协失败的言论。

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先后在南阳、唐河办起游击战术训练班，培养抗战军事人才。他还受聘于唐河师范学校任校长，想亲手办一所符合抗战需要的转型学校。

但他的许多设想在地方当局的多方掣肘、 暗中破坏下都难以实现。

国民政府岂能容徐旭生此等个人行为，终将徐公的学校搅黄，徐旭生不得不回到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继续工作。

1948年，徐旭生坚拒担任“国大代表”。北平解放前，时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与北平众多教授名人一样，拒绝接受国民生党的安排离开北平赴台湾。

1949年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夏文化探索第一人

提到二里头，绕不开的是徐旭生。他是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

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徐旭生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

1959年，入了夏，已经71岁的徐旭生率队从北京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

到达偃师二里头村时，徐旭生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陶片，而这些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

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发现20余处遗址。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

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最早的中国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朴素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

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

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揭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的疑团。

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发掘成果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夏朝正从传说具化为真实的、可触碰的历史。

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约3800～3500年，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对应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代后期到商代初年，既是中国最早王朝国家形成时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存，也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官营作坊区、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及一定数量的贵族墓葬等诸多重要遗存，出土文物两万六千多件，拓展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知。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二里头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

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该遗址现存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19年，洛阳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开馆，开馆仪式规格非常高，馆内有徐老专馆，以表彰其发现之功绩

2017年，为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北大举行了研究会！

2019年，唐河县博物馆开馆，馆前竖立着他的雕像，徐老的后裔也回乡省亲。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徐旭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者，他以卓越的人文精神与赤子之心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并继续激发着当今的中国考古学思想。

他的学术生涯集中国传统史学、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西方哲学、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救亡思想与多学科田野考古考察方法于一身，践行了自己年轻时“不敢将宇宙间第一等事挑在肩上论治道，则不能统筹全局而欲于一小部分试展经纶”的抱负与担当。

徐旭生，自称“四河老人”，河南、唐河、桐河、砚河，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1910年，徐旭生在22岁时，曾在的日记里写下：“天下之亡，匹夫虽贱，有责焉矣。

我想，这就是他从北平回乡的抗日初心吧！

来源：俯仰人间今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