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被应用到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产生了颇具启发的成果。在古典时代早期，以特奥蒂瓦坎为核心的中美地区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以大范围、远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为基本特征。宗教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被应用到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产生了颇具启发的成果。在古典时代早期，以特奥蒂瓦坎为核心的中美地区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以大范围、远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为基本特征。宗教因素是该体系形成的主要动力。通过打造仪式圣地和使用大量奢侈品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特奥蒂瓦坎吸引了其他遗址或地区的人口和资源，从而将它们纳入整个体系中。宗教仪式物品的交换也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影响，可能导致城市居民内部巨大的贫富分化和“中层”精英的崛起，阻碍国家的有效运行，甚至最终引发崩溃。

一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1]。该理论汲取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依附理论的相关思想，基于长时段和跨区域的研究视角，主要讨论了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享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西欧通过各种手段将相对落后区域纳入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现象。沃勒斯坦所谓的世界体系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围，但又与帝国或城邦不同，其内部通过经济行为紧密结合。基于分工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他对体系内进行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地理空间划分：核心区域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产品，在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边缘地区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半边缘区域则充当了交流介质的角色，其生产活动既包括核心类也有边缘类，是整个体系得以稳定的缓冲。当然，体系并非固定不变，相反，它像有机生命体一般有出生、中年和衰亡的过程，而核心和边缘区域的位置转换则很可能发生在这个周期内。概括地说，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讨论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二元对立关系，它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和不平等性[2]。

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众多学科领域的强烈反响，特别是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整体性及其内部互动，贸易的性质和重要作用，以及核心与边缘的关系等内容为考古学家所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反思和修正。比如许多学者认为世界体系的形成时间要远远早于16世纪，不同核心地区的崛起是一种霸权的转换[3]。亚当斯[4]和斯奈德[5]批评了沃勒斯坦看重大宗物品而忽视奢侈品在世界体系贸易中的作用，厄尔等人则折衷地表示不要将大宗物品和奢侈品截然分开[6]。针对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二元对立关系，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如科尔认为因史前工艺技术的可变性，边缘区并非总是被动接受核心区的控制和剥削，二者的关系可能很灵活[7]。斯坦[8]和弗兰克[9]等人则提出，沃勒斯坦忽视了互利在核心-边缘关系中的作用，一旦体系确立后，核心对于边缘也会有强烈的依赖。至于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则多集中在讨论农牧文明的互动[10]和帝国时期的纳贡体系[11]。陈伯桢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及意识形态四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出发，重新解读了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12]。温成浩则全面回顾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在考古学中的发展，并就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和应用提出了建议[13]。

当然，这一理论也被应用到中美地区（Mesoamerica）古代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产生了颇具启发的成果。

二

“中美地区”这个词本身就是因为该地区众多考古学文化具有一系列相同的文化特征而得名[14]，其范围包括墨西哥中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及尼加拉瓜中西部地区。该地区第一个成熟的文明——奥尔梅克（Olmec）文明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兴起于墨西哥湾沿岸，大约同时，萨波特克（Zapotec）文明在瓦哈卡（Oaxaca）谷地也发展起来；前者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衰亡。接着，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墨西哥盆地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文明突然崛起，危地马拉佩藤（Petén）地区也兴起了最早的玛雅文明。到公元600年前后，特奥蒂瓦坎和萨波特克文明都相继消亡，玛雅文明则达到顶峰，直至公元9世纪前后逐渐衰落。

在奥尔梅克时期（约公元前1200～前400年），中美地区就有了频繁的远程贸易和互动。格罗夫认为圣·劳伦佐（San Lorenzo）等大型遗址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社区仪式以及等级制度都需要外来物品，远程贸易因此尤为重要。他提出“门户社区”（Gateway Community）假说[15]，认为奥尔梅克人会在远程贸易路线上的关键地点设立物品中转站，以此搭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在海湾外围各地区攫取当地的原材料或资源，汇总后再输入圣·劳伦佐等中心遗址。这些门户社区类似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地区，可能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核心区保持密切联系，并随着海湾低地经济优势的失去而衰落。

但桑特利认为格罗夫讨论的外来物品的消耗量和贸易量都非常少，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些所谓“外来物品”绝大部分可以就近获取。当时墨西哥中部并无大型聚落，不具备进行大规模经济贸易的条件，没必要在其边缘设立一个门户社区[16]。不过，奥尔梅克中心遗址圣·劳伦佐和拉·文塔（La Venta）的近距离、小范围贸易确实十分发达，其大量的绿石（green stone）[17]和玄武岩来自遗址北部60～80公里外的图斯特拉斯山脉（Tuxtlas Mountains）。他认为中美地区真正形成一个世界体系是在特奥蒂瓦坎崛起之后。桑特利总结了以往讨论特奥蒂瓦坎影响的三种模式，即征服模式（类似阿兹特克）、上层（平等）互动模式以及经济贸易模式，并认为后者是最合适的阐释模型[18]。他认为世界体系是广义核心-边缘模型的一个类型，根据核心对边缘的不同影响，定义了三种地区间的系统：树状政治经济、霸权帝国和领土帝国。特奥蒂瓦坎属于第一种[19]。在这一系统中，大型中心城市一般靠近一些关键资源或处于交换网络的终端，原料或产品从农业村落直接输入其中，市场被中心城市的组织和团体控制。在这一模型下，他讨论了特奥蒂瓦坎的黑曜石贸易，并提出特奥蒂瓦坎控制了中美地区黑曜石远程贸易网络，主要以帕楚卡（Pachuca）地区的绿色黑曜石制成双面石叶出口，涉及的生产者多达万人[20]。其他与特奥蒂瓦坎显示出密切联系的诸如蒙特·阿尔班（Monte Albán）、埃尔·塔辛（El Tajin）、卡米纳胡尤（Kaminaljuyu）等遗址则是树状系统中的一个个节点，在各自区域腹地扮演了分配产品的角色。

不过，桑特利关于特奥蒂瓦坎黑曜石贸易的规模以及控制整个中美地区黑曜石远程贸易网络的观点也受到质疑。克拉克认为特奥蒂瓦坎黑曜石主要用于城市自身居民的消耗[21]，周南也提出黑曜石并非远程贸易的主要商品[22]。随后，桑特利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观点修正。他仍然坚持特奥蒂瓦坎在黑曜石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但承认所涉及的贸易量以及相关从业人数要少得多。并且，桑特利对各个地区不同的黑曜石贸易模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更加复杂的多层次贸易网络模式。当然，他也承认，经济效益并非特奥蒂瓦坎将其黑曜石分配至边缘地区的主要原因[23]。

怀特克顿等认为，中美地区的确存在一个大的世界系统，但其内部具有层次性，可细分为若干小的区域性世界系统。大的世界系统以远程奢侈品贸易为特征，其早期动力主要是祭祀神灵与贵族加强威望、保持等级的需求，晚期也包含了相当的经济利益驱动。区域范围的世界系统其贸易对象则更加倾向于食物、建筑材料等大宗物品。并且，这些系统内的经济模式是复杂和多元的，可能包括简单的互惠性交换、贵族再分配和市场交易等[24]。

周南深入分析了中美地区大宗贸易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同样强调奢侈品在中美地区远程贸易网络中占据了主要地位[25]。在中美地区特别是墨西哥中部，人力背负是货物运输的主要途径，周南通过对背夫工作效率、日均消耗以及所背负食物能量的对比计算，提出大宗物品的贸易受距离限制，可能只在诸如墨西哥盆地这样的区域范围内进行。结合后古典时代的文献，他认为诸如可可、纺织品等奢侈品才是远程贸易网络的主要商品。这种远程贸易对于维持社会等级和仪式系统至关重要，而后者也在政治组织中扮演主要角色。奢侈品贸易对于社会经济也有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逐渐深入的。在形成时代早、中期（公元前1200～前400年），各地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和消耗非常低，远程贸易并非复杂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动力。只有进入古典时代（公元300～900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可能对于资源使用模式的改变，奢侈品包括黑曜石的远程贸易才第一次对中美地区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影响[26]。对于奢侈品和仪式用品的大规模需求，可能刺激了大量劳力从事生产和运输，从而形成一个“产业”。

布兰顿等人对世界体系理论在中美地区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式讨论。他们认为相对于以往学者提出的“帝国”和“交流圈”而言，强调动态的世界体系理论更适用于中美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27]。中美地区是一个以奢侈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体。这种奢侈品贸易不能简单归因于贵族的消费欲望，而是涉及政治和经济，对于贵族积累和保持权力甚至维持国家政权都非常重要。从考古证据来看，中美地区强大的核心国家发展都刺激了广泛的远程贸易，使很多地区逐渐转向奢侈品的生产和交换。比如，由于墨西哥中部人群的大规模需求，促使可可的种植和生产扩散至墨西哥西部的科利马（Colima）海岸，向南甚至到达哥斯达黎加境内。在此世界体系中，核心地区通过对劳动密集型奢侈品的索取，不遗余力地将偏远地区边缘化，这种影响远超军事控制[28]，从而将越来越多的社群纳入中美地区世界经济体中。

上述系列研究清楚地表明，至少从奥尔梅克时期开始，小范围区域间的贸易已非常发达，这种贸易对象多以食物、建筑材料、工具等为主。远程奢侈品贸易也比较频繁，但贸易量很低。进入古典时代早期，特别是以特奥蒂瓦坎崛起为标志，中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奢侈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体系。本文拟以特奥蒂瓦坎的兴衰及其与中美地区其他文化的互动情况为主线，在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中美地区的世界体系是如何形成并影响特奥蒂瓦坎的。

三

位于墨西哥中央高地的墨西哥盆地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其西、南和东部均有山脉围绕，东南部耸立着伊斯塔西瓦特尔（Iztaccíhuatl）和波波卡特佩克（Popocatépetl）火山，中部是大量连接的浅湖。特奥蒂瓦坎谷地位于盆地东北部，地势低缓，面积约500平方公里。谷地北部分布着山丘和一座死火山（戈尔多山，Cerro Gordo），南部为帕特拉齐基（Patlachique）山脉，西南通往墨西哥盆地中央的特西科科（Texcoco）湖。特奥蒂瓦坎遗址就位于特奥蒂瓦坎谷地中央的平原上，自公元前500年前后就有人类活动，一直延续到公元650年前后废弃。本文讨论的“特奥蒂瓦坎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00年至公元650年，具体分期情况见表1。

表1特奥蒂瓦坎遗址陶器阶段及年代

（一）特奥蒂瓦坎的崛起和仪式圣地的建造

大约从公元前10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特奥蒂瓦坎从几乎空无一物发展为一座大型城市。在月亮金字塔内部，考古学家找到一座帕特拉齐基阶段的方形台基[29]，表明宗教仪式区的修建已经开始。进入扎瓜伊阶段（公元1～100年），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等仪式建筑相继修建起来，最终，城市被打造成一座以“死亡大道”（Street of the Dead）为中轴线、两侧和顶端分布着大型金字塔的仪式圣地（图1）。

图1特奥蒂瓦坎仪式核心区平面图

（采自Millon, René, The Teotihuacan Map, Part One: Tex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73）

太阳金字塔位于“死亡大道”东北侧，基座边长220米左右，高达63米，体量巨大。在历史上的中美地区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建筑超过甚至接近其规模，在城市以及周围数公里内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金字塔底部熔岩层的下方，有一条人工开凿的不规则隧道，终端处有一四瓣花形洞室[30]，象征起源之洞。显然，它是祖先诞生之地，时间起始之点。在金字塔顶部建筑发现了早期的多彩几何图案壁画，可能是举行仪式的场所。其前方广场出土的石刻残块和在周边建筑群发现的壁画，着重表现了美洲豹（夜晚太阳神）、人头骨（人牲）和带金刚鹦鹉特征的潜水动物，可能都与太阳有关。整座金字塔应是奉献给太阳神的产物。

月亮金字塔位于“死亡大道”北端，从帕特拉齐基阶段开始经历了前后七期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最终建成特奥蒂瓦坎第二大金字塔。从第四期开始到第六期，金字塔下方有5座人牲墓葬。墓葬内有大量人牲，此外还随葬黑曜石、绿石等奢侈品，以及大量与军职有关的凶猛动物（美洲狮、美洲豹、狼、鹰、响尾蛇）等。在墓中没有发现统治者的遗骸，很明显它们都是为了宗教祭祀而设。在月亮金字塔前部平台的正前方，有一座独特的建筑——“祭坛之屋”（the Building of the Altars），里面石砌遗迹的方向与特奥蒂瓦坎建筑标准方向呈45度夹角。这不禁令人想起16世纪折叠书中宇宙图上的45度“中间方位”（intercardinal）图案。月亮金字塔第四期2号墓和6号墓同样在中心、四个正方向和四斜向的各基点放置了随葬品。这些迹象表明，月亮金字塔的修建者试图在这里展示一幅宇宙图式。月亮和太阳金字塔都面对一座大广场，暗示了特奥蒂瓦坎有制造可供大量观众观赏的壮观场景的兴趣。此外，更多神秘的仪式则可能在金字塔顶端举行。

羽蛇金字塔位于“死亡大道”南端的“西乌达德拉”建筑群，底部边长65米，最初高度20米，是特奥蒂瓦坎第三大金字塔。金字塔外表由大型切割石块拼砌而成，每块重达数百公斤。石块上面雕刻波浪般起伏的羽蛇身体和海贝，并有凸出的圆雕羽蛇神和风暴神头像，整个建筑象征着混沌初开时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圣山和周围的水世界[31]。在金字塔下发现了大量墓葬和人牲（图2），可能是特奥蒂瓦坎的武士。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包括黑曜石器、绿石饰品、镶嵌镜子的板岩圆盘、海贝、风暴神罐等。部分墓主佩戴有装饰了人下颌骨的项链，但多数是以兽骨或海贝仿制的。羽蛇金字塔前方广场下，有一条狭长的隧道直通金字塔正中心，壁上涂抹金属矿粉，在火炬的映照下，隧道仿若星空或是波光粼粼的水面，精心制造出冥界氛围[32]。在距离隧道口103米处发现一片祭祀区域，出土了大量珍贵物品，包括四件绿石人像，数十件精美刻纹海螺、橡胶球、数千枚串珠，大量玉石、猫科动物的骨骼和皮毛，黄铁矿磨制的圆镜等，这些奢侈品均是奉献给神灵的祭品。羽蛇金字塔和下方的隧道分别象征圣山和冥界，共同构成了创世神话中宇宙的模型。因为羽蛇神是主导战争和代表王权的神祇[33]，所以这里可能也是统治者获得神授权力的场所[34]。

图2羽蛇金字塔下方祭祀墓葬及中心人牲复原

以“死亡大道”为中轴线的仪式核心区的修建，旨在打造一座宗教仪式圣地，这是特奥蒂瓦坎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城市最重要的特征。考古学家因而认为，在特奥蒂瓦坎所有的政治权威和力量都要通过宗教神圣性来合法及强化[35]。

仪式建筑的修建和仪式活动的举行，需要大量的建材和祭品（奢侈品），这些资源都来自墨西哥盆地内外及中美地区其他区域。比如，羽蛇金字塔表面数百公斤的切割石块可能来自数十公里外的特西科科地区；建筑表面的石灰可能来自盆地北部的图拉地区或南部与莫雷洛斯交界处[36]；羽蛇金字塔下方祭祀区出土的海螺、橡胶球和串珠可能来自海湾低地；翡翠、猫科动物的骨骼和皮毛、黄铁矿磨制的圆镜等可能来自危地马拉；绿石人像可能来自梅斯卡拉（Mezcala）地区；在月亮金字塔附近发现的“人形黑曜石”祭品大多以绿色黑曜石制成，原料来自东北部的帕楚卡地区。这种材质的黑曜石也是中美地区出口范围最大的黑曜石。

可见，仪式圣地的打造促成了以特奥蒂瓦坎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形成。

（二）宗教观念的转变及贸易的繁荣

在特拉米米罗尔帕晚段和修拉尔潘阶段（公元250～550年），羽蛇金字塔遭到破坏，正面（西侧）大部分蛇头雕刻被一场烈火烧至变形，且前部还新建一座平台将其遮挡。宗教观念似乎发生了巨大转变。平民居住区范围扩大，房屋的建筑质量和装饰也更加坚固、精美，暗示了社会对世俗事务的重视。

商贸活动非常发达。黑曜石生产与出口规模庞大，几乎整个中美地区都有来自特奥蒂瓦坎的绿色黑曜石发现。根据桑特利的研究，这种黑曜石贸易网络是复杂且多层次的，但其主要动力可能并非经济性的，背后的宗教仪式性意义才是流通的价值。通过建筑风格、出土陶器和葬制葬俗，考古工作者在特奥蒂瓦坎城内分辨出瓦哈卡、海湾地区、米却肯人群和玛雅人的飞地，居住者大多与贸易有关。毫无疑问，此时特奥蒂瓦坎是整个中美地区远程贸易网络的绝对中心，来自各地的奢侈品诸如棉花（可能以纺织品的形式）、橡胶、可可、翡翠、羽毛等汇集到城市中进行分配或交换。这些贸易活动可能由一些贵族或商人控制，吸引了墨西哥盆地内外的大量人口参与[37]。

可能是出于保证贸易活动的顺畅，这一阶段的特奥蒂瓦坎对外政治和军事影响达到顶峰。在盆地西部托卢卡谷地和南部莫雷洛斯地区发现了特奥蒂瓦坎典型的双孔烛台和复合式香炉；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部分地区依然处于特奥蒂瓦坎的统治下，这里有特奥蒂瓦坎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38]；蒙特·阿尔班一座纪念国王登基的石碑下方边缘，雕刻了来访的特奥蒂瓦坎使者[39]；海湾低地一些遗址被认为是特奥蒂瓦坎的前哨或贸易据点；在墨西哥西部埃尔·罗萨尼奥（El Rosario）遗址发现了描绘弯曲黑曜石刀和其他特奥蒂瓦坎风格器物的壁画，可能是贸易线上的据点；在格雷罗海岸地区的阿卡特姆帕（Acatempa）遗址发现了一座特奥蒂瓦坎风格的石碑，邻近的梅斯卡拉地区是特奥蒂瓦坎获取小绿石雕像的来源。对玛雅地区的“干涉性”互动得到了图像、铭文的证实，包括蒂卡尔和科潘等遗址都发现了类似的证据[40]。

这个时期，特奥蒂瓦坎贸易活动空前繁荣，绿色黑曜石大量出口，城内聚集了众多来自各地区从事不同商贸活动的人群，是中美地区远程贸易网络的中心。许多对外政治影响和军事干预可能都是为了让统治者和新兴贵族更顺利地获取奢侈品[41]。总之，它依旧是中美地区世界体系的核心，但除了作为仪式圣地外，其经济中心的作用也在增强。

（三）特奥蒂瓦坎的衰落和世界体系的解体

到了梅特佩克阶段（公元550～650年），特奥蒂瓦坎人口逐渐减少，市政-仪式核心区的主要建筑以及其他一些建筑被烧毁，城市最终灭亡。衰落的原因仍不清楚，有学者对几座居住院落内发现的墓葬随葬品进行了研究，认为特奥蒂瓦坎晚期城市居民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42]。曼萨尼亚基于他对一些居住院落的研究，提出“中层”精英不断增长的力量，可能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行[43]。导致这些结果的，可能正是体系内繁荣的贸易活动。外来入侵也是原因之一，墨西哥中部出现了大量被称为“科尤特纳特尔科”（Coyotlatelco）的彩陶，其风格与特奥蒂瓦坎彩陶相差甚大，而与墨西哥西部人群关系密切[44]。还有学者结合语言学、生物学、考古学等证据，认为在这个时期一大批来自墨西哥中西部的说纳瓦特尔语的人群迁移到此[45]。

四

世界体系理论因其强调整体性、动态性和不平等性的特征，能够有效地应用在对特奥蒂瓦坎的崛起及其与周边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中。本文以及其他相关的讨论表明，以特奥蒂瓦坎为核心的中美地区世界体系形成于古典时代早期，其主要动力和显著特征是宗教因素，这可能也是特奥蒂瓦坎吸引周边人群并始终保持核心地位的最主要原因。对于宗教的强调包括：通过修建大型、精美且具有场景式设计的仪式建筑群，打造一个超级庞大的仪式圣地。而体系内流动的奢侈品也通过贸易、礼物交换甚至纳贡的方式从海湾、玛雅低地等地区输入特奥蒂瓦坎。这些奢侈品大多被当作奉献给神灵的祭品，献祭于羽蛇金字塔或月亮金字塔等仪式建筑下方的墓葬和祭祀区域内。在特奥蒂瓦坎城倒塌很久之后，有关其宗教因素的雕刻主题在一些玛雅遗址中仍然存在[46]。这座城市留给后来人群的最深刻印象仍然是它作为仪式圣地所具有的强大神力。

特奥蒂瓦坎在受益于中美地区世界体系的同时，可能也为其衰落埋下伏笔。体系内宗教仪式物品的交换在晚期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影响，商业活动的繁荣可能导致了城市居民内部巨大的贫富分化和“中层”精英的崛起，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行。盆地内其他遗址的人口被吸引到特奥蒂瓦坎的贸易活动中，脱离了食物生产，许多遗址被废弃了，在大旱灾年会导致长时段的食物紧缺，从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加剧社会崩溃。这一现象表明，或许由于史前一些政体缺乏治理经验和应对措施，对于世界体系的过分依赖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对于讨论大范围内文化体或文化系统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作用。不仅是中美地区，在中国史前距今约5500年之后，随着各地区复杂社会的普遍形成，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互动得以展开[47]。地区内部或地区间的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互动与竞争可能促进了各层次世界体系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本文注释从略，阅读全文请参照原刊。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