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下观众举着“权乐”的应援牌窃窃私语：“他从不迟到的啊……”没人想到，此时32岁的权乐正躺在家中冰冷的地板上，手机里还存着未发出的最后一条备忘录：“完美表演需要彻底杀死自己。”

2025年3月15日晚8点，台北卡米地喜剧俱乐部的舞台上，一盏孤灯照着主持人独自撑场的背影。

台下观众举着“权乐”的应援牌窃窃私语：“他从不迟到的啊……”没人想到，此时32岁的权乐正躺在家中冰冷的地板上，手机里还存着未发出的最后一条备忘录：“完美表演需要彻底杀死自己。”

三天后，当警方破门而入时，这位被称作“疗愈系笑匠”的演员，生命永远定格在筹备第二次专场巡演的前夜。

权乐的人生像他热爱的黑色喜剧般充满荒诞。

2024年因在电影《周处除三害》中饰演被邪教洗脑的“尊者信徒”走红，戏里他匍匐在地高喊“我愿为尊者献出生命”，戏外却在社交平台写下：“每次谢幕都像从绞刑架上逃生。”

这种撕裂感贯穿他最后的岁月，生前最后一个月，他连续熬夜修改巡演剧本，被粉丝拍到在便利店抓着咖啡罐发抖，店员后来回忆：“他付钱时硬币掉了一地，蹲下去捡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晃。”

法医报告显示，权乐死于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但翻开他的日程表，死亡早有伏笔。

原定3月15日开启的《脑洞大开》巡演，是他继去年首演后的第二次专场。

为准备这场演出，他提前半年开始每天工作16小时：白天排练即兴喜剧，深夜剪辑自制短片，凌晨还要回复粉丝留言。

同事透露，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群聊里发过体检报告，血压飙到160/100mmHg，却自嘲“喜剧演员的血管里流的是浓缩咖啡”。
权乐的离世撕开了喜剧行业的残酷生存法则。

在台湾文化心理学会2023年的报告中，一个惊人数据浮出水面：喜剧从业者自杀率比普通艺人高出300%。

这背后是行业特有的“情绪剥削”，观众渴望笑声，资本追逐流量，演员则被迫成为“情绪垃圾桶”。

权乐生前的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这样的煎熬：“昨晚段子讲到母亲葬礼，台下笑疯了，可我回家吐了半小时。”

这种撕裂在《周处除三害》的拍摄中达到顶峰。

戏中“尊者”用PUA话术操控信徒的剧情，与现实中台湾邪教“水月草堂”虐待信徒致死的案件形成诡异呼应。

权乐曾向导演要求删减下跪戏份：“膝盖疼得站不起来。”

却被制片人呛声：“观众就爱看你们跪着搞笑！”

杀青当天，他被拍到在片场角落连抽三支烟，烟灰缸里堆满抗焦虑药的空盒。

权乐的悲剧不是孤例。

近五年台湾艺人卷入灵修组织的案件激增，从李威被曝参与邪教活动，到某女团成员因“净化仪式”烧伤毁容，娱乐圈与灰色组织的共生已成顽疾。

知情人士透露，经纪公司常将新人送往“心灵课程”洗脑，美其名曰“压力管理”，实则为方便控制。

权乐生前最后参加的“创造力开发营”，就被扒出与“水月草堂”有资金往来。

而资本的无情更令人心寒。

权乐猝逝后，经纪公司第一时间删除他所有社交动态，连夜下架已售出的巡演周边。

粉丝发现，某电商平台将他的纪念T恤从“预售”改为“绝版珍藏”，价格暴涨三倍。

更讽刺的是，他生前免费赠送给粉丝的绘画作品，在二手市场被炒到20万台币一幅，画作上“愿你们比我快乐”的签名成了最刺眼的注解。

在权乐常去的喜剧酒吧后台，贴着张泛黄的工作守则：“上台前检查：1.段子本 2.麦架 3.笑容。”如今在“笑容”二字旁，多出几行潦草笔记：“抗抑郁药、护肝片、硝酸甘油。”酒保阿Ken说，权乐每次演完深夜场都会独自抽三支烟，有次醉后哭喊：“我讲自杀段子时，真希望有人能冲上来抱住我。”

这种绝望早现端倪。2024年台北艺穗节上，权乐的即兴表演《完美葬礼》引发轰动，他躺在棺材道具里，用变声器模拟亲友悼词：“感谢他总让我们笑，尽管他自己从未笑过。”

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十分钟，却没人发现他右手腕贴着膏药，那是长期注射镇静剂留下的针孔。

权乐去世一周后，某匿名论坛爆出惊人内幕：他的手机里存着与经纪公司的对话录音。

“要么接下30场商演，要么赔偿500万违约金。”公司代表的声音冰冷刺骨。

而最后一条未发送的备忘录更令人毛骨悚然：“他们逼我签了新合同，巡演主题改成《向死而生》……”

与此同时，台北某画廊悄然撤下权乐的遗作展，策展人接到恐吓电话：“再展览就让你和权乐团聚。”

而在权乐老家台南，母亲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暗语的日记，最后一页画着诡异图腾，与“水月草堂”信徒身上的刺青一模一样。

（文中部分细节源自警方通报及业内人士披露，涉事组织调查仍在进行中）

来源：积极的海浪H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