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问卷调查是民意收集的重要渠道。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学者和学生采用网络调查收集公众的各种态度和意见。但是问卷调查数据是否可靠，公众的态度是不是稳定？本文作者针对公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稳定和可靠展开研究。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大学生态度追踪调查”的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均存在不稳定现象，并且普通公众的态度相比大学生更加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实质性的态度改变。研究还揭示出态度变化的结构性特征——个体在人格心理层面的态度相对稳定，在具体社会政治舆论热点议题上更不稳定。这一研究提醒专家、学者和其他调查数据使用者应该谨慎地对待问卷调查中的态度测量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调查结果；调查执行者应不断探索改进问卷调查质量和态度测量可靠性的方案。摘要：推荐理由：问卷调查是民意收集的重要渠道。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学者和学生采用网络调查收集公众的各种态度和意见。但是问卷调查数据是否可靠，公众的态度是不是稳定？本文作者针对公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稳定和可靠展开研究
原文出处：马得勇、陆铭：“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稳定吗？——基于两份追踪调查的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公众对于抽象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稳定和可靠？对这一问题既关乎社会调查方法的可靠性，又关乎民意基础的稳定性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大学生态度追踪调查”的分析发现，以问卷调查方式测量的态度确实在集合层次和个体层次均不够稳定，但大学生比普通民众的态度要更稳定。同时，受访者集合层次的态度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对具体社会议题的态度比人格-认知及基础价值观相关问题的态度更易变化。对不同变量间做相关分析后发现，在个体层次，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等心理特质、政治立场与个体态度的变化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民众社会态度的不稳定并不能简单归因为测量误差，需要更为系统的研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分析态度形成与改变的一般性因素，另一方面需要探讨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态度改变与特殊的国情、制度及文化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关键词：社会政治态度；问卷调查；态度改变；测量误差；认知心理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民主政府往往通过公民所表达的态度才能真正了解民意和偏好，制定相关政策，而商业公司、教育机构等各种组织也需要通过态度调查来收集人们的偏好和意见。全球不少商业公司、研究机构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较为知名的有如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等。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大多数学者一般会采用提问-回答（问卷）的方式来发现研究对象的态度及其变化。
然而，随着社会科学及其背后的基础学科（如心理学、统计学等）的发展，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的问卷调查究竟能否真实反应人们的态度，特别是社会政治态度？或者说，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否可靠？对此的回答关乎很大一部分民意调查项目乃至基于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多大意义的问题。政治传播学著名学者扎勒（John Zaller）认为人们回答政治观点时，会采用“一边回答，一边编造”的策略，脑海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1](pp89-90)这样的态度无疑具有强烈的历时不稳定性。[2]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政治心理学者祝阿克曼(James Druckman)则相信个体社会政治态度在微观层面的不稳定和集体在宏观层面的稳定同时存在，这样的矛盾很可能源于样本不一致以及测量误差等外生干扰。[3]那么，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稳定的还是易变的？态度类问卷调查能否准确测量人们的态度及其改变？如果人们的态度不稳定，其变化是否呈现出某些特征或规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对态度和社会政治态度特征、本质等问题的认识，从方法上回顾问卷调查测量误差等相关内容；接下来通过分析两组追踪调查的数据——笔者主持的对国内某两所名牌高校243名在校大学生社会政治态度的追踪调查，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2020年)，探究态度的稳定和改变，并尝试对此做出解释；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研究。
二、态度：定义和本质
（一）态度与社会政治态度
长期以来，态度既是心理学无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也是一个较为宽泛而模糊的术语和概念。[4]态度（Attitudes）是个体对于客体、个人、群体、议题或概念的一种持久和一般性的评价，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5][P88]评价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人或事，如总统候选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个体或群体以及农民工讨薪这类社会事件，也可以是抽象的观念，如个人的自由观、社会的民主思潮等；评价类别包括好与坏、支持与反对等。[6][PP3-19]大量的心理学文献对态度的组成和分类等问题做了细致入微的讨论。譬如，尽管在概念上，态度不同于情感和行为，但态度本身很可能包含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和行为反应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要素。[7][PP111-126]态度还有外显与内隐之分，前者是自我报告的、可编辑以符合某些社会期望的态度，后者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方可获取的、自身难以意识到的态度。[8]和生活议题相比，社会政治议题对大部分民众而言都显得遥远而陌生，因而社会政治态度可能比一般态度更复杂及模糊。事实上，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并不执着于分类与定义，其结构与层次才是学者们更为关注的对象。著名的政治学家康弗斯（Philip Converse）几乎把人们所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都“打包”为所谓的“信念体系”——他认为信念体系就是观念和态度的组合，各种观念要素通过某种形式的约束或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9]有学者进一步将人的信念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价值观、一般情景态度和具体议题，核心价值观是一般情景态度和具体议题态度的来源。[10]类似地，施瓦茨（Schwartz）等认为个体的基础价值观是其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相互联系的十种基础价值观及六种核心政治价值观。[11]总而言之，无论是意识形态、价值观这类较为基础的信念，还是政策倾向、议题偏好这类较为具体的态度，只要涉及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往往都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态度。然而，通过问卷调查测量态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学术界一直都存在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二）社会政治态度的稳定性
学者在对民意调查的考察中却发现，“民意调查最令人不安的发现之一是，大多数人对调查问题的回答有很大一部分是随机的。[2]”这意味着调查结果很难重复，也意味着基于民意调查的学术研究及公共政策可能存在致命缺陷。同样的问题被重复问到时，只有大约一半的人会给出相同的回答。[2]并且人们的回答在不同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12]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从集体层面来看，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相当稳定。比如，有学者对美国1935年至1990年间上百项民意调查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政策具有一系列真实稳定的态度，包括内政和外交政策，即便公众里存在较大的政治无知及冷漠的群体。[13][P1]类似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样稳定的集体政治态度即使发生变化，也是以连贯、可解释的方式，比如社会整体经济状况的繁荣或萧条便会导致集体政治态度的自由化或保守化。[14][PP193-236]应当如何理解上述相互矛盾的现象？面对问卷调查，人们如何形成并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对此，一些学者认为，问卷调查测量出的态度是人们根据当下接触到的外部信息（也就是情境）实时构建的。[15][PP436-457]康弗斯、扎勒等提出，人们的信念体系往往存在很多逻辑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型数据库。[9]什么态度都存在，什么态度都不存在。换言之，问卷调查不是揭示，而是创造了人们的态度。提问者的个人特征、提问方式、问题顺序甚至是与提问者的接触方式等细节都可能显著地影响到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结果，而受访者的实时情绪也可以成为建构社会政治态度的重要线索。例如，有研究指出战时总统支持率飙升很可能源于民众内心的愤怒与焦虑，“9 ·11 ”事件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从39%猛涨到90%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6]事实上，依赖情境的建构，不仅影响着人们当下的社会政治态度，还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过去社会政治态度的回忆（或称建构）。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项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当受访者被问到自己十几年前的政治态度时，他们通常用当下的政治情境去建构过去的历史，因而其回忆的政治态度与过去记录的政治态度往往相去甚远。[17]基于这样的理解，问卷调查的历时性结果充满了方向随机的无意义的变化，也就不能作为真实社会政治态度的反应。换言之，他们认为，问卷调查不能测量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社会政治态度”，所谓的态度只是即时建构的结果。三、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及误差
问卷调查中态度的实时建构说受到了大量的批判。批评者声称，态度真实存在，只是实际测量极难避免测量误差，才导致问卷调查结果历时性的不稳定。[3][18]测量结果的误差，指观察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差距，系统性误差和随机性误差都是误差来源。其中，系统性误差由恒定误差与偏误组成，前者对所有受访者都有影响，后者只影响部分受访者。[19]随机性误差则完全随机，难以干预且也没必要干预，但尽可能减小系统性误差是研究者获得准确态度调查结果的努力方向。目前大量的社会政治态度调查仍然遵从心理学传统的外显态度测量方式，直接让人们回答“你支持还是反对XX”，或采用李克特量表等将人们支持或反对的程度加以细化。[20][PP3-18]事实上，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诸如“强烈同意”等词蕴含的程度的理解也不一样。除了调查的语言问题，社会政治态度本身的特点也很容易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测量误差，也即复杂的态度难以被简单归类和降维。譬如，有研究使用贝叶斯项目反应理论（Bayesian Item Response Theory，IRT）发现当代美国大众的信念体系仍然是多维的，不少人在某一维度上是自由主义，在另一维度上则是保守主义，然而面对标准的“自由-保守”量表，他们只能选择中立或“不知道”。[21]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社会调查测量的准确性与偏误问题。统计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对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22][23][24]无应答与缺失值的处理[25][26][27]等问题进行了较多探讨。政治学者则系统性地分析了政治态度类问卷调查的难点。例如严洁提到，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如权力、体制、民主等）本身就更加抽象、复杂及宏观，在被编入问卷形成可测量的变量时较为具有挑战；同时一般民众不具备相关知识，有时甚至难以理解题目。[28]不仅如此，对包括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爱国主义、违法行为等政治敏感且存在一般社会规范的题目的回答往往存在强烈的社会期望偏差，即受访者的回答更倾向于出自“政治正确”，而非自身真实态度。[28]以民主认知的测量为例，学者倡导政治概念相关问卷调查的设计需要考虑地区的政治文化情境，以避免歧义、摆脱研究者偏见，增强调查结果的信度和效度。[29]在另一项有关中国民众民主认知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中国的受访者对民主的认知和理解相当模糊和混乱，对有关民主内涵的一些表述表示“不知道”的比例平均高达22.3%，高居数十个被调查国之首。[30]另外，在答题过程中，受访者不认真作答也是产生问卷测量误差的原因之一：当受访者觉得任务难度较大，或缺乏作答动机时，他们可能不会遵从题目要求或不认真看题，采用随机勾选的策略回答。[31]这些问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表明态度类调查在精准测量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笔者常年从事各种问卷调查及态度研究，主持或参与过多项全国性概率和非概率抽样调查，也曾主持和开展过小规模的实验室调查实验。调查或实验过程中笔者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在开展问卷调查和调查实验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经验，探究个体态度特别是社会政治态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尝试分析态度改变的内在作用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前的研究对问卷调查的系统性偏差有较多分析，本文将不再对此问题展开分析。考虑到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以及基于认知能力的知识水平、阅读理解能力等可能会影响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拟采用两项分别针对高校大学生及普通民众的追踪问卷调查展开分析。
研究一：大学生追踪调查
（一）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社会政治态度稳定性的研究较多使用大规模民意调查的面板数据，少数研究在对受访者施加了信息干预刺激的数天至几周内进行了追踪调查，以探究信息刺激的持续性。[32][33]为了更好地了解态度类问卷调查本身在测量方面的有效性，我们不对受访者进行信息刺激。调查对象为北京和天津两所名牌大学本、硕、博在校生。一般而言，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比普通民众更高，因此以他们为对象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受访者因不理解题目产生的测量误差。为了增加受访者的答题动机，调查采用校内公开有偿招聘，自愿报名的方式，每位答题者完成问卷后即刻获得30-50元补偿，两次问卷分别发放。为了减少受访者可能因自身专业知识而导致的代表性偏误，本调查排除了政治学大类专业的学生报名参与调查。受访者被统一安排在会议室或教室等规定场所和时间内集中就坐，单独答题。现场有工作人员对任务进行说明指导并随时对学生的问题予以解答。调查采用线上答题。为了保证受访者认真作答，问卷根据题目内容设置了页面最短停留时间。线上问卷排除了漏答的可能性，所有问卷不存在无应答的情况。第一次调查于2020年11 月中旬进行，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54份。第二次的追踪调查于2021年5 月下旬展开，样本数量为246份，剔除3 份首次调查未参加者，总体有效样本数量为243份。（二）测量指标及变量
为了获取到更综合、有层次的态度及社会政治态度，本研究的调查问题采用直接询问和间接询问相结合的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关于某些具体议题的态度，部分与性格特质、价值观相关内容则采用多个问题间接测量的方式，以避免因概念争议、受访者自我定位模糊或社会期望偏差等原因产生的测量偏误。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可能存在层次差异，更为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往往是更为具体的特定议题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基础。[34]因此，我们主要从人格-认知层面、政治价值观层面和具体议题层面三个层面对受访者的社会政治态度稳定性进行考察。在本轮调查中，研究者设计的问卷中主要包括如下几类态度测量指标：人格-认知类指标；基础政治价值观指标；国际政治价值观指标；具体议题类指标。限于篇幅，这里对这些指标仅作简要介绍，详细测量指标可向研究者索取。
1、人格-认知层面的变量
权威人格特质。德国学者阿多诺等（Adorno）[35]等最早提出权威人格的概念，指一种崇尚权威、依附群体、刻板守旧的心理特征。马得勇等在权威人格的定义、测量及其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36][37]我们在此沿用这些测量指标进行测量，具体问题包括“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等7 个问题。认知闭合。认知闭合也是一种根植于个体深层次的价值观，它反映了一种追求确定性，偏好秩序和结构以及排斥模糊的心理特质。[38]认知闭合被认为和人们的信息获取、认知能力、意识形态立场、人格特质等方面息息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的情境从已有的测量指标中选择了6个问题，具体包括“我不喜欢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等。2、政治价值观
基础政治价值观。基础政治价值观体现个体如何在一般意义上看待政府等实体政治机构及政治相关理念、规则等抽象政治概念。我们选取了13 个问题进行考察，其中5题测量中央政府、公安局等五个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余下具体问题的表述如“祖国就是母亲，不管她是否犯过错，我们永远都要对她忠诚”。
国际政治价值观。在各类社会政治态度中，国际政治的相关价值观及议题对民众来说应该最为遥远和陌生，不少经典研究都选择以该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我们设计了5个问题进行考察，具体表述如“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3、具体议题
对于具体议题的选取，我们纳入了包括国内议题和国际议题在内的13个问题，具体表述如“如果爱国的话就必须抵制日货、美货”。其中还包括公众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及朝鲜的好感度测量。在第一次调查时，该问题测了两次，分别被编排在国际外交议题前后，以对比其短期和长期的稳定性差异。
（三）结果与讨论
1. 集合层次态度的变化分析
首先，我们将受访大学生作为整体，对调查题目中的态度类问项的前后均值依次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按不同类别统计汇总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 集合层次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总题目数t检验显著变化数变化比人格-认知层面13538.46%基础政治价值观13538.46%国际政治价值观5120.00%具体议题131076.92%合计442147.73%总体而言，在所有题目中，受访者对将近一半（47.73%）的题目前后两次回答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表现出受访者整体的政治相关态度具有较大的历时不稳定性。
这样的历时不稳定性是否可以反应态度类问卷调查存在严重的信度问题？根据康弗斯等学者的看法，问卷调查是创造态度而不是揭示态度，且创造的依据为受访者当下最为凸显的想法，那么本调查中的受访者半年后脑海中最为凸显的想法应该早已变化。如此，受访大学生社会政治相关态度的不稳定性应该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
然而我们发现，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具体而言，涉及深层次的人格-认知及价值观的相关问题较为稳定，测量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的13 个人格-认知问题中有5 个变化显著（38.46%），测量基础政治价值观及国际政治价值观的变化比分别为38.46%及20%，低于总体变化幅度（47.73%）。这样的稳定性在政治信任的相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对中央政府等机构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但受访者对它们的总体信任程度都十分稳定地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与之相反地，在13 个具体议题中，受访者在10 个题目上出现显著变化，变化幅度约为77%，远高于总体水平。如此看来，若仍把这样的不稳定性归结为测量误差，未免有些不符合实际。一般而言，人们对那些与他们有最大的个人相关性的问题持有稳定的意见，[39]这和我们的分析结果相符。人格-认知及深层价值观等通常也被人们应用于指导日常生活的实践，熟悉且和个人日常经历相关，因此较为稳定。相反，许多具体政治议题对受访者并非常见、常思的内容，他们回答此类问题很可能如扎勒所言，采取了“一边回答，一边编造”的策略，因此态度容易发生历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能排除他们回答某些问题时采取了“编造”策略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其面对问卷调查都在纯粹地“编造”。如图1所示，T0112120图1 T0 12时各国好感度均值变化情况2.个体层面态度变化分析
态度变化有强弱变化和实质性变化之分。强弱变化可能属于正常现象，对其进行分析稍显赘杂，暂时不做分析。这里主要分析实质性态度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不知道”“不赞同”之间的转换，既意味着态度程度的改变，也意味着三种态度的实质转换。具体测算方法从略。考虑到权威人格、认知闭合相关题目不直接与社会政治相关，我们将所有题目分为“人格-认知态度”（共13题）与“社会政治态度”（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外的所有题目均可归为此类，共27 题）两大类。
（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对于所有考察的40个问题而言，受访者产生态度实质变化的数量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从6 到30 道题目不等，集中在9 至16 道，以12 、13 道最多。图2展示了受访者态度发生实质变化的数量占总题目数比例的直方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学科专业、政治面貌的受访者之间不存在实质变化的差别；17-1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变化率高于20-25岁，但与26-35岁年龄段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图2 产生质变的题目数量占比分布
注：题目数量：40；人均变化率：32.8%
可见，不同受访者历时约半年后在对相同题目的回答中体现出了差异化的质变程度，这样的差异显然不能仅用测量误差来解释。下面，我们将尝试性地探究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个体差异。
（2）态度改变原因分析
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学科对该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存在很大差别，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制度、文化因素到微观的人格、认知因素不一而足。心理学、传播学领域对人们普遍意义上发生态度改变的研究多重在社会影响的过程，亦即，因他人行为导致的态度变化。菲律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等将其分为“人际之间，说服以及大众媒体”三种情境。[40][p3]换言之，人们的态度变化需要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影响态度改变的因素可以大致被归纳为信息源、信息本身及信息接收者的特质三大类。[41][PP29-64]不同信息源具有不同的说服力，而被框架化的信息本身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42]。然而，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并不能解释诸如为什么即使接受同样的信息刺激或信念灌输，人们的态度改变程度仍然不一等问题。因此，信息接收者个人特征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包括基因、智力等在内的先天生理因素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性格特征、认知能力、认知需求等对其态度改变产生影响。[43]其中，性格特征包括权威人格、教条主义[44]，以及大五人格等多种类型。由于调查问卷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更为全面地分析两次问卷调查中大学生的态度改变原因。在此，我们仅根据问卷调查中已有变量尝试进行分析。运行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影响“人格-认知态度”质变与“社会政治态度”质变的因素。“人格-认知态度”模型将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变量纳入其中，控制受访者的性别、政治面貌、学科专业、家庭年收入及年龄。“社会政治态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将受访者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及意识形态也纳入其中。分析结果如图3-1及图3-2。
图3-1 人格-认知态度质变的回归模型
注：因变量为受访者在人格-认知态度指标上两次调查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比例。权威人格、认知闭合两个变量为对两次测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共因子值，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795和0.746，表明测量指标信度高。
图3-2 社会政治态度质变的回归模型
注：因变量为受访者在社会政治态度类指标中两次测量发生实质性态度变化的比例。由于中国人对自身意识形态立场并不熟悉，这里取用两次测量相关问题的均值作为衡量指标。[1]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权威人格、认知闭合对人格-认知相关态度的变化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权威人格特性越强的人及认知闭合特性越弱的人更容易在人格-认知相关调查题目中产生态度质变。至于社会政治态度的相关问题，我们发现只有意识形态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即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越偏右的人更容易发生政治态度的历时性质变。受限于数据资料的采集，本研究只能呈现此探索性的发现，暂时无法为其中的作用机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研究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一）数据来源与测量指标
如前文所述，我们猜想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对社会政治态度相关问题的回答应该更稳定。因此，我们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了第二项研究。该项目于2010年正式展开，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能够更好地代表普通中国人。我们选取了最新两年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2018年样本数为37354，2020年样本数为28590，两年均参与调查的追踪样本数为23414，对“主观态度”板块做出回答的样本数为20067。和大学生追踪调查的人口学特征相比，该数据样本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性别比较为均衡、党员占比较少。我们选取了北大家庭追踪调查中关于“主观态度”的19道题目。这部分的问卷涉及受访者的幸福感、对社会各群体的信任度及一些社会基础价值观。
（二）结果与讨论
1.集合层次的态度变化
由于不同题目的缺失率在约1%至3%之间，占比不算太高，我们把部分题目里“不适用”、“拒绝回答”、“不知道”的选项作为缺失处理。将所有受访者作为整体，对相关题目问项的前后均值依次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在包括理论上较为稳定的基础价值观相关问题在内的总共19 道题目中，只有4 道题不存在前后两次的显著差异。换言之，受访者对约79%的态度类题目的回答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均值变化。和研究一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结果（47.74%）相比，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受访者在集合层次表现出了更大的不稳定性。
2.个体层次的态度变化分析
和研究一的思路类似，我们仍然选取态度有实质改变的11道题目进行重新编码，得到个人层次态度改变的情况。剔除缺失值后样本为18587，缺失率约为7%。产生质变的题目占所有题目的百分比如图4 所示。
图4 产生质变的题目数量占比分布
注：题目数量：11；人均变化率：33.1%
可见本研究中个人层次产生实质态度改变的题目数量占比分布和研究一的分布较为类似，都集中在20%至40%区间。然而在本研究里，极值更为明显，有4 人甚至在全部11 题上产生了实质变化。
和研究一相比，研究二的样本在学历、年龄等的分布上更为广泛，不局限在名牌高校大学生群体，且追踪调查跨度时间也更长。研究二的结果大致和我们的推测相符，即，普通中国民众比精英大学生在社会政治态度上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实质性的态度变化。由于数据存在局限，我们暂时不能对态度改变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对京、津两所名牌大学在校大学生的追踪调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政治态度并非无规律无方向的随机变化而完全不可测量。大学生态度变化具有结构性特征——受访者在具体议题上比在人格-认知及价值观相关问题上更容易发生态度改变，这和既有关于人们社会政治态度存在层次的观点相符。但是，我们也发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他们对问卷的回答确实都不稳定，而普通民众的态度改变比大学生更为明显。这一发现提醒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更谨慎地看待问卷调查中的态度测量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调查结果，并思考改进问卷调查质量和态度测量可靠性的方案。对人们态度改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权威人格程度更高及认知闭合程度更低的人更容易在人格-认知相关问题上产生态度的实质变化，意识形态立场偏右的人更容易在社会政治态度上产生实质变化。
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政府政策对民意的有效回应。公民是否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首先基于其对公共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具有对一些公共问题的理性、合理的判断。如果公众本身的政治态度不稳定，或者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很难说其能够准确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而政府也就难以对其变化不定的诉求做出回应。西式民主试图通过选举政治精英来解决普通公众参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公民素养欠缺的情况下，选举往往会被政党和政治精英操控，公民的利益和诉求未必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普通公众是否具备民主政治参政能力，如何提升这一能力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中国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稳定性及其变化原因的探究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如果普通公众的政治社会态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真实存在，那么这些态度是否存在某种结构和体系？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一个人的态度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格、认知等心理层面因素的影响？它们与文化、制度、信息等外界因素如何互动？由于个体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还相当肤浅。现有的观点是零散的，也远未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对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美] 约翰·扎勒. 公共舆论 [M]. 陈心想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 John Zaller and Stanley Feldman. A Simple Theory of the Survey Response: Answering Questions Versus Revealing Preferenc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3).
[3] James N. Druckman and Thomas J. Leeper. Is Public Opinion Stable? Resolving the Micro/Macro Disconnect in Studies of Public Opinion [J]. Daedalus, 2012,(4).
[4] James M. Olson and Mark P. Zanna.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3,(1).
[5] Gary R. VandenBos (eds.).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 [M].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6] Albarracin Dolores (eds.). Attitudes: Introduction and Scope. In The Handbook of Attitudes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7] Michael A. Olson and Richard V. Kendrick. Origins of Attitudes. in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1st Ed.)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8.
[8] Jane E. Swanson and Anthony G. Greenwal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Investigate Attitude-Behaviour Consistency for Stigmatised Behaviour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1, (2).
[9] Philip E.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1964) [J]. Critical Review, 2006, (1-3).
[10]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 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 A Hierarchical Model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7,(4).
[11] Shalom H. Schwartz (eds.). Basic Personal Values Underlie and Give Coherence to Political Values: A Cross National Study in 15 Countries [J]. Political Behavior, 2014,(4).
[12] Stanley Feldman. Measuring Issue Preferences: The Problem of Response Instability [J]. Political Analysis, 1989,(1).
[13]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4] Robert S. Erikson, Michael B. Mackuen and James A. Stimson. The Macro Po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Norbert Schwarz and Gerd Bohner. The Construction of Attitudes. in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raindividual Processes [M]. Malden: Blackwell, 2001.
[16] Alan J Lambert (eds.). Rally Effects, Threat, and Attitude Chang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mo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6).
[17] Gregory B. Marku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Attitudes: Observed, Recalled, and “Explained” [J]. Political Behavior, 1986,(1).
[18] Christopher H. Achen. Mas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Survey Respons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5,(4).
[19] 张佑宗.政治态度与行为量表的信度分析.再测信度与内部一致性检定[J]. 政治科学论丛, 2002,(2).
[20] Radmila Prislin and William D. Crano.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Fourth Peak. in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1st Ed.)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8.
[21] Shawn Treier and D. Sunshine Hillygus.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Electorat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9,(4).
[22] 王俊,刘展. 概率-非概率混合样本的统计推断问题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2021,(6).
[23] 金勇进,郝一炜. 非概率样本的模型推断[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5).
[24] 刘展. 基于倾向得分多层模型的非概率抽样统计推断[J]. 统计与决策,2018,(23).
[25] 左才.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社会调查中的无应答问题与解决方法[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26] 郝大海.抽样调查中的无应答替换与应答率[J]. 统计与决策, 2008,(11).
[27] 严洁. 项目无回答的成因与降低其水平的途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6).
[28] 严洁. 政治学研究中的抽样调查.难点、问题与方法创新[J]. 政治学研究,2018,(3).
[29] 胡鹏. 引入政治文化情境：民主认知测量的新思路[J]. 社会科学战线,2021,(12).
[30] 马得勇, 黄敏璇. 可得性与一致性：认知心理学视角下中国民众民主观再审视[J]. 探索与争鸣,2021,(10).
[31] 钟晓钰,李铭尧,李凌艳. 问卷调查中被试不认真作答的控制与识别[J]. 心理科学进展,2021,(2).
[32] Dennis Chong and James N. Druckman. Dynamic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Effects over Tim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4).
[33] 陆屹洲,马得勇. 媒体框架效应及其持续性——以中美经贸摩擦为议题的实验研究[J]. 新闻大学,2020,(11).
[34] Stanley Feldman. Structure and Consistency in Public Opinion: The Role of Core Beliefs and Valu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8,(2).
[35] Theodor W. Adorno (ed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M]. New York, England: Harpers, 1950.
[36] 马得勇,陆屹洲.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37] 马得勇. 威权人格的起源与演变——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释[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38] Donna M. Webster and Arie W. Kruglansk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6).
[39] Marylee C. Taylor. The Black-and-White Model of Attitude Stability: A Latent Class Examination of Opinion and Nonopin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2).
[40] [美] 菲律宾·津巴多,迈克尔·利佩.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M]. 邓羽等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
[41] Zakary Tormala and Pablo Brinol. Attitude Change and Persuas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nsumer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2] 马得勇、陆屹洲.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5).
[43] Nancy Rhodes and Wendy Wood. Self-Esteem and Intelligence Affect Influenceabi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ssage Recep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1).
[44] Milton Rokeach.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Dogmatism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4,(3).
[1] 具体指标参照以往研究，见马得勇,张曙霞.中国网民的“左”与“右”[J].二十一世纪,2014,(2).
本文转自 | 舆论分析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