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街摊吃早点和晚饭、住100多元一间的小旅馆、从北京到南宁坐29个小时的火车……这是王子舟带着他的研究生利用暑假到湘、鄂、豫、陕、桂5省区10县的县级图书馆进行田野考察时，为了节省经费定下的“吃住行”规则。20余年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

在街摊吃早点和晚饭、住100多元一间的小旅馆、从北京到南宁坐29个小时的火车……这是王子舟带着他的研究生利用暑假到湘、鄂、豫、陕、桂5省区10县的县级图书馆进行田野考察时，为了节省经费定下的“吃住行”规则。20余年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组主任王子舟，一直奔走在乡村图书馆建设的一线。

在传统阅读的领地被蚕食的当下，选择到乡村去开书店、办图书馆，听起来是一场基于“情怀”的奔赴。但这些踏上乡村文化耕耘之路的逆行者，心中所怀揣的，不只是“为爱发电”的想法。他们想让书店、图书馆活下来，而且活得好，甚至期待乡村在文化的滋养下展现出全新风貌。

“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好不好，不是看大城市的图书馆建设得怎样，而是看贴近百姓的基层图书馆特别是乡村图书馆发展得如何。”王子舟说，“我期望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生长出多姿多彩的乡村图书馆。”

王子舟是20多年前开始关注乡村图书馆的。当时图书馆学界热衷研究“高位”数字图书馆、城市总分馆制度建设等前沿领域，对“低位”的县镇乡村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有所忽略，他觉得要做点什么改变这一现状。

2004年，王子舟组织研究生做社会调查，对县级图书馆的破败、低效深有感触，看到多数县图书馆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比如，调查中问县图书馆在哪儿，68%的人都把新华书店当成图书馆，95%的人不知道有图书馆，这说明县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正在减弱。

在同时期，他也关注到许多乡村自发成立了民间图书馆。这些社会个体创办的图书馆，弥补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匮乏。

2007年，他萌生了建设一个“寻找之旅”网络平台，专门寻找个人办馆者的想法。2008年，在东莞图书馆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办了“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至今收录了近500家民间图书馆。

后来，他们又实地考察了一些乡村的民间图书馆，发现这些图书馆不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知识空间，还提供了基层图书馆普及与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模式，为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足、分配不公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20年来，我国乡村图书馆总量快速增长。尤其是2007年开始，政府为了建设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农家书屋工程”，至2012年底，我国建成农家书屋60万家，覆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但部分调查发现，70%左右的农家书屋因空间配置欠考虑、书刊资源质量参差不齐、无专人管理等原因形同虚设。

相比之下，民间自发建设的乡村图书馆虽然数量少，但办馆形式多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活力。

从整体发展水平看，2015年以前的乡村图书馆基本属于“1.0版”，往往只是一间房舍、几架书柜，规模不大。随着大力建设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乡村图书馆“2.0版”出现了，投入更大、空间设计追求环保生态与美学价值、服务内容更多样化。比如，河南省孟州市莫沟村的村级窑洞图书馆“老苗书馆”、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等，都成了文旅融合的典范。

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可以分为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与社会个体相比，社会组织创办的乡村图书馆，馆舍与设备等客观条件，藏书新颖性、内容适应性、专业化管理程度普遍更好。但生存能力与长效影响力稍逊一筹。

目前，投身乡村图书馆的社会个体多是一群新乡贤，包括返乡的退休教师、干部、文人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侨等。他们有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知识、充足的资源、浓厚的乡土情怀，熟悉当地产业，了解百姓文化需求，贴近乡土。他们的创办初心源于笃定的信念与精神追求，服务对象也更具体，在运行上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炭”

一个乡村建了一座图书馆，会带动整个乡村精神面貌的改变。例如福建厦门城中村的港头萤火虫公益图书馆：2016年，“80后”法警颜珏棚将自家车库改造成两层楼高的小木屋，一楼是咖啡厅，二楼是一个24平方米的玻璃木屋图书馆。

图书馆建成后，村子也慢慢发生变化——街道开始美化，村民越来越文明，民宿、咖啡屋也纷纷落地……这说明乡村图书馆可以成为改变乡村的“引擎”。乡村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产生的外部效应是很大的，能改善乡村精神面貌，也能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

1931年，图书馆学人李钟履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一文中说：“良以城市中之图书馆，犹如锦上添花；而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炭。”王子舟深以为然。

乡村图书馆不仅具有保存社会记忆、传播人类知识的基本功能，还具有乡土认同感的形成、社会教育、休闲娱乐、公共空间等衍生功能。因为培育乡村图书馆的土壤——乡村文化是“地方”的，它是有归属感、连接性、历史性的地理空间。

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图书馆还承担着社会教育功能。2020年6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阅读推广课题组发起了“更生图书馆微课”公益项目，以乡村图书馆为学习场所，组织乡村留守儿童在老师指导下观看线上课程，在线下共同学习，同时进行相关延伸阅读活动。

村民称之为“三点半学校”，孩子们下午放学，就可到乡村图书馆阅读、上微课。每场微课不少于45分钟，每次有5至10名小读者参加，微课内容往往是课本里没有的，如纸电路设计、振动机器人、水果发电、树叶贴画、扎染、化学小实验等。

乡村图书馆开展书籍借阅，是基本服务、阵地服务。要想充满活力，还要围绕阅读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加强自身与社区的黏合度。乡村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弹性很大，全赖如何创新性开发与拓展。社会教育做得好，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同时也会促进乡村孩子取得更好的成绩。

由“送文化”改为“种文化”

然而，与城市图书馆相比，乡村图书馆仍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块“短板”。要建立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要依赖大批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不同层次的立体化结构，尤其是与乡村居民密切联系的基础公共文化设施。

它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虽然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端，但影响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不能走农家书屋的老路——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全依赖政府主体，按照一个标准、模式打造数十万个书屋，这必然导致失败。

就一个接地气且能“活着”的乡村图书馆而言，拥有信息的一方是乡村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应走“民办官助”的道路，由政府主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由“从上到下”改为“从下到上”，由“送文化”改为“种文化”。这样才能体现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广泛性、灵活性、差异性，使其真正融入乡村生活。

凡是“地方”的就一定是“差异”的，王子舟期望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生长出多姿多彩的乡村图书馆。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不少图书馆成为“网红”打卡地，这是近年出现的一个发展趋势，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亦然。例如，2018年12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新落成开放的颂歌图书馆，内设录音棚、琴房、摄影工作室、创客空间，甚至还有一个能容纳10人就餐的厨房。开馆后每天都有上万人来到这里。

但这也招来一些非议，颂歌图书馆还是不是图书馆？王子舟觉得其在服务内容上体现的图书馆家庭化、舒适化，即公共空间向市民“起居室”延伸的创新思维，以及打造市民分享生活、交流思想空间的想法，有一定借鉴价值，但是压缩藏书量、弱化图书馆职能的倾向值得警惕，不能盲目跟风。

他认为，乡村图书馆可以运用“乡村图书馆+”思维提供内容混搭服务。如“乡村图书馆＋民俗馆”“乡村图书馆＋超市”“乡村图书馆＋诊所”等创新运行模式。

但是，一切创新都应更好促进保存社会记忆、传播人类知识目标的实现，乡村图书馆建设一定要有“边界”意识。只有做好了收藏文献、服务阅读等本职工作，图书馆才能以此为基础，延伸、拓展自身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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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时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