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年，女兵们对比我更小的那些少年兵很关心，结成干姐姐、干弟弟关系，关心他们、帮他们补衣服等等。新军当时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把他们安置在军营，继续受小学教育，只上课、不出操，叫少年兵。战乱时大家都逃荒啊，有的离开家时还不到十岁。每个少年兵都有自己不幸的故事
当年，女兵们对比我更小的那些少年兵很关心，结成干姐姐、干弟弟关系，关心他们、帮他们补衣服等等。新军当时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把他们安置在军营，继续受小学教育，只上课、不出操，叫少年兵。战乱时大家都逃荒啊，有的离开家时还不到十岁。每个少年兵都有自己不幸的故事。我就认识一个人，他说荒年时，妈妈把他领到一个饭馆门口，让他等着，说一会儿有位骑马的叔叔带他走。他都不记得是怎么辗转到了台湾的。后来解严了，老兵都可以回家乡，他就没有回去，因为他不记得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只是模模糊糊地记住家门口有个水塘，水塘边上有棵开花的洋槐树，树枝低垂快挨到水面了。我说他："你比我还惨啊。我还有个妈妈可以回忆。"
招兵简章上是说三个月训练完毕，少尉任用，其实也没有做到。来了之后，程度高的可以进入"入伍生总队"，算是军校的预备生。这也是孙立人的单位。我们自称"第三期青年军"，其实和青年军的关系很间接，不过我们被编入的八十军是孙立人的基本部队，军队中的长官都是抗战时候从军的，很多是一、二期青年军出身，参加过远征军，到过印缅作战，水准都不错。长官们经常说战争的故事﹣﹣怎样在印度歼灭日军、怎样营救英军、怎样和美军并肩作战、怎样与民众一起修建工程最艰险的滇缅公路，令人神往。他们还从印度带回几头大象﹣因为战时用大象拖运大炮，战士和大象形成了战友般的情谊，战争结束了，不舍得让大象走，就带回来了。这些大象都享受少尉军衔待遇，有专款购买它们吃的粮草。我们开周会时，大象们在后面跑来跑去。有一头老象很长寿，叫"林旺"，后来住在台北动物园里，成了著名的"林旺爷爷"。当时军营里还流传着几本记录远征军故事的读物﹣﹣何铁华主编的大型画册《印缅荡寇志》、伊洛写的《伊洛瓦底江恋歌》等。这些书都引起我们一些浪漫的想法。
在新军中我看到很多有风格、有性情的人物，令人肃然起敬，到今天还印象深刻。譬如，有一位少将编阶的文人张佛千，他是孙立人陆军训练部中设计军中训练教育和文化活动的重要人士。他的学养深厚，擅长诗词、对联，人称"联王"。他曾选了一些程度比较好的士兵每周日到他家听他讲《易经》。听完《易经》后，师母还端出汤圆请士兵吃。我们都心生向往，可惜所在单位太基层，没机会被发现。几十年后终于有缘结识已被尊称为"佛老"的张佛千先生，他已是后来我主编的"联副"的重要作者，也是我们编辑室的座上客、大顾问。提到当年听《易经》吃汤圆的事儿，我说我是如何向往，佛老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想去。刘国瑞就去过。"刘国瑞是我《联合报》的同仁，当时主持联经文化出版工作。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在军中，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出操时，动作都是尽量做到最标准。用黑布蒙着眼睛，"盲目"拆卸枪械，毫不含糊。除了出操，还修工事、挖战壕。我因为修工事努力当选了"克难英雄"。"克难"二字在彼时使用频率极高，什么都和"克难"挂钩。师部操场上用竹子搭的主席台叫"克难台"。军中生活枯燥，又没有乐器，喜欢音乐的人就地取材﹣﹣把厨房里的破碗、破锅、锅盖还有汽油桶等拿来敲打，组成"克难乐队"，常常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克难乐队就是军中后来康乐队的前身。演话剧，没有女角，就找比较秀气的小伙子担任女角，称为"克难小姐"。
可能受了美军的影响，军人走在街上都要唱歌。我嗓门大，唱歌时值星官总让我起头。"王庆麟，起个音。"最常唱的歌就是《从军去，中国的青年》，"从军去，中国的青年。为什么当兵的只有庄稼汉。"还唱《团结就是力量》，也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唱了大半年，有人说后面这两首歌是共产党的，不能唱，才不唱了。据说共产党进北京唱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而《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是解放军的军歌。你想想看，几十万大军被打到台湾，当时还唱共产党、解放军的歌。与此同时，演话剧的时候有秧歌调子，这种曲调容易上口又很好听，极富感染力，士兵们在营房中不自觉地哼唱两句，后来也是发现不大对头，才不让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时两党都唱，后来大陆定为国歌，这边就不好唱了。还有《黄河大合唱》也是如此，本来抗战时大家都唱，河南教育厅还通令将"风在吼，马在叫"这一段列入小学音乐教材，后来这边也不唱了。当时营房中除了上面发下来的新创作的歌曲之外，唱得最多的是《成吉思汗战歌》，歌词是"沙原像黄的海浪，波涛汹涌向远方。蒙古包似起伏的海岛，骆驼在大海荡漾。月光下有人燃起野火，悠扬悲壮歌唱。我们生活就要战斗……"等等。
那时常念三篇"总统训辞"，一篇是《革命魂》，另外两篇是《军人魂》和《民族正气》，军队政治课常讲，政治大考还要考。问老兵："你们最近讲什么政治课啊？""还不是那两魂一气嘛。"我们都有《步兵操典》，里面有"稍息、立正、开动"这些词。据说这些词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因为日本现代化开始得早。出操的时候连长喊："目标正前方，向四零一高地运动"，"运动"这样的词我想就是日本汉语。军队里吃饭要喊"开动"﹣吃饭时长官莅临，先由值星官喊"立正"，士兵挺胸，值星官再转身对最高的长官敬个礼，向后者喊"开动"，就开始吃饭。军中没有小灶的概念，长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没有专门的厨师为长官做饭，长官也没有私人勤务兵。
军队里的饭是糙米饭，菜就是空心菜之类的。空心菜是主角，被称为"克难菜"。六个人一桌，早晨吃豆浆、馒头，加油炸花生米一大盘；中晚饭两三个菜都是青菜、胡萝卜，鱼和肉难得吃到。军中都是抢菜吃，大家吃相都不好，有人被取外号叫"菜龙""菜虎""菜大王"。饭有时也不够，也抢饭，叫"打冲锋"，第一碗高，第二碗平，第三碗又高。第一碗吃下去了，基本差不多，定下来了。第二碗就不要盛得太高，要不然吃完了没机会回碗了。到了第三碗，就可以多盛一点，稳坐江山。
台湾一下子来了几十万军人，"联勤"的服装供给跟不上。我们刚到台湾时，穿的是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日本人留下的军装，拿的是日本的三八步枪。日本军装穿大半年后，"联勤"才发下自己做的军常服、军便服。刚开始，穿自编的草鞋和"联勤"发的黑色的胶鞋。草鞋穿着非常舒服，不容易生脚病，脚都没有臭味。第三年开始发皮鞋，草鞋的时代才正式结束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皮鞋。皮鞋只有上中下三个号码，没有别的选择。我对皮鞋的直觉印象是穿这个玩意儿走在路上特别响，好像全街人都在注意你，很不自在，以前穿布鞋、草鞋都没有声音。
1950年，部队移防到台南市日本人于1912年盖的旭町营房，将其改名为"光复营区"，营房也是日本人当年的建筑，如今已经归为成功大学的部分校舍了，被称为"光复校区"。那时成功大学还叫台南工学院，和我们的营房隔一条小马路。看着那些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大学生，我们很羡慕。晚饭后去他们校园转悠，看他们壁报上的小诗写着："是谁投下这午后的阳光？是阿波罗，还是里昂？"我们这群失学的小兵觉得他们好洋气，真是无限向往。
当时一个师都住在这里，全是兵，闹嚷嚷的。我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就找到了一处房子高出平面的地基空间。里面有不到一公尺的高度。我窝在里面拉二胡。那时想家啊。我用二胡哑哑的声音表达我的心情，"痖弦"这个笔名就源于我喜欢二胡哑哑的声音。多年后我去成功大学演讲，师部的老房子已经被改成学校招待所。他们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次晨，学生们问我是否休息得好，我想：我睡在原来我的师部的老房子里，好多人与事都浮上心头，真是铁马冰河入梦啊。
刚来几个月的时候，有些兵不能适应军旅生活，觉得太辛苦，也有开小差的。开小差被抓住了，传说连长甚至不用上报就可以直接将其枪毙，不知是真是假。我见过让逃兵戴上三角锥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锣，手里拿着锣槌，在营房里转圈，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逃兵"。听说在营房附近甘蔗田里也毙过人，大家就再也不敢跑了。军中当时还没有废除打骂教育。报到两三天后，有个排长据说犯了军纪，值星官吹哨子集合，全连呈讲话队形，连长令被罚者卧倒，当着大家用军棍打屁股。打了十几棍，被罚者被打得哇哇叫。这下，大家就更老实了。也有人说，这是苦肉计，就是为了吓唬新兵。平常军规很严，甚至有时候列队走路时，士兵的步子乱了也要挨打。班长对着士兵胸部就是一拳，挨打的士兵还得挺起胸部表示不怕疼。我就挨过一拳，不怎么痛，但是觉得委屈，至今难忘。
除了体罚士兵，军队当时的陋习还有"吃空缺"。比如全连的花名册上有一百人，其实真有其人的也就是七八十人。上级检查时，士兵们根据军官的指示，在点名时冒名顶替。自己部队点名后，赶紧跑到另外营区的单位中冒充并无其人的士兵的名字应卯。走之前班长"谆谆叮嘱":"王庆麟，等一下到那边点名时你叫周大虎，不能弄错。"说完了还测试一下："你叫什么？""周大虎！"这成了上下都知道的"潜规则"。士兵们之所以配合长官冒名顶替，除了慑于上级威严，也因为长官们往往以"军中伙食太差，我们要多领些钱替大家改善伙食"为借口诱使士兵配合。这些陋习后来很快也不存在了﹣﹣每个兵发一个补给证，发薪饷时，就撕掉其中一小格，严丝合缝，谁也不能造假。
我们单位有个小兵曾想趁着蒋介石检阅部队时就这些积弊当面告状。那次检查非常严格，士兵的裤子和上衣的口袋都得缝起来。分列式时，当长官走过面前，这个小兵大喊"报告"，大官们都停下来，跟着蒋介石围过来了。小兵大概看到这个阵势太紧张了，只讲了一句"我们要反攻大陆"。蒋介石说："很好、很好！我日夜都在想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又对"海军司令"梁序昭说："梁总司令，你把他名字记下来，今天晚上带他到我住的招待所里说说话。"
但这些都还不是小兵们真正的苦恼。小兵们最大的苦恼是想家。我们班上有一个叫刘银河的兵就因为想家自杀了。站卫兵时，我们拿着日本的三八步枪，只发枪，没发子弹。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颗子弹。当全连在营房的院子里晚点名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刘银河自杀了。冯钟睿当时站卫兵没参加晚点名，他听到枪声跑进去一看，吓坏了，他看到银河胸口的血高高地喷出来。后来部队调查他的死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除了自杀，还有犯上。犯上的问题也很严重，持续了很久。有拿刀、拿枪去和连长、排长拼命的。我们豫衡联中的同学王俊士代理连指导员时，有一天早晨正在洗脸，一个犯上的兵爬上房顶拿枪射击他，子弹穿过了脸盆，洗脸水溅得老高，竟然没有打到他人。很多年后，他升了少将﹣﹣在豫衡联中的同学中，他的阶级最高。关于他升级的原因，大家开玩笑说："还不就是因为洗脸盆那个洞嘛！"其实他的能力真是不错。
白天，士兵出操、上课、挖战壕工事非常紧张劳累，尤其是入伍第一年，每天都修战壕。晚上一个营房住好几千人。营房里如果有点怪声，一个人叫，营房里的人就都跟着狂叫起来了。古代叫"闹营"。吹哨子、喊立正口令都止不住，像受惊的马群一样。闹几分钟才安静下来，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修建的老营房中有很多关于闹鬼的传说。比如，军中那时还没有抽水马桶，还要去茅厕蹲坑，有人说茅厕中有手伸出来递手纸等等，很恐怖。鬼故事越传越凶，小兵们就是自己吓唬自己。
军方认为大陆被丢掉是因为军纪不好、制度不好，便痛定思痛，要"秣马厉兵"，效法越王勾践，生聚教训，蒋介石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在东南沿海几个省还没丢掉的时候，军中有首歌叫《保卫大东南》。东南地区丢了之后，歌词直接改了，变成《保卫大台湾》。李中和是台湾创作"战斗歌曲"最多的音乐家。他写了《反攻大陆》歌，从此在军中代替了《保卫大台湾》。李中和与我很熟，在军中各种文艺比赛中，他评歌曲，我评诗。他最好的歌曲是抗战时创作的《白云故乡》:"海风翻起白浪，浪花溅湿衣裳。寂寞的沙滩，只有我在凝望。群山浮在海上，白云躲在山旁，白云的后面，就是我的故乡。海水茫茫，山色苍苍，白云依恋在群山怀里，我却望不见故乡，我却望不见故乡！血沸胸膛，仇恨难忘，把坚决的信念筑成壁垒，莫让敌人扰我乡邦，莫让敌人扰我乡邦！"我编"联副"时，希望打破各个行当、阶层的界限，比如打破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界限，让工人从鹰架上走下来和百万富翁对话等等，开辟了"第三类接触""隔行不隔山"等栏目。有一期是打破流行歌曲和"战斗歌曲"的界限，就是邀请李中和与高凌风对谈。李中和晚年作了很多佛教音乐，高寿而终。
台湾有个文艺协会，前身是在重庆的时候跟左翼对着干的"中国文艺协会"，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音乐、民俗、相声、戏曲统统在里面，由张道藩领导，组织架构和抗战时的一样，会址设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有理监事制度，选举之后，新的理监事名单登在晚报上，二栏题小小一块，谁谁选上理事，谁谁选上监事。刚开始时，如果老朋友看到就咬耳朵说："哎，现在你搞这套干什么？说不定下个礼拜他们就来了。"那个"他们"说的就是解放军。"你现在是避乱世啊，趴在这儿别动，他们也不晓得你跑到台湾来了。"这话是笔名凤兮的老前辈冯放民对我讲的。紧张的气氛到了那个程度。那大概是1949、1950、1951这几年，特别是1949-1950年。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发表的白皮书摆明了不支持蒋介石的政权，认为它是一个贪污、腐败、无能的政府，台湾就非常孤立。台湾人心惶惶，风雨飘摇。后来经大力宣传，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
军队制度改良后，打骂教育也制止了，一切都制度化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部队首长的调任制，避免军队私人化、军阀化，免得日久生顽。另外就是政工制度的建立。"政战部主任"最初是蒋坚忍，后来是蒋经国。政工制度来源于苏联，这与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有关。为了长远培养军队干部，他和教育部门研究，将原本已有但规模不大的"随营补习"教育制度扩大、发展。师资内求，大学生教高中，高中生教小学，都是军队内部人员当老师，教室就是营房，每周六日上课。采用教育部门的教科书，课程有数学、理化、"国文"、公民等等。定期由教育部门出题测试，考试合格后发给正式的证书。经过这样的教育后，官兵就可以报考军校和社会学校。但上级规定，军人报考社会大专只限于理、工、医三个学科，其他的学科都要考军校。这也是为了留住军中人才。
当时我们对这个制度半信半疑，还是弄了个假证书。假证书上的印章是豫衡同学张荣斌刻的。他手巧，用肥皂刻了学校的章﹣﹣叫"钤记"。私人的叫图章，机构的叫钤记。有了高中毕业的假证书，我们又同时申请了军队正式颁发的随营补习证书，也作为学历补充证明，这样在台湾才能去考各种军事学校。进入干校后，推行诚实教育，要求学生向校方报告入校经历，如果有假则坦白从宽、既往不咎。我们都招了。张荣斌自己并没有再深造。退伍后，他做过大厦管理员，在垃圾堆里捡过纸盒等废品去卖。四十几年后回乡，原来在家乡娶的太太早已联系不上，他又重娶了一位河南太太带回台湾。现在张荣斌已经过世了。他在工艺方面非常擅长，手巧得很，他的书法也很好，可惜因为没有机会发展而被耽搁了。诚然，军队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更多的人才就像荣斌这样，由于没有机会而埋没了。
进干校前，我在军队整整四年。刚去台湾时，我常和冯钟彦在一起，冯钟睿那时还小。冯钟彦会拉二胡，爱讲特别冷峻的笑话，人好得不得了。冯钟睿比冯钟彦小两岁，都听哥哥的。他们大户人家是堂兄弟姐妹大排行，单独称呼时，就称一个字，"我们去找彦去"，或者"睿怎么说"之类的。冯钟彦和我特别有缘，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腻在一起。
部队里出操上课、修工事、装备检查、班攻击、团防御、连对抗、夜间教育、各种大小演习，非常繁忙。这些基本训练后，第二年开始分区演练，我们被派驻到林园，后来又去屏东淡水河旁的九曲堂，再后来又去桥子头。我们住在九曲堂的时候，早晨就拉着大车去屏东买菜，都是买便宜的，买得最多的是空心菜。车是日本人撤退时留下的一种大车。中途有一个放着很多报废汽车的车场。我们觉得很新鲜，就跑去坐在汽车上，假装驾驶，身体摇晃表示汽车开了，还打着北平腔说："嗯，这路太坏了"，"这个车子太坏，应该马上通知驾驶连来修。"这类简单的游戏，我俩就能玩儿半天，还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用美军V101的无线电发报机，操练各种通讯联络。现在一部手机的功能都大大超过那套机器。那玩意儿又大又重，架设不容易。还有个手摇发电机，要靠两个兵不停地摇动才能发电，保障发报员发送莫尔斯电码。我俩那时就是摇机兵。除了固定时间要去摇机供发报员联系联络，闲暇时间很多，我们总在乱跑。去找米厂﹣﹣日本时代每个村子都有米厂，去看米厂订阅的报纸，看副刊。屏东和凤山之间有条河，有座很长的桥。水非常清澈，我们有时去游泳，看四下无人时，就脱光了下水。每天都在玩儿。晚上我们盖一床军毯。招兵时说美国军毯，其实也不是美国的，是"联勤总司令部"做的线毯，一点都不暖。前半夜两人都能凑合盖上，到后半夜，毯子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我身上。两人特别有感情。回到住处，他就拉二胡，我跟着他学拉二胡。
冯钟彦会讲鬼故事，讲各种有趣的事情，会唱歌。小兵们无事时，就找冯钟彦来说故事。他也常聊"六叔"，就是冯友兰。六叔的妹妹冯沅君是民国的女作家，是民国新女性。冯钟彦也讲冯沅君怎么写小说，我们听了也很神往。后来我的表妹嫁给了钟彦他们钟字辈的孩子，结果论起亲戚时，我的辈分也跟着拉低了一辈。很多年后，我去北京，看望宗璞，宗璞把我当老亲戚来招待，还在她们学校餐厅请了一桌客人，有张抗抗等，谈得非常愉快。宗璞还谈到她父亲。我们谈了很多。他们冯家的故事对我影响也蛮大，冯家也提高了我这个杨庄营野蛮孩子的文学想象。
当时军队还没有自建的营房，派驻地方时，常住在小村子里，有时候就住在庙里。在林园时，有个剧院叫"大舞台"，我们就借住那里。晚上戏散后，把剧院的两条长椅对起来变成床，椅子栏杆上还能低低地挂个蚊帐﹣﹣台湾的蚊子实在厉害。
台湾的剧院有个人性化的传统，一般散场前十五到二十分钟，戏院的门打开，允许买不起票的人进去看戏。那时的台湾歌仔戏流行"机关布景"。到了结尾高潮时，一定放鞭炮，"砰"的一声，布景就出来了。这样，穷人也能看到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进剧院等着我们的"床铺"被空出来。对台湾地方戏的了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也是台湾地方戏被现代歌舞团取代之前的最后的光辉时光。剧团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如"新锦珠"等等。剧团到了镇上以后，一定头一天"踩街"，生旦净末丑都上好妆，坐在三轮车上。小丑在地上走。演员过去了，孩子们跟在后面跑。第二天开始正式演出。很多年后，我又回去找"大舞台"，已经变成了卖衣服的场地。当年觉得非常大的场子，再回去看其实也不大。
无线电兵这段经历的好处是，我们很多战友在退伍后去了电信局工作。冯钟彦就是其中之一，薪水不错，还娶了局里最漂亮的女职员，日子过得挺好。
当时上边认为，营房广场应该光溜溜的，便于出操。铺草皮是美军的风格，我们不懂，有点草就除掉了。结果风一刮，便吹起沙尘。我们没有饭厅，在广场上席地进食。开饭时，大风一吹，饭碗里就有沙子，没法吃。美军顾问团建议铺草皮，从那以后营房就比较漂亮。
"襄阳演习"时，蒋介石去看士兵的营地状况，勘察士兵在演习中的生活。士兵都在帐幕里打地铺。他掀开一张床垫，看到下面水漉漉的，非常生气，据说拿拐杖打了主事的参谋﹣-他生气的是让士兵们住凹湿处，责问谁选的营区。我们参加"渡河攻击"，从两人深的河水中踩水通过，还得双手举着枪，为了不让枪沾水。过河后，正赶上蒋公和蒋夫人来视察。士兵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瑟瑟发抖，蒋夫人对士兵说："蹲下去，蹲到水里就不冷了。"
演习的最后一天下午，蒋介石突然从高地走过来，走了很远，还穿过一段不太好走的沙地路。这边记者们正在休息、收拾相机，等着下一个项目时摄影。蒋介石过来主动和大家打招呼，记者们都很高兴。老先生情绪也很好，和大家纷纷合影。我远远地站着，没有过去，我的诗人的别扭劲儿不知怎么就上来了。我也不是说讨厌这个人，也没资格讨厌，就是别扭劲儿来了。
我当时是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少年时候，读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深刻。大意是说，歌德与贝多芬某次结伴而行，突然前面车马喧腾、行人肃静，原来是奥国皇后车队通过。道旁众人纷纷向皇后鞠躬致敬，歌德亦然。贝多芬却毫不理会，穿着大披风昂首而过。我当时非常佩服贝多芬，对歌德则有些不屑。成年后才明白，文人、艺术家对待社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承认社会现状、处之以和谐的态度，另一种是带着排拒、抗议的色彩。比如张大千就是歌德型，齐白石就是贝多芬型。这两种态度是个人气质和成长经历不同而造成的，并无高下之分。但从唯美的角度而言，自然是贝多芬、齐白石更富有诗意，也浪漫得多。
那时我就是迷恋贝多芬的这种气质，觉得贝多芬很帅、很酷。所以有时候就会执拗起来。记得当时蒋介石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可能奇怪为什么我不去和他照相。多年后从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回来，蒋经国让我提交书面报告，我这个别扭劲又犯过一次﹣﹣我就没有交稿。
痖弦，本名王庆鳞。1932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到台湾。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出版家、表演艺术家。曾任《联合报》副总编辑兼副刊"联合文学"主编。上世纪50年代，痖弦和洛夫、张默共同创办了诗刊《创世纪》。痖弦的写作涉及诗歌、散文、评论等多个领域，出版有《苦苓林之一夜》《痖弦诗抄》《深渊》《痖弦诗集》《中国新诗研究》《记哈客诗想》《 Abyss 》等中英文诗文集多部。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