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风很硬,像从河面上刮过来的刀片,打在脸上微疼,我站在巷子口,听见院子里小孩的哭声跟锅盖的碰撞声叮叮当当,心里像是有一截松了牙的螺丝,在里头叽里呱啦地乱响。
那天风很硬,像从河面上刮过来的刀片,打在脸上微疼,我站在巷子口,听见院子里小孩的哭声跟锅盖的碰撞声叮叮当当,心里像是有一截松了牙的螺丝,在里头叽里呱啦地乱响。
我弟把门一关,背靠着门板,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的麻袋,滑坐在地上不吭声。
我妈抱着他肩,他一句话不说。
他媳妇拖着个粉色的行李箱,低头小步,像在跨一条看不见的沟。
她臂弯里的孩子伸出手朝我们这边,全世界都那么大,唯独那些小手指头像几根白嫩的蚕。
谁也没拦,她说只是去城里暂住,生活要继续,孩子还小,跟母亲才安心。
她说的时候不看我们,看她自己脚尖。
门缝里透出光,灰尘在光里飞,慢慢落下来,落在我弟头发上、肩上,像落在了我们这个家的命里。
我是个修电机的,手里有茧,口袋里有螺丝,心里装的,是一屋子的往事和没拧紧的线头。
我知道那一天开始,许多东西已经变了。
第1章 送走的午后
午后阴沉着脸,巷口的麻雀窝在电线杆头,缩成几团灰。
我妈把饭摆在桌上,碗里那点儿肉冻在油花上,着急又心疼的样子都写在脸上。
她走的时候没回头,只有那孩子的哭声像一根突然被拉断的弦,弹了一下,断在我弟的心上。
“老二,把东西收一收。”我把工具箱往墙角一挪,压住自己嗓子里的火。
他抬头看我,眼睛通红,眼白里全是血丝,嘴唇起皮,一笑,笑得比哭还难看,“哥,她走了。”
我“嗯”了一声,找了个破凳子坐下,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把用久了油亮的扳手,金属的冷吱吱扎着掌心,让我清醒些。
我妈拿毛巾抹眼睛,“她说改天再回来拿东西,孩子她带走了,说城里上幼儿园方便。”
“上什么幼儿园,才两岁。”我心里咕哝,嘴上没说。
老二盯着桌上那碗蛋羹看了半天,突然把碗端起来,喝了口,又放回原地,“妈,别哭了,哭啥用。”
“你不让我哭,我能不哭?”我妈哭腔压着嗓子,“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懂,可孩子,这么小,离了父亲这心里能不空么。”
我看着墙上挂着的日历,上面的红圈圈到了月末,另一个红圈圈在清明,父亲走的那天。
父亲走得早,我们兄弟俩靠着母亲拉扯大,我走上了师傅给安排的电机修理这一道,老二能耐小,跟着人搬过砖,也开过三轮,后来在食品厂干过一阵夜班,娶了媳妇,一切都像厂里那台老式发电机一样,吱吱呀呀拼着往前转。
她叫林燕,眼睛不大,有点儿内向,说话轻,从城里边来的,娘家在北站那边摆小摊的,跟了老二,嫁到了我们这儿旧街。刚开始也还好,过了半年,她说受不了我们这种“人一多就热闹”的生活。厨房狭小,灶台边的水渍永远擦不净,吵吵闹闹的巷子,垃圾桶边的野猫,所见之处都让她想走。
她最后说:“我要过的日子,起码有个像样点儿的屋子。”
老二说:“等我把夜班转了,等厂里发奖金,等我们攒下来。”
等来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又一个冬天。
日子像过小河,一脚试试深浅,结果水流突然加急,一下没站稳,鞋子就湿了。
我低头看我手背上的油渍,一块一块的,像一些无法擦净的日子。
“哥,你说她能过好吗?”老二突然问,我一时说不上来,沉默。
母亲叹气,“人家说那男人有工地,有车,能挣钱。人心,都往好的地方看。”
“往好的地方看,还是往高的地方爬。”我心里说。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叶漂在水面上,绿得发冷。
“你别去闹。”我看着他,“闹也没用,孩子不是东西,说拿就拿,说抢就抢的,先看看她打算怎么安排。”
“她说了,她说孩子还小,不放心我带。”老二笑了笑,笑声实际上是气,“就她放心那个——”
他话咽住了,看了我妈一眼,没继续说。
下午就这样耗着,光从窗口斜斜的照进来,照在桌面上,把那层油光照得更油。吃晚饭时,我们都没什么胃口。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屋老二也翻身的动静不断,床板咯吱咯吱,像一只老旧的风箱在黑暗里喘。
我想起父亲临走前说的那句:“家,靠的是忍和扛,不是喊。”
后来我出门抽了根烟,冬天的烟辣得厉害,我吸了两口,咳了好一阵。巷子里有狗叫,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像有人在夜里缓慢地搬运着一个巨大的影子。
我看着那影子,一直看到天边开始泛白。
第二天我照常开门,修理铺的卷闸门嘎嘎拉起,露出里面摆得整整齐齐的一堆电机、铜线、轴承。老顾客“老段”提着个破风扇进来,说是风扇不转了,再过两天就是他孙子周岁,要挂气球,要热闹。
我接过风扇,拆下后盖,电容器老化,接线松了,填点锡,换个小电容,一会儿就好了。
“你这手艺好。”老段夸,我笑笑,“手艺不是我好,是老厂那帮老师傅教得好。”
他把风扇抱走,又回头看了看我,“听说小林走了?你弟咋想着?”
我嗯了一声,“日子都得过。”
“都怪日子,唉。”老段叹气,“有啥需要帮着说话的,招呼。”
我点头,心里一阵暖。
万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没声没息的,像河里冰面下的水,早就开始流了,你摸着冰,就以为水是静的。
第2章 暗影里的青痕
过了半个月,消息如冬天的雾霭,从城里沿着公交线一站一站飘回来了。
是我一个在城里烧锅炉的朋友告诉我,说在他那小区楼下看到了林燕,一手拎着菜,一手牵着孩子。孩子眼睛水汪汪的,手腕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印子。
“你弟的孩子吧?”他问我。
我心里一凉,拿手机出来翻微信,几乎没想过下一步要做什么,手指就自己拨了林燕的电话。
电话那头铃音响了很久才接,她声音有点忙乱,“在买菜呢,有事吗?”
“你把孩子照片发我看看。”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
“干嘛?”她明显不高兴。
“看看就好,我妈惦记。”
沉默了一会儿,她发来几张照片。我放大一看,那手腕上的青紫没法遮,孩子笑,也笑得挺勉强。
我吸了口气,“这手怎么了?”
“摔了一跤。”她说,“小孩嘛,你们别想多。”
“在哪摔的?”我不由自主地问。
“家里,茶几撞的。”
“你家茶几多高?”我声音更平了。
她那头沉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孩子是咱们共同的事。”
她火气上来了,“我现在过我的日子,你别老用那种‘审问’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忍了,“我礼拜天过去看看孩子。”
她要挂,我压低声音,“我不是去看你,是看孩子。”
电话断了,我盯着屏幕上的时间显示,心跳在胸腔里咚咚响,像肮脏的水被抽水泵抽上来,玻璃窗上立刻起一层雾。
我妈在厨房里搓米,听见我语气不对,抬头看我一眼,“咋了?”
“礼拜天,我去看看小宝。”我说。
礼拜天我起得早,装了一车子维修用的小玩意儿,假装顺路的样子。老二说他要一起去,我拦住他,“你去了反而闹,先让我去看看。”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甩,“你当我稀罕去?”
我背上他,拍他的肩,“你忍一忍。”
那天太阳出来了,风也不那么逼人,我沿着河边走,河水浅了下去,露出一片片青苔,湿湿滑滑的,像一块旧布,擦不干净的旧布。
林燕住在城西一个新小区,门口是两棵银杏,叶子掉了,不规则地铺在地上,她下来接我,穿着个米色的呢子大衣,看着比我们那会儿在老街时精神多了。
她脸上有化妆,有一股城里女人的匆忙和自护。
“进来吧。”她说。
孩子坐在客厅角落里的小地毯上,摆着几个塑料积木,双手朝里收,像怕有人抢。看到我,他眸子亮了一下,但马上又看向他妈妈,眼里在求一个准许。
林燕点了点头,他才怯生生叫了声:“姑父。”
我笑起来,“叫错啦,我是你大伯。”然后掏了两小车模型给他,“看,能跑哦。”
孩子眼里有光,嘴角抖了一下,伸手接。
我蹲下,他的手腕上,那些青痕没那么明显了,但还是看得出旧伤未去,新伤又添。小腿上也有两道被硬物蹭过的红线。
“这是摔的?”我问孩子,尽量轻。
孩子不说话,低头摆车。
林燕在一旁擦桌子,擦得桌子光都能照见人,“别问他,小孩说不清楚。”
“你不说,我就问他啊。”我转头看她,她把抹布一扔,“我说了,是摔的。”
“赵勇呢?”我环视了一圈,那男人挂在墙上的冲锋衣还没脱,桌上烟灰缸里有半截子烟,香烟的牌子我认得,偏爱辣嗓子的。
“工地上,不在家。”她压着嗓子,“你说就说,别提他。”
我看着她,“你自己过得好么?”
她避开我的眼睛,“人家的日子都是过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我现在起码有个房,有个暖气,有个电梯。”
“那孩子的青痕,也算‘房’的一部分?”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我知道我该绕点,说慢点,可这话就像早已拧好的螺丝,一松手,弹簧一样蹦出去。
她脸刷一下白了,“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顿住,叹一口气,“你可以选择不说,但我的兄弟的孩子,你不能选择不让我们知道。”
那会儿客厅电视开着,新闻播的是某处暴雪封路,主持人穿着羽绒服,嘴里吐着白气。转过去,是一条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公益广告,画面里一个小女孩把手藏在袖子里,不让别人看。
我心里那个乱响的螺丝,突然卡了一下。
“你给孩子看医生没?”我问。
“没。”她声如蚊子。
“那我现在带他去。”我站起来,“你跟着也行。”
她拦住我,“不用了,我晚上带他去。”
“晚上你不一定能去,你男人回来更不让你去。”我直白。
她猛地抬头。
“我知道你怕的是什么。”我说,“但现在先顾孩子。”
去医院的路上,孩子坐在我旁边,小手抓着我的袖子,抓得很紧。林燕坐在另一边,一路看着窗外,车窗上薄薄的雾气她一会儿擦一下,又一会儿把手缩回袖子。
医生翻着孩子手脚看,问几句。医生的眼镜架在鼻梁上,语气平淡,“这些伤不是一次形成的,时间跨度应该有十天以上,有的伤口上有旧的瘀斑边缘。这孩子处在易跌倒年龄,但这种形态的瘀伤结合家长描述,还是建议调查。”
“医生,这话什么意思?”林燕慌了。
“我们会按照规定出具‘疑似家暴’的告知单,然后会联系社区和派出所。”医生的声音很机械,像在播报一个多次重复过的流程。
林燕脸涨红,眼里突然涌出很多水,“不是的,不是这样,这孩子我一天天带着,他坏,不消停,自己撞到茶几上了。”
“孩子能多坏?”我忍不住轻声,心里也有点颤。
医生看了我一眼,“我们不作道德评判,只按规定来。”
告知单拿到手,我觉得那纸比一般纸重一些,拿着手心都凉。走出医院时太阳斜在西边,像个发黄的灯泡,寒风一吹就打冷战。
林燕追上来,拽住我的袖子,“你想干嘛?”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我说,“不是要害你,是给孩子一个证据。”
她眼泪啪嗒掉下来,“你别毁了我的家。”
“家不是被证据毁的,是被不老实的人毁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心疼,我知道她不是个坏人,她不过是试图抓住一件她以为能温暖她的外套。
她抬手就要打我,又落下去,“你说了这些,你弟能原谅我吗?”
“他不是要原谅谁,他要的是孩子。”我看她,“这件事我们不能装瞎。”
派出所里,冬天的椅子坐着冷得人要哆嗦,墙上挂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牌子。值班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听完我说的,接过告知单复印一份,登记在册,“我们会通知社区,然后上门走访。如果有需要,会让民政、妇联一起来。”
回到小区,赵勇刚好回来了,个头不高,身上有工地的泥味,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烟熏黄的牙,看到我时笑容收紧了一下。
“这是……老家的?”他把手里的安全帽往沙发上一搁。
“孩子大伯。”林燕说。
他点头,嘴里吐出“哦”。
我朝他点头,心里把所有的冲动压在了扳手底下,“孩子手上的瘀伤,我们去了医院,医生开了告知单,我们报了派出所。”
他的脸一下子像对着风的火堆,火苗噌地扑上来又被压下去,他深吸一口气,“我也没打他,不过就是拍了两下手背,不听话嘛,男人带小孩不懂力气大小。”
“男人带小孩,和打小孩,不是一回事。”我稳稳的说。
他斜斜看我一眼,眼底那股子野冷透出来,“你们乡下的,孩子不是都拿藤条抽大的?怎么到了我这就不行了?”
我笑了一下,“你可以试试用藤条抽你自己。”
林燕拉了拉他的袖子,“别说了。”
他吐口唾沫,没吐出来,憋回去,冷笑,“来,要走?我看你们谁敢抱走我的孩子。”
“他不是你的。”我淡,嗓子里每个字都打磨过,“他姓林,也姓我们家的。”
我们对视了一阵,两个男人在一个陌生的小区里,像两个旧巷子里的骨头,忽然碰到了一块硬石头。空气里的尘埃都停止了。
最后他袖子一甩,“随你们去告。”转身进门房里,关门的声音跟铁门一样响。
我站了很久,直到手心的汗把那张告知单都润湿了。林燕靠在墙上,脸上那点淡妆被泪水一冲,露出疲惫的皮肤。
“我不想让你弟恨我。”她有些哽咽。
“那就别再让孩子被打。”我说。
那一刻,我看见她肩膀抖了一下,就像一台老机器终于承认自己故障了。
第3章 怒火与忍耐
当晚回到老街,门还没推开,隔壁老杜就坐在门槛上等我,嚼着槟榔,嘴里发着红。
“哎,回来啦?你弟在里头呢,像个锅炉,冒烟。”
我点点头,进门。我弟在屋里来回走,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狼,眼睛又红又亮,手背上的青筋冒出来。
“哥!”他一见我就上来,“怎么样?”
我把身上的外套挂起来,重新把一切理了一遍告诉他。他一拳砸在墙上,灰落下来,“妈的——”他停住,咬了一下嘴唇,“那人敢打我儿子?”
“我知道你想去把他打一顿。”我看着他,“但是你一打,你就完了,他就抓住你,说你有暴力倾向,孩子更拿不回来。”
他呼吸急促起来,胸口起伏像一只破风箱,“我忍不了了。”
“忍。”我两个字重重地落下,“忍不是缩,忍是储。你现在看着我,一会儿你出去抽烟,抽完,洗个脸,明天我们去社区,去妇联,走程序,走到底。”
我妈听着,一边抹眼泪一边点头,“听你哥的,他这孩子,有主意。”
我弟看了我妈一眼,像被勒住的野马,肩一垮,坐在椅子上,用手背使劲蹭脸,蹭得脸通红。
“哥,你说我是不是没用?”他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们不是打仗,我们是在拾掇一个散了的家。”我把手搭在他肩上,“拾掇家,要的是耐心,不是一拳头。”
第二天我们去了居委会。居委会的墙上贴了很多宣传册,未保法,家暴防治,图片里都画得很温柔,笑容温柔,背景温柔。张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烫成一团,笑容认真。她听完,拿了一摞表格给我们填,态度严肃,“这是大事,得走流程,别急,我们会联络林燕居住的小区的居委会,做协调。”
“能不能把孩子先带回来?”我弟的眼里又起了火。
张主任摇头,“没法院判,谁也不能擅自变更监护权。但是我们会尽快介入,确保孩子不再受伤。”
“尽快是多久?”我问。
她看我一眼,有点为难,“我们会尽快。”
“尽快二字,最容易让人心凉。”我心里想,但嘴上还是说了句“谢谢”。
接着我们又去了一趟街道办,妇联的王姐接待的我们,她眼里有过去几年处理类似事件的疲惫,“你弟弟,先别急着当英雄。这种事情,越‘英雄’,越容易出事。你们可以搜集证据,比如医疗记录、照片、幼儿园老师的描述,能找来的都找来。这会决定法院怎么判。”
我点头,拿出手机里照片,“这个,还有诊断。”
她挨个扫了一遍,眼睛里闪过一丝锋利,“这个足够起诉变更监护了,但林燕那边,如果不承认,反而可能说你们施压。所以,还是按流程。”
“按流程,按流程。”我重复了两遍这一句机械的话,像学徒重复师傅教的口诀。
午后我回铺子里修理,那台老式车床的带子松了点,转起来的时候有一股像被遗弃的声音。一个小工搬着一袋铜线进来,“师傅,多了五斤,算你的。”
“放那。”我头都没抬。
看着金黄的铜线,像看着小宝的头发,蓬松软软的,手不是忍不住想伸去摸一把。摸一把,然后告诉他,别怕。
电话响,是城里的派出所小伙子,“我们昨天去了赵勇家,提醒他注意方法,之后我们会持续关注。”
“提醒?”我开着批判模式,“提醒能解决吗?”
他叹气,“大哥,法律有很长的路,我们要一步一步走,不能一步迈到头。”
我沉默了一会儿,“谢谢。”
夜里,老二在院子里练了半小时拳,对着空气出拳,起落间像他把所有的气都打出去,又被冷风吹回来。院子里植物的影子也跟着抖。
第三天,林燕给我发个消息,“社区来人了,说要过来家访。”
我问她,“你害怕吗?”
她发了一个冷冷的笑,“害怕有什么用?孩子是我的。”
“他也是我们的。”我发出去又删了,换成一句,“我只想孩子好。”
她没回。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喝了点热粥,粥里放了红薯和枸杞,甜甜的,暖暖的。我妈说:“小宝小时候爱喝这粥,他嘴边多了一圈红,像画了个小圈。”
我弟把碗搁在嘴边,半天没下去,一会儿放下,“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都看他。
“我把夜班辞了,白天去厂里的包装线,虽然钱少点,但规律。我把酒戒了,烟也戒。我把屋里的那间小房重新收拾,放个小床,墙上贴点他喜欢的车车。我不能再让人说我不配养孩子了。”
我一时间心里涨满了什么,像有人拿一桶温水,慢慢地从我的后脑勺上浇下去,浇到肩上、背上,湿湿热热的,原来的那一点硬硬的地方也慢慢化了。
“好。”我妈点头,眼里又红了。
“我帮你刷墙。”我说,“我这手,刷墙也刷得利索。”
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第二天我去五金店买了乳胶漆、滚筒、小滚刷。老二搬出屋里那张旧竹床,擦擦旧的窗框,换了窗帘。我买了些贴纸,彩车、小动物。墙白了屋亮了,光都在墙面上跳。
我把那张贴着车子的小床摆在角落,旁边放了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放了几本拼图书、绘本。我们站在屋里,彼此看了一眼,都没说话,但都在笑。那笑很克制,像怕一笑出声就会把屋里这点刚凝成的温暖吹散。
这两天,我修理铺门口来了个陌生人,身材瘦长,戴着眼镜。他说,“你是李刚吧?”
“是。”我手里正拿着一把扳手,没抬头。
“我叫周远,是个律师,我也是老段的侄子。他听说你家的事,叫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他把名片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来。名片上简单,两行字,某某律师事务所,周远。他坐下来,脱下围巾,“你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链条完整,还有爸爸这边生活稳定情况的证明,单位的证明,邻居的证明,房屋居住条件。如果可以,再找邻居说说赵勇家的吵闹情况。我帮你们整理。”
“钱……”我刚开口,他摆手,“先别谈钱。这事,我心里过不去。”
我看着他心里一热,又觉得世道并非全是冷的。
“你也做手艺。”我笑,“你这手艺,看来不是拿扳手的。”
他笑弯了眼,“我们这手艺是拿嘴的,不过嘴也要讲良心。”
我们谈到傍晚,各项任务一条一条列出来。我抬头,看见窗外天空的颜色一点点由白转灰,灰里带蓝,蓝里一丝淡得看不见的紫。
那个夜晚,我梦见自己在河边拧一个非常大的螺母,手上很疼,河水里有人影飘,像父亲。父亲朝我点头,然后朝我弟点头,再往我们家里扫了一眼,像在说,继续,别停。
第4章 手艺与人心
我有一台老机器,是父亲还在的时候从厂里淘汰出来的,叫“胜利牌”,绿色外壳掉了漆,露出底下的灰金属。父亲那会儿把它擦得干净,放在角落,每次看到,他都要摸一摸。“机器有心。”父亲说,“人手到,机器就知晓。”
这些年,我每天打开铺子,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擦擦。那天它突然不转了,电源没问题,线圈也没烧,我趴在地上,听它发出的嗡嗡声,像年岁大的老头儿喃喃自语,想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打开后盖,发现是一枚叫“王德”的师傅当年装的轴承老化了,有一点点偏,咬住了内圈。换了轴承,再打一层薄薄的润滑,机器一下又顺了,发出均匀的声音。
我把那颗旧轴承放在掌心,沉甸甸的,又冰。它被我们每天忽略着在转时,承受了多少重,不言不语,最后老去。
招待一个客户的时候,一个老先生推着一辆旧自行车来了,让我帮忙调刹车,说车滑不住了。他说自己是退休老师,以前也在我们厂子边住过,我叫了一声“老师”。老师笑,“退休了,就不算老师了。”
我一边捣鼓那刹车,一边和他聊。他讲了上世纪旧厂的事,说这些年周边的地儿都变了,厂房改成了酒店,宿舍楼改成了公寓。他说:“城市在变,人心也变,但你们这些‘手艺人’的手,没变,一样的厚,一样的有力。”
我心里热了一下,“我们这手,也能干点正经事。”
他点头,“别小看自己的手。”
当天下午,周律师又来了,拿了厚厚一叠材料。我翻看,里面夹着相关法律条文,对“最佳利益原则”的解释,还有案例。我心里想到“法律的手”,也像手艺人一样,需要耐心和秤。
“法院最看重的是孩子在哪里更有利于成长。”周远说,“并不是从性别上偏向母亲或者父亲,而看实际情况。你弟这边若能提供稳定的工作证明、居住条件改善,能形成良好的抚养能力说明,胜算很大。再加上医疗记录、派出所的告知单,足够开庭了。”
“林燕呢,她要不要出庭?”我问。
“可能要。她这边很复杂,她可能也承受了家庭暴力,但她不一定承认。这是她的羞耻,也是她的捆绑。”他伸手在空气里画了一个圈,“女性有时候在家庭暴力中,不是当事人就是见证人,她们常常选择噤声,因为社会对她们苛刻。”
“苛刻的是日子,并不是法律。”我叹。
“日子也可修。”他笑,“你不就是修日子的人?”
我们又去了一趟幼儿园,找到了孩子动过的日托班老师。老师年轻,扎着马尾,眼神里有同情但更有谨慎。她翻出孩子接送记录,确实有几次孩子身上有不明青痕。她说:“我们当时也问过家长,家长说是摔的。我会配合,但不好太介入。”
我们表示理解。“你只要如实说。”周远说。
晚上回到家,老二已经刷完墙,正在组装那张小床。他动作笨,一颗一颗螺丝拧得慢,我走过去接过扳手,“我来。”
他看着我,笑了笑,“这扳手在你手里就像钢笔一样。”
我笑,“拧得也有字迹。”
我们两人不说话,屋里发出螺丝入木的声音,滴滴答答,像雨点敲屋檐。空气里有乳胶漆味儿,还有木头的香味,混在一起,有家的气味。
“哥,”老二突然说,“你觉得林燕,她心里还惦记过这个家吗?”
我停了停,“她肯定也惦记,只是她更惦记她现在的日子。人,要有东西握在手心里活着。她握的是靠近城市的暖气片,我们握的是扳手。各握各的,只是别把孩子当握的那样的东西。”
老二点头。
我妈在门口看着我们,笑着摇头,“你们两个,只要跟孩子有关的,手脚就勤快。”
这个城市的冬天,有时候冷得人缩脖子,有时候阳光又突然很好,让你站在巷口晒十分钟,像被晒化了。一个邻居从外面回来,扛着一把笤帚,跟我说,“你们家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哎,李刚啊,你爸要在,肯定羡慕你,心硬手软,像他。”
我笑,“我哪有。”
第三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个女生的声音,“李先生吗?我是林燕单位的同事。她最近看着人挺好的,但我见过这男的拎着孩子的手,拎起来,像拎个包。我当时劝了一句,他说‘我爱怎么带怎么带’。”
“你愿意作证吗?”我紧张。
她沉默,“我……怕他们以后找我麻烦。”
“可以匿名。”我赶紧说,“或者作为内部沟通也行。”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我考虑一下。”
挂了电话,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证据,像一颗颗钉子,你要把它敲进木头里,木头才稳,你不能只拿着钉子站在那里喊“稳”。
那天下午,老段推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包烟,我没接,他笑,自己拆开,抽上一根,“你小子正经。那个周远我知道,人靠谱。”
“嗯。”
他掀了下帘子,“你房里油漆味儿够呛哇。”
“明儿开窗散散,就好。”
天黑了,我锁了铺子,走到河边。河面上漂着几片干枯的叶子,随水,落在岸边的石头上,被冲开,又落。灯光把水面照成碎碎的金片,我忽然想到,如果要把这一片片光都拾起来,该多累。可是你不拾,它就一直在那儿碎。
“家不是一口气修好的。”我对自己说,“就是这样一片一片光,慢慢拾。”
第5章 风波升级
风波来得毫不意外,有点像每天黄昏的阴影,不招也得来。
礼拜五的下午,林燕给我发消息,“小宝发烧了。”下一句,“胳膊肿。”
我的心一下沉了,像被人拿锤子砸到钢板上,“拍个照片给我。”
图片弹出来,孩子的手臂从手肘到手腕有一圈圆的红肿,像是被硬物套过。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摔的,这是勒痕。
“去哪医院?”我的手指有些抖。
“市二院。”她说,“医生说骨裂。”
我拿了钥匙冲出门,老二跟着,骑摩托比去买菜还快。风把眼睛吹出泪,我们都不说话,胸口里像烧着一把火。
到了医院,小儿外科门口人很多,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林燕抱着小宝坐在凳子上,孩子脸烧得红透,眼神迷离,看见我们,只叫了一声“伯——”就又闭上嘴。林燕眼睛青,脸上浮肿,嘴唇没血色。
“怎么回事?”我咬着牙。
“他——”她看了看旁边,赵勇站在门口,脚蹬着墙,手里抽着烟,烟灰掉了一地。
我瞪向他,他耸肩,“自己撞的。”
“撞到个圈?”我走前一步。
“你别在医院闹!”他冲我嚷。
“闹的是你。”老二突然上前,一把拽住他的领子,拳头攥得咯吱响,“你敢再碰我儿子试试。”
我跟上去,拉住老二的肩,“别在这儿动手。”我声音低得像从地板底下冒出来的,硬硬。
医生出来了,看了一眼我们,皱眉,“这是医院,不许吵。”
我们退后。医生叫了林燕进去,又把我和老二叫进去,“家属?”
“嗯。”
“孩子上臂骨裂,是强外力导致,这种情况请配合我们走报备流程。”医生头也不抬,手上笔没停,“你们也要配合警方调查。”
林燕不停抹眼泪,抹到后来,脸上已经干了,眼眶都红了。
赵勇不进来,站外面哼着小曲,脚紧贴着墙,像那墙是他的靠山。我的牙齿磨着牙齿,发出轻微的“咯咯”声。
我们在医院忙活到深夜,孩子打吊针,他在床上挪了一下,疼得哇一声,我妈心都碎了,她赶过来时头发都没梳整齐。她一把抱住床栏杆,哽咽,“我的宝啊。”
周远也到了,带着他的公文包,他眼里有一股冷静的光,“这一次,我们不走家访了,直接申请临时监护权吧。以孩子的利益为先,法院会在七日内作出临时决定。”
“要多长时间?”老二焦急。
“临时的可能很快,但也看情况。”他安慰,“你们先稳住。”
临时监护权申请提交之后,我们在医院有了一个短暂的“安全期”。赵勇不能擅自把孩子带走,他在走廊里转来转去,骂骂咧咧,不敢太大声,警察在不远处站着。
深夜两点,我靠在椅子上打了个盹,梦里听见父亲在敲铁,叮叮当当,醒来时孩子偏偏转过头看着我,眼里亮亮的,“伯,我痛。”
我鼻子酸,“不怕,医生马上给你吃止疼糖。”
“不是糖,是药。”小家伙认真纠正。
我们都笑了。
第二天,林燕一个人坐在窗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脸上的肤色显出一种病态的白,她突然说:“我想走。”
“走哪去?”我问。
“离开他。”她的声音很小。
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外面走廊里影子,“这是好事。”我点头,“你愿意,我帮你。”
“他会找我。我怕。”她低头,手指纠缠着她大衣上的线头,那线头越绕越团,越绕越乱。
“怕的是现在,不怕的是以后。”我说,“你先找个地方避一避,等你和他谈判的时候,我们在。你可以走一步,再走一步,不用一步迈五步。”
她抬头,一滴眼泪斜着落下来,砸在她外套的布上,渗进去,留下一点深色。
下午,派出所来了,和妇联一起,了解情况。赵勇被带去询问,嘴硬,不承认打。林燕沉默,偶尔点头,偶尔摇头,像在雾里伸手摸窗。周远列举了证据,每一个事实像一把扳手,拧向他自以为坚固的借口。
医院的窗外有一棵老槐树,冬天了,枝杈蜿蜒,像一只巨大的手撑在窗外。风一吹,它也哆嗦。我忽然想到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像林燕这样的女人,她们的故事就像这棵树的年轮,一圈圈,你以为看不见,其实它一直在。
第三天,临时监护权批下来了,孩子暂由父亲看护,母亲可以探视。赵勇听见这个消息时脸上划过一丝不屑,“才七天。”
“七天也好,一天也好,先把他带走。”我对老二说。
我们把孩子从医院接出来,包裹严,怕受风。他一进家门,家里的光扑在他脸上,他眨巴眼,先看四周,再看那张贴了小车的床。他怯怯地伸手去摸墙上的彩贴,回头看我,抿着嘴笑了一下。
我妈忙在厨房熬红枣粥,老二把他抱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像一只终于找到窝的鸟。孩子把头在他胸口蹭了两下,小声说:“爸爸。”
老二停住,眼睛里湃地涌出水,掉下来,滴在孩子的头发上,成了一点点小珠子。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满屋。邻居在围墙边探头探脑,笑着,招招手。整个巷子都知道我们家有个孩子回来,像一场冷了很久的夜里突然点起了一堆火,大家都来烤一烤手。
第6章 堂前对簿
七天很快,像被风吹过水面上的一层泡,一下就碎了。但七天够用,我们准备好了。
周远递给我们厚厚的起诉材料,老二穿上了他人生中那套最整的衣服——深蓝色的外套,白衬衫,头发抹了水,往后按。他站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又看看旁边那个穿着呢子大衣的林燕,两个人都安静。
我帮老二把领口拉平,“别怕。”
他点头,“没怕。”
法院不大,不那么威严,墙壁刷的是浅黄色。我们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候,那椅子很硬,坐久了屁股疼。老二的手握成拳又松开,又握成拳,像在掂量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摸摸它的粗糙,再决定是不是攥紧。
审判庭里有三个人,一位女法官,两个人民陪审员。她敲了敲小木槌,“开庭。”
“本案为变更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纠纷案。”她的声音没有太强的情绪,做事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铁皮锁好的盒子,里面放着我们这段时间拿到的证据:医院诊断、派出所告知、幼儿园老师的证明、邻居提供的录像下的文字说明、我妈的证明、我们家的居住环境照片、老二的新工作证明。
法官看了这些,抬头看老二,“你是否有稳定收入?”
“有。”老二递上单位开具的证明,“我已经转为白班,月薪虽不高,但稳定。家里也有哥哥帮助,母亲身体尚可,可以帮忙照看。”
法官点头,转向林燕,“你如何解释孩子伤情?”
林燕的声音很小,“出意外。”
法官又问,“有无家庭暴力?”
她沉默。
你能看见她在心里打仗。一边是“家”的面子,一边是孩子的伤,一边是她被控制的恐惧,一边是她心里的那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那口气。
周远起身,“请求法庭注意现有证据显示的特点,伤情多次发生,非偶然;另外,被申请人的现任配偶赵勇在警察询问中并未提供明确合理解释。根据未保法,第三十五条……最佳利益原则,不继续在此环境生活有利于孩子。申请变更抚养权至孩子的生父。”
法官一直在记录,抬头时眼睛里是正经的光。
陪审员之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先生,看着我们,又看林燕,“嗯了一声。”
赵勇不是原告被告之一,但他坐在旁听席,眼神飘来飘去,嘴角带笑。他手里捏着一支烟,不能点抽,只能捏着,烟末被他弄得一地碎屑。这烟像他的自尊心,一点点被捏碎,却仍然要抓着不放。
法官又问了几个细节,比如我们家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单独空间、如何安排孩子的就学。周远准备充分,答得滴水不漏,还出示了我们的“家中安全计划”,比如插座加装了保护盖、角落贴了防撞条、窗户装了限位器。
在场的人都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笔记的声音、阳光通过百叶窗照在桌面上的光影移动的声音。
终于,法官把材料合上,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我们走出庭室,老二长呼出一口气,好像他刚才一直在憋气,怕自己一口气吹散了什么证据。林燕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低着,周远走过去,递给她一张纸巾,“你可以解脱。”
她看了看周远,苦笑,“解脱……哪有那么容易。”
我走到她面前,站了一会儿,“无论如何,他的爸是他爸,你是他妈,这是肯定的。剩下的,我们慢慢修。”
她点点头。
那天傍晚,天空晕开了一片晚霞,红得像是被火烧过的布,冷风吹来,霞回收了一点。我们回到家,邻居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围坐在巷口喝茶,他们看见我们,抬手打招呼,“咋样?”
“还等判决。”我摆手。
老段说:“不急,心急吃不了热粥。”
“可热粥香。”我笑。
几个女人在巷子口削萝卜,白萝卜的皮一圈一圈落下来,像某种旧的日子,剥着剥着就薄了。
判决书下来得比我们想象快,也比我们想象的平稳。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给父亲,母亲每周末有固定时间探视,家暴行为人被责令接受相关课程,自觉接受社区监督。
拿到判决书的时候,老二手在抖,判决书是白的,字是黑的,黑白之间,有几天几夜的哭和几双手的忙。
我们三个人——我、老二、我妈,把判决书摆在台子上,像摆一碗供祖先的饭,庄重,安静。
“这下,他回家了。”我妈声音颤。
“他本来就该在家。”老二说。
林燕没有来我们家那天,她打电话说:“我去租房了,我需要时间。”
“你需要什么我能帮我就帮。”我说。
她沉默,“谢谢。”
我们无意做圣人,但此刻我们都选择做个正常人。
第7章 归来与修复
孩子回来,屋里声音变了。早上不再只是铝锅碰灶的声,空气里多了一阵阵“咚咚”的脚步;下午,阳光在墙上走时,会被他跑步的影子切两刀;晚上,墙角那台风扇转得更慢,孩子的呼吸均匀而细。
但伤不是拿判决书就能抹平的。刚开始时,小宝很怕抬手,哪怕老二只是拿起筷子,他就会紧张,像小兔子一样惊跳。老二一开始不懂,动手快,拿衣服习惯性就用力,一用力,孩子的眼圈就红。我看了几次,拉他,“慢点,慢一点。”
晚上孩子做噩梦,会喊“不要,不要”。我坐在床边,摸他的额头,额头汗湿了。我把手放上去,那汗湿湿的,像某种正在被捂热的东西。老二坐不住,往往要站起来走两圈,回头再坐下,轻声说:“爸爸在。”
我们带他去心理咨询室,小姑娘医生很温柔,一句句慢慢问,孩子也慢慢说。她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认真记,认真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孩子哭就用“大人话”压下去了,我们愿意蹲下来看他,从他的高度看世界。有一次,他冲老二大喊:“你凶!”老二愣住,随后竟然笑了,他蹲下去,“对不起,爸爸以后轻点。”
我妈把家里厨房重新布置了一下,刀藏起来,锅柄向里,桌角包了软条。她每次做饭前都叫小宝来挑菜,让他掰脆生生的木耳,让他一片一片把菠菜叶拆开,孩子干着干着笑了,他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这个家需要他。这一刻他变得挺直了,像一根刚从土里冒出来的小苗,朝光亮的方向往上使劲。
赵勇来过一次,他站在巷子口,没有进来,远远地看。老二看见了,往出走,我拉住他,“不必。”赵勇的眼神从远处望,像一条逐渐干了的河道,他转身走了。我知道他有他自己的河床要改,可能永远改不过来,但那也不是我们能管的。
林燕开始每周末来一次,她带着水果、书、玩具。开始时,她和老二之间的空气像冬天的雾,看不见,却湿。我们把孩子放在中间,两个大人各退一步,像一条绳子,终于不再绷得那么紧。她和孩子一块搭积木,搭的第一层老是倒,第二层慢慢稳,第三层突然高了,她笑了,笑容和当年在巷子里的不同,那笑里有风吹过长街的尘土,也有她自己在城里哀而不怨的模样。
我们过年时给孩子剪头,孩子坐在小凳上,穿着披的旧床单。老段拿着理发推给他“咔嚓咔嚓”,孩子笑得牙都露出来。邻居围着唠嗑,话题从菜价聊到谁家孙子大学录取。我妈在一旁包饺子,饺子馅儿里放了芹菜、猪肉、胡萝卜丝,香得人流口水。老二给孩子拿了个最小的饺子,“先吃这个。”
孩子吃了一口,眯起眼,满足地“嗯”了一声。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弹了一下像琴弦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家。”
我想起父亲那台“胜利牌”,把它擦得更亮了。春节那天,我把它开了两分钟,让它稳稳地“嗡——嗡——”两下,像给这个家放了两个平稳的炮仗。
春天来了,河边的柳树出了芽,嫩得像从孩子耳朵里掏出来的耳屎,湿湿软软。我们带孩子去河边扔鹅卵石,他每扔一颗,就回头看我们,确认我们笑,我们点头,他再扔。他的世界又建立起来一道道确认,一道道安全的墙。他喜欢看我们修东西,站在我的凳子旁边,看我把一根细电线剥开,露出里面亮亮的铜,他会“哇”一声,然后认真问:“它会痛吗?”
“不会。”我笑,“它是金属。”
“什么是金属?”
“是……硬硬的,亮亮的,心里很直的东西。”
“像伯伯吗?”
我笑得眼里出了水,“像。”
他喜欢手里的扳手,每次都拿得很用劲,像握住了什么会飞的东西。他说:“我要学修东西。”
我点头,“好。”
老二拿的扳手也稳了,有一次他修家里电水壶,我在旁看,他拧那个螺丝,拧到一半停住,抬头看看我,我说:“再半圈。”他点头,半圈,刚刚好。
我们也用了“半圈”的道理去对待林燕。她的探视时间不止周末,有时候她工作忙,我们给她调整。有时候她来晚了,我们照样接待。有一次她流着鼻血来,我给她拿了纸,她捂着鼻子,哑着声音:“谢谢。”我说:“家里暖壶里是热水,你喝一点。”她看着我,一瞬间彷佛回到了她刚进这个家的那些年,她低头,喝水,动作像以往一样小心。手机响,她一句“我在我儿子家”,然后把手机放下。
周远也会偶尔来,他不来时发来一本书的推荐,“亲密关系”。我翻了翻,字多,理多,我知道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但我们愿意一点一点学。
我也把我会的教孩子一点:分辨钳子、扳手、梅花板子的不同;给螺丝上油的要领;用力的时候不要把牙咬得太紧。孩子很快,学着学着,就能帮我递工具。我说:“你递我梅花扳手。”他呆了两秒,找出梅花,递上。我们击掌。
这日子里没什么惊天动地,都是些碎碎的事:春天里我给院子里种了两棵西红柿,夏天来了,顶上开小黄花,后来结两颗绿绿的果,孩子每天给浇水,看着它们从绿到红;秋天收菜,冬天再种些小葱。来年再长花。
我们也有过低潮。有一天孩子从幼儿园回来,手背红红的。他不说,我也不问那么急。晚饭后我拉着他去楼下散步,走到桥头,他开了口:“小胖抢我的车车,我抢回来,老师说不可以抢,拍了我手一下。”
“那你伤心吗?”
“有一点。”他抬头看我。
“那你就告诉老师‘我难过’,告诉小胖‘这是我的’。你可以说,不用打。”
他“嗯”了一声,走了几步,突然回头,“那别人打你,你怎么办?”
“我?”我笑,“我不打,我打不过你爸。”
他笑出声,笑声像削萝卜丝掉在桌上的声音,脆脆的。
我们一家人在这空间里,慢慢复原。林燕开始在我们家做了两次饭,她做的番茄炒蛋比我妈的甜一点,孩子爱吃;她也在孩子面前轻轻地说“对不起”,孩子抱了抱她。她和赵勇后来离了,别人告诉我,他在工地闹了一场,警察来了,导火线是喝醉了把手里的酒瓶摔在地上,说“老子在这世界上没有家”。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没有家,但我知道在我们这条巷子里,他没有再出现。
秋天的一天,我给父亲的坟上添了土,点了三根香。我跟他说:“爸,你放心,小宝回家了。”风吹了一下,香火跳了两下,像回应。我又说,“我们的手还在,扳手还亮,爱和良心还在,这个家就不会散。”
回来的路上,河水很静,静得像一块磨得平平的铁。阳光照在上面,闪着一点一点的光。我停下来,捡起一颗小石子,丢进去,水面漾出圈圈纹,就像这两年我们经历的那一圈圈苦、痛、忍、学、修,最终都化成了一圈圈静静的涟。
生活,就是这样。
它不会一次修好,你得天天拿手去抚,去拧,去调,去添一滴油,去擦一抹灰。
你得用手艺,用良心,用传承,用家人的善意,一点一点,把它修到不会晃。
它偶尔会响,会抖,会卡,会想停,你就告诉它“没事”,你再给它一点力。
它就又转了。它就又稳了。
它,就叫一个家。
来源:天空中翱翔的信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