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理，李先念同志来了。”——1975年1月5日清晨，北京医院四层病房。护士压低的声音刚落，周恩来缓慢睁眼，抬手示意搀扶。他已极度虚弱，但仍想坐直。李先念走到床前，先是一句“总理，好！”随后便握着那只瘦削却依旧温暖的手，没有再多寒暄。

“总理，李先念同志来了。”——1975年1月5日清晨，北京医院四层病房。护士压低的声音刚落，周恩来缓慢睁眼，抬手示意搀扶。他已极度虚弱，但仍想坐直。李先念走到床前，先是一句“总理，好！”随后便握着那只瘦削却依旧温暖的手，没有再多寒暄。

周恩来却开门见山：“我心里还有两件事一直放不下，第一是陈锡联，第二是温玉成。”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似在搜寻力气，“老李，你们知道温玉成现在怎样了吗？”李先念俯身答话，脸上略带愧色：“我们正在查，总理放心。”对话至此不足一分钟，却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谁都明白，总理到了最后关头仍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份迟迟未了的组织交待。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成都东郊，冬雨冷得像刀。邓家花园一间旧青瓦房里，温玉成披着棉大衣，独坐炭火旁。他近两年几乎见不到熟人，偶有卫兵送来报纸，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妻子宋婉明的劝慰：“孩子们都好，你要挺住。”夜深时，炭火闪着红光，他常自语：“几十年打仗流血，咋就走到这步田地？”

时间往前推，温玉成若要写履历，最醒目的还是那条长满老茧的右腿。1937年，红五军在甘南遭“马家军”围堵，他拖着这条伤腿硬是突围。那时同批三千余人阵亡，突围者不足百人。第三十军政委宋任穷在平凉旧祠堂门口见到温玉成，脱口而出：“你还活着！”两人相拥，灰尘与泪水抹在一起，那一刻温玉成第一次说出后来被战友熟知的那句话：“我是孤儿找到娘。”

打仗，他是猛将；执行命令，他一向干脆。1940年春，苏南敌后，土匪胡肇汉勾结日伪。温玉成将其引入“口袋”，炮火齐发，日军指挥官当场毙命。事后新四军总结经验时，陈毅一句评语：“温团长，刀口舔血不眨眼，却知进退。”这评价后来几次救过他——在东北整军时，在朝鲜战火里，也在京城政治博弈间。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出国后第一场歼灭战由温玉成指挥118师打响。五小时，歼敌1700余人。这天被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见他，第一句话是：“我们的步枪能不能顶住美军坦克？”温玉成脱口而出：“能！”毛泽东笑了，“就要这股子劲。”

按理说，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本可在军中稳坐。当1968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任命贴到布告栏，那一刻的风光极盛。然而政治风浪瞬息万变。因为对林彪“服从”而又“不足够靠拢”，因为对旧友“有情”却又“不合潮流”，温玉成一步步被推向边缘。1972年底，他被要求“休养”，随后调离北京，被安排到成都“观照身体”。明面一句“保健”，暗中其实“隔离”。

很多年后，宋婉明回忆，最怕深夜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他常在廊下踱步，嘴里念叨：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她只得把写满家常的纸条塞进他棉衣缝里，让丈夫在绝望时摸来读一读。或许正是这些碎纸条，才把一位老军人从边缘拉回人世。

1975年春节前夕，周恩来交代李先念“务必查清温玉成”。周恩来逝世后，军内外关于“温玉成问题”的文件被重新翻阅。第二年，相关部门派员赴成都，带回一份不足千字的报告：温玉成身体孱弱，生活清贫，态度坦诚，无任何不当言论。批示很快下达：“不属现行反革命，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可真正落实到人，还得等几年。1980年深冬，南京一家小宾馆里，温玉成与梁兴初、吴信泉等昔日并肩之将围炉闲谈。黄克诚派秘书带来口信：“事情能解决，到北京走一趟吧。”听罢，温玉成沉默良久，才抬头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得折腾一回？”

北京之行并不曲折。甄别小组给出的结论是“政治上无问题，历史贡献突出”，待遇恢复为大军区副职。消息传到南京军区时，老兵们在食堂小声议论：“这才像回事。”

问题总算了结，温玉成却选择离开首都，定居南京。好友调侃：“北方将军南方养老，惬意。”他摆摆手：“活过枪林弹雨，图个安静。”日子归于平淡，他时常在院里摆几盆蜀葵，写些抗战旧事，不提政治，不谈功劳。

1989年7月，南京军区医院确诊其肝癌晚期。他拒绝住北京总医院，坚持回南京安宁疗护。病床旁，几位老战友想劝：“京里条件好。”他摆手：“炮火里捡过命，不挑地方了。”临终前三天，他叮嘱孩子：“骨灰送井冈山，别惊动组织。”嘱托简短，却把一生归宿寄往青春出发的地方。

周恩来曾说心中不安。到温玉成撒手那刻，或许这份遗憾才真正了结。老总理重病中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位忠诚却失落的老战士；而这位老战士行尽坎坷，仍保持“坚决执行”的本色。正因如此，历史才对这段曲折多了几分沉思，也多了几分肃穆。

来源：五聿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