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体性是一个与人类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哲学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由此赋予了主体性问题以文化的向度。文化主体性是维系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标识，承载着从过去、经现在并连接未来的文化长河的使命。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催生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

摘要：主体性是一个与人类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哲学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由此赋予了主体性问题以文化的向度。文化主体性是维系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标识，承载着从过去、经现在并连接未来的文化长河的使命。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催生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中华文化主体性反过来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脊梁。在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现提供价值引领。

关键词：文化 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 现代化 “两个结合”

作者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08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P4—P20

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都想以各美其美的方式呈现出自身的文化特色，从而绘制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图景，文化主体性因而具有了回归民族发展的特性。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面对近代以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在时代变局中选择拥抱现代世界，中华文明的古今之变同步开启，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此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与之相应，中华文化主体性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互动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图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旨趣在其中得以彰显。

一、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追问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中国与世界的交互中，我们对于现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全社会在人民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兴趣和需求被进一步激发，而外来文化的引入更是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探讨构成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热门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各种思想的交流与不同观念的碰撞日趋活跃，在我国学术界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哲学的“主体性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从起初的哲学界逐渐向其他领域延展，甚至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热点之一，这可以被视为国人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自我觉醒的理论表征。

“主体”与“文化”的交织，催生了学术界对“文化主体性”的关注。“文化主体性”最初在社会学领域找到了栖身的思想驿站，这也是其概念化的起点。1997年，费孝通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因为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疑虑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文化自觉”所回应的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民族所面临的时代处境，即本民族的文化从何而来、当下如何、向何处去的追问。2004年，费孝通在“北京论坛”的发言中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这实际上是赋予了文化自觉以主体性的内在支撑，因为只有在与文化他者的关联之中，“主体”才能拥有“自觉”的特性。

费孝通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构成了理解“文化主体性”的一条理论通道，即只有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民族才能意识到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正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由此，我们看到通过文化自觉开启了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双重向度：从历时性的时间维度来看，文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主体需要具备“自知之明”，即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将来都要有充足的体认，如此才能构成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而从共时性的空间维度来看，文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主体需要具备“知人之明”，对共处于同一时空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要有基本的认知，因为山川异域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彼此交融的可能。基于对文化自我的“自知之明”和对文化他者的“知人之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构筑起来。因此，可以说“文化自觉性亦即文化主体性，而主体性正是现代性的主旨之一”。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将“文化主体性”与“两个结合”深度关联起来，因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有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两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双向赋予中得到了证成，因而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所构筑起来的文化主体性，不仅无法忽视、反而需要得到“两个结合”的巩固。“第一个结合”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最根本的现实前提，为中华文化主体的滋养提供了适宜的场所，“第二个结合”在此基础之上以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铸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沿用了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并且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强国”有机连接起来。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之一，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前者激活了后者的现代基因，后者充实了前者的文化生命，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此能够串联起中华文明所孵化的古代瑰宝并使其能够实现现代转型。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必将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脊梁。

通过梳理“文化主体性”的流变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概念兼具学理深度与政治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来看，文化主体性是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关切的重大课题。文化主体性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出场，折射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体认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觉与自信，对文化主体性所开展的一系列学理探讨更标志着中华民族当代“文化自我”的成熟。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植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时空的延展，探索对中华文化自身的自觉与自信。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与具象化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需要充分联系“两个结合”的命题，因为这是理解二者、特别是后者的文化密码。放眼未来，我们通过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伟大实践。

二、主体性哲学的文化流变

哲学在其本质规定性上是人学，对人的关切始终处于哲学的视野之内，因而主体性问题或隐或显地成为哲学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出场，在理论层面表征着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兴起。在孔子看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倘若“人之为道而远人”则“不可以为道”（ 《中庸》第13章）。孔子在人与道之间作出了严格的价值取舍，确立了人相对于道的优先性，人的主体地位得到澄明。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 《孟子·尽心上》），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人无需从外部索取四端，因为这是人出于本性而先天具备的，只需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去反躬自省便可获得。先秦儒家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走向，并在陆王心学中得到了显著发扬，陆九渊便自陈其所创立的心学是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认为，宇宙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是与人的道德本心具有一致性，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则将“心即理”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认为“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人的主体地位在“心”这一独特象征当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无独有偶，与中国哲学家一样，西方哲学家也在不懈探索这一领域。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古希腊先哲向外求索万物之本原不同，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扭转了古希腊哲学的目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作为爱智慧者的苏格拉底强调人要“认识你自己”，更明确地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国拉回人间。这两个命题的异曲同工之处，就是都引导哲学思考去关注人自身，而非徘徊于外部世界。进一步看，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侧重于作为个人的主体的感性判断，容易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而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则与之不同，意在通过理性思维主体的自我认知以触摸到真理，这同时也是智慧（Sophia）与爱智慧（Philosophia）的区隔。毫无疑问，主体性问题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思考，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一尝试与相近时代的中国哲学一样并没有占据哲学思考的重心。

主体性问题在中世纪以神学的方式呈现。“上帝”取代了“人”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这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古希腊宇宙论哲学对外界过度关注的倾向，而将思索的出发点转移到人内心的主观世界。随着漫长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开启了一场重新发现“人”的旅程，这是旧世界灭亡与新世界到来的征兆。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为近代哲学的诞生铺陈了“人”的文化氛围之时，“历史”也在悄然发生着一场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远洋航行见证了新大陆的存在，全球不同地域的人类以及物种被新开辟的航路联结了起来，资本所到之处逐渐揭开了世界的神秘面纱，全球一体化由此成为世界发展潮流。世界历史的降临意味着，过去离散时空背景下人们的孤立活动日益不可能，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正在被世界市场的扩大所挖掉。人类同步时空发展时代的到来并不是消弭掉主体性，而是将主体性问题真正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因为只有在人类现代化的实践背景下，不同主体的普遍交往才能唤起对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换言之，主体性只有在不同主体之间而非孤立个体当中才能呈现其应有的内涵。

西方近代哲学孕育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现代性问题终于浮出时代的水面并引发了持续的思想涟漪。由于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节点不同，西方近代哲学相较于古典色彩浓厚的中国哲学而言，更加关注富有现代气息的主体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代表，笛卡尔从逻辑先在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这是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新生。“我”被视为思想的主体，因为只有思想不能与“我”分离，暂停了思想就是终止了存在。因此，“我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思想事物，亦即心灵，或者精神，或者理智，或者理性”。康德将笛卡尔的“我思”改造为“综合统一的先验统觉”，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以往认识论的设定中，认知的实现需要主体符合客体的实际，但康德却认为客体首先需要符合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没有作为接受性的感性，就没有对象可以给予我们，同时还需要知性的统摄协调，因为“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康德这种知性的自发性特征进一步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即“知性为自然立法”。主体性的自我确证同时发生在道德领域，“人以及一般的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而实存，不仅仅作为这个或那个意志随便使用的手段”，康德借助包含“人是目的”在内的道德律令，在实践理性层面规范意志活动从而实现主体的自由，即“理性为自由立法”。

在笛卡尔与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将主体性把握为现代世界的轴心，即“现代世界总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这就是说，在精神的总体性中存在的所有本质性的方面，都在自我发展中达到了它们的权利”。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所使用的主体性概念包括四重内涵，即个人（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将主体性原则覆盖到实体层面上，从而赋予了后者以生命，但“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人”被放置在与一般实体同等的位置，“而人是这样的主体，其主体性是为主体而存在的，因为在人格中我全然是为我而存在的：人格就是在纯粹的自为存在中自由的单一性”。人的主体性在现代世界释放着强大的威力，在启蒙运动中凭借着理性成为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威。主体性原则的高扬虽然“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却加剧了知识与信仰的撕裂、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峙、自由与自然的冲突，这“说明主体性只是一个片面性的原则。这条原则尽管绝对能够塑造出自由的主体和进行反思，并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一体化力量”，现代性的内部纷争由此产生了主体性的罅隙。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黑格尔的主体性以观念论的方式膨胀为整个世界的精神载体，反而又重新将主体从人间送回到天国，从而颠倒了主体性的本真含义。在马克思看来，“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人的二重性存在是理解主体性的关键，需要将主体放置在“关系”当中去考察，而且关系的属人性是主体性的独特标识，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从唯物史观出发去探讨主体性，那就需要将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个人放置在具体的生产与社会关系中来考察。

从哲学的古今之变中不难发现，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未竟的现代性问题。从笛卡尔到马克思，对主体性的哲学思索逐渐走向历史深处，并且不断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其背后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因为正是人凭借着自身主体性的力量，在不断对象化的过程当中创造出了整个现代世界。人类的现代化实践必然与主体性精神的弘扬相一致，人们在开辟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所表征出来的主体性力量，同笛卡尔所开启的主体性精神是一体两面的，二者之间是相互塑造的关系。当主体性以理性为内核在现代世界所向披靡时，主体性的自我冲突也由之产生。主体性的单方面扩张导致价值理性被放逐，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占据主导，于是人被贬低为工具，科学被简化为技术。

针对主体性所暴露出的现代性危机，后现代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想方设法重新修复主体，反而是继续对主体进行围剿，这极易陷入一种循环陷阱，因为取消主体性本身就需要主体的参与。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将康德的批判视为现代性的开端，认为他虽然把哲学从“大写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但又将其带入了“大写人类学的沉睡”。主体性淹没在人类学中无法自拔，后者的有限性窒息了前者的无限可能。西方现代性对尼采所发出的“上帝之死”的警告充耳不闻，神圣主体的死亡并不能使世俗主体永生，等待着他们的只有“人之死”的后现代预言，即“我们就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对此，哈贝马斯认为对主体性的后现代式的批判不过是以一种“哲学的反话语”的形式“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不是直接宣判主体性的死刑，而是要基于交往理性，以商谈伦理的方式重新建构起主体间性这一改造主体性的崭新道路。质言之，后现代作为对现代性的时代回应，实际上关注的仍然是现代性的问题，所改变的并不是发展趋势而只是呈现方式。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论争之时，文化哲学的兴起为主体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的方案。西美尔（1858—1918）首先追问了“文化”这一语词的来源，认为如果从其准确用法来说的话，那么“唯独人才是真正的文化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人才是自生存之始就有完善自身的要求的存在”。文化是人自我完善的充分条件，换言之，文化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但并非每一种完善都是文化，只有当人们把某种外在于主体的东西吸纳进主体的发展中，文化方才出现。因此，“人的完善实现的是主体自身和主体之外的最高秩序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主体性在人的主体性中占有最为核心的位置，能够衔接起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并使其共同作用于人本身的自我完善。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虽然在功能上是互相补充且不可分离的，但后者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前者的，文化的主客错位会造成人与物的价值倒悬，因为“主体文化的尺度是要衡量精神生命的过程应用客体的益处和成就使自身升华所达到的程度”。

较之于西美尔，文化哲学家卡西尔（1874—1945）则一反西方哲学的常态，并不认同将人视为“理性的动物”这一古典定义，而是将人界划为“符号的动物”，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在完成对人是什么的定义之后，进而追问作为主体的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相较于西美尔，卡西尔直接宣称“文化哲学”就是“人的哲学”，而且“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统一整体”。人作为文化的圆心，通过劳作（work）规定了人性的圆周，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构成了这个圆的不同扇面。文化与人不再有内外之分，而是从定义上被视为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整体。因此，人的主体性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创造出文化的各个方面，后者亦能反过来哺育人的主体性，人只有在文化的进步中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

总而言之，主体性是一个与人类现代化实践相伴而生的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这也就注定了主体性问题并不可能在古代成为主导性的哲学话语。因为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肯定，是由人的现代性觉醒的内在需要所驱动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所凸显出来的，并且凭借科学技术的威力而得到了可靠的确证。反过来，主体性的自我完善捍卫了现代性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是说主体性只有积极的一面，当主体性面临现代性危机时，对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等弊病的批判实际上是现代性的自我纠偏。与此同时，“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通过文化，人类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中确证着自己的本质”。文化激活了人的主体性并赋予人以文化生命，使其超越自然生命的“有死的”（mortal）限制而获得“不朽的”（immortal）使命。人在文化生命的永恒延续中承继历史的遗产，并以一种超越的方式俯瞰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空坐标，从而完成对自身主体性的体认。经由文化对主体性的观照，“作为‘我’的体验而非立场，主体性取代了面对外部世界的自主主体范式，转而强调与文化内在相关的生活体验……无休止的主体性工作包括不断重新谈判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世界和历史不断以语言、其他文化实践以及接受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自我的肌理中”。因此，文化主体性实质上指涉的是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即“文化自我”。这不仅超越了单纯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且在人的主体性中真正唤起了文化的力量，是人对由自身所创造的文化的自觉把握。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呈现

当处在“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中华民族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但已然具备了主体意识，对自身文化有一定的体察。这由中国哲学的出现所证明，并呈现出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方式。所谓的“自”，指称着中华民族内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争锋，并构成了彼时的竞合态势。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九流十家的诸子之学异常活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等学术流派纷纷发表观点，通过推介自身的学说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理想。“百家争鸣”带来了“百花齐放”的文化景象，构成了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的迭代，儒家和道家最终在思想的交锋中获得了胜利，“儒道互补”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线索和突出特征。备受中华文化浸润的华夏民族相较于周边民族而言，具有更加强烈的“正朔”观念倾向，这是主体意识的外显，此时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华文化的礼仪制度，便成为夷夏之辨的重要判别标准，周边民族通过与内地的频繁交流而逐渐加入中华文化共同体当中。

步入“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以儒道为主流的中华文化首次遇到佛教这一相对陌生的文化他者。佛教诞生于古印度，这种由另外一支亚洲民族创造的文化不远万里传入中国，究竟是文化入侵还是文化融合，极大地考验着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韧性。佛教的中国化进程颇为坎坷，因为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初次相遇所产生的龃龉，以及宗教机构给世俗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导致陆续出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等发起的灭佛事件。但这并没有中断佛教与中华本土文化之间的交融，儒道思想与佛教思想在文化的差异中彼此借鉴，在理论的争锋中互相学习。北宋时期产生的理学，实际上就是儒释道三者合流的产物，儒家思想在其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历史原因已经与道家思想不可分离，佛教思想作为后来者又一同加入儒道互补的文化主流当中，中华文化不仅没有因此而遭到戕害，反而变得更加包容和多元。

“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与以往发生过的文化遭遇不同，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在1840年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且毫不逊色的文化他者，欧风美雨凭借船坚炮利强势来袭，直接催生了“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的时代大变局，至此中华文明从古代到现代的转身拉开了历史帷幕。随着一系列外国列强对华侵略战争的爆发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所创立的世界体系当中，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文化他者的强烈刺激，唤醒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由此升格为主体性。以往的天朝上国幻想在此刻被现实彻底击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事实将曾经积累的文化自负化为乌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启动伊始是追赶型的，中华民族暂时处于文化上的失落阶段。

1840年之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呈现面临着古今中西的内在张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有识之士发起的自救运动陆续登场，一条“器物—制度—文化”逐层递进、渐趋深入的现代化之路由此得到了勘探。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经过洗礼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自发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文化和阶级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有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文化意义上‘自我’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现代世界，彰显了人类追求现代化的理想之维，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送入了中国，古老的中华文明迎来了文化意义上的新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中华文化主体性已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交相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适合的生长场域，文化失落的阴霾逐渐被清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新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与过去的完全决裂，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中华民族在摆脱掉外来压迫与内部斗争的基础上，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中华文化并没有遭到致命摧残，反而经由中国人民不屈的斗争而构成了民族的脊梁与精神的丰碑。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磨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肯定。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华民族愈发具备文化上的自信。1983年6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需要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也应该符合中国自身的国情和现实条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是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得到了崭新的设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增强的国力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华文化主体在与世界的互动交流中“平视”他者文化夯实了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演进也同步迈向新的时代坐标。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在内的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为这是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表达，并且不断培育出了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而作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力量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而言，主体性既然作为现代化的时代精神，那么为此就需要努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后，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呼唤着文化的自信与自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觉醒的突出体现。

纵览历史文明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现代化变局的多重考验，最终成功地从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保留下来，并在现代化实践的宏大叙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呈现中提炼出它的深刻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自我表达，既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在他者文化的冲击下建构自我的文化表征。因此，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哲学内涵的真正理解，我们需要从时代语境、创生基因、文化憧憬这三重维度上去加以具体把握。

首先，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文化主体性诞生的时代语境。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中华民族就是在通往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将之前的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到文化主体性的高度，因为后者归根结底是现代化的文化产物。基于中华文明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这一历史背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渊薮的时代任务，因此如何能够在现代化变局中实现文化突围便成为首要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时代重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同时，除了政治与经济之外，高度重视新文化的建构，这对于培育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无疑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群众基础，因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人”的广泛参与，两者的互动共同锻造了现代文化与时代新人。

其次，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生基因。如何消除作为民族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作为时代性的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使二者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答题，亦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对此，“两个结合”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作为现代思想结晶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文化生命，因此“‘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第二个结合”中得到了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双重加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持续巩固，并有力注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中，使其不仅能够保有独特的中国气派，同时能够实现与现代世界的良性互动。

最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强国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憧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这是专属于中国的独特身份标识，承载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的文化生命。然而，当中华文化主体性滥觞于古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碰撞时，其中所凸显出来的巨大落差是中华文化必须正视的现实，民族的羸弱与国家的苦难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需要自立自强。面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危机，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抑或简单延续封闭僵化的老路，都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切实际的方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开拓了新的生长空间，中华民族在古今中西的文化融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因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只有在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我超越。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之一，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国家层面所追求的目标。

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路径思考

从整体上来看，处于普遍交往中的每个民族需要确立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种“世界的文学”能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呈现提供多样性的文化参照样态，而面对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中华文化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培育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是同步的，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与必然要求。我们需要以一种“不破不立”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路径：就“破”而言，中华民族在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时，时刻面临着其他文化样态及其思潮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后者可能会对前者的生存与发展样态产生冲击；就“立”而言，中华民族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对自身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优势与特色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够充分地把握住巩固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有利条件，“破立并举”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

不容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文化洪流中，以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实践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需要采取的措施，便是厘清这些文化思潮的来龙去脉，从而消除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破解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优先进入现代国家序列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自身的经济优势和政治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兜售商品和资本扩张的同时，又加紧输出自身的文化，从而巩固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并不是躲躲藏藏的。它也不掩饰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和利益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西方少数霸权国家凭借当下的经济与政治优势，对其他国家开展了有目的性的文化输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饱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打着非暴力的旗帜，却在文化领域进行价值观的渗透，试图消灭“中华”的文化主体性而冠之以其他民族名号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前缀的张冠李戴对一个民族的冲击，可能会在根本上动摇该民族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依托。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务必要破解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华”的主体性侵蚀，要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觉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

第二，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消解。尼采曾指出：“虚无主义：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的确，文化虚无主义意在通过否定历史事实、更改共同记忆的方式去剥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我。如果一个民族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那么必然会导致民族文化心理的空虚。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为特殊的历史境遇，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在现代化变局中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摧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一度陷入迷失的境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难题。面对已经步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所展露出的强大力量，部分国人甚至产生了文化自卑的心结。在文化自卑者看来，既然中华本土文化无望超越西方文化，而外来文化亦难以真正改变中华民族，那就索性消解掉中华文化的价值。如此一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便无从谈及。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守护好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文化”本身，尤其要守护好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命之流与活力之源。

第三，祛除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遮蔽。文化复古主义充满了对现代社会的不满与对古代社会的幻想，它的基本假定是历史倒退论和对现代化的简单排斥。但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就意味着要绝对地继承传统，完全地恪守本土文化价值，无条件地拒绝一切外来文化。这实际上等于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重新回到前现代的文化情境之中，进而成为“文化孤岛”。如前所述，文化主体性本来就是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而体现其时代价值的。文化复古主义只能将中华文化主体性带回前现代的幽闭状态，而使中华民族距离现代世界愈来愈远。因此，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我们要厘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复古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一味沉溺在思古之幽情中而拒斥现代文明，这实际上等于迷失了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所以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加以充分辨析，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现代化产生共鸣的元素，“尊古”而不“复古”才有助于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当上述这些文化思潮所带来的流弊得以澄清，我们对于“破”的任务在逻辑上才算初步完成，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同步开启“立”的工作。文化多样性作为对人类现代化的一种平衡，是培育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支撑。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引导下，处理好现代化的普遍性与各民族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第一，我们要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发挥着奠基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文化主体性本就是现代化实践的精神表征，中华文化主体性亦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毫不动摇地走现代化之路，尤其是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人类通往现代化之路本就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既遵循着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现代化。只有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带来中国社会真正全面的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对人的重视就是对文化的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应在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中得到培育和巩固。

第二，努力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脉”。“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一味墨守成规只能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窒息，因此对于中华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底，我们一方面需要在纵向的时间坐标上对未来开放，保持对现代的敞开，从而引入时代性的洪流以滋润自身的文化河床；另一方面，中华文化需要在横向的空间坐标上对世界开放，以其他民族的文化作为文化镜像，以期丰富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最关键的是“开自己之生面”，即“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这就能够真正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提炼出来，经过时间的发酵与空间的浓缩实现革故鼎新。因此，脱胎于中华古老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脉”，“根”者“本源”也，“脉”者“走向”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底色。只有在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下，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充分地从文化传统中汲取面向现代化的养分，以不断增宏自己。

第三，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奠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魂脉”。“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作为现代化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论证，彰显了它与其他现代思想所不同的理想维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逾百年，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历程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与之进行融合，两者彼此契合且互相成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化的自觉接受，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中华文明由此经历了“生命更新”。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等等，都指涉着中华文明正在经历着“现代转型”。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文化交叠，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良性互动中才能行稳致远。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凭借着普照的真理之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引了方向。

第四，加强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交流，在文明互鉴中拓宽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命向度。“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今天，主动自觉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所创造的文明开展的深层交流，滋养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建构。对于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其他民族是以“文化他者”的形象共处在全球文明发展的场域当中。如果文化他者主动缺席或被动消失，那么文化主体的建构便失去了应有的对象，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我便不复存在，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能拒斥同其他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立足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健康沟通，需要秉持现代世界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文明互鉴与文明包容的姿态，积极吸收一切现代化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并且能够将其运用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其所创造和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标识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国际身份。中华文化主体性只有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才能拓宽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向度，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携手其他文化主体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结语

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坚定选择了通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共产党所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扭转了以往“被动式”的追赶型模式而转入了“主动式”的创造型模式，与之相应，我们观察世界的文化视角也由“俯视”到“仰视”再到今天的“平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历史境遇，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培育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主体精神和自信状态，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此得到了培育。中华民族在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之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已然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节奏，由此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获得了根本的依托，文化自强才真正成为现实。总之，面向未来，我们坚信，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其所维系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所指向的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辉煌，所锚定的将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方案。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