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尘元的《在语词的密林里》（三联书店1991年6月出版），就是我拜读姜德明《金台小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后，从《悼陈原》一文中发现的“新大陆”。尘元是陈原的笔名。他早年参加革命，办文化，搞出版，长期致力语言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写过不少书，其
▌萧跃华
孙犁参照鲁迅日记“书帐”淘书，姜德明循着唐弢书话所涉书目逐一搜访，这不失为读经典的“终南捷径”。我邯郸学步，读到了“盲人骑瞎马”无法读到的好书。
尘元的《在语词的密林里》（三联书店1991年6月出版），就是我拜读姜德明《金台小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后，从《悼陈原》一文中发现的“新大陆”。尘元是陈原的笔名。他早年参加革命，办文化，搞出版，长期致力语言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写过不少书，其平实亲切的文风深受读者喜爱。
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陈原（1918—2004）
《在语词的密林里》初版于1991年，后多次再版。
2002年《重返语词的密林》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1 开笔
1988年，陈原在《读书》杂志开设专栏，名曰《在语词的密林里》，每期写几则札记体的闲文，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见又说不明白的，经他一讲顿时豁然开朗，作者的智慧和幽默感跃然纸上。譬如《“官场用语”》一文引用新闻，日本议员要求政府官员答辩时不要使用“难懂的用语”，其原因在于“日语某些词汇的暧昧性”。然后陈原笔锋一转：“不，我看不是语言本身造成的，是‘官场’的现实导致了使用‘euphemism’（委婉语言）——我们熟知的‘官场用语’如‘考虑考虑’‘研究研究’，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地名学》一文举了羊城、哈尔滨的由来，美国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三个地名显示的三种语源，并感叹“研究地名，往往如读一部社会史或民族史”。其他如《运作》《意识》《倒挂》《滑坡》《数字癖》，文字信手拈来，长则百余字，短则数十字，读来文采斐然，趣味横生。姜德明忍不住写信讲了自己的阅读喜悦，陈原1991年11月28日回信：
知道你喜欢《密林》，我真高兴。前日送给夏公（注：指夏衍），他也很高兴——写作时（在《读书》连载时）夏公就给我很多鼓励，他说收到杂志，首先就找这一栏看。我还告诉你一个消息，书稿被日本学者欣赏，明年在东京一家大书店（大修馆）印日文本。我想你会分享我的高兴。
姜德明在信中乘兴提到，有些电视台主持人不讲“下面”而喜欢说“接下来”是否合适，陈原回答：
你信中提到（“接下来”）的现象，看来很难改了——迄今为止，语言学界中我是孤立派，我以为习惯的势力是无穷的，我充分尊重“约定俗成”的规律。语言这东西是很特别的，有时错了反而变成对了。特别是新语词和新表现法，有些（不是全部）虽受一些人的反对，但终于活下来了（有些却退出了舞台）。语言学家死抱着这个对，那个不对，可能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纯工具，而没有看重它是一种社会现实。此点我在《社会语言学》中说得含混，将来重版时把它详细说明。
姜德明的即兴提问，换来了语言学家的深知灼见。
2 再写
这个专栏写到一百条时，陈原就以“拜拜”跟读者话别，到海外游逛了一阵，归来收到一堆“抗议信”，其中一封写道：
不瞒编者，每逢带着墨香的《读书》放在我案头的时候，我总是先看《在语词的密林里》。去年第12期忽见“拜拜”一条，不禁惘然若失，犹如一个朋友突然离我而去，而我竟不知缘由何在。据作者说，已到岁末。只是岁末岁首两相逢，读者也未必看腻，至少我是越看越有劲。何况日前正值造林季节，佳木恶竹层出不穷，万望作者别说“拜拜”。
但陈原已说过“拜拜”，岂能言而无信？只好歇息罢了。可当他带着海外珍贵画册拜望夏公时，“他一见面就责备我说拜拜，表示了与那位读者同样的心情，并且督促我写下去！于是我再写了一百条，不过不好意思再占杂志的篇幅，只是连同原先的一百条，辑成小书一册面世。”语言是历史的“活化石”，《农转非》《吨粮田》《“隐语”》《日夜》等是最好的诠释。
古今中外都有简化语词的倾向。“柴圣”是创造了世界语的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的简称、尊称。汉语也不例外，只不过汉字结构一简化，往往会产生料想不到的歧义，但说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莎翁”与“托翁”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简称、尊称，“巴老”（巴金）、“夏公”（夏衍）同样如此，都是专门化的专用名词。巴尔扎克、狄更斯不称“巴翁”“狄翁”，我们也很少听见有人称“巴公”“夏老”。为什么那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没有逻辑上的理由，唯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使然。
陈原建议“每页都酌加一些装饰性插图，以便掩盖我信笔写来不成体统的文章的单薄。”北京、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都同意，这样他就在病榻上编成了这部小书。陈原一向认为：语言、音乐、雕塑、绘画、建筑是彼此相通的，都是传递信息的媒介。《长恨歌》和《木兰辞》，《命运交响曲》起始那四个“敲门”音符，罗丹雕塑《思想者》的姿态，甲骨片上的卜辞，铜刻、碑刻和岩画上的形象，常常在陈原的大脑中浑成一体——这是语义信息和感情信息的混合，也就是哲人罗素所谓的充满了信息的电话簿所不能传达的信息。他从手头材料中选取几百幅与随感并无直接关系的图片插编小书，某些形象或许会引起读者的某种联想，而他却希望读者只作为“浑然一体”的美的享受，不要去深究什么彼此关联。
这些插图大都是线画，取其在不光滑的纸张上也能印得出个样子来。图片难免“厚古薄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殷周秦汉、甲骨金文、碑刻石刻，海外文化中的玛雅和阿兹特克古文书、希腊埃及古图案以及文艺复兴前后的书籍插图，只要够古够美够装饰味，陈原就选取。几张现代主义的作品，如毕加索的也很够装饰味，陈原也选取了。陈原坦言：这些画“至于带有什么语义信息或感情信息，我也说不上。这里只能请美术家、装饰画家、考古学家以及语义学家们原谅我的胡编了。”
“胡编”乃陈原自谦。这部精编小册子一版再版。
时间一晃七年过去了，夏公已驾鹤西归，但夏公的督促声仍不时在陈原耳边盘旋。他感觉“自己好像步入老年痴呆境界了，于是横起心，重返旧地漫游”。新写十题六十七则，沿用过去的老写法，可能是“世事沧桑，人间冷暖，友朋一个一个悄悄地走了，而我还活着，时感孤独寂寞，甚至呼吸不畅”的缘故，陈原的笔头放得更开了，风霜雨雪的味道更浓了，合订本《在语词的密林里》的《后记》于2000年4月20日深夜定稿。
第一题《“我回来了”》第一则《搞和垮》，引用夏公《懒寻旧梦录》中一段有趣的记载：
不久前胡愈之同志问我，你是不是在桂林“造”了两个新字？一个是“垮”，一个是“搞”。我承认，这是我根据实际需要而试用的，但不久，这两个一般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就被其他报刊接受了。
字是人造的，人人皆可为仓颉，但造出来能不能被公众认可、社会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搞”是不是夏公“造”的，我持保留态度。我们老家湖南，“搞”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单词，语义非常宽泛，小孩耳濡目染，不学而能。“搞死你”“搞对象”“搞点家伙喫”“你搞什么名堂”，分别是收拾、谈、弄、干的意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也不乏“搞”字，如“要搞五湖四海”（1949年10月24日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思想评论可以搞”（1958年1月15日同吴冷西谈话）、“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1961年1月13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有搞原子弹、搞人造卫星、搞核潜艇等等。
我推测，口语中的“搞”在湘桂一带恐怕古已有之，只是南蛮之音不入官方话语体系。“无湘不成军”，晚清以降，湖南人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字的曝光度也越来越高，但至今仍有人嫌其粗野，我就听到过友好的质疑声。
第十题《我不是人》七则，从“人”的定义说起。
1915年版《辞源》：“人是‘动物之最灵者’。” 1936年《辞海》：“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新华字典》1953年版：“能使用工具生产的最高等动物。” 1957年版定义深化：“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1971年版加了两句话：“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1979年版“割掉”了阶级属性这个尾巴。苏维埃时期著名四卷本乌沙可夫俄语大词典（1940年问世）中，除了“在劳动过程中能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要素外，指明“人”具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征：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是能说话（语言）的动物。
陈原的人生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对“人”和“语词”有着入木三分的体察。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自给自足”，每个行业都有可能产生流行语，而青年则是产生流行语、新语汇最多的群体。他高呼“青春万岁”后，宣告走出“密林”，回到人间，忽然想起海外学者美言：“中国的语言环境好到不能再好，语词的丰富简直无与伦比。”信哉斯言！陈原知道：“人间固然不是乐土，可是我在那里会找回我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他由衷地呐喊：“我爱人间。”
我爱“密林”！我爱陈原！我爱人间！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