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3年，刘鹗将其私藏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出版，甲骨正式走出书斋，成为世人可见、学界可用的材料，甲骨学于焉而始，迄今已历两甲子。而据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自述，早在1902年他就在刘鹗处见到了甲骨，并察觉到这批材料的重要程度。可以说，海外的甲骨学几乎是与中国同

□许子潇

1903年，刘鹗将其私藏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出版，甲骨正式走出书斋，成为世人可见、学界可用的材料，甲骨学于焉而始，迄今已历两甲子。而据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自述，早在1902年他就在刘鹗处见到了甲骨，并察觉到这批材料的重要程度。可以说，海外的甲骨学几乎是与中国同时起步的，并不是“东学西渐”的产物。甲骨不仅是中华文明瑰宝，更是全世界的珍稀文化遗产。120多年来，在几代海外学者、传教士、收藏家、文物商贩的共同作用下，甲骨学的种子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中西学术传统有别。近现代西方学术界风云变幻，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几经转换。甲骨学属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处在变革的浪潮中，难免会受到影响。甲骨学本身又是一项专门学问，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必须解决特定的学术命题。所以不同时空的人们看待甲骨、使用甲骨材料的方式不尽相同，取得的研究成果亦纷繁复杂。凡海外成果皆为他山之石，拾而思之，对国内的研究者当有所助益。

海外甲骨的流传、收藏、著录

目前已知的商周刻辞甲骨总数在16万片左右，流散海外的数量约在2.2万片，皆为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商代晚期材料。

流散海外的甲骨分散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新加坡、比利时、韩国、荷兰、新西兰等14个国家。日本因地缘优势，藏品最为丰富，约1.2万片（其中约4000片去向不明），较多的还有加拿大约7400片、英国3000多片、美国约1900片、德国约850片等。从1899年甲骨问世到1929年史语所正式发掘殷墟的30年时间是甲骨流散的高峰时段，彼时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比较薄弱，甲骨的售价却水涨船高，外国人大多依仗丰厚的财力大肆收购。

清末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布道，沿海地区是教会布局的前哨站。山东潍县自明代起逐渐形成好古藏古的风气，至清末已成为文物古董交易集散地。王懿荣（甲骨文发现者）最初接触到甲骨，就是经潍县古董商促成。驻潍县的传教士得地利之便，不免会对中国古物产生兴趣，英国人库寿龄（SamuelCouling）和美国人方法敛（FrankHerring.Chalfant）是其中代表。1903年左右，库方二人开始合力收购甲骨，他们购买的经常是成批材料，如1904年小屯村地主朱坤家掘出者，大部分被库方二人买走。方法敛自述一生共经手甲骨2000片左右，这些材料又被他们分批次倒卖给了苏格兰皇家博物院、不列颠博物院、卡内基博物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与库方二人情况相近的，还有英国人金璋（LionelCharlesHopkins）、美国人伯尔根（PaulD.Bergen）等。

这类人中藏品最丰的，当属加拿大明义士（JamesMellonMenzies）。明氏是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成员，长驻彰德府（今安阳）。1914年明义士来到安阳时甲骨文已经为世所重，原本就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的他快速学习相关知识，旋即与当地文物贩子，甚至小屯村民取得直接联系。据闻明氏购买的甲骨总量超5万片，大概是全世界收藏过甲骨最多的人。1927年，其部分藏品遭兵燹被毁。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加上自己观念兴趣的转变，明氏不再热衷收藏文物，而改去寻求“无法被抢走的知识”，终于1932年获齐鲁大学教职。明氏的甲骨收藏，有六个突出特点：其一是数量大；其二是平等对待材料，片大字多者固然重要，片小字少者也给予重视，因其可信性更高；其三是伪品少，这得益于他长年累月与村民和商贩打交道所练就的辨伪功夫；其四是不参与文物倒卖，只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并且积极公布自己的藏品；其五是以长期、稳定、零散的收购为常态；其六是将绝大部分材料留在了中国。可以说，明氏的收藏旨趣与学术品格，与怀履光（WilliamCharlesWhite）等同时期的在华传教士有云泥之别。教会以外，一些外国的文物爱好者也对甲骨很感兴趣并且参与购藏，比如长住上海的英籍地产大亨哈同（SilasAaronHardoon）罗迦陵夫妇就购买过千片刘鹗旧藏，并委托王国维整理出版为《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也是较早收藏甲骨的海外群体。其中可考者如东京文求堂主田中庆太郎和东京大学林泰辅等，他们的购藏活动时间应该始于1908年前后。日本人中购买甲骨最多的当属三井财阀的三井源右卫门，中村不折、河井仙郎、堂野前种松等人的藏品亦颇丰。抗战期间，一些日本团体以“学术考察”为名在安阳小屯一带行盗掘之实，如1938年春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的北支学术调查团。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也等人曾来安阳侯家庄考察发掘。1940年至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团队曾来安阳发掘。1942年至1943年，驻河南的日本军队也曾利用奸匪大肆盗掘。这些挖掘所获的古物不少，有相当一部分被贩运至日本，其中应包含大量甲骨。在日甲骨现归23家机构和28家私人藏家之手，比较重要的收藏单位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天理参考馆、东洋文库、东京国立博物馆等。

海外收藏甲骨的人群及收藏方式特点约如上述。这些甲骨大部分已著录公布，比如库方藏品有《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等，金璋的有《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明义士的有《殷虚卜辞》《殷虚卜辞后编》等，日本方面有《殷契遗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日本天理大学参考馆所藏甲骨文字选》等，欧洲方面有《英国所藏甲骨集》《法国所藏甲骨录》《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等，北美方面有《甲骨七集》《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这些著录中包含大量珍贵材料。

库方二氏在1909年购买的家谱刻辞，现藏不列颠图书馆。这版甲骨记录的内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卜辞，而是兒氏家族自先祖以下的十一世家谱，最后两代人名甚至见于同时期的宾组、历组和子组卜辞。因家谱刻辞的性质过于特异，一些学者对其真伪保持怀疑。若此片确属武丁时期遗物，那么上溯十一世，其记载的史事已经几近成汤大甲时代。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如果仅靠口耳相传而没有文字记载，兒氏家族应该很难保留下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忆。总之，家谱刻辞对我们思考甲骨文性质、文字起源、历史书写方式、商代家族形态、宗法制度等问题意义重大，值得持续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早年间甲骨作伪比较多发，加之外国人对甲骨不熟悉，所以海外藏品中的伪刻比例也不小，这也是海外甲骨收藏的一个显著特征。据之可以想见，甲骨造伪以及海外人士对甲骨的购求，并未因殷墟的正式发掘而立刻停止。

海外甲骨学者群体

王国维曾谓“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甲骨学是一门建立在材料之上的学科，材料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学科的发展水平和从业者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存甲骨数量丰富的地区，其研究者数量就多，学术就繁荣，反之亦然。当然，特定地区的学术传统和治学特征，也会影响这个地区的学术面貌。综合两方面考虑，可将海外甲骨学者大体分为欧美和日韩两个板块。

（一）北美与欧洲

欧美地区，析言之又可分为北美和欧洲两部分。早期的北美甲骨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业余学者，他们的主要身份是传教士、外交人员或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活跃时代大致从甲骨文发现到二战结束。这类人群对甲骨的态度，大抵是想要当作文物收藏或者倒卖牟利，其中不乏专为外国博物馆采买掠夺我国古物者。他们所做的研究，基本上不出材料整理和介绍的范畴，深度和广度都不及同时期的国内学者。以上特征，同样见于早期欧洲研究者。前文提到的方法敛、库寿龄、伯尔根、金璋、怀履光等人就是其中代表。

加拿大明义士是个例外。明氏1910年来华，后被派驻彰德府，在传教和兴办斌英学校之余收藏甲骨。明氏对于甲骨的兴趣，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地域条件；其二是他对中国文化固有的热爱；其三是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为他的传教事业服务。明氏之于甲骨，除上文提到的不参与倒卖、伪品少以外，还有两点和同时期的外国研究者明显不同。他有及时向学界公布藏品的习惯，早在1917年明氏就编撰了《殷虚卜辞》，1928年又编了《殷虚卜辞后编》。明氏在甲骨学商史领域造诣精深，身份由收藏家转变为专业学者，这一点尤为难得。明氏受聘齐鲁大学后，根据其课程讲义石印出版《甲骨研究》，书中保留有大量明氏关于安阳的回忆，是研究早期甲骨学史不可忽略的著作，董作宾、胡厚宣所著的《甲骨年表》就经常称引明氏的记述。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专业的甲骨学者逐渐走上学术舞台。这一时期的北美学者，普遍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自怀有不同的研究旨趣，当他们将目光投向甲骨时，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如白瑞华（RoswellS.Britton）、周鸿翔偏重材料整理，德效骞（HomerH.Dubs）偏重年代学，张光直偏重商代考古、家族结构、经济制度等。这一时期有两位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值得着重提及：司礼义（PaulSerruys）和吉德炜（DavidN.Keightley）。司礼义是赵元任高足，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其甲骨学论著并不多，但发表于1974年的《商代卜辞语言研究》可称得上“孤篇压全唐”。文中的两个论点“卜辞不是问句”“‘其’有情态用法”，又被称为“司礼义法则”，当今学界大多采信其说，影响深远。这些观点对我们阅读和理解卜辞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将之评价为西方甲骨学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也不为过。吉德炜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2年发表的《释贞：有关商代贞卜性质的假设》，与司礼义几乎同时提出“卜辞不是问句”的观点。吉氏还有一系列甲骨学商代史论著，如《商代史料》《为王劳作》《甲骨将再兴》《祖先的风景》等。在一部部巨著中，吉氏用独特的学术视角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卜辞的史料性质、商代政治史、环境史等课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其结论常常发人深省。其中《商代史料》1978年出版，现在是欧美公认的甲骨学入门书籍，被誉为西方甲骨学的典范之作。

新世纪以来，西方的甲骨学继续发展，涌现一批成果丰硕且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L.Shaughnessy)教授治学领域相当宽泛，以甲骨学而论，其主要精力集中在西周甲骨的研究上，发表了《周原甲骨：进入研究阶段了吗》《试论周原卜辞“思”字——兼论周代贞卜之性质》《再论周原卜辞思字与周代卜筮性质诸问题》等长文。西周甲骨文经常出现“思”字，几乎可以视作判定周人甲骨的“指示字”。夏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40年的不间断思考，在相关文章中系联了多种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材料，大大加深了学界关于西周卜辞性质、周人思维结构、殷周文化差异等问题的理解。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Bagley）立足后现代史学视角考察甲骨文，认为这些史料掺杂着创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思维，所记述的史实有不全面不客观的成分。甲骨文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生成背景和特定用途的文献，未必能够如实反映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应当肯定贝氏的看法极具启发性，是很好的研究方向。

早期的欧洲甲骨学研究者，身份与北美地区的高度重合。除了前文提到的库寿龄、金璋等，还有德国魏玛差会的卫礼贤（RichardWilhelm）、英国叶慈（Yetts.W.Percival）等。20世纪初，伯希和、沙畹、马伯乐、高本汉等欧洲知名汉学家已经关注到了甲骨，但他们大多没有深入研究，有些人甚至认为甲骨是伪造的。二战后欧洲甲骨学界不乏后继者，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雷焕章（JeanA.Lefeuvre）、苏联刘克甫（MikhailV.Kryukov）、英国艾兰（SarahMeyersAllan）、德国张聪东等都是其中代表。需要提及的是，达慕斯大学艾兰教授受教于北美，也长期在北美工作，但她主要的甲骨学成果大多是在欧洲完成的。艾兰曾与李学勤、齐文心合编《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另有专著《龟之谜》。

欧洲方面值得着重介绍的一点，是法国曾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甲骨学术中心，一时间涌现出罗瑞、汪德迈、游顺钊、蒲芳莎、风仪诚等多位学者。1999年在巴黎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会议，是继1982年北美“商代文明国际讨论会”后，规模最大的国际甲骨学商史研讨会。

总体来讲，无论是在学科发展还是从业者方面，欧洲都和北美情况相似。除了狭义的甲骨学研究，欧美学者还比较重视早期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也有意识地推动人工智能在甲骨学领域的开发和应用，这与当下国内甲骨学的新增长点不谋而合。欧美甲骨学历经几代从业者弦歌不绝，在基础的材料整理工作之余还能结合西方学术体系取得独到成果，这是值得国内学者重视和学习的。

（二）日韩

日本的甲骨学发展路径和欧美有相当差异，首先表现在学人群体方面。日本的第一代甲骨学者大多是知识分子，还有少数文物爱好者。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献、金石学、小学教育，不少人和中国士人群体有着密切过从。东京大学教授林泰辅被称作日本甲骨学先驱，早在1907年就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1909年发表的《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是日本第一篇甲骨专论，在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是伪造的舆论环境下，该文力陈甲骨的真实性，并明确判定其为商人之物（此说较同时期的罗振玉、孙诒让更为精当）。林氏1921年编次出版的《龟甲兽骨文字》是日本最早的甲骨著录。在个人研究方面，林氏以甲骨文为据，驳斥白鸟库吉（“满蒙非中国论”的鼓吹者之一）等人观点，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里无疑具有深刻现实意义。与林泰辅并称为日本甲骨学先驱的还有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内藤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亲见甲骨文的外国文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他和国内甲骨学者交往密切，其藏品在郭沫若的著作中多有引用。

京都大学的汉学传统相当深厚，内藤之后又培养出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师徒等知名甲骨学者。二人合作整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3000多片甲骨，1959年出版为体例精当、考释详备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伊藤二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王族卜辞”“多子族卜辞”概念，并将多子族卜辞的时代定为武丁，纠正了董作宾定为第四期（武乙文丁）之误。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对以上问题有更深入的独立研究，所得结论也相似，但在时间上还要晚两年。回顾学术史，这项工作称得上是海外甲骨学界重要成果之一，其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多子族卜辞”的辨识，直接影响了今天的“非王卜辞”“子卜辞”研究，使得后来人能够突破“王室”视角，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商代社会结构、家族形态，意义非凡。将几种子卜辞的时代放回第一期，促使人们反思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方法缺陷，同样值得称赞。

日本另一位甲骨学大家岛邦男执教于弘前大学。重要的著作有两部，一是《殷墟卜辞研究》，该书在充分吸纳学界已有的卜辞分期断代成果基础上，对商代祭祀、社会结构、方国地理、官制、生产、历法等问题做了通盘研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扎实推进。二是卜辞索引类工具书《殷墟卜辞综类》，该书是岛氏一人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编成的，突破以《说文解字》540部首排列的传统体例，创立自然分类法，划定甲骨文164部首，对之后同类工具书编纂有指导意义。

目前，在日本国内从事研究的甲骨学者已经寥寥无几。司礼义的高足高嶋谦一曾在东京大学工作。受到其教育背景的影响，高嶋的关注点比较集中在卜辞语法和古文字释读方面。此外高嶋跟松丸道雄合作出版过《甲骨文字字释综览》，是很实用的文字考释索引工具书。崎川隆博士阶段曾就读于庆应义塾大学，后负笈长春，在吉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其博士论文出版为《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该文接受并且发挥了李学勤、裘锡圭、林沄、黄天树等人主张的甲骨分类分期断代新方法、新标准，展现出当下甲骨学最前沿的研究水平。崎川氏为每一版宾类甲骨都制作了精良的摹本，并且进行了细致可靠的分类，提出了许多新标准，结论扎实可信，收获学界广泛赞誉。

韩国的甲骨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也缓慢。1955年董作宾在汉城大学（即首尔大学）发现一版牛胛骨刻辞并撰文介绍，甲骨开始在韩国受到关注。孔在锡1971年发表的《甲骨文与殷文化略论》，是韩国最早的甲骨论文。目前韩国共收藏有甲骨20片左右，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尹乃铉、沈载勋等。

日韩学者同处东亚文化圈，在传统东方学术的惯性下，对史料整理、社会制度、祖先崇拜、宗教祭祀等问题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与国内情况相似。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日本学界曾对甲骨文中的祭祀问题有过集中探讨。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中日韩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也更频繁、更容易。应当承认，日本在编纂甲骨著录和工具书方面卓有建树，能够做到体例精当、材料完备、取舍适度，在学术史上有独特贡献，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

交流与合作

在甲骨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内外学者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购藏甲骨的外国人一般都有常住中国的经历，他们与中国的学人、文物商贩、地方官员，甚至安阳小屯的村民有直接而密切的往来。仍以明义士为例，在殷墟正式发掘前，他在安阳民间直接购买甲骨。1928年后明氏虽不再继续购买活动，但出于对学问的兴趣，他还是经常去史语所的发掘工地参观，并且同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1927年军阀混战，吴佩孚军进驻安阳，明义士暂居北京以避战乱，其间结识容庚、马衡、商承祚、曾毅公等人，并且将他的甲骨藏品做成了多份拓本相赠。从明氏的著作中能感受到他十分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而且积极吸收反馈。方法敛的文章中也时常提及刘鹗的观点。金璋自1908年以后就再没造访中国，但他还是经常称引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最新意见。日本的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人，也跟国内学者保持着广泛交流。

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海外学者，大多不具备这种特征。以司礼义、吉德炜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所关注的议题已经与国内有相当之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与海外的学术并不存在领先与落后的差别，更多的是学术旨趣所导致的面貌差异。卜辞分类分期断代、甲骨形态学、甲骨占卜学是中国学者关注的新议题和着力点，这方面国外学者做过的努力有限。国外学者所关心的语言学问题，国内学者有积极回应。如司礼义提出的“卜辞不是问句说”，饶宗颐早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就有类似的粗略看法，司文发表后，裘锡圭等学者特别撰写长文表示基本肯定。但对于吉德炜、贝格利等人提出的深层次史料学问题，国内的回声较弱。许多著名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如吉氏的《商代史料》），至今没有中译本，令人感到唏嘘。21世纪以来，西方甲骨学的学术视角和热点议题又有新变化，国内学者对中外交流，尤其是国外学术观点的译介，需求非常迫切。

在甲骨学科日趋精细化的今天，中外学界有必要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启多元化研究。但也应该看到一些中外学人所关心的议题原本就紧密相关。举例来讲，当下探讨甲骨占卜学、甲骨形态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弄清楚卜辞产生的仪式背景、过程，进而更准确地阅读、理解和使用卜辞材料。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学者所做的一系列史料批判工作就相当值得参考。

随着学科的发展，曾经的著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要，国内很多收藏机构相继开始重新著录，且已取得丰富经验。绝大部分海外著录出版于20世纪，许多甲骨甚至仅仅公布过摹本而未见图版拓片，亟待重新整理。新著录的编纂应该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材料的缀合，第二是出土信息的追溯。非科学发掘品的史料信息已经打了折扣，若能尽可能复原一些出土背景，无疑会提升史料价值，不亚于二次发掘。举例来说，1904年小屯地主朱坤带着佃农在自家田地中私掘，曾得到一批甲骨，大部分被库方二氏买走。朱氏的十四亩地在洹河拐角处，大致对应今天的小屯宫殿区东北部，那么这里获得的材料原本应埋藏于甲乙两组基址附近。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进一步将库方的藏品同其他出土在甲乙组基址的材料进行比对。

回望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甲骨学的诞生发展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甲骨的流失虽然令国人心痛，但也在客观上催生出海外甲骨学这一分支。甲骨文和甲骨学早已走出国门，举世瞩目，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宝藏。在加深文明交流互鉴、坚定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应该立足本国的学术传统，团结海外学术力量，不自卑不自大，深入挖掘甲骨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语料价值，推动甲骨学和商周文明研究走向更好的未来。

来源：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