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554年，西魏铁骑踏破江陵城垣，梁元帝萧绎却在龙光殿高谈《道德经》的玄妙，直至敌军破门，他竟焚毁十四万卷藏书，哀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三十余年后，隋军兵临建康，陈后主叔宝携张丽华、孔贵嫔躲入胭脂井，被俘时仍喃喃自语“天子自有天命”。两位亡国之君的荒诞谢

公元554年，西魏铁骑踏破江陵城垣，梁元帝萧绎却在龙光殿高谈《道德经》的玄妙，直至敌军破门，他竟焚毁十四万卷藏书，哀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三十余年后，隋军兵临建康，陈后主叔宝携张丽华、孔贵嫔躲入胭脂井，被俘时仍喃喃自语“天子自有天命”。两位亡国之君的荒诞谢幕，恰似历史投下的双面棱镜——既映照出帝王的昏聩，更折射出那些以谀辞为茧、将帝王层层包裹的佞幸集团如何将王朝推向深渊。

梁元帝即位之初，中书舍人朱异便以“陛下圣明，朝野清晏”的套话构筑起虚假盛世。当西魏攻占襄阳的消息传来，朱异却以“边疆小寇，不足为虑”欺瞒圣听；当萧绎向群臣展示《职贡图》炫耀万国来朝时，侍中颜之仪欲言“北境已失”，终因“恐触圣怒”而缄口。这种系统性信息屏蔽，使梁元帝在“天下无事”的幻象中沉溺于著书立说，直至江陵城破仍不知敌军已至城下。而陈后主时期的孔范更将谀辞艺术推向极致，当隋军陈兵江北，他讥讽前线将领“为天威所吓，妄言兵败”；当尚书左仆射袁宪谏言加强台城防务，他断然否决：“长江天堑，隋军岂能飞渡？”更荒诞的是，他将告急文书斥为“边将邀功之计”，甚至将战马调往宫廷宴饮，美其名曰“太平无战事，马匹当用于仪典”。这种将谀辞制度化的操作，使陈朝中枢沦为自我麻痹的回音壁，真实战报被层层过滤，危机信号在谄媚声中消弭于无形。

朱异与孔范之流绝非简单的弄臣，而是构建起复杂的利益共同体。朱异通过控制奏章呈递权，将“边疆捷报”与“民生安泰”的虚假信息源源不断输入宫廷，换取梁元帝“真宰相也”的赞誉；孔范则借编纂《玉树后庭花》等艳词取悦后主，其子侄因此占据陈朝半数州郡。这种“谀辞换恩宠，恩宠固谀辞”的恶性循环，使佞幸集团成为独立于国家机器的“影子政权”。当萧绎欲亲征西魏时，朱异以“圣躬贵重，岂可涉险”劝阻；当陈叔宝欲巡视前线，孔范以“天子当坐镇中枢”阻挠。他们深知，帝王一旦接触真实世界，其编织的盛世幻象将瞬间崩塌。这种将帝王与现实割裂的“政治隔离术”，实则是佞幸集团维护特权的终极手段——梁元帝至死不知，他的“天下太平”不过是朱异用谎言堆砌的海市蜃楼；陈后主被俘时方悟，他的“金城汤池”早被孔范的谀辞蚀成空壳。

梁陈覆灭的千年回响，在数字时代更显惊心。当某些企业用“数据美化”掩盖经营危机，当某些机构以“正面宣传”替代问题整改，实则是朱异、孔范的现代变种。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交媒体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正将公众困在个性化定制的认知牢笼中——这与佞幸集团“报喜不报忧”的伎俩何其相似？昔日帝王被谀辞蒙蔽双眼，今人则被算法驯化为“信息囚徒”。打破这种困境，需重建“谏诤文化”的现代形态。唐太宗纳谏“兼听则明”的古训，在今天可转化为建立多元信息反馈机制；宋代“风闻奏事”的监察智慧，可转化为鼓励内部举报的制度设计。而最重要的，是让“真话”成为权力场域的通行货币——正如朱元璋严惩“欺君罔上”的官员，雍正帝设立“密折专奏”通道，唯有让谀辞者付出代价，让直言者获得庇护，方能避免重蹈梁陈覆辙。

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江陵焚书的灰烬，在古籍中触摸胭脂井的苔痕，看到的不仅是两个王朝的末日，更是文明演进中永恒的警示：谀辞如茧，初时温暖，终将窒息；佞幸似毒，小啜提神，大饮丧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或许更需铭记《贞观政要》中的箴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不仅是帝王之术，更是文明存续的密码。当算法推送取代了谏官奏章，当点赞数遮蔽了真相回响，我们是否也在为自己编织一张更隐秘的“信息茧房”？

来源：春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