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点了根烟。阳台上的仙人掌，是红薯刘送我的，已经长得比脸盆还大。城里人养花，总喜欢喷水，我一人在城里打拼，经常出差，没那工夫伺候。刘大妈硬塞给我这盆仙人掌，“图个吉利，不用管它，旺你的财”。

前几天，我收到村支书王伯的电话，说是红薯刘家的老人过世了，让我回去帮着料理后事。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点了根烟。阳台上的仙人掌，是红薯刘送我的，已经长得比脸盆还大。城里人养花，总喜欢喷水，我一人在城里打拼，经常出差，没那工夫伺候。刘大妈硬塞给我这盆仙人掌，“图个吉利，不用管它，旺你的财”。

天黑时分，我到了村口，远远看到刘大妈卖红薯的那个拐角处只剩下一盏路灯。十五年了，每次回村，我都能看到刘大妈裹着厚厚的棉袄，带着黑色的套袖，坐在小板凳上烤红薯。村里的孩子放学会在她那买一块，三毛钱一块的红薯。最早那会儿，好像是两毛？记不清了。

屋里远远地亮着灯。推开门，是一股红薯的香味。炉子上还温着一锅粥——刘大妈的外孙女在照看着，木木的，刚大学毕业，据说在南方一家银行上班，请了假回来奔丧。

“妈让我给您倒杯茶。”我接过茶杯，“你妈呢？”

“城里厂倒闭了，下岗后一直在超市当理货员，请假回来办后事。”

刘大妈家里唯一的女儿，在市里的纺织厂干过，她丈夫跑车，出了事故就没了。

“那您怎么来了？”

“我是听村里老支书说，红薯刘临终前点名要请我主持后事，按老规矩办。她跟我家没亲戚关系啊。”

木木愣了一下，“我听我妈说，您和我外婆认识很久了。”

“就是乡里乡亲的，我小时候下学，不是经常在她那儿买红薯吗。”

外孙女抬头打量我，又低下头拨弄着火炉，嘴角微微带着笑意。我有些纳闷，但也没多想。

晚上住的是刘大妈的隔壁间。冬天的旧式土墙，屋里烧了炉子还是冷，湿漉漉的感觉。我和衣躺在床上，看着黑天花板，听着炉火偶尔爆裂的声音，想着那个每天早上守在村口的身影，刘大妈确实是个勤快人。

前两年回老家，还在村口看到她。那天她旁边支了个塑料椅，估计是腿脚不便了。见了我就”小范”长，“小范”短，说我现在在大公司上班，发达了，也不忘叮嘱”再忙也要多回家看看”。

我有些过意不去，红薯刘办后事，怎么急匆匆叫我来帮忙？和她女儿也从来没说过几句话。我是外乡人，十多年前因为家里穷，来这打点零工，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那会儿二十出头，白天干活，晚上在村口小店打牌消遣，日子浑浑噩噩。那会儿是什么改变了我？想着想着，睡着了。

第二天，穿黑衣服的人陆续来了，我忙前忙后。中午吃饭时，木木在帮她妈妈分饭，我趁机问：“刘大妈家还有什么亲戚？”

“没什么亲戚了。外婆的娘家，年代太久远，早断了联系。”

“那你外公呢？”

“也很久以前的事了。当兵的，没回来。”

我一愣，这倒不知道，红薯刘的倔脾气应该就是这么来的。

乡下办丧事这些年简单了很多，第三天就出殡了。送走了亲戚，我和木木妈妈开始整理刘大妈的遗物。刘大妈干了一辈子农活，屋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实在不多，主要就是几床被子、一些农具。

翻到一个布兜时，木木的妈妈有些发怔。这是个百宝袋一样的布兜，看得出是自己缝的，针脚很密，能装不少东西。里面主要是一个发黄的笔记本和几十张照片，还有一沓纸质的收据和一些信件。

“这是？”

木木妈妈自己也不清楚，她拿出来之后看了看，又示意我看看。

翻开笔记本，是很工整的记账，小到一块钱的欠条都记着，后面标明何时已还。有的还是二十年前的账目，都用红笔划了线，表示结清了。

“你外婆就是卖红薯的，怎么还有这么多账要记？”

木木妈妈摇头，“我也不清楚，妈从不让我碰她这些东西，说是私事。”

继续翻看，发现有个格外粗壮的名字——范建明。我一愣，那是我爸的名字。

账本上记着：“范建明，借300元，修水管零件，19XX年X月X日”。

那一年，我爸是跟着我一起在村里临时干活的，干了半个月。

记得那时候我刚到村里不久，正是买农具的时候，缺钱。爸爸知道后，跟着我一起来干活，说是凑个伴。其实家里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爸爸年纪也大了，哪是来凑伴的，分明是来帮我的。

那段水管零件钱的事情，我却不记得了。我问木木妈妈，“这钱有还吗？”

她翻过几页，指给我看。“范建明，还300元，19XX年X月X日。”日期是在最初借款三个月后。

我松了口气，但心头又涌出一丝疑惑。继续往后翻，看到一个名字——范立。是我的名字。

“范立，借500元，补交学费，19XX年X月X日”

我一下子呆住了。

那年秋天，我要报名参加成人高考，但不够报名费，记得当时是找表哥借的钱。表哥还数落我一顿，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学习，不如老老实实打工挣钱。我不好意思开口问村里人，村里人都是靠着种地过日子，哪有多余的钱借我去念书。

但账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我借过红薯刘的钱。再后面几页，记的是：“范立还200元，19XX年X月X日”、“范立还200元，19XX年X月X日”、“范立还100元，19XX年X月X日”。

我确实是分了三次，共还了500元钱——但那是还给表哥的！怎么会记在红薯刘的账本上？

木木的妈妈有点疑惑地看着我，“您认识我妈？借过她的钱？怎么我从来不知道？”

“不可能啊…”我自言自语，“我从来没跟红薯刘借过钱。”

这时木木从外面进来，看我们表情不对，好奇地凑过来。我把账本指给她看，她看了看，说：“哦，我知道这事。”

我俩都惊讶地看着她。

“前几年寒假在家，无聊，偷翻过外婆的账本。外婆发现了，把我骂了一顿，但后来讲了一点。”她拿过账本翻看，“外婆说，她在村口卖红薯，看人看得准。哪些人欠钱不还，她从不赊账；哪些人实在有困难，她会借钱，但从不说出去。”

“那我…是向她借过钱？”我疑惑地问。

“外婆说，有些账是她’偷偷记’的。有时候她会听到村民们商量事，知道谁家缺钱，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她就找各种借口，让钱经过几道手，转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

木木的话让我有点窒息。那钱分明就是红薯刘给的，却让我误以为是表哥借的。表哥平时节俭得很，不可能轻易借我钱。怪不得事后他从不提这事，原来…

我突然想起来，那年表哥来找我，说是刚好有个熟人能借我钱，但要我保证能还上。当时我没多想，只顾着赶紧拿到钱去报名。

500元，对现在的我不算什么，但对当年的我和红薯刘，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继续翻看账本，找到更多我的名字： “范立，借1000元，报考驾照，20XX年X月X日” “范立，借2000元，面试买西装，20XX年X月X日”

每一笔借款后面，都有我按时还款的记录。可我根本记不得借过红薯刘的钱。这些钱，一笔是表哥介绍的”熟人”借的，一笔是村里王支书介绍的”远房亲戚”借的。

我放下账本，感到胸口发闷。

木木妈妈也惊讶地看着我，“这些年，您一直不知道是我妈借给您的钱？”

我摇头，“我一直以为…是别人。”

她又翻了几页账本，指给我看，“您看，不只是您，还有村里好几个人，都是这样。”

账本上记着十几个村民的名字，有的借钱看病，有的借钱娶媳妇，有的借钱供孩子上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借款理由、借款日期、还款日期都一一标注。

“这些人…都不知道是我妈借给他们的。”木木妈妈说，“妈常说，面子是个宝贝疙瘩，有些帮助，让人知道了反而是害了人。”

我们又在布兜里翻出一叠照片，最上面的是一张年轻军人的黑白照片，背面写着”1958年”，应该是刘大妈的丈夫。下面还有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有村里修水井的合影，有教室里的集体照。

我在其中一张集体照里，认出了年轻时的红薯刘，站在一群孩子中间，原来她曾经是村里小学的老师。照片背后写着”1985年毕业班”。

木木注意到我的惊讶，解释道：“外婆年轻时是民办教师，后来学校撤并了，她就没再教书。”

“那为什么…要卖红薯呢？”我问。

木木妈妈接过话，“我爸去世后，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妈为了供我上学，什么活都干过。后来发现在村口卖红薯，能见到村里大部分人，她就一直卖下来了。”

我突然意识到，红薯刘在村口守着那个摊位十五年，不仅仅是为了卖红薯，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村里的每一个人。谁家有困难，谁需要帮助，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这时，木木从照片堆里抽出一张，递给我。是张毕业照，上面有我，那是我成人高考毕业那年。照片角落里有人签名：谢谢刘老师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范立。

我瞪大了眼睛，“我根本不记得给过刘大妈照片，更不记得写过这些话啊！”

木木笑了，“这是我和外婆的小秘密。有次您回村过年，喝多了，在村口唱歌。外婆说您终于有出息了，让我偷偷跑去您家，从您钱包里把照片拿来给她看看。”

我哭笑不得，“所以…其实红薯刘一直把我当学生？”

“不止是您，”木木妈妈说，“村里不少孩子都是她看着长大的。她退休后没拿到什么钱，但心里惦记着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我拿出布兜里最后一样东西——一个小本子。翻开一看，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地址。有村里人的，也有外地的地址。我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北京的公司地址。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