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站在岸边，白色泳帽捏在手里，细长的手臂上挂着水珠，像小玻璃豆子，顺着她的肩线往下滑。

我当时整个人像被人拿竹竿架在炭火上，噼里啪啦往冒烟那种。

她站在岸边，白色泳帽捏在手里，细长的手臂上挂着水珠，像小玻璃豆子，顺着她的肩线往下滑。

太阳正毒，泳池边上铺着一层烫脚的白瓷砖，边儿上的钢栏杆热得我手心出汗，脑子里“嗡”的一下，耳朵里灌满了水声和蝉鸣。

“要不要下？”

她又问了一遍，语气不重，尾音是清的，像那种擦干净玻璃后敲一下杯子。

我喉结滚了一下，没出声。

尴尬这玩意儿，又热又扎人，像裤裆里飞进一只小飞蛾，扑腾个不停。

我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这事儿要从一个星期前说起。

那年夏天，市里的风像烤炉上抹了油，走在街上背心都冒烟，空气里有一种临近大雨的腥味，可愣是两礼拜没下。

学校那台老风扇，风叶儿黄得像做酸菜用的大白菜梆子，吱呀吱呀地转，吹出来的风是暖的，还带股陈纸味儿。

我叫白敬一，二十一岁，88年刚刚从中专退学，改说难听点儿叫“停学待业”，更难听一点儿是“回家蹲着”。

我爸在汽车修配厂，手工好，人挺直，说话不绕弯，手上有厚厚的老茧，总爱用扳手背面敲烟盒。

我妈在供销社卖布，脑子灵，嘴甜，是那种能跟顾客笑着砍价，转头就能记住你家孩子尺码的。

我呢，学的是无线电维修，图的就是能进广播站或者能摸到机器，心里头怪热络，手又快，就是书背不进去。

偏偏我那年抽风，跟班主任干了一架。

那天晚上自习，我照着图纸改了台收音机，偷摸把后盖打开，想让它能收到日本台，刚好听听流行音乐，结果被班主任逮个正着，说我“思想滑坡”，让我上台检讨。

我脾气上来了，说我修个收音机不算犯罪吧。

他冷笑：你修的是规矩。

我怼回来：那规矩是不是太旧了点？

全班哗一下子笑了，他的脸就像刚出锅的饼子，扑哧一下涨红。

后来那事儿闹大了，我丢了学籍。其实细枝末节一堆，但复述出来也就那么几句像钉子一样的词：顶撞、不检点、破坏纪律。

人就这么被几句词钉住了。

我在家闷了一个月，白天帮我爸打打下手，晚上躺在小院里听蚊子嗡嗡，拍了又来，像祸事儿一样。

八月中旬那几天，我妈说：“你去二中帮帮忙，教导主任让我找个临时代课的，说是暑期在校社团要弄个小电台，缺个懂线路的。”

我哼了一声，没答应也没拒绝。

她瞪了我一眼：“别装。给你个正经事儿，你装什么孙子。”

我笑，抬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算答应了。

二中是我毕业的初中，那会儿学校门口一条槐树路，树上的知了像涌动的黑芝麻，噼里啪啦叫个不停。

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碰见她。

她撑着伞，穿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像淡了色的天，头发扎成马尾，额头有汗，汗珠绕着鬓角往后跑，一不小心就进眼睛了，她用手背蹭了一下。

她叫郁岚，语文老师。

我从她耳边的小耳坠猜出她不久前刚过生日，样式太新了，又有点冒失地闪亮，像刚拆封的。

那会儿我没跟她说话，只是跟教导主任在办公室里见了个面，接了两卷导线，一只旧烙铁，和一袋子散件。

“郁老师负责社团，具体你跟她对接。”主任一边用铅笔捣香烟盒，一边冲我上下打量，“别惹事。”

我笑笑：“我这人，最怕惹事。”

主任撇撇嘴：“你怕个屁。”

我默认了，拿了东西出去，拐到楼道口，郁岚刚从楼上下来，左手夹着一叠试卷，右手提着一瓶白花花的矿泉水，那时侯矿泉水稀罕，瓶子厚得像玻璃，一口下去喉咙里都能听见水流的声音。

她看见我，把水盖上，笑了一下：“你就是白同学？”

她叫了“同学”。

我点点头：“叫我敬一就行。”

她说：“我叫郁岚。郁的郁，山岚的岚。”

她说名字的时候，嗓子眼儿里有一粒玉米粒那么大的清亮，听起来就舒服。

我们在仓库里翻出了一个旧喇叭，灰一拍起来就像起了雾。

那天我回家很晚，骑车过桥，河上的风一阵一阵的，吹得人眼睛都酸，有点像小学时候跑操，最后一圈老师喊“冲刺”的那种酸。

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挺累。

她端给我一碗冰西瓜，说：“我看你那神气，像条上岸的鲫鱼，还膨着嘴。”

我拿勺子挖西瓜，红红的水沿着勺子流到手背上，凉的。

我没说那句别扭的实话：我觉得郁岚挺好。

“挺好”的意思，搁那会儿就是干净，也有股劲儿，说话没有官腔，带点儿让我想跟着走的感觉。

第二天去学校，我把小电台给弄起来了，电源从办公室那块引了一路，穿过走廊到广播室，绕过门框，缠在钉子上，像一条细蛇。学生们围一圈儿看，哇哇地叫好。

郁岚趴在窗口，手心托着下巴，看我把线路焊接牢，闻到烙铁把松香烫化的味儿，一股子甜腻腻的黏香气，在鼻子里头盘桓。

她说：“白同学，你手真巧。”

我笑：“给个机会，能把收音机塞进铅笔盒里。”

她“噗哧”笑，眼睛弯起来像两片月牙。

广播一开，操场上传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风把歌声吹乱，又吹回来，像鱼在水里打了个滚，又回到原地。

小电台第一天就红了，老师们下课都来凑热闹，有的提意见，说要听京剧，有的要听新闻，有的要听评书。

郁岚拿个本整整齐齐地记下来，字写得漂亮，起笔的时候有点重，收笔跟踩了刹车一样稳。

到了下午，太阳像被谁拎着，直往人脑门儿上砸，水泥地的热气往上冒。广播室闷得很，窗户开着，风却不进来。

郁岚说：“这么热，等会儿下了晚自习我要去游泳。白同学你会游吗？”

我说：“河里会扑腾，泳池没去过。”

她说：“校外那边新开了个泳池，水很干净。”

我“哦”了一声，心里却飞了个念头像小灰雀：她游泳是什么样子啊。

我不是坏心思，就是那种男人的好奇心，夹杂着一点没有被承认的虚荣。那年头看一场外国电影都能吹一年，何况是一个女老师，年轻漂亮，有文化，带点儿书页翻动的清香，和水混在一起，那味儿得是什么样？

晚自习一散，校门口又热闹起来，卖冰棍的三轮车把铃铛摇得叮叮当当，小孩儿们围一圈儿选口味，哪个都想要。

我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要不要跟过去。

犹豫这事儿，对我来说，跟拧灯泡一样，只要伸手，就能拨亮，但伸不伸，就看心窝子里那根筋抽不抽。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不地道，又觉得人都是这么活的，总得忍不住偷看点儿什么，偷听点儿什么，偷想着往前一步。

最后我还是跟了。

我骑着一辆掉漆的二八大杠，胳膊肘夹着车把，脚下踩得慢，怕太近了被发现，远一点怕跟丢，自己心里嫌恶心自己，嘴角又忍不住往上翘。

泳池是新开的，围墙粉白，门口挂着两串红辣椒一样的塑料花，旁边有个小卖部，玻璃柜子里摆着雪糕、汽水，还有几瓶“健力宝”，那时候的健力宝是真贵，金色的罐子耀眼。

我在门口停了一下，过道里传来橡胶拖鞋打在地上的啪嗒声，还有水拍在瓷砖上的“啪啪”声。

我把车停在角落，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一块钱整和几枚硬币，汗把币面浸得有点儿滑。

我没进去。

我是这么想的：不进去才像一个君子，站门口跟进去一半又不像，索性绕到旁边院墙，厅里拉着绿色的苫布，下边留了一条缝，能看见里面的池子。

我半蹲着，墙皮有些硌腿，脑袋从缝里探进去一点点，眼睛在水面上找。

她在。

白色泳帽，黑色的一件头，背上那条肩带是窄的，不像那种塑胶味儿重的老式。

她下水之前站在岸边，手扶着护栏，脚尖点了一下水试温，表情有那么一瞬间缩了缩，像被谁在背后戳了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莫名跟着紧张。

她下水，整个人推开水的动作干净利落，跟她写字一样，好看。

我就这么看，脑袋贴着墙皮，耳朵旁边黏糊糊的，是我的汗，有点腌渍味儿。

有人说偷窥是一种卑微，我那会儿倒没觉得什么高尚或卑鄙，只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学偷懒的学徒，偷偷把师傅那点难的活儿偷在眼里，然后回去自己琢磨着做。

水一圈一圈地荡，像广播室里胶片盘片轻轻转，它不紧不慢，却让你觉得时间在变得有形。

她游到池子中间，正准备翻身，突然就停住了。她抬头，顺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一眼，不是那种“我看见你了”的直直的，而是像心里有个雷达，扫了一圈儿，恰好扫到一只在草丛里屏住气的小兔子。

我赶紧后撤，腿一下子抽筋，膝盖磕在地上，疼得我吸凉气。

等我再贴上去的时候，眼前一黑。

一只手从墙缝里伸进来，抓住我耳朵。

耳朵一热，像被火把点着。

她把脑袋探过来，小声说：“你在干嘛？”

我脸一下子烧到后脑勺。

我支支吾吾：“看——看线路。”

她怔了一下，跟着笑出声，笑得不坏，像洗衣粉广告里那种干净的笑，泡沫上有阳光。

“看线路？那你看的是水里的线路还是我的？”

她拧了一把我的耳朵，力道不重，有点调皮。

我泄了气，说：“我就是……就是路过。”

“路过也要蹲着？”她松了手，把头发往后一抹，发梢一串串水珠甩在我脸上，凉透。

我擦了擦脸。

她手搭在墙顶上，身子微微前倾，脑袋侧着，眉眼间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可能游了几趟，血上来了。

她问：“要不要下？”

声音轻，句子短，尾音提了一下。

我愣了一秒。

说不。

不就怂了？

说要。

我穿什么下？

泳裤我没有，那年头谁家有泳裤啊，最多就是个宽松的蓝短裤。

更糟的是，我总觉得自己这身形不是很好看，瘦得见骨头，肋排像一把插在篮子里的鱼篾子。

我抬头看她。

她浑身带着水光，皮肤白，眼睛亮，鼻梁上挂着两滴水，像两颗小糖豆，一会儿就滚下来，掉到唇边，她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

我脑子里呼的一下炸了锅，所有慎重都被那个动作涂了胶，黏住了。

我说：“要。”

她眨了一下眼睛，“那你从门进去，买张票。”

我“哦”了一声，跑了，像一条被人放回水里的鱼。

买票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把那块钱拿出来，跟售票的大姐换了张薄薄的卡片，卡片上印着蓝色的水花，背面有个章，盖得还没干透，边上有点儿糊。

更衣室里面那味儿，混着氯气、水和橡胶，还有汗和一股淡淡的香皂气，像是各家拿了各家的香味放一起，谁也压不住谁，最后都变成了“公共味儿”。

我低头一看，自己这身打扮，白背心，军绿短裤，脚上一双解放鞋。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脱背心的时候，我把背心的一角扯得“嗤啦”一声，划了一道口子，心里骂自己笨。

“白同学。”她在门口冲我晃了一下手，“快点儿。”

我抓了条短裤，硬着头皮上。

下水的一瞬间，真凉。

腿先抽了抽，整个人被那股冷紧紧裹住，听见“咚”的一声，是头没控制住撞到了水。

她在我旁边扶了我一把，笑得厉害，笑声泡在水里，有点黏，尾音长。

“你刚才不是说会扑腾吗？”

我猛地换气，呛了两口，咳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她伸出手，掌心朝上，“来，我教你。”

我抓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节处有一点硬，像常写字的人那种茧，但不刺。

那天傍晚的太阳退了一半，天边是水粉色，池子边上坐着几个孩子，蹬着脚，水花一排一排地打在边上，砸出一个个小圆圈。

我跟着她学换气、抬头、蹬腿，那些动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一个个都是闸门。

她在水里说话，声音要比平时更轻一点，可能怕震得水心惊。

“白同学，放松，别老盯着我。”

我一下子被她戳笑了。

她也笑，眉梢挑了一下。

“盯着水。”她说，“水是有节奏的，你要顺着它。”

我就盯着水。

水不是透明的，是青蓝色，有一点点汤汤水水的味道，像藕汤，不腥也不香，就是一股子“水味儿”，让人安心。

学了半个小时，我终于不呛水了，能把头埋进去往前蹭，像一只笨熊。

她冲我竖了个大拇指，然后用另一只手顺着头发把水挤掉，像挤一条湿麻绳。

就是那会儿，她拧着头发问我：“要不要下？”

准确说，她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声音却换了味儿，带了点儿“看你”的意思。

我笑出来，脚底在水里蹬了蹬，喷了一串水花，像回应。

那一天我们在水里耗到天快黑，泳池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萤火虫被人一只一只往天空里放回去。

出了泳池，她把毛巾披在肩上，湿漉漉的，肩头那点湿气跟空气里的热起了化学反应，变得温吞吞的。

她问我：“你怎么会接这个活儿？”

我说：“我妈托人。”

“哦。”

她点点头，像是不再追问。

我问她：“你为什么来游泳？”

“热。”她笑，“还有，水里事情少。”

这话我记住了。

“水里事情少。”

那天我送她回家。

她住在文化路一个小院，院门口种了两棵杨树，树皮一圈圈掉了，外皮下面隐着青灰色的新皮，像刚剥了衣服的小孩，细腻。

门口贴了“郁”字，是她父母贴的吧，或者她自己写的，字很端正，像她。

她开门前看了我一眼，说：“谢谢啊，白同学。”

我揉揉鼻子，说：“明天见。”

她“嗯”了一声。

我骑车走了几步，回头，她还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像在等什么，又像在发呆。

我回家那晚，睡不着。

我把那件背心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几遍，扯破的那道口子像嘴在笑，笑我。

我突然又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看、偷学、偷一段温柔。

可我又想到她说“水里事情少”，心里一下子轻了几斤。

第二天开始，电台忙起来。

我给广播室加了一个简易的切换器，能在两个麦克风之间切换，还给喇叭加了一个噪音过滤，嗡嗡声少了，清晰多了。

学生们发节目也认真起来，读诗的、唱歌的、讲段子的，还有一个小伙子说他要讲“科技小常识”，结果拿了一本过期的《科学画报》把“计算机”的定义念了三遍。

郁岚坐在一旁，时不时抬头，给我递来一瓶水，或者把一缕散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

这活儿有点像是扶着一条乱跑的船，她掌舵，我补缝。

有一天广播到一半，突然后面一片黑，电跳闸了。

外面操场上立刻“哇”一声，一群声浪扑过来，像潮。

我蹲下去找原因，发现切换器的针脚有一处虚焊，刚好那天温度高，焊点受热，松了。

我把电闸合上，拿烙铁热了一会儿，要补。

烙铁那会儿冒了烟，郁岚凑过来，手背不小心蹭了一下烙铁头，“嘶”一声，缩了。

我一急，抓住她的手，吹。

那一刻，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小点儿笑，藏在疼里头。

“没事。”她说，“小事。”

我把她手背的皮肤看得很清楚，像瓷器上被火烤过的细细痕迹，红，却漂亮。

这事儿后来就放过去了，但我心里头那点儿什么就被烙铁烫了一下，留下痕儿。

时不时痛，又不至于破皮。

那段时间，我跟她混得熟了。

她爱喝绿豆汤，游完泳回来就去食堂打，绿豆像一群小兵，涨起来，胀胀地挤在一起，汤是浅绿色，像玻璃瓶里泡的薄荷叶。

她看书的时候喜欢咬笔帽，牙印一排一排在笔帽上，像稻田里按着的脚印。

她讲课，喜欢停顿半秒，看着学生的眼睛说关键句，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要把你拉进那个句子的力量。

她问我：“你喜欢什么？”

我说：“喜欢拆东西。”

她笑：“拆东西也得会装回去。”

我说：“尽量。”

她又问：“你以后想干嘛？”

我说：“想进电台。”

她挑了挑眉：“广播电台？”

我“嗯”。

她点头，说：“那你得会说话。”

我说：“你教我？”

她笑：“我教你怎么说，让别人愿意听。可你要自己找你要说的是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说……像今天这个风，吹过操场，吹起每个同学的裤腿，它一碗一碗地端过去，大家都喝到一点。”

她没笑，认真地看了我一眼。

“你文艺起来，还挺吓人。”

我被她逗笑了。

我们会在走廊上一起走，避开那些追逐着喊“郁老师郁老师”的小孩。

我们会在办公桌旁边站着吃西瓜，她小心翼翼地把西瓜籽吐在纸上，像写标点符号，黑点不乱跑。

我们会在放学后去泳池，她总是先下水，我慢半拍，假装检查水温。

我知道自己是喜欢她的。

喜欢得像小时候躲在大衣柜里，打开一个盖着绣花布的木箱，里面是棉花糖，甜味子冒出来的那一下。

但这喜欢又不像刀，更多时候像雨后晾在院子里的竹席，晒的时候硬硬的，一到夜里就软下来，带一点凉意，贴在皮肤上，舒服。

事情往前推的那点儿力，来自一个小意外。

那天是周五，广播做完，有个男老师喝多了，从门口走过，把门框撞了一下，骂骂咧咧。

他姓刘，教政治，个子不高，肚子像个装到八分满的篮球。

他看着郁岚，说：“郁老师，今天晚上局里那边有个招待，老汤头安排你去，你准备准备。”

她愣了一下，很客气地问：“什么招待？”

他没回答，只是笑，嘴角沾着一点烟灰，手在空中摆了摆，摆出那种“你懂的”的姿势。

我站在一旁，突然感觉自己像塞在机器里的一个小齿轮，转着转着卡住了。

她微微笑了一下，没说答应，也没说拒绝。

等刘老师走了，她把手上那支笔“啪”地扔到桌上，笔在空中转了一圈儿，掉下去，声音不大，却像敲我耳膜。

那天晚上她没有去游泳。

我在操场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听走廊里值班老师的收音机漏出来的戏曲，偶尔夹着咳嗽声。

她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肩上披着一个浅灰色的针织开衫，六月里穿针织，有点别扭，她就那样别扭。

我们并肩走在路灯下，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像两条赶集回来的人，袋子里装的东西不一样。我的袋子里是零件、线头，她的袋子里是书页、教案，还有一些不安。

她对我说：“我不去。”

我说：“不要去。”

我们在一个拐角处停下来，街灯坏了，黑一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层淡淡的水光，不是将要哭的那种，是那种“我把这句话压了很久，现在要说出来”的那种光。

“我不喜欢那种被安排。”她说，“我怕人家误会，我可以笑，可以敬酒，但我要知道我是为谁笑，为谁敬的。”

我点头，喉咙动了一下，想说“你不去就不去”，可说出来太轻了，显得我在凑热闹。

我扭头看了看四周，空空荡荡，树叶被风掀了一页又一页。

“你觉得我傻吗？”她问。

我说：“不傻。”

“你觉得我在故作清高吗？”

我摇头。

她“哼”了一声，“你这人，怎么会一句漂亮话也不会说？”

我愣了一下，笑，学着她的口气：“我教你怎么说，让别人愿意听。可你要自己找你要说的是什么。”

她被我逗笑了，伸手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下。

那一晚，她第一次对我说：“白敬一，你挺真。”

这句“挺真”，像一碗温的米酒，咽下去，身体里暖了一晚上。

第二天起，刘老师明里暗里挤兑她，说她不合群，不懂事，不会做“领会精神”的事儿。

办公室里有些其他老师，既同情又不敢说，都是那种把嘴巴藏到杯子后面的人。

我看不惯，嘴上几次差点冲出来，差点就闹一场。

每一次，她都瞥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点“别”的意思。

我就把那股气吞了。

忍有时候不是怂，是知道什么时候说话有用，什么时候说话像拿一把勺子敲铁锅，挺响，没用。

那段时间，学校里传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广播室要参加市里举办的“校园之声”比赛，获奖的可以去省里交流。

郁岚说：“我们可以试试。”

我点点头，心里已经开始盘线路、音效、文稿，嗡嗡嗡地转。

我们合计了一个主题，叫“风从操场上吹过”。

这题是我提的。

“你文艺起来还挺吓人。”她又回那句。

我不反驳，就想拿这个吓她一次。

节目做出来，比我们想得好。

配了风声、脚步声、下课铃声、老师粉笔写字的声音，间或穿插几个学生的笑声，最后收尾用了一段她读的一首短诗。她声音不甜，却清，像洗过的玻璃球，滚在桌面上发出细细的声响。

录到那段诗的时候，录音室里她突然停了，捏着稿子的手劲儿大了一点。

“怎么了？”我问。

她摇头，“没事，再来一遍。”

我看着她的横竖撇捺，突然想起了她被安排去招待那一句，我问：“你会不会怕？”

她说：“怕。可我不想认输。”

她那句“怕”，让我心里某一格像蜂窝似的东西动了一下。人一承认“怕”，就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我旁边。

比赛那天，我们拿了一个二等奖。

一等奖是市实验中学的人，他们的设备好，稿子也扎实，播音员声音厚，像电台老主持，沉稳。

我们笑，握手，回去。

回去后，学校里有几句闲话，说我们稿子太文艺，不接地气，说我们搞噱头。

郁岚一点也没搭理，她在办公室里改卷子，眉头轻轻皱着，像额头上压了一片透明薄玻璃。

她的肚子那天突然疼。

她弯下腰，用手按着腹部，脸上没什么表情，嘴唇却白了一圈儿。

我吓了一跳：“你怎么了？”

她摆摆手，“老毛病。”

我把水递给她，她摇摇头，把耳边的头发往后夹了夹，坐了一会儿，疼过去了，人松了口气。

她抬眼看到我担忧的样子，笑：“你别老看我，去看你那个切换器，昨天不是又有点杂音吗？”

我“哦”了一声，去看。

手却有点儿抖。

那天晚上我没去游泳。天向西边沉下去的时候，我站在桥上看河，河上漂着几片叶子，来来回回，像没找着去处。

我忽然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和她之间，像一个电路，已经焊接了大半，别说通电，只要把最后一个“啪嗒”按下去，这个回路就亮起来。

可我手抖。

我怕按下去以后，某一个零件最大电流没估计好，烧了。

人少有时候会被自己的“怕”打败，不是怕在黑夜里走，是怕走到某一个光里，发现光是假的，或者光太真，照出你身上所有你想藏的东西。

第三个星期三，我们照常做完了节目。

下午时分，郁岚说她要去邮电局寄信，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邮电局总有那种站在柜台前，拿着一张纸犹豫很久的人。她也犹豫。

信纸是浅蓝色，上面有细细的横格，她写了“亲爱的妈妈”，停住。

她妈妈在外地，身体不太好，她告诉过我。我没多问。

她写写停停，到落款的时候，很久，才“郁岚”，然后又加了一个“女儿”。

寄完信，她说想吃凉皮。

我们在街角路边吃那碗凉皮，她说话少了。我也少。

凉皮拌了辣子油，红得好看，芝麻是新炒的，香味正。我们两个都是那种吃东西认真到有点好笑的人，一筷子一筷子，像记账。

离开的时候，天开始闷，风像沉睡的大狗，打了几个嗝，没醒。

我们在游泳馆门口停了。

她说：“今天不游了。”

我说：“也好。”

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腕。

她的手指尖凉，是刚刚洗手没擦干净那种凉。

“白敬一。”

我“嗯”。

“你觉得我傻吗？”她又问了那句。

我说：“你这人，老问这个。”

她笑了笑，“你不觉得我这样，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让别人看，不让别人碰？”

我不想跟着她绕形容，我说：“你其实挺能碰的。”

她看我一眼，愣了半秒，然后笑意从眼睛里漾开。

“你这句，还挺漂亮。”

我摊手：“我在学习了。”

我们站在门口，门后头是水声，水拍在瓷砖上，仿佛雨。

她突然说：“我可能会走。”

我愣住：“去哪儿？”

“调去市里教育局，有个培训项目，听说是好事。”

“你要去吗？”

她看着我，点头，又摇头。

“去是好事，不去也是好事。”

这句笼统的话让我想笑，但笑不出来。

我想说“别去”，话到了嘴边，像粥里的米粒，被吞下去，卡了一下。

“如果我走了，”她轻轻说，“你也会走吗？”

我问：“去哪儿？”

“走出你现在站的地方。”

我被她说得一愣。

我这人，很多时候是手先动，脑子后跟，走出“站的地方”，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把人按在圆圈里画的动作，我从小就被画过，一次又一次。

“我不知道。”我没装，“我怕。”

她看着我，忽然用力点了一下头，好像我说“怕”让她放心了。

“那我们慢点。”

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粒非常小的光，像夜空里某颗不起眼的星，不亮，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儿。

一周之后，局里开会，说广播室这套学生社团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要表扬，要“树典型”。

校长笑得跟弧线一样，有点过分，脸上的肉都堆到眼睛上。

礼堂里，椅子挤挤挨挨，前排放着红布，麦克风套上了新的海绵罩，看起来体面。

我坐在二排靠边的位置，心跳快得像鼓，手心全是汗。郁岚在台上，穿了一件很简单的白衬衫，领口系了一条窄窄的蓝丝巾，整个人精神又清爽。

我觉得她站在那里，比台后所有加官进爵的笑都更像“应该在那儿”。

表彰环节中途，刘老师上去说话。

他说了一大串官话，大意就是：成绩可喜、经验值得推广、要再接再厉。然后他话锋一转，说“我们要把活动办得有意义、有内容、有纪律”，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眼睛往我们这边射了一下，像撒胡椒面。

下台的时候，他脚下一个没留神，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台下一片哄笑，他又硬生生把笑压下去，颔首，装镇定。

这种场面，看着像苦瓜，嚼起来其实有甜。

散会后，校长叫我们去办公室，说“上面要拍一组宣传照片”。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老飘向郁岚。

他让郁岚独照，说“年轻漂亮，能代表形象”。

郁岚笑，笑得礼貌，却不软，把我和几个学生都叫上，说“我们是一个团队”。

校长的笑挂了一秒，像风扇卡了一下，然后又转起来，“也好，也好”。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把手搭在彼此肩上，我的手悬在空中，犹豫半秒，最后落在了郁岚的肩上。

她的肩骨硬，薄，像一块瓷板。

拍完照，大家散了。

我跟她走在操场旁的石子路上，石子被踩得“咯吱咯吱”，像嚼花生仁。

她说：“我昨天拿到调令了。”

我嗯了一声，喉咙里却像卡了一块橘子瓣。

她停下来，站在那片落日的橙色里，转头看我。

“我想让你送我一程。”

简单一句话，让我的心里砸下一块石头，砸出一个响亮的水花。

“什么时候？”

“下周三。”

“去哪儿集合？”

“火车站。”

“带什么？”

“带你自己。”

我笑了，笑得有点傻，像拿着一根竹竿走进树林的小孩，不知道要打到什么，却又跃跃欲试。

那一周，每一天都像被放在阳光底下晒，时间像晾衣服，衣服翻面，太阳又从这边转到那边，不急不缓，却很实在。

我去泳池，她也去，我们下水的时候都不说话，水里冰凉，像让人保持清醒的老师。

上岸后，她问我：“你会不会想我？”

我说：“会。”

“你会不会写信？”

“会。”

“你会不会写得很长？”

“我怕我一写就写成电路图。”

她又笑，“我可以看电路图。”

“我也可以学写字。”

“你学吧。”

我们这些对话，放在纸上，有点可笑，又有一点好看。像两个人都明白对方的笨，却非要一起笨一下。

周三那天，我早到了。

火车站外面人挤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抱着孩子的，拿着蛇皮袋子的，穿着凉鞋拖着行李箱的，还有几对小情侣，搂着，青春的脸。

我站在一个柱子后面，手里攥着一个小纸袋，里面是我找人买的两只钢笔，蓝黑色的墨水，和一个笔记本。

我想写给她。

我想让她用。

我看见她从人群里走过来，黑色的旅行袋斜挎在肩上，另手拿着一把伞，裙子是浅灰的，鞋跟低，走起来稳。

她一步步走近，像音乐里的拍子，准。

“白敬一。”

她叫我的时候，我突然鼻子一酸。

“你哭什么？”她笑着问。

“风大。”我抬手揉鼻子，“灰进去了。”

她接过我手里的纸袋，打开，看了一眼，又看我，“你像个小朋友。”

“你喜欢吗？”

“喜欢。”

“你会用吗？”

“会。”

“你会写字吗？”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被她一瞪，立正站好。

她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别紧张。”

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她要不是去市里，要是走进一个更远更远的地方。

火车进站的声音很吵，像一只巨兽在喉咙里嘶鸣。

她挪动了一步，靠近我，“我要走了。”

“嗯。”

她把旅行袋往上推了一下，肩带在肩头滑了一下，又上去。

“你——”她开口，停住。

“我——”我也同时开口，停住。

我们两个都笑了。

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充满了站台混杂的气味——煤灰、铁锈、汗、水、油漆和甜玉米。奇怪地让人觉得生活就在眼前。

“你说。”她说。

我说：“等你。”

她点头，眼睛里有光，像那天游泳池边的水珠，一颗一颗，粘在睫毛上。

她上车，回头的那一下，嘴角勾了一下。那样的笑，我后来在省城的大广告牌上看到过一次，是某个明星的。可我知道，她的笑跟那个不一样，她是跟我笑的。

火车开了。

我站在原地，手插进兜里，摸到了一枚硬币，被汗浸得滑滑的。

我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脚下的石头路变得不那么扎人了。

回去的路上，我骑车，风吹得我眼睛都眯起来，泪却不出来。

我回到学校，广播室的门还开着，桌子上的笔帽上有她的牙印。

我伸手摸了一下，像摸到了她。

晚上，我给她写了第一封信。

我写了“水里事情少”，写了广播室的风扇嘎吱，写了刘老师今天发飙，说学生在厕所里吸烟，他要抓典型，结果抓了个拿薄荷糖的小孩。

我写了我爸今天回家晚，手上有油，手指缝里也是油，他把一块肉放到我碗里，我妈瞪他，他笑，说“孩子长个儿”。

我写了夜里下了雨，雨点砸在院子里的铁皮上，发出一串密密麻麻的钉钉声，像有人在敲键盘。

我写了第二天的计划，要给广播室的线路做一次总检，要查每一个焊点，要把那条暗线重新走。

我写的时候，手不抖。

信寄出去，像放了气的气球，心里轻很多。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

她的字，更用力了。起笔处有一个小钩子，收笔有一点留白。她写她到了安排的宿舍，床单是新的，被子晒过太阳，有一股子好闻的味儿。她写教育局的人出奇的客气，但客气里有一种小心翼翼，像在观察她。她写她站在窗口看楼下的人，想起我们的操场，她说“操场比广场好，广场太认真”。

她在信末尾写：“白敬一，你要考一个资格证。你要考进电台。你能去。”

她的话像一根细线，拴在我胸口，往前拉。

我去报名考试。

那会儿电台招人需要通过一个考试，有录音基础、设备维护，还要考一个简单的写作。设备维护我不担心，写作我怕。

我去书店买了几本书，标了页码。晚上在家里，我爸把电视声音关到最小，坐在那儿抽烟。我的手在纸上写，墨水一笔一划地渗进去，字黑重。

考试那天，天气好，风淡淡的，像一个人早上刚刷了牙。

我进考场，心里一个劲儿地念“稳”。

写作题很滑头，叫“我与声音的一天”。

我差一点就写成流水账，我临时刹车，把它写成了“我跟一个声音过了一天”，把声音拟人化，跟它走街串巷，进厨房，进广播室，进澡堂子，最后在夜里落在院子的槐树叶上，像一只虫子。

交卷的那一瞬间，我长出了气。

我出了考场，站在门口等结果，心跳比那天站在泳池边还快。

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个通知，写着“录用”。

我爸把通知书往桌上一拍，“走起！”

我妈在厨房里笑，笑声像镊子夹起一个小葱段，轻轻一丢，“叮”一下落到锅里。

我给她写信，写“我进了”。

她很快回，“我知道你能。”

有时候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是发光的，落在纸上都发光。我把这句来了来的信放在台灯下面，灯光在纸面上暖了一层。

电台的生活，跟学校不一样。

设备旧，事情杂，叔叔大爷们多，喊“师傅”、“大哥”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学得快，手快，敢爬，敢钻。慢慢有人叫我“小白师傅”。

我做值夜的时候，广播结束，楼里黑下来，窗外还是亮。十点钟之后城市有一种小小的喘息声，不像白天那样混杂，是慢的，均匀的。像有人在给你拍背。

我会在值夜的窗边给她写信，写我今天修了一个麦克风，写谁谁谁在录节目时卡壳，写我被领导表扬，写我被一个大妈骂，说我把她喜欢的频道延后了五分钟。

我写我去过的地方，我吃过的馆子，我裤子膝盖的洞，我买了一支贵得要命的泡沫剃须，效果一般。

她也写她的项目，写她遇到的棘手，写她被人误解一次后是怎么忍住了骂人的冲动，写她在新的泳池里遇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下水怕，她说“水里事情少”，小女孩笑，说“我也想要事情少”。

她写她去市图书馆，借了几本关于声音语言的书，说她在学习“如何把一段话说得让人愿意听”，我看了那行字，嚼了一会儿，笑出来。

她会提到“刘老师”来信，说“他写信给我，把过去的那点嘲讽收回，我把信撕了”，再贴了一个笑脸的图样，自己画的。

这样的信来来回回，过了半年。

半年里我们见过两次。

一次是我出差省城，她跑出来，躲在站台外，穿了一件姜黄色的毛衣，领子有一点点皱。我远远看见她，像看见一个从书里跳出来的人。

我们走在街上吃糖炒栗子，她不爱剥，让我剥，我剥了一个一个递给她，她像小孩儿一样，嘴角沾了糖粉，说甜。我们在文化宫前合了一张影。我把那张影藏在钱包里，折了一个角。后来每次翻钱包，都会看见那个角，想起她那天笑的时候，鼻翼微微耸了一下。

另一次，她来我台里，借录音机，我带她参观，我们站在录音间里，她突然说：“你站在这儿，像站在你的地方。”她在说“你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我那一刻心里热了一下，又有一点小得意，像小孩儿拿到一根糖葫芦，是自己的。

有一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纸很普通，但里面夹了一张蓝色票据，是一张去南方的车票复印件。她写她要去一个更大的培训项目，时间半年，可能更久，去一个“潮湿的城市”，她这样形容，形容词像她。

我睡不着。

我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个泳池边，刚要下水，水面被风吹出了一层皱，我看不见它的底。

我第二天去了她的城市。

不是冲动，是一种被线牵着跑的必然。

我到的时候天刚下过雨，路边树叶很绿，冒尖儿。空气湿湿的，有一种带着土腥味的甜。

我打电话给她，电话那头有一点杂音，她说她在一栋楼下，楼很旧，台阶被雨水冲得发亮。

我看见她了。

她站在台阶上，看我下来，笑，像往常一样。

“你怎么来了？”

“来给你送东西。”

“什么？”

“你不是要去一个潮湿的城市吗？”

“嗯。”

我给她看我手里拿的一个小盒子。她打开，是一只小录音笔。我攒了一个月的工资买的。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的光一下子积起来，像水。

她说：“你怎么老做这种事？”

“什么事？”

“做得很笨，可让我很想哭的事。”

我笑。我的笑这会儿有一点一点抖。

她说：“你等等我。”

她上楼，拿出了一个小袋，里面是一条白色的泳帽，一瓶香皂，一只小小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这个。”她说，“我的。”

“你给我？”

“我留给你。”

“做纪念？”

“做什么都行。”

“我戴不上。”

“你把它放在水边。”

“我把它放在广播室。”

“也行。”

她看着我，突然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嗯”。

“我喜欢你。”

这四个字，就像她第一次在泳池边问我“要不要下”的那个问句一样，短，干脆，轻，却重。

我没说话。

我往前走了一步。

我笨，是真的笨。我想了斟酌了千百次的那句“我也喜欢你”没有出来，出来的是我把她抱了一下。

就是那么一下。

她的头在我肩膀上，轻，像一只猫，身上有香皂和雨水的混合味道，很干净。

那一刻我知道我下水了。

我没再怕。

她去南方了。

南方果然潮湿，她的信里常常有“雨”，有“湿”，有“霉”，有“海风”，有“夜里听到船鸣”的声音。她说她想我。她说她带着那支录音笔，给我录了一段海的声音，回头寄给我。

我这边继续在电台做事儿，变得更忙，我开始参与一个新的栏目，采访工厂的女工，采访老兵，采访菜场里的摊贩，采访一个爱种花的公交司机。声音在我的生活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东西。我开始学着把人的呼吸写进去，把空白写进去。

我爸会问我：“你啥时候把人家姑娘弄回来？”

我妈会拍他一下：“你少说两句。”

我会笑，一边剥蚕豆，一边说：“不急。”

那一年春天，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回来了。

她说她要在市里待一阵，后来可能去省城，去一个更大一点的地方工作。

“我也可以去省城。”我说。

“你过得好吗？”她问。

“我在学游泳。”我说，“我现在能从这头游到那头。”

她笑，电话那端传来一种“叮”的声响，像她在轻轻敲杯子。

我们约了见面。

她站在一条春天的街上，穿一件薄风衣，腰上束了一个带子，头发长了一点，发梢卷。她看起来更瘦了，却更亮。

我们去吃火锅。她吃辣，我吃微辣。她夹油豆皮，夹了又夹，觉得好吃。我说有点咸，她说你怕辣，我说我敢。我把油豆皮塞嘴里，辣得眼眶湿了。她笑。

我们说了很多，又什么都没说进去。她的眼睛里仍有那颗小光，像昼夜不灭的小灯。一坐下来，我就知道我还是喜欢她。

吃完饭，她说她晚上有一个会，临时的，让我先回，我点头，她说“明天见？”

“明天见。”

第二天，我去台里，忙了一天，晚上回家，电台的门口打扫一新。我妈在家熬了一锅莲子汤，说“补补”。

我喝了两碗，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抬头看天。天上星子不多，风轻，夏意将近。

我拿出她那顶白色泳帽，看了看，放在桌上。

就在这时，电话响。

我接起来，是她。

她说：“我可能去不了省城了。”

我愣：“怎么？”

她说：“我选择留在市里。教育局有个新的项目，我想做。”

“为什么？”

“因为离你近。”

她这样说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放下了一个很重的包袱，轻轻咚了一声。不是大戏，是生活里你突然发现灶台上的火小了，盖子不再被蒸汽顶得乱跳，你去掀起它，里面的汤正好。

“那我……”我笑出声，“那我是不是也该说一个什么？”

“你说你愿意。”

“我愿意。”

“你说你要不要下。”

“我下。”

她笑，笑声在电话里，沿着线，一圈一圈绕过我的指头。

我们没有马上结婚。我们谈了半年恋爱，见了对方父母。她妈在外地，我和她坐了很久的车去看，她妈眼睛里有郁岚的那个光，略旧，略深。她妈问我：“你能让她不那么累吗？”

我说：“我能让她水里事情少。”

她妈一下笑了，说：“你们俩一个样。”

婚礼很简单，教室里拍的照片被放在了我们的小屋子里，白墙上钉了几颗钉，照片挂得高高低低。有一张她在泳池边拧头发的照片，是我后来让一个摄影朋友去偷拍的——不是坏的“偷”，是生活里那种你想把某个瞬间偷下来放在你口袋里的“偷”。她看见照片时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摇头，说：“你啊。”

我们结婚那年，91年，物价涨，城里修了几条新路，电台换了新设备，我开始带徒弟。她在项目里忙，回家晚，我等她，给她热一杯牛奶。她常常还是说那句“水里事情少”，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暗号，一说到，谁都笑。

我们没吵过什么大架。小吵不少，为蚊帐为饭菜为袜子往哪里晾。她会在生气的时候把嘴撇成一条直线。我会在生气的时候把音量调低。我们每一次吵架，最后都会有一个握手的动作，不是敷衍，是“我们一起下水”的意思。

有一天，夏天，我们带着孩子去泳池。孩子三岁，胖乎乎的，怕水。我抱着，他哇哇地哭，脚在水里乱蹬，水花溅了她一脸。她笑，拿那顶白色泳帽在孩子面前晃，说：“水里事情少。”

孩子看着“事情少”这四个字，看不懂，可被她的声音安抚了，慢慢不哭。

我在水里抱着他，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像电影里那种有点过曝的画面，亮，白，有一点模糊。

而我从那年夏天开始，终于不再偷看。

我学会了靠过去看，挺起胸，站在人的旁边。人间有时候是你站过去了，它就不再是“对面”，而是“身边”。

我还会在夜里做节目，推开话筒，说一些别人愿意听的话。那里面有我的，有她的，有孩子的，有街上的，有车站的，有泳池的水声，有电台旧机器在夜里发出的嗡嗡。

我偶尔会在节目里读一首诗，读那首我们那年比赛的诗。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会顿半秒，照她教我的，那半秒里，有操场的风，有蝉，有我当年的怕，有我后来按下的“啪嗒”。

我有时候在节目里不小心说错字，会被同事笑，我也不改，笑着改回来。我说我现在语言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美。她在家听到了，会在第二天早上用她的牙刷柄在我肩膀上敲一下，说：“你行了啊。”

我把那顶白色泳帽收在广播室的柜子里，夹在一本书中间。偶尔拿出来一看，就想起那句问话。

“要不要下？”

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问句。有人装作没听见，有人站在岸上抖了很久，有人踹了自己一脚跳下去，有人在水里哭了一会儿才笑。

我知道我的那一刻。

是88年，我蹲在一堵粉白墙的一条缝后，耳朵被人从墙那边拽了一把。她问我，要不要下。

我下了。

后来很久的一天，我做节目收尾，读了一个听众来信，说她在寻找一种声音，一种像是有人在水边笑，叫她“要不要下”的声音。我笑，把那条信放在桌上，抬头，看见玻璃窗里的自己，眼睛里有光。

节目结束，我下楼，楼下的小卖部还开着，老板娘在抖报纸，报纸上的油印字有点晕，像被水蒸汽轻轻熏了一下。我买了一瓶汽水，拧开。“呲”的一声，像水里冒了一个泡。

我走到街口，风吹过来，吹过我的肩，吹过我的耳朵，吹进我领口，吹到胸口。

我听见远处有一阵模糊的水声。

那水声像一段很久很久之前的录音，沙沙的，真。

我停下脚，抬头，天空盘着一轮月，圆得不像真的。街边一个孩子用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又一个圈。他妈妈喊：“回家了！”

孩子回头：“等一下！”

我笑，在心里轻轻地回答了一句，像回答那年夏天泳池边那个问题。

“等一下。”

然后我继续走。

走进一个不那么热的夜，走进水里，事情少了一点的生活里。

来源：灿烂小红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