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助力江夏“文化名区”建设，推动本土特色文化的推广传播，提炼具有鲜明特色的江夏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江夏融媒”微信公众号今起开设《发现江夏》专栏，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城市记忆，带领读者穿梭于江夏的风土人情之中，感受这片土地的厚重与魅力，让人们看得见
千年翘楚，家国江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为助力江夏“文化名区”建设，推动本土特色文化的推广传播，提炼具有鲜明特色的江夏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江夏融媒”微信公众号今起开设《发现江夏》专栏，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城市记忆，带领读者穿梭于江夏的风土人情之中，感受这片土地的厚重与魅力，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江夏文化魅力浸润心灵，唱响文化强音，增强文化自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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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年前的江夏民居是什么样的？
4500年前江夏先民居住的房屋长成啥样？他们生存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呢？潘刘村遗址考古发掘的两座房屋遗迹为人们提供了答案。
4500年前的遗存
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五里界镇西约400米的一处丘陵台地上发现了潘刘村古文化遗址。这是江夏区发现的一处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存。
△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腹豆
屈家岭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年代距今5000年至4500年左右。江夏是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东部边缘，是与东边安徽薛家岗文化和西边汉水流域诸原始文化的交汇之地。潘刘村遗址为一圆形台地，现保存面积约15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台地北面高出地面约6米，东南与小丘岗连绵。周边通往梁子湖的港汊将其围成半岛地貌，形成一条天然的防护屏障，展现了古人在居住地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聪明智慧。
△潘刘村遗址出土的壶形器
1998年6月，为配合“沪蓉”高速公路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江夏区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潘刘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布探方13个，发掘面积为32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屋遗迹2座（编号为F1、F2），绝对年代距今约45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同时出土了大量陶器碎片和少量石器工具。
4500年前的江汉风
1号房屋坐西朝东，是近长方形的单间，门道向东，宽约1米，东西进深3.5米，南北开间4.05米，面积约15平方米。在房址的东西南北四面共发现柱洞11个，立柱是房屋的主要支撑结构，均已腐烂无存。红烧土居住面较为平整，部分残留有硬面。北、西、南部残存有墙基，宽约30厘米，残高5—15厘米。灶台在房间西北角，圆台形，直径约78厘米，高出居住面20厘米。房屋的建造方式为：先在地面挖出房间平面大小的凹面，叠加一层红烧土并夯实，再叠加一层灰白土，夯紧密后用火烧制居住面使其硬化，然后挖洞埋柱、筑墙。残存墙体为草拌泥木骨泥墙，并经火烧制加工而成。
2号房屋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为三间。总宽9米，进深4.5米，面积约45平方米，当时是比较大的房屋。三间房屋的宽度均为3米，通往房外有两道门。一道门在中房朝南，靠近西房，另一道门在东房朝东，均宽约80厘米。房内也有两道门，东房和西房有门与中房相通。西房的西北角有一座1米见方的圆角灶台，高出居住面约50厘米，此间应为灶房。东房的西北角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椭圆形窖穴，深度为80厘米，斜壁平底，这与当今农家在居室内挖窖贮物的方式相近。整个居住面均为经夯结的红烧土，比较坚硬。墙体厚约15—20厘米，残存较少，只在西南角发现一柱洞，其余因红烧土散漫而难以分辨。东墙外有一长度相应、宽约60—70厘米的散水，由夹有红烧土颗粒的灰褐色土夯成，内高外低，便于雨水向外排放，保护墙体不受浸蚀，避免房内潮湿。中房南门有向南延伸、通往房外的道路，宽约70—80厘米，为夹有红烧土颗粒的灰褐色土路。此房的布局已具有南方地区农村房屋的基本形态，构筑方法与1号房屋相似，仍然保持了较多的原始性。
△屈家岭文化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平.剖面图及房屋复原图
目前已发掘的属屈家岭文化的房屋遗迹较多，房屋基址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地面建筑，有单室和双室之分，以单室房屋基址为主，双室房屋基址也很普遍。像潘刘村这样横列三间的住房还比较少见，填补了武汉地区考古的空白。房屋的建造方式是先挖墙基沟槽，少数房屋基址先修整夯实地面，然后在沟槽内挖柱洞，立柱筑墙，潘刘村房屋属这类情况。墙壁以木柱、竹竿作骨架，用粘土、红烧土块、稻杆、稻谷壳搅合成草拌泥，涂抹在骨架上，构成木骨草泥墙，厚半米左右。有的墙壁内外还涂抹一层细泥，使其光洁美观，并经火烧烤而成。室内居住面一般用羼砂的黄土铺垫，也有用烧土块铺垫，并进行夯打。由于南方地区雨水较多，土质又多黏性，房屋一旦废弃便很容易毁坏。屈家岭遗址中发现有一座保存较好的房屋遗迹，大致复原后是一座长方形中等房屋，门向东北，四周有厚实的墙壁，中间有隔墙，六根木柱支撑房顶，顶中间起脊，两面形成斜坡，房顶以茅草或稻草覆盖。屈家岭遗址中稻谷种植已相当普遍，而且是我国比较大粒的粳稻品种。
4500年前的男耕女织
潘刘村遗址的居民使用的陶器主要为陶容器，另有纺轮与少量陶环、陶球。陶器以泥质陶为主，有部分夹砂陶，灰陶占比较大，黑陶次之，有少量橙红陶。陶器种类有鼎、罐、盆、豆、盘、壶、簋形器等。鼎为炊煮器，罐为贮存器，盆、豆、盘、壶为日用生活器。陶环可能为装饰器。纺轮为纺制工具。陶器大部分为素面，部分饰有凹弦纹、花边纹、镂孔、戳划纹、波浪形曲线纹、网格纹及附加堆纹，偶见泥制灰陶上有用红彩绘出的条带纹和波纹。彩陶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装饰艺术。
△潘刘村遗址出土的陶壶
石器工具共出土29件。为斧、锛、钺、刀、匕、凿、鏃、耜、砺石等。石器皆为磨制，光滑精美，刃部锋利，穿孔技术已非常娴熟。有一件石耜非常有特色，仅前端稍磨制成刃，后端打制成柄状，可手握或绑制木柄。长度38厘米，最大宽度12厘米。此类石耜是一种重要的稻作农业用器，目前在长江中游地区同期遗址中所见不多，它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潘刘村遗址出土的陶鼎
两座房屋遗迹的发现填补了江夏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尽管它们只是该聚落的一部分，却为人们认识江汉古代居民的居住方式提供了实例。遗址地处高丘，濒临湖港，有渔捞舟楫之便而无洪水之患。从布局上看，门向东南，阳光充足，背向西北，可避寒风。两座房屋的灶位都在西北一角的避风位置，含有防止火灾的意味。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基本掌握修建居所应遵循“了解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避凶趋吉”的原则。2号房屋的灶和居室已经分隔，表明了房屋的主人已经懂得了柴烟和灰屑对人体的危害，有了一定的卫生健康常识。居住面使用的红烧土具有防潮作用，采用地面建筑而非北方半地穴式，也具有南方居室的特点。
△潘刘村遗址出土的穿孔石铲
潘刘村居民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在泥墙中有稻壳的发现，证明种植水稻已经很普遍。社会分工已趋明显，制陶手工业已经成为专属行业。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制陶历史已有1万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时期制陶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土料加工、制坯成型和烧制三个步骤。在制坯上已采用快轮制作技术，器形美观实用，尤其薄胎黑陶更是精美绝伦，彩陶的出现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从这些现象分析，当时已经出现专业陶工。
△潘刘村遗址出土的陶纺轮
屈家岭文化中至今尚未发现纺织品的实物及形象资料，但却发现了大量纺轮，其中尤以彩陶纺轮最具特色，它不仅是原始文化艺术的反映，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出当时的纺织手工业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男耕女织已成为一种社会形态。从出土较多的石镞和陶球分析，男人除了从事农业耕种，还会在广阔的湖区进行渔猎活动。陶环和石环应该是妇女的装饰物品。彩陶和彩绘的出现，表明了4500年前潘刘村居民对艺术审美的追求。
作 者 简 介
祁金刚，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湖北省考古学会会员、武汉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出版有《江夏溯源》《金口—中华名舰第一镇》（与他人合作）等著作。2005年荣获湖北省文化厅文化艺术科研成果优秀奖。现为文博研究馆员，被列入中国文物学会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
来源：历史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