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文化桥接者的参与能够有效促进国际传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马来西亚公民+中华文化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框架，让他们在弥合国际传播双方的文化鸿沟时具有天然优势。跨文化适应的经验惯性、身份再确认的需求与现实环境的催化以及三者之间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5期“国际传播”专栏

作

者

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沈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雅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跨文化桥接者的参与能够有效促进国际传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马来西亚公民+中华文化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框架，让他们在弥合国际传播双方的文化鸿沟时具有天然优势。跨文化适应的经验惯性、身份再确认的需求与现实环境的催化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形成海外华人身份向桥接者转化的动力机制。在实践层面，海外华人的桥接作用主要包括在促进信息流通时作为文本译介者、政策解读者、故事讲述者，在推动物质交往过程中充当经贸合作者、技术共享者、设施共建者，在参与关系建构时担任人脉拓展者与渠道开拓者。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协商；桥接；跨文化身份；国际传播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活动，促进民心相通；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习近平，2021）。国际传播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而海外华人华侨“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高乔，2023），在促进中外友好交往、推动民心相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首先争取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建构更大范围朋友圈时需要依靠的重要群体。相较于仍旧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而言，海外华人在政治身份上不再属于中国公民，但他们因血脉的传承与文化的赓续而与中国始终保持着特殊的联系。海外华人在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议题。马来西亚华人是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社群之一，经过长期的发展与代际更迭，华人已深度融入本土社会，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裔，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社会影响力显著。因此，本文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剖析海外华人身份形成的基本规律和流动性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华人是否可能建构出新的身份，即作为联通中外的桥接者，以此丰富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一、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问题与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流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动因、流动方向、人口结构等要素均已发生剧变；随着代际的更迭，华人逐渐扎根于当地，与居住国、祖籍国之间的关系亦处于变化当中。与之相对应地，海外华人对其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也在经历流变。因此，如今仍有必要以历史的、发展的视角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进行观察与分析，并为他们与新时代中国建立亲善关系发掘新的空间与渠道。本节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理论梳理与历史回溯，力图对海外华人身份的多层次结构进行规律性总结，同时探讨其中体现多元性与主体性的部分。

（一）身份协商理论与流动的跨文化身份

身份是关于自我的认知与描述。心理学家亨利·塔菲尔（Henri Tajfe）将自我放置于社会关系中进行观察，认为身份是社会性的，群体是身份形成的基础，他将身份定义为“个体自我建构的一部分，该部分源于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对该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评估”（Tajfel，1881，p.255）。身份的形成包含两个重要的过程——自我分类（self-categorization）与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Abrams & Hogg，1988）。自我分类的结果是强调自我与其他群内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自我与群外成员之间的差异。而社会比较的结果则是对那些能够产生自我强化（self-enhancing）效果的因素进行选择性应用，换言之，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肯定是通过对本群体的正面评估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获得了积极的身份认知，即自尊（Stets & Burke，2000）。

在跨文化的群际交往中，群际差异相较于其他情境更加显著，这引起了学界对跨文化群体身份问题的关注。人类传播学者丁允珠（StellaTing-Toomey）提出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并将其使用于对移民或少数族裔等群体的研究。身份协商是“人们基于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空间背景所进行的长期身份建构的策略”（Ethier & Deaux，1994；Burke，2006；转引自李锦昊等，2023，p.57），它描述了人们基于差异化背景对自我身份反复调整的过程（Ting-Toomey，2005）。身份协商理论继承了社会身份理论的研究旨趣，讨论了跨文化群体成员通过社会比较建构起自尊的过程。张裕禾（1993，pp.36-56）认为，如果个体对其所归属群体的评价是偏向正面的，则会产生身份自豪感，进而巩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促使拥有相同身份的个体团结互助，共同抵制其他群体的侵袭；反之则可能导致成员对现有群体的背离。在移民语境中，一方面，移民者身上深刻的原生文化印记使他们即使远离故土也依然与之保持着强烈的心理羁绊；另一方面，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需求促使他们为迎合主流文化的期待而进行身份协商。通过对自我的反复确认和与其他族群持续互动，移民者不断调整身份建构策略，从而在新的安置地寻找自己的位置。作为“外来者”，移民群体逐渐演变为具有在地性特征的异质性文化族群，这种特征使他们与当地主流群体既融合又区隔；同时，群体内部的相互认同感在向外比较的过程中亦得到加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身份协商是具有长期性与流动性的动态过程。就海外华人而言，随着代际的更迭，生长于当地的新生代华人与其祖辈不同，没有经历过国籍转换、文化震荡等问题带来的身份剧变。跨文化适应或文化融入不再是他们身份协商过程中的重点。相比之下，中国作为遥远的故乡如何存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自我身份认知更应受到关注。有学者已经指出，“当地出生的人发展出的身份将他们的部分遗产与当地文化结合在一起。关于英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极其复杂的身份”（Benton & Gomez，2014）。相较于其祖辈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国籍身份”有充分的安全感，不再自我界定为“外来者”。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选择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东西”（Benton & Gomez，2014），将其作为自己身份构成的一部分。因此，新生代海外华人的身份协商策略更加多元，其个体经验的独特性为其身份描述增加了更多国籍、民族、文化等层面之外的细节，而这些细节亟待进一步探索与分析，从而形成对华人身份更为精准的认知。

（二）马来西亚华人的双重身份框架及其流变

王赓武（2002，pp.239-240）在回顾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时提到，华人至少有两种看待自己华人属性的方式：其一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豪而产生的历史认同，它强调身份的文化面向；其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政治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认同方式在逐渐发生变化，并伴有新内容的产生。在长期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受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双重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形成了对马来西亚与对中华文化的双重认同。前者是国家认同，其标识是群体内成员拥有并认可马来西亚国籍；后者是族裔认同与文化认同，以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作为华人相互辨认的核心依据。这两个部分构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基本身份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协商过程中的第一条主线是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在当地取得合法的公民身份是华人定居后的优先议程，也是其扎根于当地的重要步骤，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与代际更迭。第一，祖籍国中国逐渐在华人身份框架中“退场”。辛亥革命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在同时发生的全球移民浪潮下，远走海外的华人将这种民族自尊心带到了定居地，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以中国人自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民族情绪达到高潮，即便身处海外，马来西亚华人也纷纷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人商会募集资金、华人青年奔赴前线的事迹不胜枚举（黄子坚，2022）。然而及至20世纪后半叶，从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至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通过，我国不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已经取得当地公民身份的马来西亚华人因此放弃中国国籍，进一步扎根当地。

第二，居住国马来西亚的“在场”日渐强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殖民政府提出建立马来亚联合邦的构想，规定联邦内的任何人士都能获得合法公民身份，以此延续对当地各族裔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传统，以分化当地主体民族马来人的权利（段颖，2017）。一度处于边缘地带的华人在此契机下拥有了成为合法公民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蒋炳庆，2015）。在随后的数年中，当地政局持续变化，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来西亚作为民族国家的“在场”为华人身份进一步迈向本土化夯实了基础。

第三，华人本身的代际变迁也促成了其身份的本土化转变。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华人获得“在马来西亚安身立命、发展绵延的族群力量和主体地位”（王睿欣，2020）。他们不再是边缘化或特定职业场景（早期移民至此的华人有显著的职业特征，一般作为商人、矿工或劳工）中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有机的个体融入主流社会群体中。另外，并未经历过创业的华人后裔，在马来西亚出生、成长、生活，他们在确证其身份的过程中更显著地受到在地环境的影响，而中国的“国家在场”呈现相对缺失的状态，它仅作为血脉和文化符号发挥着隐性的作用。代际发展本身导致了新生代华人与中国亲缘关系的疏离，这使中国进一步被“虚化”为遥远的祖籍地。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协商过程中的第二条主线是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没有因其国籍身份的转换而消弭，反而为其族裔和文化身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力。在跨文化移民的初期，自我分类和社会比较往往会导向一种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和不适应性结果，作为“他者”的华人在与当地主流群体的互动中感知到强烈的群际区隔，在从边缘位置争取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华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个体对于自身华人身份的肯定也得到强化。而在华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主体族群之一的现在，群际区隔仍未完全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环境，即“政府以国家的意志将全体马来西亚人分为土著和非土著、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从而给土著、马来人、穆斯林以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特殊权利和待遇”（许利平，2021，p.67）。这种不平等的族群政治激起了华人的族群意识和危机感，进而采取了一系列“自救”行动，以期捍卫自己的尊严，呼吁自己的权益（吴益婷，2019）。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族群矛盾相对温和，因为在族群政治之外，多元文化共存的事实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保护，这给予华人一定的政治参与和文化发展空间，作为华人的身份自豪感没有被打压，反而在一次次权益争取的过程中被强化。需要注意的是，华人强烈的族裔意识与文化认同在当下具有务实的特征，主要服务于其在地化需求，是为了不断明确自身在当地的位置与角色，而这与祖籍国中国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简言之，在历史的进程和代际的更迭中，“马来西亚公民+中华文化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框架基本确定。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受不同因素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身份会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多丰富而多元的内容。丁允珠等（Dorjee & Ting-Toomey，2020，p.250）对于身份的复杂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指出“需要充分考虑由突出或主要的社会文化身份、社会关系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及其伴随的辨证主题组成的身份复杂性集合，才能进行有效的身份协商”。这种复杂性在华人身份问题中同样突出，石之瑜等学者将此界定为“后华人性”，用以描述华人身份中不可被一概而论的部分，认为“后华人性”着眼于“华人游走在联结与差异两种身份策略之间，根据时空与对象而调整，……成为一种适应于不同场合的角色建构，是否是华人及如何是华人均具备不确定性，而有赖在互动中不断生成”（石之瑜、李慧易，2019）。

二、海外华人身份向国际传播桥接者转化的动力机制

海外华人的双重身份及其跨文化属性让他们在弥合国际传播中互动双方的文化鸿沟时具有天然优势。一方面，华人对居住国与祖籍国中国都有充分的文化了解；另一方面，他们与双方都拥有共享的身份——与居住国民众享有共同的国籍身份，而与中国民众共享中华文化身份，这样双向相近的特性使华人更容易与双方达成相互认同与信任。双重身份框架为海外华人作为国际传播中的桥接者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条件。华人在身份协商过程中拥有能动性，可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具有吸引力或利好性的因素作为自己身份的组成部分，同时摒弃那些贬损其自尊感的因素，这为其身份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诸多可能，而“作为桥接者”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本节以桥接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的作用作为分析起点，力图阐释桥接者从海外华人的一种可能身份转化为现实身份所需具备的充分条件及其作用机制。

（一）桥接社群与桥接动力来源

“桥接”（bridge/bridging）是指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的一种协调状态。以往桥接相关研究表明，相异的文化环境、历史背景、社会身份和互动模式对同一空间下的群际交流提出挑战，而语言沟通、文化规范和跨文化能力等策略可以缩短文化间的障碍，增强群体间的理解、共情和合作（Langmia & Durham，2007）。此外，“桥接”也可指代具有跨文化特性的个体或群体，田浩、常江（2020，p.40）在反思媒介/文本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将跨文化传播的关注点转向人的身份，提出“桥接社群”（bridging community）概念，用以指代“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有能力和意愿内化超过一种文化，并依照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不同规模的实体或虚拟社群的人”。桥接者所拥有的“双文化身份”（bicultural identities）可以作为沟通与合作的天然桥梁，通过“文化桥接”（cultural bridging）可以缩短本国与合作伙伴国之间的文化间距，进而提升国际合作的效果（Konara & Mohr，2023）。在桥接社群研究之中，关于华人华侨社群和侨务外交的探讨具有代表性，学者们关注华人华侨“桥接中外”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与华人华侨间的侨务外交发挥了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理念等重要作用，并有主张将关系网络运用于侨务外交以建构多中心的联结互动（周英，2021）。

田浩、常江（2020）提出了“动力意识策略”模型，阐明桥接社群成员的传播驱动强度影响着传播的主动性和传播策略的选择，这对于思考如何挖掘海外华人成为桥接者的潜能等问题具有启发性。动力即是桥接意愿，其根源是“桥接者”这一身份能否让华人获得积极的情感支撑，而这有赖于身份协商过程中对相关因素的正向评估与采纳（见图1）。

回望历史，华人为融入当地而进行的一系列跨文化实践作为该群体的共同记忆，为其接受桥接者身份奠定了情感基础。华人身份的本土化转变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桥接。张裕禾（1993）认为，外来民族在参与本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带来了自己的文化投入，促成了文化的融合。华人在移民与定居的过程中所携带的中华文化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形成既与本土文化交融、又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关联的融合型文化（梁英明，2006）。在地化的华人文化作为一种“中间文化”为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文化中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文化连接（赵树冈，2003）。这是一种跨文化适应的自然结果，它经过历史的检验，是华人在居住国逐步取得主体性地位的一条有效经验。基于此，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促进居住国与祖籍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海外华人的一种思维或行为惯性，这对桥接意愿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身份再确认的诉求对桥接意愿生成的促进作用

桥接动力或意愿产生的逻辑起点是海外华人对桥接者这一身份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回看海外华人的双重身份框架，它需要在长期且动态的身份协商过程中不断被再确认，以此检验自身的活力与解释力。成为桥接者对于海外华人进一步强化其双重身份框架具有积极作用，因为通过桥接能够体现华人游走于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的独特价值。一方面，群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桥接者增强桥接的动力。第一，从在地化的视角来说，桥接者的身份有助于缓解华人与当地其他主体民族之间的区隔状态，促使其进一步完成文化融入，进而强化华人对其作为本国公民的自豪感。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因为族群政治，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之间各自为政的局面至今仍然存在，成为桥接者意味着与其他族群产生更加密切的互动与联系，缩短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此外，华人在马来西亚一直以来致力于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平等的公民权益，而桥接者的身份能够凸显华人在中马两国友好交往中的重要价值，这是对华人政治诉求的一种正向反馈。简言之，融入感与价值感为华人桥接意愿的生成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撑。第二，从与祖籍国的关系来看，首先，桥接有助于华人在海内外中华文化互通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精神补给，进而加强华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华人虽已在政治上归化于所在地国家，在文化上却仍保持着与中华文化的相连，共享文化资源为桥接提供了条件（张禹东，1999），而桥接则会反过来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其次，桥接能够加强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在新生代华人的视角中逐渐退场与远离的状况会有所改变。依靠血脉作为天然的情感纽带，以及与中国共享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华人对中国的亲切感，这成为产生共情的有利条件，催生桥接意愿（苏浩，2003；郭台辉，2022）。

另一方面，华人社群内部成员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桥接意愿的产生。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和华人社团被称为华人华侨的“三大法宝”，成为华人既能持续融入主流环境，又能保留其独特文化标识的有力手段（胡春艳，2009），它们为建构和维系华人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而有利于增强群内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华文传媒前文已有提及，而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海外华人建立民族认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华人在习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认同国家意识，促进多元文化的交互融合（耿虎、曾少聪，2007），加速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化”和“在地化”（萧新煌，1999），有利于从意识上培养华人桥接意愿，从知识技能上提升其桥接能力。另外，华人社团为桥接提供了平台和合作空间，拓展了华人的群内关系网络，是在当地维护华人权益、推动中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行为主体。华人中的意见领袖在侨务外交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团所提供的资金、平台、人力等支持，意见领袖在中华文化传播、群体形象建构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能够影响到社团当中的其他成员，进而影响其对于桥接者这一身份的认知与接受程度。

（三）现实条件对桥接意愿生成的催化作用

通过桥接能够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独特的身份优势，让其在与居住国及与中国的互动中获得双向认同感，在打通双方相互理解与交往的渠道中获得成就感，这为华人对桥接者身份的接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桥接意愿的产生还需要有利的现实条件作为支撑。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宏观的国际局势、中观的媒介环境、微观的华人个体发展机遇等因素都会对桥接意愿的形成产生影响。

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海外华人的桥接意愿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桥接者的重要作用得到体现。此外，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活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关键推动者，这为华人愿意在国际传播中扮演桥接者提供了土壤。两国之间良好的关系也有利于华人对桥接者身份产生正向评估。以马来西亚为例，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马来西亚总体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友好的文化交往。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商人就去马来半岛从事商业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来西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是首批欢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之一，它早在2013年就已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持续13年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国，在2016—2020年连续5年为其制造业最大外资来源地（张天桂，2022）。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两国双园”，在政治发展、经贸投资和数字经济、新能源、绿色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惠及两国人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华人的桥接意愿。

第二，开放多元的媒介环境对桥接意愿的生成有促进作用。2009年，纳吉布政府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旨在打破族群间的隔阂，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鼓励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能够充分展示和碰撞，为媒介环境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条件。华文媒体在保留中华文化根脉、传播华人声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对中国的报道与传播增进华人对中国的了解，并影响华人对相关议题的舆论感知。例如，彭雨晴（2021）认为，华文电视在媒介全球化背景下寻求跨境合作与本土化努力，在建构跨国的华人想象、巩固华人的文化认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新媒体与社交网络的发展让华人获得了文化传播与交往的新渠道，助力其成为“文化中间人”（黄婷，2022）。中文社交媒体对全球华语使用者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拥有相当规模华人社群的东南亚地区，小红书的用户基数不断扩大，以2022年的数据为例，仅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地就积累了约205万使用者，作为“华人的百科全书”，小红书成为海内外华人经验共享共建的社区（澎湃新闻，2023），降低了其作为桥接者的难度与门槛。

第三，从个人寻求发展机遇的角度出发，华人是否能积极接受其桥接者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桥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更有利的投资条件与贸易环境、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有关。如果华人感受到作为桥接者能够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开辟新的路径，便会更有动力去承担这一角色。两个国家的友好往来，为有多语言能力、跨文化素养和相关职业技能的人士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以及提升社会地位与声誉的渠道。

以上三者在各自作用于华人桥接意愿的同时，还呈现出依次嵌套的关系。媒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例如，马来西亚一直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在中美等大国之间实行多边接触与合作，具体的合作形式与密切程度则因历史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孙西辉、金灿荣，2017），而开放的媒介环境与积极的跨境合作可以说是相应外交政策下的一种文化映射。此外，个体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国际环境以及在其作用下所形成的媒介舆论氛围的影响，例如，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亚太地区局势的深刻变革，这可能会引起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的同时又谋求合作，反映在当地媒介环境中的则可能是对中国的辩证态度，进而左右海外华人对桥接者这一身份的综合评估。

三、海外华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和角色类型

当桥接的动力机制能够有效运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桥接。在此之前需要强调的是，桥接者并非机械的信息传递者和被动的工具性客体，而是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第一，桥接者是国际传播的积极参与者，正如前文所述，海外华人对桥接者身份的认可是基于情感的驱动和现实条件的激励，他们在桥接实践中具有主动性；第二，跨文化的视野能够帮助桥接者形成准确的判断力，识别能够引发共情、降低理解难度的内容，进而选择相应的传播策略；第三，海外华人在多种文化语境中适应与融合的独特经验让他们在桥接过程中拥有整合力与创造力，从而促进内容与渠道的创新，推动文明在互鉴中进步与发展。作为跨文化桥接者，海外华人在国际传播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帮助存在文化差异或分歧的双方跨越鸿沟，实现文化对话，达成相互理解，进而促成国际合作。基于此，本节将具体探讨海外华人作为桥接者在促进信息流通、推动物质交往、参与关系建构三个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他们在这其中所能扮演的具体角色以及实现桥接的方式（见表1）。

（一）促进信息流通：作为文本译介者、政策解读者与故事讲述者

海外华人发挥的桥接作用首先体现在帮助信息快速、准确地在国际传播的主体之间流通，提升传播效率，这是增进相互理解的前提。海外华人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节点，多种语言、来自多类媒介渠道的信息经由他们跨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流转，有利于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国际传播主体间的互信。作为文本译介者，海外华人能够凭借对两种语言与文化的深刻理解将文学作品、新闻资讯、学术成果等文本内容进行精准翻译与推介，让不同语言文化体系内的群体能够进行对话，这是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互鉴的基本前提。同时，文本译介并不完全等于语言翻译，由于海外华人作为桥接者具有充分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他们有能力将不易被其他文化接纳和理解的内容进行调整与优化，使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加适应于目标群体的价值观、语言习惯、社会规范等，即文本的本土化处理。此外，文本译介并不局限于职业范畴内，网络空间为海外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行动空间，也让翻译成为文本二次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让流行文化、碎片化信息在网民共同创作的过程中实现跨越文化鸿沟的国际传播。

作为政策解读者，海外华人因为熟悉居住国与祖籍国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能够更好地理解两国政策背后的意图，通过政策解读对齐双方合作的接口，打通制度障碍。准确的政策解读可以体现国家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保障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展示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政策解读者可以将中国政策制定的理念、目标与期望以居住国参与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阐释，反向亦然。此外，他们能够更敏锐地发现并传达因为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等而容易被误解或忽视的政策条款，进而保障国际合作的顺畅性。当前中国致力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框架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海外华人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解读与传播工作中，可以更加有效地让中国与各合作国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合作共赢。

作为故事讲述者，海外华人用自己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华文化故事，同时他们也是居住国故事的演绎者。习近平（2021）总书记在“5·31”讲话时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海外华人作为中文使用者与中华文化传承者，相较于其他海外民众而言对中国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可以说是中国故事的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由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因为添加了个人或群体记忆而更加生动，同时因为与倾听者的相近性而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另外，海外华人的家族故事本身也是促进文化对话的重要资源。许多华人家庭都拥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和独特的家族传统，通过讲述家族先辈的奋斗历程、移民故事等，不仅能够传递中华文化中重视家庭、坚韧勇敢等价值观，还能让海外民众看见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互动的过程。

（二）推动物质交往：作为经贸合作者、技术共享者、设施共建者

国际交往中的物质交往是生产资料的交换、生产技术的共享与基础设施的联通，它为信息流通提供了物质载体，也为民心相通创造了空间条件，是国际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石。因此，探讨海外华人作为国际传播桥接者的作用，不应忽视他们对于促进不同主体间物的流动所能发挥的功用。

作为经贸合作者，海外华人在促进国际交往双方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海外华人在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领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其次，海外华人为促进双边贸易发展与资金双向流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尤为显著。在贸易畅通方面，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成为中外贸易合作的桥梁，他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流通，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诸多便利。在资金融通方面，海外华人充当了跨境投资引导与介绍的作用，为中国市场注入外资贡献了力量，也帮助中国投资者寻找海外投资的机会。再者，基于对中国市场与居住国市场的双重了解，海外华人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能够帮助双方规避潜在的风险。

作为技术共享者，海外华人可为技术的传播、交流与合作搭建桥梁，为国际传播双方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提供便利。一方面，众多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海外华人凭借其深厚的技术专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参与学术研讨、联合研究等活动将尖端技术带回他们的祖籍国或与居住国共享，从而推动了技术的国际流动。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企业在促进技术共享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投资与国际合作，这些企业将自己所持有的尖端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分享给合作方，推动了技术的国际传播。

作为设施共建者，海外华人在促进国际传播双方物流畅通与设施联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交通设施的联通方面，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参与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建设，参与方式包括投入资金支持、提供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支持。在能源设施与通信设施联通方面，海外华人亦有所作为。海外华人参与基础设施共建，不仅促进国际传播双方物流畅通、设施联通，还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国际贸易更加便捷，物流更加畅通，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各国接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三）参与关系建构：作为人脉拓展者、渠道开拓者

建构友好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海外华人在作为桥接者的身份实践过程中的一条关键性路径。桥接本质就是在生长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之间建立起互联互通的机制，而桥接者则是将相互区隔的社会关系网络串联起来的关键性节点。人脉的维护与扩展为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世界精神文明交往、扩大国际共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作为人脉拓展者，海外华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跨文化、跨语言、跨族裔社会网络，通过将这样的人际关系“小”网络嵌入到异质性群体之间的空隙处与断联处来完成桥接，从而形成一个联通双方的“大”网络。海外华人自身的社交圈子在其积极参与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亦能够不断扩大，例如，在国际学术会议、商业论坛、文化交流活动等场合，海外华人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各国人士进行深入交流和互动。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故事，同时也倾听他人的观点和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通过中间人也就是桥接者的介绍，人脉资源在同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主体之间能够被共享，这有利于构建规模日渐庞大、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合作体系。

作为渠道开拓者，海外华人通过建立组织机构、搭建交往平台等方式为国际传播双方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一方面，海外华人积极组建运营各类文化社团和商业协会等，这些组织成为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例如，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桥接组织，整合北京大学的教育界人脉资源和在京马来西亚人社群组织，为中马两国人文交往拓宽了渠道。另一方面，海外华人通过组织学术论坛、国际座谈会、商务洽谈会等平台推动人才的汇聚和思想的碰撞，有利于合作的达成。

四、余论

（一）积极促进海外华人桥接中外的路径浅探

桥接者的参与，丰富了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性，拓宽了国际传播的路径和策略选择，对传播中国声音、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跨文化的双重身份框架是海外华人成为桥接者的最基本前提，在提升海外华人桥接意愿、探索其桥接作用与效能的时候，需注意避免对华人的身份认知错位以及这种错位导致的对华人在国际传播中角色的错误期待，以尊重为前提，务实推进与海外华人深度合作。不应强行要求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和归属，更不能要求华人在中国相关问题上公开表态，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另外，华人通过强调其文化身份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在当地社会获得更多尊重，维护本群体应享有的各项权益，应该以尊重该诉求作为与海外华人合作与交往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与其合作提供务实的帮助。例如，继续深入展开文化交流，一方面促进海内外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新活力，增强华人的文化自信心；另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与当地其他重要文化互通，增进华人与其他主体民族的相互理解。

加强媒介合作、与海外媒体保持友好关系是充分发挥华人桥接作用的切入点。支持华文媒体的发展与转型是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这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与媒介环境，建立海外华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感知，尤其应该重视网络媒体的合作，争取降低中国社交媒体在海外的准入门槛、提升这类平台的内容质量等举措能有效帮助华人了解中国，充分挖掘TikTok、小红书等跨境社交网络平台的影响力，为华人作为“文化中间人”提供平台与空间。

重视个体差异、识别最具桥接意愿与素养的华人群体、发掘国际传播的意见领袖是提升桥接效能的可行思路。从血缘与文化缘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保持较为亲密血缘关系的华人、亲属在中国生活的华人以及保持到中国祭祖的华人，相较而言更具备桥接的潜力；会说华语、了解中国伦理体系与文化价值观的华人更适合担任桥接者。从生活环境与个体经验来看，所在地区城镇化程度的高低影响华人对多元文化环境的理解，高城镇化地区各族群的交互更加密集，生活于此的华人更有可能拥有覆盖多族裔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因而更具备桥接能力；受教育程度高低会影响华人对当地社会环境、国家关系等问题的认知能力，这与桥接能力正相关。从对祖籍国中国的认知来说，经常接触中国资讯并且信息渠道多元的华人在意愿和能力上都更适合作为桥接者；有过到访中国经历甚至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对中国有更直观的了解，也具备桥接中外友好交往的素养。

（二）基于海外华人的身份观察需要在多元视角与方法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本文以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切口进行分析，是因为该群体在人口规模、本土社会影响力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而其“马来西亚公民+中华文化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框架在海外华人中也具有普遍代表性，这对我们在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视角下探索海外华人的身份创新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但是也需注意到，马来西亚华人在所有海外华人群体中具有特殊性，这使得本文的阐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马来西亚华人社群是全球华语和中华文化体系最完整的社群之一，文化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可能使该地区华人的桥接基础与桥接意愿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华人，因此本文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海外华人的身份发展现状，海外华人转化为国际传播桥接者的动力机制及其发挥的具体作用有待在更多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第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历史悠久，他们已经历了数代的发展并逐步成为当地主体民族之一，本文的分析对象是生长并扎根于当代环境中的新生代华人，他们与还保留强烈祖籍国文化记忆的老一辈华人或是新近移民的华人群体都有显著的差异，而不可忽视的是，后两者也具有成为桥接者的巨大潜能，基于他们的身份观察与阐释在本文中并未得到展开。

身份是复杂且流动的，因为个体在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海外华人对其身份的认同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进行评估和调整而确立的，宏观至国际关系格局，微观至个人经验，都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另外，历史的发展与代际的更迭也会对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海外华人的跨文化身份及其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需要在更多的方法与案例当中进行理论验证与路径探析。区域或国别研究的视角在此议题中需要被更多地运用，不同的时间切片也是研究海外华人桥接者身份的重要关注点。对华人身份的观察需要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完成，秉持“一群一策”的原则进行“分众化”的精准研究。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钟新、沈静、王雅墨：《作为桥接者：海外华人跨文化身份及其国际传播角色分析》，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5期，66-83页。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