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精神我传承】农民问题何以植入中国革命——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析论

摘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伟大先驱，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最早将农民问题纳入中国革命视野，深入分析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何以需要关注农民、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何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伟大先驱，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最早将农民问题纳入中国革命视野，深入分析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何以需要关注农民、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何以发生和何以实现的问题。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宝贵思想，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伟大先驱，他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论述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之一，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才找到了崭新的发展方向。那么，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何以需要关注和重视农民问题呢？李大钊最早对此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一、何以可能：中国的农民起义及其在近代的“革命”转向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阶段，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地主—农民”二元主体社会结构为基本特征，土地私有与官僚体制是地主对农民进行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的全部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迫使农民进行反抗，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是起义而非革命。究其原因，一是并未改变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历史上的中国农民起义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依然继续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二是并未刷新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农民大都是在“官逼民反”的处境下、秉承“成王败寇”的理念发动起义；三是并未提出触动社会发生根本性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都只是诉诸“改朝换代”而不是“改政换道”。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绵延2000多年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以“三民主义”的民主理念取代“奉天承运”的天命观念，以“中华民国”取代“中华帝国”，以“公天下”取代“家天下”，并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平均地权”等口号，旨在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但孙中山在“平均地权”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纲领上差距较大，理论原则上赞赏土地公有而实践纲领上则主张以实行地价税为中心的平均地权。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要解决的是高度工业化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唤不起农民的热情”。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底层的权力结构，只不过是革了“天子”的命。正如毛泽东所言，“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未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社会大变动，也就无从改变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革命成功自然不会实现。

然则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农民与土地问题，李大钊长孙中山之失、补孙中山所缺也。首先，李大钊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彻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尽管孙中山曾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不用“马克思之法”而“师马克思之意”的层面，故其一生都没有超出主观社会主义的认知水平。而李大钊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并坚定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理论指导地位。其次，李大钊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彻底地把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群众基础。虽然孙中山也曾提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但孙中山问政是从《上李傅相书》开始，求学多在海外，发动革命也多在海外与都市，其发动的革命主体是留学生、新学知识分子、城市会党和新军等，没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而李大钊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干革命。再者，李大钊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彻底地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虽然孙中山也曾提到“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但又认为“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而李大钊主张，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为此须实行“耕地农有”。相比较而言，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之后就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贡献，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分析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何以需要关注农民、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何以发生和何以实现的问题，无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二、何以需要：“环绕实境”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次较为准确、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反而应该特别注重“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能离开对其发生作用的具体环境的分析上，“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基于这一深刻的见解，李大钊非常自觉地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阐释和运用深深地扎根“环绕着他的实境”，并提出中国的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到农民群众中去，并“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时代号召，最早实现了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一）“人民群众观”与“革命的有生力量”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在宣传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也重笔着墨阐发了群众史观的核心要义，“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所以“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还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彝”一词以强调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英雄：“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人民群众是真正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他指出，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还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此外，李大钊在《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他们绝大多数是半赤贫的小农”，革命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不仅如此，他还援引当时中国农民户数及其土地占有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全国农民的破产潮流正在“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这就从“质”与“量”的范畴、把经济动因和数量比例结合起来，通过考察中国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指出农民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的症结和出路在于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发动和组织农民参与革命。但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由于不同经济成分的农民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李大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将农民进一步分为富农（多数地主包括在内）、中农、小自耕农以及佃农等不同的阶级，并且指出农民中数量最多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和佃农。自然地，“耕地农有”便成为中国广大贫困农民的迫切诉求。因此，“耕地农有”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重要突破口，于是农民理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

（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根本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近代中国，外国入侵，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地主强取豪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构造。李大钊认为，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原有的不合理的经济基础构造，要创造一种让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工，做工的人都能够吃饭的“劳工神圣”的组织，把劳工的生活从原来那种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的经济制度下解放出来。在他看来，即使就是卖淫问题，那也是因为“一个强制妇女不得不卖淫的社会组织”存在的缘故。因此，卖淫问题的解决，根本的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所以，李大钊认为，要想解决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案。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有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建立全新的经济基础，具体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他曾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方案：“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具体来说，只有从经济基础入手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在当时这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机能闭止”的现实社会下，一切问题丝毫无法解决。

李大钊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入手，指出了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正确出路：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的途径、采取最为彻底、最为坚决的革命办法才能实现，必须抛弃“点滴改造”的改良主义或“实验主义”。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张是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原则。

（三）“阶级竞争说”与“耕地农有”思想

马克思曾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李大钊在深刻理解和领会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社会组织的变动受制于生产力的变动，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借助于社会内的大多数人群。尤其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进一步指出，“社会改造的基础势力，又必须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而且“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形成阶级竞争的态势……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但鉴于孙中山“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和当时中国畸形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残酷的阶级结构，李大钊提出“耕地农有”的思想，并且主张“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改善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高耕地效率，以谋一解决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耕地农有”呢？李大钊明确地指出是“阶级竞争”，“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基于深邃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的历史事实，李大钊指出，“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循历史，争夺土地的斗争是透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察现实，依托土地的层层盘剥是农民贫穷社会落后的总根源。所以，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必然落在中国广大的工农阶级身上。李大钊还强调，“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革命实践中如果不注意阶级斗争、不通过阶级斗争，“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还告诫人们，“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以达到理想社会，为此应不惜牺牲地进行阶级斗争，因为“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阶级斗争以实现“耕地农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思想的初步萌芽，并对后来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三、何以发生：近代中国农民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李大钊早在1919年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从现代新文明输入到传统旧社会的角度论述了农民问题与中国社会改造乃至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与同时代其他先进分子所不同的是，最先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知识阶级及民众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知识分子觉醒并唤醒农民是农民参与革命的思想动因

近代中国内忧日炽、外患日盛，在救亡图存的急切需求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潜藏在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思想深处的忧患意识等中华元典精神逐渐苏醒，创造性地升华为具有时代使命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具有崇高责任感的民族革命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所遭遇的外交失败以及十月革命一声惊雷所取得的胜利，直接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觉醒。于是，以李大钊为典范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从西方国家转向东方社会、转向马克思主义。醒过来的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又从“觉醒者”转变为“唤醒者”，充分发挥其主体召唤功能，逐步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李大钊在1919年3月所发表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曾对先进青年的运动方向作出指引：青年应该在存在着痛苦、黑暗的方面进行活动，把中国人民从痛苦、黑暗中拯救出来。他提到青年学生应该做的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并热烈表达了“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的盼望，同时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随即这些思想觉醒、主体地位得到提升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层面上的召唤逐步转向通过情感激发与行为示范对其他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动员，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革命斗争。由此，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农民罢耕，反帝、反封建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中华民族彻底醒过来了。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引导下，醒过来的农民群体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以及革命潜能，开始自觉走上参与革命斗争和解放运动的道路。

由此可见，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既依赖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召唤、又依赖青年学生的社会动员的过程，在全体中华民族觉醒的整体格局中，农民群众等众多的、具体的、普通的小写主体是在经历自上而下的层级推动中逐步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早期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唤醒农民是农民参与革命的思想动因。

（二）苦难生活困境是引发农民参与革命的现实原因

李大钊曾尖锐地揭露“吾民”的苦难生活，“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但现实中，“军阀、财团、政客们，还是旁观坐视、依样横行”，他清醒地预示到，“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皆因“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历史得到了应验，农民之所以要参加革命，主要是受制于濒临绝境的经济、政治地位，非革命再无生路。

从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来看，首先，帝国入侵疯狂掠夺，农业经济备受摧残。李大钊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本质：“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其次，军阀混战横征暴敛，农业生产日趋萎缩。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通过大量的统计数字分析了农民破产后的悲惨境遇：“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小农因受外货的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遂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中国农民的破产现象，有如一股滔滔潮水，正在南北大地上奔涌前进。贫苦农民的出路何在？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开展革命。再次，乡绅地主鱼肉把持，农民生活暗无天日。在农村把持地方政权的往往都是那些地主、绅董，农民深受乡绅地主层层盘剥，其中佃农和雇农所承的痛苦最深。“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广大农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农村阶级关系尤为紧张，农民组织起来争取权益、爆发革命已成破竹之势。

另外，广大农民的文化地位低下，长期处于被愚弄、被暴虐的地位。对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李大钊更是感到莫大的愤慨：“人但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所以，李大钊于1919年初专门写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强烈呼吁为劳动群众争取受教育权。

综上所述，经济关系上的不断赤贫化，阶级关系上的日趋对立，文化关系上的愚弄暴虐，重重压迫，万般无奈，只得革命，这是农民参与革命的现实原因。

（三）对土地的天然需求是农民参与革命的根本动因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工业经济的入侵，以及军阀横行、兵祸连年的影响，大多数已经成为无地农民。据确凿的数据资料显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4.2亿人口中，有3.36亿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但由于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全国面积内只有50%是已耕种的土地；全国共有1.86亿人口属于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雇农和游民之列，占农民总数的55%，还有20%的人口属于土地占有量在1—10亩之间的贫农，加起来全国75%的农民是要求得到土地的。致使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农户和耕地还呈逐年锐减之势，失地农民“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越穷越革命”，大量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为了活命，一遇到天灾人祸便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动乱。李大钊把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在1920、1921两年农户的变化作了比较，结果显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兼佃的户数直线下降。李大钊还对各省土地的人均占有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所需。而实际上很多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已经或正在逐步丧失赖以生存最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更无力发展农业技术，农业和农民处于极度危险境地。

由此可见，失地农民与日俱增，维持生存难上加难，革命激情蓄势待发。失地农民无所依靠，基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便被逼迫爆发出来。正是由于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天然需求所体现的生存本能，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发生——这就是引发农民革命的根本历史动因。

四、何以实现：李大钊解决农民问题的若干主张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时曾强调，“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若干主张。

（一）宣传、发动农民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使这一力量变为现实的依靠就显得极为迫切。唤醒农民、取得农民的信任，并使其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那就要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及对策。

首先，要对农民进行口号的宣传和鼓动。农民阶层具有强大的革命潜力，但因其自身存在的阶级局限性，其革命潜能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将革命思想和阶级意识灌输进农民的头脑中，以此启发其阶级觉悟。李大钊特别注重强调，对于那些到乡村工作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通过宣传“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将农民引导到蓬蓬勃勃的国民大革命的洪流中来。通过这类的宣传活动，使得农民意识到自身的现实处境和阶级地位，激发其起来抗争进而参加革命的可能性。

其次，解决农民的核心利益才是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关键。解决农民核心利益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其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的解决，“耕地农有”的提出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使然。李大钊曾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平均地权”运动都是由于其封建统治的剥削阶级本质没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诚然，太平天国实行过的“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即使是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也“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因此，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假手于别的任何阶级那是不可能得以完成的，国民革命必须要依托广大工农阶级的革命力量将土地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来解决。他认为，国民政府成立后应该遵循“耕地农有”这一方针制定一种新的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显然，这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思想的萌芽。同时，他还提出了修整水利等其他补充性建议，这些措施都是解决土地问题进而赢得农民信任、发动农民力量的可靠保障。

（二）组织、武装农民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将其发动并组织起来。那么，通过什么方式领导发动起来的农民呢？又通过什么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呢？李大钊认为，非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进行武装斗争不可。

首先，要采取农民协会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认为农民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极为分散、无组织且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事实上，近代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和起义大多失败了，没有真正的农民组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也有旧有的官办性质的农会，但完全把持在地主富农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农村的旧制度统治。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

可见，农民要想获得土地、求得解放，仍旧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其自己的组织，并发动农民革命，才是必由之路。但组织农民绝不能利用旧有的农民团体，李大钊对此论述道：“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他非常强调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放自己：“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的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他还强调了农民组织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北方农民运动因此得到了很大发展。

其次，要通过军事斗争的手段将农民武装起来。通过建立农民协会，农民争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步步紧逼，农民要想真正获得土地、实现安居乐业的目的，仅仅依靠农民协会此类非暴力组织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要采取什么手段实现“耕地农有”呢？李大钊认为，必须通过广大工农群众的暴力革命手段才能实现。因此，他明确指出，农民要开展革命斗争，必须建立诸如“红枪会”等代表农民利益的武装自卫团体，以此来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基于此，李大钊对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将］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而且，他还夸赞，“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并提出强化农民的阶级观念、武装农民自卫运动发展的意义在于，“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团结起来形成集中的组织，发挥拥有统一阶级意识的农民武装自卫团体的作用，“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离开他的阶级，则将与军阀同趋于灭亡的运命”。李大钊在注重武装农民的同时，还特别提到尤应防止农民由于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而被军阀威逼利诱导致自相残害，以至消灭武装组织等危机的发生。

（三）教育、指导农民

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环境条件下的中国农民，思想落后、行为分散，为避免中国革命走向歧途，就迫切需要先进知识分子的启发、教育，以及无产阶级的指导与引领。

首先，李大钊主张先进知识分子教育农民，以唤醒其阶级觉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农民群体由于自身局限性很难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思想，因此李大钊反复强调要重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以唤起其阶级觉悟。于是，他向革命知识分子反复阐明这一道理：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特别注重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的重要意义：“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出路在农村，农村的出路在农民，知识青年只有同农民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力量问题，矢志革命的知识青年要体察农民、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引导他们自觉投身到革命当中来。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他教育青年要认清世界的发展形势，明确前行的目标和道路：“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一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然后号召用青年的勇气与智慧提醒农民，告诫农民，甚至发动农民，“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李大钊是主张知识分子同农民结起革命纽带的近代中国“第一人”，也是将这一思想运用到革命实践最为纯熟的先进典范。

其次，改善旧式的红枪会为新式的农民武装自卫团体。李大钊高度评价红枪会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武装自卫团体，但同时也提出对红枪会前途出路的深切担忧，正如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导致工联主义一样，纯粹自发的农民斗争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且极具分散性，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理论作指导与引领，极有可能被军阀土豪利用甚至面临匪化的危险境地——这是存在于武装农民运动中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因此，无产阶级要十分重视对农民阶级的指导与引领，在保留农民革命积极性的同时，必须克服由落后的农业经济带来的弱点，并将农民的自发运动上升到自觉运动的高度上来，使红枪会这类组织成为新式的农民武装组织。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向农民灌输阶级意识和觉悟，“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同时，他号召革命者要到乡村去以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以此，不断提高农民的觉悟，“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

五、结语

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述，始终贯串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根本宗旨，故对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民教育亦有一定的现实启迪作用。当前，中国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土地政策，2014年中央1号文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要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实际上，这与李大钊以“耕地农有”来保障农民权益的初心如出一辙。所以说，中共基层党组织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务须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发挥诸如“农民协会”保障农民权益的领导作用和承担村民自治的服务功能。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开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把执政党的治国方略转变为农民的自觉行动指南，不断夯实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基础。今天，中华民族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标准，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为此应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自我发展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培养全面发展的农业现代化人才，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