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过江时，他对吴地名士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自高平陵之变以来，司马氏以洛阳为基地，先后平淮南三叛、灭蜀汉、并东吴，建立霸业。既然是重建晋王朝，洛阳再破碎，北方山河再凋敝，也无法不怀念。
永嘉元年（307），晋朝天下呈崩溃之势，司马睿出镇江南。十年后，他在江南称帝，再续皇统。
初过江时，他对吴地名士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自高平陵之变以来，司马氏以洛阳为基地，先后平淮南三叛、灭蜀汉、并东吴，建立霸业。既然是重建晋王朝，洛阳再破碎，北方山河再凋敝，也无法不怀念。
顾荣劝解道，王者以天下为家，商屡次迁都，周移九鼎于洛邑，都是这个道理，希望您勿以迁都为念。
心情悲痛的不只是司马睿，渡江之士莫不如此。某日，过江名士在新亭宴饮，周叹气道，风景和中原没什么不同，只是山河变了。大家面面相觑，流下泪来。王导看不得这般颓丧的姿态，便说道：“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司马氏皇室与侨姓士族寓居江南之地，到底是建国，还是流亡？
▲司马睿。图源：纪录片截图
自秦汉以来，东晋是实力、名望与天下正统最不相符的一个王朝，尤其它不得不背负司马氏这个沉重的包袱。
永兴元年（304），刘渊南郊设坛即汉王位，否认司马氏之天命，说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是“天诱其衷，悔祸皇汉”的结果。
咸和五年（330），石勒称帝。高句丽和宇文部派人朝见，石勒举办宴会欢迎使者。宴会上，石勒问史官徐光，他可以和哪个开国之主相比？徐光谄媚地说道，石勒胜过汉高祖和魏武帝，只亚于黄帝。
石勒知道属下奉承自己，笑道：“人岂不自知，卿言亦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也就是说，要论开国之主，黄帝排第一，刘邦第二，刘秀和石勒争第三；至于曹操、司马懿之流，虽取天下，为人所不齿。
这番谈话并非无聊的自我吹捧。两晋之际，辽东大乱，高句丽和鲜卑慕容氏相互征伐。东晋支持慕容氏，高句丽则倒向后赵。石勒在外族朝贡的宴会上将自己与古代帝王对比，一是宣示后赵的正统性，二是否定东晋的正统性。
▲石勒画像。图源：网络
在北人的话语中，除了司马氏之外，名士阶层也应为晋亡负责。永嘉五年（311），石勒消灭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主力。司马越在忧惧中去世，出身琅邪王氏的王衍成为主帅，但很快兵败被俘。受讯时，王衍声称自己不参与晋朝国事，还劝说石勒称帝。
谁知石勒对他十分不耻，发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临死之前，王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王衍生前不忧心国事，想方设法保全自己的家族。他派两个弟弟王敦和王澄分别出任青州、荆州刺史，加上其所在的洛阳，形成所谓的家族“三窟”。讽刺的是，未受重视的江南反而举起了晋朝的大旗，同为琅邪王氏的王导在此地发出了“勠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号召。
当然，“克复神州”是想而不得、又不得不做的一个美梦。刘渊的痛斥、石勒的嘲讽、王衍的悔悟，都是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晋朝什么德性天下皆知，还有多少人会对司马氏和名士阶层有信心？
建兴年间（313—317），史官王隐过江，提议修晋史。不过，司马睿在江南立足未稳，无暇理会。太兴四年（321）后，王导上疏请立史官、修国史。晋史在，晋统就在，史书不能不修。但问题是要怎么修？王导说了四个字，“务以实录”。
东晋的史官群体是一个草台班子。只有王隐一人是成年后过的江，其他几乎全是南人。而且，天下大乱，典籍流失，西晋秘府藏书的20935卷到元帝朝只搜集到3014卷。甚至还发生了抄袭丑闻。著作郎虞预是土生土长的南人，不知西晋往事，常常拜访王隐，趁机剽窃他的著作。
最重要的是，东晋官府很少干预史官的写作。国史的修撰，往往要体现朝廷的意志，以建立对当权者有利的历史记忆。然而，东晋王朝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既想追忆晋朝创业史，又想与司马氏做切割。它并无正确的立场，甚至有时候连不正确的立场都找不到。
干宝修《晋纪》时，很少说明司马懿的帝王之迹，极大的篇幅都在说曹氏如何失德。好像在说，曹氏该丢天下，但司马氏取天下也非正道。论及司马懿之死时，干宝写道，淮南三叛之一的王凌临死之前在曹魏名臣贾逵的祠堂前大呼：“贾逵啊贾逵，王凌乃大魏忠臣，你若有神，必然知道。”其年八月，司马懿梦见贾逵和王凌的鬼魂作祟，担惊受怕而死。
在这些人修的晋史里，被司马家族清洗的政敌，几乎个个是名士和好汉。对于爆发过“国史案”的其他朝代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
孙盛在写《晋阳秋》时，竟然记载了夏侯光姬与小吏牛钦私通而生司马睿的传闻，也可看出东晋史官的百无禁忌。
后来，晋明帝即位，询问王导西晋是怎么得天下的，王导将司马氏的创业史一一道来。说到曹髦被杀一事，明帝掩面伏在椅子上，说道：“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当然，名士阶层也没有逃过史官的审判。干宝在《晋纪》里说，“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网解纽”。言下之意，当官不恪职守、求官不循规则导致国势不可挽回。而他批判的人，要么在北方与西晋陪葬，要么渡江到了江南。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中亦有浓妆、淡妆之别。唐朝史学大家刘知几曾批评唐修《晋书》爱采用小说故事，这一习惯其实源自东晋的史官。没有官方的定调，也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没有密密麻麻的档案文献。各种破碎的、民间的社会记忆被史官拼凑到一起，处处不“正确”，但又没有错得很离谱。
历史的留白处，是一代人的进退失措。
司马氏与北方名士初过江时，如同怒涛里的一叶扁舟，稍有不慎，建国的理想就要沉于水底。
司马睿一无兵力，二无人望。能打的牌无非两张——侨姓的支持和司马氏旁支的身份。出身谯国桓氏的桓彝投奔司马睿时，见朝廷势单力薄，忧虑地说道：“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
自三国以来，江南就长期处于割据之中，被西晋兼并之后，吴地人士又难以在洛阳出人头地，因此，他们对晋朝相当抵制。北人鼓吹“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推举司马睿为旗帜，再续中原正统。南人则以“牛继马后”的谣言，攻击司马睿是小吏之子，消解皇帝的神圣性。
一般认为，王导礼贤下士，使得吴地人士纷纷归附，但王敦的角色似乎更为重要。一开始的扬州都督府，几乎无兵可用，哪怕王导再巧言善辩，也很难说服吴地归心。当时，江南局势十分动荡，除去北方刘、石的压力之外，三吴钱璯举起反旗，寿春周馥争权夺利，江州华轶拒不臣服，豫州裴宪专制一方，荆湘流民暴动不已，交广之地若即若离。可以说，号令出了建康，就如石沉大海，无人响应。
永嘉五年（311），王敦出任扬州刺史，又兼都督征讨诸军事一职。他沿江北上，在短短几年内平定上流诸州，这才使得东晋建国初具规模。在武力面前，吴地士人的抵触情绪和自我保护倾向相互纠缠，只要稍微有点利益驱动，内心很容易动摇，从而与外来者合作。
同一年，洛阳陷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司空荀藩等人飞檄天下，推司马睿为盟主，抗击异族。自此，司马睿的名字才为天下所知。此时，司马睿发现，他已经不太需要吴人的支持了。吴人的支持可以让扬州都督府在江南站稳脚跟，若要再建晋朝，另一个选择似乎更加稳妥——侨姓。
从307年到311年，别看只是短短几年，历史已然发生了剧变。吴人的退让和妥协等来了背叛。司马睿终究不是江南社会的一分子，而是一个“寄人国土”的流亡者、征服者。建兴元年（313），义兴周玘密谋造反。他曾三定江南，拥戴司马氏，但不受重用，于是铤而走险。司马睿知道此事后，秘而不宣，频繁调动周玘的官职。周玘自知事情败露，忧愤成疾，发背疽而死，临死前对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能复之，乃吾子也。”
在东晋建国的过程中，王导的分量越来越重。北方大姓南下本是为了活命，顾不上权力之争，这时，王导不遗余力地招揽他们，许以荣华富贵，他们对王导的感恩可想而知。
王导很喜欢讲自己在洛水边和裴頠、阮瞻论道的故事，有一次，羊曼出言讥讽：“人们早就因为此事称赞你了，何必再说一遍呢？”王导回答道：“也不是我非要说这个，只是那段时光已经回不去了。”其实，南下的侨姓不乏高门望族，但在西晋地位都不算显赫。裴頠、阮瞻这种真正有权势、有名望的人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王导一再炫耀他和西晋顶级贵族的关系，无疑是在塑造自己士林领袖的身份。侨姓也需要这么一个领袖，于是把王导抬成了“江左管夷吾”。
东晋建国之后，司马睿任用刁协、刘隗，试图集权。永昌元年（322），王敦举兵东下，攻克建康城。在这场战争中，三吴豪族站在了司马氏的对立面，沈充、钱凤响应王敦，周玘之弟周札开石头城门迎接叛军，甘卓摇摆不定。侨姓也不想无名无望之辈爬到他们头上，纷纷作壁上观。最终，刁协伏诛、刘隗北逃，司马睿也忧愤而死。
不过，侨姓既然是东晋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注定不会与皇权决裂，也不愿意琅邪王氏凌驾于他们之上。
此后，王敦染上重病。钱凤建议他安排后事，王敦提出了三个方案：上策是放弃兵权，归附朝廷；中策是退回武昌，拥兵自守；下策是举兵东下，颠覆朝廷。王敦对时局有着清晰的认知，其养子王应并无对抗朝廷的资本，不如妥协，保全门户。然而，晋明帝对外宣称王敦已死，举兵讨伐，王敦只得仓促起事，最终病死，王应、钱凤、沈充等人相继被杀。
吴姓本是受到压迫想要政治投机才投奔王敦，待到王敦一死，顿时没有抵抗的底气。自此，吴姓一蹶不振。
▲司马睿与王导。图源：纪录片截图
王敦之后，庾亮登场。
明帝早死，成帝幼弱，庾亮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排挤宗室，造就了新一代门阀。与王导不同，庾亮一上台便显示出极强的集权倾向。他打击流民，造成苏峻、祖约之乱，被赶出建康后，投靠荆州的陶侃。陶侃出身寒微，虽手握重兵，也不能挤进建康的圈子。庾亮与之合作，控制了荆州、江州两个上游重镇。
当时，庾亮镇守于外，却可以遥控朝政，又手握强兵，随时能像王敦一样顺流直下。身在建康的王导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常常在刮起西风的时候，用扇子挡起风尘，慢吞吞地说：“庾亮吹起的灰尘把人弄脏了。”
于是，王导找上了流民帅郗鉴。成帝登基之后，王导称疾不朝，但私下却为郗鉴送行。庾亮的政治盟友卞壸得知后，立马弹劾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郗鉴在京口时，派门生给王导送信，求一个女婿。王导回信道：“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回到京口告诉郗鉴，王家诸位公子都很矜持，只有王羲之袒腹卧于东床。郗鉴一听，就是他了。
郗鉴近乎随意的求亲，王导如此审慎地对待，谁有求于人，一目了然。
史载，王导“以宽和得众”，庾亮“任法裁物”。两人的争斗既是新旧门阀之间的角力，也是路线之争。但说到底，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家族利益，而非门阀士族的群体利益。庾亮是明帝扶持的新贵，在其去世后却与王导合作，杀了南顿王司马宗，废了西阳王司马羕。等到自己掌权时，才反过来针对王导。
司马氏以侨姓立国。没有侨姓，皇帝将失去依靠；没有皇帝，侨姓也无法生存。两者联合，才能“寄生”江南。朝堂之上，权臣此起彼落，却无人撼动得了这层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侨姓对官位达成垄断，变成真正的贵族，衍生出江南两百余年的士族社会。
几百年来，江南社会很少直面国家权力。尽管盘踞在建康发号施令的人换了又换，多数时候还不是南人，但乡里社会始终遵循着江南的逻辑。豪族始终主宰着这片土地，占有数量庞大的田地和奴隶。百姓要么聚族而居，要么归附强者，利益虽被侵害，但也得到保护，不用像北方的自耕农一样投身于无休止的徭役、兵役之中。
东晋建立对江南豪族的影响不大。司马氏想要政权稳定，就要对豪族怀柔。侨姓也不可能直接侵犯地头蛇的利益，往往避开三吴地区，跑到土壤稍微贫瘠一点的腹地或沿海地区求田问舍。大部分流民在朝廷的命令下，滞留在长江北岸，作为防御北方异族的一道血墙。一小部分到了江南，沦为豪族的奴隶。
唯一令人不爽的是，建康高层很少看见南方豪族的身影。
至于侨姓，即便已在江南定居，仍思念“故国”，因为一旦丧失中原人士的身份，他们便无法打造贵族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故国”成为侨姓政治凝聚的象征，甚至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政策。比如，南迁士人聚居地可以保留家乡之名，另立白籍，免除赋税，以凸显侨民身份。再比如，以“克复神州”为目的，多次进行北伐。
有学者曾统计东晋墓志，共记载了70桩婚姻，只有6桩属于南北联姻。与高门相关的只有一例，即王导从弟的孙子王闽之娶了吴兴施氏。可见，南北不婚乃是常态。
东晋为了另辟税源，多次实行土断，将侨民并入黄籍。但这项政策对高门大族而言只是具文，终东晋一世，没人改变自己的郡望。反倒是流民和下层士族长期与南人相处，对家乡的思念早已淡去，而对居住地产生了认同，加上政府强制，故纷纷改了籍贯。
讽刺的是，高门士族虽然为家乡自豪，却没有几个生活在侨籍所在地。东晋割丹阳之地设琅邪郡，但琅邪王氏却居住在秦淮河以南的乌衣巷。
▲秦淮河畔乌衣巷。图源：图虫创意
大族之所以是大族，在于因乡里之谊、婚姻关系和宗族势力而结成的庞大乡党集团。侨姓的眼里只有庙堂，而无江湖，这恐怕就是他们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
除了侨姓，南下的北人大都不自由。
王敦第一次作乱时，元帝司马睿手中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发扬州奴为兵”进行抵抗，结果不堪一击。王敦第二次叛乱，明帝下诏讨伐：“朕亲御六军……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钱）凤之罪。”此时，禁军兵力也才三万余人。为此，朝廷只能尽可能借用流民的力量，比如祖约、苏峻、陶侃、郗鉴等人。
郗鉴进据京口，为北府兵之先绪。京口是一个因军事而兴起的城市，而非宜居之地。其地属今江苏镇江，群山相接，耕地面积有限，且因海水倒灌，土壤较为贫瘠。
郗鉴临终前上疏道：“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他镇守京口达九年之久，其部下多为宗族乡党，并强行将大量流民迁来此地。因此，他不无忧虑地说道：“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京口兵众久居此地，生活似乎未见好转，若无郗鉴的人格魅力和强硬手段，他们便会成为祸患。
北府兵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府兵就经历了两次重建。郗鉴之后，桓温掌控京口，他十分看重京口兵力，常说“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桓温死后，桓氏势力逐渐退回荆州，谢玄出镇广陵。此时，京口军府虽未解散，但其士兵似乎凭空消失了，谢玄不得不从江淮募兵，重建北府兵。等到刘裕再建北府兵时，同样以京口为基地，所仰仗的军队还是来自广陵。
北府兵的重建意味着一种人为的、悲哀的循环：流民涌来，初成战力；迁往京口，生活窘迫；南迁不得，北逃不让；强人离去，军队崩溃。
循环之中，也蕴藏了革命性的力量。生活在京口一带的流民，不像高门大族一样有迁徙的自由，京口对他们而言，既是户籍所在地，也是乱世中难得的“归依”。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京口成为他们共同的家乡。这些人生活在京口，先有一层邻里之谊，再相互通婚，亲上加亲，最终凭借常年作战的情谊，形成强大的势力。
刘裕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原为彭城人，其曾祖过江后居于京口，至刘裕一代已历四五世。他的父亲、母亲、继母、结发妻子，均葬于丹徒老家。毫无疑问，京口就是他的故乡。而刘宋集团的核心成员，都属于迁居京口的青徐兖州流民。相比于寄生江南的高门大族，接受新乡为故乡的刘裕反倒拥有了真正的力量。
▲刘裕画像。图源：网络
东晋另一支强军——“西军”，也诞生自同一逻辑。
东晋一朝，荆州的镇将，均拥兵自重。先有王敦、陶侃，后有庾亮、庾翼。庾氏之后，便是桓温。谯国桓氏对荆州的影响，从桓彝时就开始了。桓彝本是南下避乱的一个小小县令，王敦之乱时，他以寻找亲旧为名，盘桓于广陵一带，招揽流民，使其为朝廷所用。后来，桓彝在苏峻叛乱时率兵勤王，为叛军所害，却从此誉满江南。这番作为，奠定了桓氏跻身门阀的基础。
当时，亦有不少流民逃往荆州、江州一带。陶侃曾派桓氏旁支桓宣镇襄阳，立义成郡安置流民。襄阳比京口条件好一些，桓宣招抚百姓，劝课农桑，深得民心。后赵多次发起进攻，桓宣以少敌多，力保襄阳不失。后来，桓宣在丹水战败，名声大跌，庾翼将其驱逐。
庾翼死后，桓彝之子桓温出任安西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他“在州宽和，百姓安之”，笼络了当地士族和北方流民。不难看出，西军也是由一群“失意者”组成。荆州士族，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北来的，都不受重视——流民向来为朝廷忌惮。而桓氏施恩泽惠，得其效忠，拥有了叫板建康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游的“西军”和下游的北府兵属于一体两面。落地生根的流民是其基本盘，被排挤的士族和豪帅是其灵魂。
桓温崛起之时，背负着“亡国之罪”的第一代侨姓基本都去世了。他们的后代，要么幼年过江，要么生于江南，听着父辈的故事长大，对故乡的情感淡了许多。
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平蜀地。当时，以性情自得著称的王羲之对谢安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大意为，现在四方战乱，每个人该为国效力，而不是忙于空谈。永和九年（353），王羲之又一改前态，致信殷浩，批评他多次北伐，劳民伤财，甚至直言道：“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平心而论，东晋不具备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不过，不管侨姓内心深处究竟如何考虑，至少在表面上，王导一辈人是不敢像王羲之这样公开反对北伐的。
之后，桓温三次北伐。有一次，大军经过淮泗，桓温登高北望，感叹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重提名士亡国之说，实际骂的是建康城里阻扰他北伐的人。袁宏看不惯桓温的嚣张跋扈，反驳说：“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温讽刺道，我听说刘表有一头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十倍于常牛，但负重行路，还不如一头羸弱的母牛，曹操进入荆州，就把它杀了犒劳军士。
在随军途中，袁宏奉桓温之命写下《北征赋》，宣传晋军之威武。王羲之在后方十分关注北伐的进展，多次撰帖称赞桓温，比如《破羌帖》云：“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尽管王羲之等人态度摇摆，但桓温北伐还是激起了他们澎湃的情感，毕竟“故国”是侨姓最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身份标识。
相较于纠结的建康门阀，桓温心里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他行事更多是为了自身的权势。
建康有淮水可以作为防御北方入侵的屏障，但荆州必须直面胡族。因此，所有盘踞荆襄的权臣，都需要通过北伐来获得一定的战略空间。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冲莫不如是。况且，北伐一旦有成，桓温还能再进一步，改朝换代。
“克复神州”依然是东晋最大的政治正确，悲哀的是，没有一个掌权者心里装下了“神州”。
桓温三度北伐，曾直逼长安，洛阳得而复失，退兵时不少中原百姓随之南返，有渡江，有渡淮，也有留居淮北、襄阳一带者。当这些人到达南方后，依然被人骂为“荒伧”。这一回，轻视他们的不是吴人，而是早渡的侨姓。
杨佺期出身弘农杨氏，门第之高，东晋士族没有一个可与之相提并论。他的父亲杨亮年轻时效力于胡人，后来投奔桓温，因为曾与胡族联姻，备受歧视。杨佺期屡立战功，官位只到太守。
又比如淝水之战后归顺的张天锡。他乃前凉国君，统战价值高，受到东晋礼遇。但在背后，朝中名士嘲笑他是亡国俘虏，逼得他精神失常。在公开场合，司马元显常常把他叫来，拿他寻开心。等到桓玄掌权，想要安抚四方，才任命他为凉州刺史。
再如前秦王猛之孙王镇恶，前秦亡后客居荆州，仅官拜县令。义熙五年（409）起，他受刘裕赏识，为其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为了维护侨姓的地位，江南社会不断生产出失意者，直到怨气冲天，遮蔽了整个天空，非要改换天地不可。东晋末年，流民帅、次等士族、吴姓、晚渡北人未必都站在门阀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投奔桓氏，有的投奔刘裕。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唯恐天下不乱的心。
当王羲之在谢安面前痛斥清谈误国时，谢安回应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显然，东晋主流认为，清谈亡不了国，风流误不了国。历史也证明，王羲之于匡扶晋室无尺寸之功，谢安于保卫江南有汗马功劳。
自古以来，王、谢并称。然而，跟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一样，陈郡谢氏在南渡时也不过是一个“新出门户”。两晋之际，谢安伯父谢鲲不治经术，改慕玄风。他与一群贵族子弟厮混在一起，追慕竹林七贤之风，去巾脱衣，袒露身体，自命为“通达”。通过谈玄，谢鲲结识了王衍的胞弟——王澄，自此之后，他如同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
清谈很快为谢鲲带来了实际利益。西晋末年，东海王司马越征辟他为府掾。永嘉之乱后，王敦任谢鲲为长史，将他留在军中，作为政治看板，借用其声望。
谢鲲虽崇尚清谈，但他的胞弟谢裒仍宗儒术，继承家业。琅邪王氏为保全家族有三窟之计，陈郡谢氏同样也深谙多头下注、分散风险之道。
谢鲲之子谢尚同样崇尚清谈。谢尚八岁时，便出入公开场合，获得了“小颜回”的美誉。成年后，被王导赞为“小安丰”（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在其手下做事。此后，谢尚出镇地方，积累功业。当时，谢氏家长谢裒想与诸葛恢（诸葛诞之后）联姻，诸葛恢回答：“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言下之意，女儿嫁人，要挑门第合适的，谢氏不够格。诸葛恢死后，这桩婚姻还是谈成了，很可能是因为谢尚已是豫州刺史。
也许是受谢鲲影响，谢裒之子谢奕、谢安、谢万纷纷走上了清谈之路。当然，名士的身份只是进入上流社会的一张入场券，能让你留在那里的只有事功。升平三年（359），谢万北伐兵败，丢掉了许昌、颍川、谯郡、沛郡等地。谢氏经营了十几年的豫州基业一朝便败光了。
谢氏下的另一支注——隐居东山的谢安，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多年辞官不受，寄情山水，却获得了“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名誉。谢万新败之后，谢安应征西大将军桓温之邀，担任他帐下的司马，甘心扮演政治吉祥物的角色，一如当年被王敦扣留的谢鲲。
升平五年（361），在桓温即将北征时，谢万病逝，谢安借机奔丧，离开桓温，投向了建康的怀抱。后来，谢安力阻桓温篡位，又主导了淝水之战，将陈郡谢氏推向了东晋第一流门户。
▲明·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局部）。图源：网络
门阀社会以权力世袭为常态，但无法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小族无门第可资，如何崛起？说的具体一点，一个家族如何把自己的财富、人脉、声望转化成晋身之阶？唐宋以来有科举，魏晋之世则靠清谈。
桓温、庾翼都曾攻击过名士（主要是琅邪王氏），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擅长清谈。高喊名士亡国的政治人物，既无意清算历史问题，也不想动摇门阀政治的根基。
后来，桓玄以西军篡晋，不到三个月就被刘裕击败。此时支持桓氏的高门士族就应该明白一点，旧有的家族格局将不复存在。桓玄治不了他们，因为他也是高门士族，但刘裕必然不会手下留情。
在历史的转折点，陈郡谢氏有何表现呢？
“风华为江左第一”的谢混，投靠北府兵将领刘毅，与刘裕分庭抗礼。刘毅趁刘裕讨伐卢循之时经营荆、江二州，培植势力，试图恢复东晋权臣以上游制下游的格局。谢混在其中“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最终于义熙八年（412）被刘裕赐死。他是旧时代的殉葬者。
刘毅死后，谢方明、谢纯、谢述、谢灵运安安分分在刘裕手下做官。这是明哲保身者。
而有一人放下了高门士族的骄矜，竭力讨好刘裕，丝毫不掩饰对权力的渴望。他就是谢晦。他“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放在几十年前，必是一代名士。义熙十一年（415），刘裕讨伐司马休时，前锋徐逵之兵败被杀。刘裕十分愤怒，要亲自上阵杀敌，诸将劝谏，刘裕不听。谢晦连忙抱住刘裕，刘裕说：“我斩卿！”谢晦回答道：“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刘裕称帝后，谢晦权倾朝野。
对此，谢晦之兄谢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正确的处世态度应该是不预世事，继续凭借门资取得清显之职。这种想法甚至比试图恢复门阀政治的谢混还要幼稚许多。
名士身份是手段，而非目的。权力世袭是结果，而非原因。太多高门士族搞不清这一点，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才导致门阀时代的终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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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爱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