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春燕，我们村叫梨园村，村里人觉得这名字雅，其实就是因为村头那几棵歪脖子梨树。

那年夏天，蝉鸣像一阵阵黏稠的热浪，裹着整个豫东平原。

我叫李春燕，我们村叫梨园村，村里人觉得这名字雅，其实就是因为村头那几棵歪脖子梨树。

我爹叫李满福，是个木匠，方圆几十里最好的木匠。他做活儿不靠钉子，全凭一手卯榫绝活。他说，一块好木头，有了魂，就得让它自个儿严丝合缝地站起来，钉子是外力，是屈辱。

我娘叫王秀莲，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最大的念想就是我和我哥大军能有出息。

我哥学习不行，早早跟着我爹学手艺，我爹总骂他不开窍，说他做的卯榫，松松垮垮，像人的骨头脱了臼。

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是我们家的光，我们村的希望。

那天，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喊着我的名字冲进村里时，整个梨园村都炸了锅。

“春燕！李春燕！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张烫金的、带着油墨香气的纸，被我爹用一双满是木屑和老茧的手，哆哆嗦嗦地接过去，像是接了一道圣旨。

他没哭，只是眼圈红得像庙里关公的脸，嘴唇翕动了半天，才对着我娘吼了一嗓子：“去，把那瓶藏了二十年的高粱酒拿出来！”

我娘早就在旁边抹眼泪了，笑着哭，哭着笑，颠三倒四地往屋里跑。

村里人把我们家的小院围得水泄不通，七大姑八大姨的赞美声，像夏天的玉米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往外冒。

“满福哥，你家这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春燕这闺女，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我爹举着那张通知书，像举着一块奖牌，他那常年因为刨木头而微微佝偻的背，那天挺得笔直，像一棵新栽的白杨。

他把通知书供在了堂屋正中间的八仙桌上，和我爷的牌位并排摆着。每天吃饭前，他都要先过去看一眼，用袖子轻轻拂去上面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那是我爹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也是我们全家，乃至整个梨园村，最高光的时刻。

我成了“梨园村飞出的金凤凰”，这个名头，沉甸甸的，压在我肩上，也像一对翅膀，托着我，让我觉得前路一片光明。

去北京报到的前一晚，我爹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拉着我坐了很久。

夏夜的风带着点土腥味，萤火虫在菜畦里明明灭灭。

我爹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摩挲着我的手，说：“燕儿，到了北京，好好学本事。爹没文化，只知道一个理儿，做人跟做家具一样，得是实打实的料，卯是卯，榫是榫，不能有半点虚的。虚了，就立不住。”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哥大军，蹲在墙角，抽着闷烟，火星一闪一闪。他走过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沓皱巴巴的钱，都是十块二十的零票。

“拿着，哥在工地搬砖挣的，到大城市别亏了自己。”

他声音很低，说完就转过身去，我看到他宽厚的肩膀在月光下微微颤抖。

那一刻，我心里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让我爹娘，让我哥，都过上好日子。

四年后，我毕业了。

我拿着自己设计的建筑模型，在毕业展上拿了一等奖。导师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他见过最有灵气的学生之一，推荐我去一家国内顶尖的设计院。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兑现当年的誓言了。

我兴冲冲地去学校档案处办理落户和派遣手续，这是所有毕业生踏入社会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程序。

档案处的老师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人，态度不冷不热。

她接过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在电脑上敲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

“李春燕？”她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里满是疑惑，“河南来的？”

“对，老师。”我笑着点头，心里有点不安。

她又低头敲了一会儿，然后把我的证件推了回来，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漠。

“同学，我们的录取系统里，查不到你的名字。”

一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懵了。

“老师，您是不是搞错了？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这是我的学生证，还有毕业证……”我慌乱地把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都掏了出来。

她看都没看，只是指了指屏幕。

“电脑不会错。系统里没有你，就是没有你。你这个学生证，还有毕业证，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一字一句，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只剩下我自己心脏“咚咚”的狂跳声，和窗外那依旧不知疲倦的蝉鸣。

第一章 金榜题名时

四年前的那个七月，梨园村的空气像是被太阳晒化了的麦芽糖，黏稠，滚烫，带着一股甜丝丝的焦香。

我爹李满福正赤着膊，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刨着一块花梨木。

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在积满灰尘的皮肤上冲出一道道沟壑。刨子在他手里，像一只有生命的小兽，“唰啦，唰啦”，吐出一卷卷薄如蝉翼的木花。

木花落在地上，散发出一种沉静而悠远的香气，那是我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比村头打谷场上新麦的味道还好闻。

我哥大军在旁边给他打下手，笨手笨脚地磨着凿子。我爹时不时会停下来，吼他一嗓子：“腰挺直！手要稳！磨个凿子都晃晃悠悠，将来能干个啥！”

我哥嘿嘿一笑，也不还嘴，只是埋下头，更用力地推着磨刀石。

我娘端着一碗绿豆汤从屋里出来，碗边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他爹，歇会儿，喝口汤解解暑。”

我爹接过碗，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把嘴，长舒一口气。

“这天儿，真是要把人给烤熟了。”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像一串被人追赶的音符。

“李满福！李满-福-”

是邮递员老王的嗓门，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和高亢。

我爹愣了一下，直起身子，朝院门口望去。

老王骑着他那辆破凤凰，车把上挂着一个绿色的邮政包，一路风驰电掣地冲到我们家门口，一个急刹车，带起一阵黄土。

他从车上跳下来，满脸通红，额头上的汗珠子亮晶晶的。

“满福哥！大喜事！天大的喜事！”

他从邮政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信封的一角，印着几个鲜红的大字。

那几个字，隔着十几米远，像一团火，瞬间点燃了我的眼睛。

清华大学。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停住了。

我爹也看见了，他手里的刨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站着，像一尊木雕。

“是……是春燕的？”我娘的声音在发颤。

“还能是谁的！就是你家春燕的！”老王把信封高高举起，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咱们县今年就这一个！”

“轰”的一声，整个院子，不，是整个梨园村，都沸腾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门口已经围满了人。刚才还在田里忙活的，在家里睡午觉的，都闻声赶了过来。

我爹一步一步走过去，像是踩在云彩上，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他从老王手里接过那个信封，那双能把一块顽木雕琢成艺术品的手，此刻却抖得厉害，连信封的封口都撕不开。

还是我哥大军眼疾手快，抢过来，三下五除二撕开了。

一张印着紫色花纹的纸，从里面滑了出来。

“李春燕同学，恭喜你被我校建筑学院录取……”

我哥一字一句地念着，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在嘶吼。

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和议论声。

“我的天爷，真是清华！”

“满福哥，你家祖坟冒的这哪是青烟，这是冲天炮啊！”

“春燕这丫头，从小就看着机灵，果然是块读书的料！”

我被人群簇拥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看着我爹，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翻来覆去地看，好像那上面开着一朵花。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比他打磨得最光亮的花梨木桌面还要亮。

他突然转过身，一把抱住我，粗糙的胡茬扎得我脸颊生疼。

“我的好闺女……我的好闺女……”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声音沙哑，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爹流泪。

他是个那么要强，那么倔强的人。小时候我淘气摔断了胳膊，他背着我跑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医院，眉头都没皱一下。可现在，他哭得像个孩子。

我娘也抱着我，哭得更厉害，眼泪鼻涕全蹭在我衣服上。

“我苦命的燕儿，总算是熬出头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摆了流水席。

我爹把他珍藏了二十年，说要等我哥娶媳妇才喝的“杜康”酒拿了出来，一瓶一瓶地开。

他喝了很多，脸红得像块烙铁，见人就拉着手，一遍遍地说：“我闺女，春燕，考上清华了！”

那份骄傲，那份喜悦，满得几乎要从他身体里溢出来。

村支书也来了，当场拍板，要用村里的公款，给我奖励两千块钱，还要在村口给我立个功德碑，上面就刻“梨园村飞出的金凤凰”。

我成了整个村子的英雄。

深夜，喧嚣散去。

我爹醉醺醺地坐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月光洒在他身上，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像落了一层霜。

我走过去，给他披了件衣服。

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醉意，却又异常清明。

“燕儿，”他拉着我的手，力气很大，“爹这辈子，就是个摆弄木头的。爹没啥大本事，最大的指望，就是你。你就像爹手里最好的一块料，爹没本事把你雕成龙凤，但你自己争气，成了一根能顶起大殿的栋梁。”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

“到了北京，天高皇帝远，啥事都得靠自己。记住爹的话，做人，要像咱们家的卯榫，方方正正，严丝合缝。不能骗人，也不能被人骗。咱们穷，但咱们的骨头不能软。”

那一晚，他说了很多。

他说，他年轻时也想出去闯，但家里穷，他是老大，得撑起这个家。

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我娘过上好天。

他说，等我将来挣了钱，就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把他和我娘接过去，让他也看看，城里人住的房子，是不是比他做的八仙桌还结实。

月光下，我看着我爹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痕迹的脸，心里酸涩又温暖。

我暗暗发誓，爹，你放心，你的这些愿望，我一定，一定会帮你实现。

那张薄薄的通知书，在那个夏天，成了我们全家最坚实的信仰。

我们都以为，它是一张通往幸福未来的门票。

却没人知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精心伪造的，通往深渊的请柬。

第二章 父亲的“卯榫”

去北京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我爹像是上满了弦的陀螺，整天都在他的木工房里忙活。

我们家的院子西边，搭了个棚子，那就是我爹的“天地”。里面堆满了各种木料，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木屑和桐油混合的奇特香味。

我爹不让我插手家里的活儿，他说：“你是要干大事的人，这些粗活，别脏了你的手。”

他开始给我准备行李。

他要做一个箱子，一个全世界最结实的木箱。

他选了一块陈年的香樟木，那是他压箱底的宝贝，原本打算给我做嫁妆的。

他说，香樟木能防虫，放在里面的书和衣服，多少年都不会坏。

那几天，木工房里的灯，总是亮到半夜。

刨子的“唰唰”声，凿子“笃笃”的敲击声，锯子“滋啦滋啦”的摩擦声，交织成一首独特的乐曲，伴着我度过了离家前最后的几个夜晚。

我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他忙碌。

我爹做活的时候，神情专注得像个入定的老僧。他的每一斧，每一凿，都精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

他不用钉子，也不用胶水。

他做的箱子，全靠卯榫结构拼接。

箱子的四角，是精巧的“燕尾榫”，两块木板像燕子的尾巴一样交叉在一起，越拉越紧，牢不可破。

箱盖和箱体的连接，是“穿销”，一根小小的木棍穿过去，就稳如泰山。

我看呆了，忍不住问：“爹，为啥你做的东西，不用钉子也能这么结实？”

他停下手里的活，拿起一块凿好的榫头，和另一块木板上的卯眼比了比。

“你看，”他指着那凹凸相合的结构，“这叫卯榫。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叫卯眼。一凸一凹，一阴一阳，咬在一起，就分不开了。”

他把榫头插进卯眼，轻轻一敲，两块木头便天衣无缝地合在了一起。

“做家具跟做人是一个理儿。”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光滑的木面，“这卯眼要挖得方正，榫头要做得规矩，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多了，塞不进去；少了，就会晃荡，不牢靠。”

他的目光深邃，像是穿透了眼前的木头，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人也一样。心里得有规矩，做事得讲章法。不能偷奸耍滑，不能缺斤短两。你骗了木头，木头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散架；你骗了人，你自己的日子也就散架了。咱们李家的人，可以穷，可以没本事，但不能不地道。”

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这些话，从小到大，他已经跟我说过无数遍。

以前我觉得是唠叨，但那天，看着他被灯光勾勒出的专注侧影，和他手上那些因为常年握着工具而变形的关节，我忽然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他凿出的卯榫一样，沉重，坚实，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箱子做好的那天，他里里外外打磨了七八遍，直到整个箱子摸上去像丝绸一样光滑。

他又用桐油仔仔细细地刷了三遍，放在太阳下晾着。

阳光下，那只香樟木箱子呈现出一种温润的红褐色，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像一件艺术品。

我哥大军围着箱子啧啧称奇：“爹，你这手艺，真是绝了。这箱子，能传代了。”

我爹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但嘴上还是说：“瞎捣鼓罢了。”

他把箱子搬到我屋里，对我说：“燕儿，把你的书，你的衣服，都放进去。爹做的箱子，能保你一辈子安安稳稳。”

我把录取通知书，连同我的几件新衣服，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箱子。

合上箱盖的那一刻，我闻到了浓郁的香樟木气味，那气味，就像是父亲沉默而厚重的爱，将我紧紧包裹。

临走的前一晚，家里吃了顿团圆饭。

我娘包了我最爱吃的酸菜猪肉馅饺子。

饭桌上，谁也没说话，只有筷子和碗碰撞的轻微声响。

一种离别的愁绪，像雾一样，笼罩着我们小小的家。

吃完饭，我爹把我叫到堂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有百元的，也有五十、二十的，甚至还有一些毛票。

钱很旧，带着一股汗味和泥土味。

“这里是五千块钱。”我爹把钱推到我面前，“你娘攒的，我卖木料的，还有你哥去工地挣的，都在这了。你拿着，当学费和生活费。”

我看着那沓厚薄不一的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知道，这五千块钱，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

“爹，我不要，学校有助学贷款，我还能去做兼职……”

“拿着！”我爹的语气不容置疑，“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别的事你不用操心，家里有我，有你哥，饿不着。你只管把书读好，读出个样儿来，比啥都强。”

他把钱硬塞进我的口袋里，那沓钱，沉甸-甸的，烫得我手心发慌。

他站起身，走到那张他亲手做的八仙桌前，轻轻抚摸着桌角光滑的包浆。

“这桌子，是你爷爷传下来的。当年他传给我的时候就说，咱们李家的手艺，讲究的就是一个‘正’字。横平竖直，不偏不倚。做出来的东西，要能经得起时间的磨，经得起人心的敲打。”

他转过头，看着我，目光灼灼。

“燕儿，你读了大学，见了世面，将来肯定比爹有出息。但你得记住，无论你走到哪，成了多大的人物，咱们做人的这个‘正’字，不能丢。它就像这桌子的四条腿，丢了任何一条，这桌子，就塌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父亲的卯榫，不仅仅是一种木工手艺，更是一种人生哲学。

它关乎规矩，关乎诚信，关乎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坚守。

我带着父亲亲手做的香樟木箱子，带着他用汗水换来的五千块钱，也带着他关于“卯榫”和“正”字的嘱托，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像父亲做的家具一样，结构稳固，前程似锦。

我哪里会知道，从我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人生的卯榫，就已经被人偷偷地凿坏了。

第三章 京华四年梦

北京，这座巨大的、由钢筋水泥构筑的森林，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晕眩。

火车站汹涌的人潮，街道上穿梭不息的车流，高耸入云、在阳光下闪着玻璃光芒的大楼，都和我从小生活的梨园村，形成了天壤之别。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快的，闪亮的。

而我，像一颗被风吹来的、不起眼的尘埃。

清华园的美，超出了我的想象。绿树成荫的校道，爬满常春藤的红砖建筑，波光粼粼的荷塘，还有那些骑着自行车、谈笑风生的学生们，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种自信和从容的光芒。

我拖着我爹做的那只笨重的香樟木箱子，走在他们中间，心里既兴奋又自卑。

我的口音带着浓重的河南味，我的衣服是集市上买来的，我的脚上还穿着一双布鞋。

我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宿舍的室友，都来自大城市。一个上海的，一个广州的，还有一个是北京本地的。

她们讨论的是我闻所未闻的乐队，是新上映的外国电影，是某个奢侈品牌的最新款包包。

而我，连星巴克是什么都不知道。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

我像一只蜗牛，把自己缩在壳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拼命地学习，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建筑学院的课程繁重而抽象，那些力学原理，那些空间结构理论，对我来说就像天书。

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

当室友们在联谊、看电影、逛街的时候，我在画图，在做模型，在啃那些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专业书。

我爹的话，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做人要像卯榫，严丝合缝，不能有半点虚的。”

我把这句话，用在了我的学习上。我画的每一张图纸，线条都必须横平竖直；我做的每一个模型，接口都必须精准无误。

渐渐地，我跟上了节奏。

我的专业课成绩，从一开始的中下游，慢慢爬到了前列。

我的设计作业，开始得到教授的表扬。他说我的作品里，有一种独特的质朴和坚韧，像是在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建筑。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因为我骨子里，还带着梨园村的泥土气息。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还找了好几份兼职。

我去食堂帮工，去发传单，去做家教。

每个月，我都会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里。虽然不多，但那是我的一份心意。

打电话回家时，我总是报喜不报忧。

我说学校的饭菜很好吃，我说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我说北京的冬天一点也不冷。

我爹在电话那头，总是沉默地听着，最后只会说一句：“嗯，好，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别不舍得吃穿。”

我知道，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疲惫，但他从不点破。

这是一种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心照不宣的默契。

大学四年，就像一场漫长而绚丽的梦。

我慢慢地褪去了刚进校时的土气和怯懦。我学会了说标准的普通话，学会了用电脑画图，学会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我拿了国家奖学金，入了党，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了言。

我爹特意从老家赶来，参加我的发言仪式。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甚至有些不合身的西装，坐在台下，腰板挺得笔直。

当我在台上，说到我的父亲，一个用卯榫精神教会我做人道理的普通木匠时，我看到台下的他，悄悄地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抹了一下眼睛。

那一天，他脸上的笑容，比四年前接到录取通知书时，还要灿烂。

他拉着我的手，在清华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

他摸着那些老建筑的墙砖，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不停地感叹：“好地方，真是好地方啊。燕儿，你在这里读书，爹放心。”

毕业设计，我做了一个关于乡村民居改造的课题。

我的设计理念，就是将现代建筑的结构科学，与传统木工的卯榫智慧相结合。

我希望设计出的房子，既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又不失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这个设计，让我在毕业展上大放异彩，获得了一等奖。

一家国内顶尖的建筑设计院，当场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一切都那么顺利，那么美好。

我以为，我这只从梨园村飞出的笨鸟，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飞到了梦想的枝头。

我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工作，月薪很高，以后可以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住了。

电话里，我听到了我娘喜极而泣的声音，和我爹那压抑着激动、故作平静的“好，好，好”。

我甚至已经开始在网上看房子，规划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那四年，我像一个虔诚的信徒，用尽全力去追逐一个遥远的光环。

我以为我抓住了它。

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按照最完美的图纸，搭建起了坚固的框架。

直到档案处那位老师，用一句冰冷的话，将我四年的梦，我所有的努力和期盼，我整个家庭的希望，敲得粉碎。

“我们的录取系统里，查不到你的名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精心建造了四年的大厦，从地基开始，轰然倒塌。

而我，就站在这片废墟中央，茫然四顾，找不到一片可以立足的瓦砾。

那场持续了四年的京华旧梦，醒来时，竟是如此的残酷和荒唐。

第四章 晴天一声雷

档案室里，冷气开得很足。

可我却觉得浑身都在冒汗，黏糊糊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那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已经不再理我，她低着头，开始处理下一个同学的档案。

她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漠，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所有的焦急、困惑和申辩，都挡在了外面。

“老师，这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还在喃喃自语，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

四年，整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我在这个校园里上课，考试，参加活动，领奖学金。我的名字，我的照片，无数次出现在学校的各种名单和通告里。

怎么可能，系统里会没有我？

难道我这四年，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是个幽灵吗？

旁边排队的同学，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怎么回事啊这人？”

“不会是假的吧？”

“拿着假证件来办手续？胆子也太大了。”

我的脸“刷”地一下烧了起来，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

我抓起桌上那些被判了“死刑”的证件，像个逃兵一样，狼狈地冲出了档案室。

夏日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校园里，到处都是穿着学士服、兴奋地拍照留念的毕业生。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欢呼声，在这一刻，显得那么遥远，又那么刺耳。

那份喜悦，本该也有我的一份。

可现在，我像个局外人，一个可笑的小偷，被无情地驱逐出了这场盛大的庆典。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

宿舍里空荡荡的，室友们都已经办完手续，回家了。

她们的桌子上，还留着告别的卡片和礼物。

我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那只我爹亲手做的香樟木箱子，就放在床边。

我盯着它，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先是无声地流淌，然后是压抑的抽泣，最后，我再也忍不住，把脸埋在被子里，嚎啕大哭。

哭声在空旷的宿舍里回荡，充满了绝望和委屈。

我哭我逝去的四年青春，哭我那些熬夜画图的夜晚，哭我父母的殷切期盼，哭我那个看似光明、却瞬间化为泡影的未来。

哭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嗓子都哑了，力气也耗尽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肿、头发散乱、面色惨白的自己，感到一阵陌生。

不，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我擦干眼泪，开始疯狂地打电话。

我打给我的辅导员，打给我的导师，打给学院的教务处。

最初，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

“春燕，别闹了，今天可不是愚人节。”辅导员在电话里笑着说。

当他们意识到我的语气是多么严肃和恐慌时，他们的态度也变了。

“你别急，我们帮你查查看。”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我等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结果。

“春燕，我们查了学院的学籍档案，确实……没有你的记录。”

“我们联系了招生办，他们说四年前河南的录取名单里，没有一个叫李春燕的。”

“你的奖学金，你的党员身份……我们都查不到原始的电子记录。这……这太奇怪了。”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像一把把重锤，将我最后一丝希望，敲得粉碎。

我的导师，那位一直很欣赏我的老教授，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震惊和惋惜。

“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你的每一份作业，每一张图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的学生？”

我怎么知道？

我也想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

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爹”字，心脏猛地一缩。

我不能接。

我该怎么跟他说？

说他的骄傲，他的希望，他那根被他亲手打磨了四年的“栋梁”，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

说他引以为傲的女儿，在清华读了四年，到头来却是个没有学籍的“黑户”？

我不敢想象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样子。

他那挺得笔直的脊梁，会不会瞬间垮掉？

电话执着地响着，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我躲不过去。

我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

“喂，爹。”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燕儿，咋了？听着声音不对劲，是不是病了？”电话那头，我爹的声音充满了关切。

“没……没有，就是有点累。”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

“手续都办好了吗？啥时候的火车回家？”

“爹……”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又一次决堤，“出……出事了。”

我哽咽着，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

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甚至能听到我爹那变得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我爹的声音才再次响起，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到极点的沙哑。

“燕儿，你别怕。”

他说。

“天塌不下来。你等着，爹明天就去北京。就算是把天捅个窟窿，爹也要给你讨个说法回来。”

挂了电话，我瘫倒在地上。

窗外，北京的夜景灯火辉煌，像一片璀璨的星海。

可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片星海里，再也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的。

一场晴天霹雳，把我从云端，狠狠地劈进了无底的深渊。

第五章 归乡的路

第二天下午，我爹和我哥就赶到了北京。

我是在学校门口接到他们的。

我爹穿着那身他最体面的深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帆布包，风尘仆仆，眼神里布满了血丝，原本就不算直的背，似乎更佝偻了一些。

我哥大军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个装着烧饼和咸菜的塑料袋，神情紧张而局促，像一只误入城市的困兽。

看到我，我爹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上下打量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爹，哥。”我喊了一声，眼泪就下来了。

“不哭。”我爹用他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笨拙地给我擦眼泪，“有爹在，没啥过不去的坎儿。”

他的手很烫，掌心的老茧硌得我脸颊生疼，却也传来一股让人心安的力量。

我们没去住旅馆，我爹说浪费钱。

当晚，他们俩就挤在我宿舍那张空着的床铺上。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学校的各个部门。招生办，教务处，学生处，档案室……

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得到的答复，永远是那句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系统里查无此人，我们也没办法。”

有的工作人员态度好些，会表示同情和惋惜。

有的则一脸不耐烦，看我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一群无理取闹的骗子。

我爹把那张我珍藏了四年的录取通知书，一遍遍地递给他们看。

“同志，你再看看，这通知书是真的，红章都在呢。俺闺女不可能不是你们的学生。”

他陪着笑脸，点头哈腰，说着一辈子都没说过的软话。

那个在我面前永远像山一样挺拔的男人，此刻却卑微到了尘埃里。

我哥脾气冲，好几次都想跟人吵起来，被我爹死死按住。

“大军，别惹事。”他低声喝道，“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架的。”

我哥憋得满脸通红，一拳砸在墙上。

跑了整整两天，我们精疲力竭，却一无所获。

事情就像一个死结，找不到任何线头。

第三天晚上，我爹坐在宿舍的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从老家带来的劣质香烟。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愈发苍老和憔悴。

“燕儿，”他掐灭烟头，声音沙哑地说，“咱们回家。”

“爹？”我愣住了。

“这地方，不讲理。”他看着窗外，眼神空洞，“北京城太大，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回家，回了家，咱们从根儿上查。我就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还能有鬼不成？”

我哥也说：“对，妹，回家。这破地方，咱不待了。”

我看着他们，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爹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意味着，他要亲手把我这个“飞出去的金凤凰”，再亲手领回那个小村庄。

他要面对的，将是整个村子的闲言碎语和异样眼光。

回家的火车，是绿皮的，慢悠悠地晃荡着，像是要把人的骨头都晃散架。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说不清的气味。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

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平房，然后是无边无际的田野。

北京，那个我奋斗了四年，承载了我所有梦想的城市，就这样被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仓皇逃离战场。

一路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我爹闭着眼睛，像是在睡觉，但我知道他没睡着，他紧锁的眉头，泄露了他内心的煎熬。

我哥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笨拙地递给我一个苹果，或者一瓶水。

火车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小站停下，我们还要转乘长途汽车回县城，再从县城坐三轮车回村里。

当我双脚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黄土地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四年前，我从这里离开，意气风发，前途无量。

四年后，我回到这里，一无所有，满身伤痕。

回村的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

路两边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绿油油的，在风中沙沙作响。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三轮车在村口停下。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下棋。

他们看到我们，都愣住了。

“满福？你不是去北京看闺女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咦，春燕也回来了？毕业了？”

我爹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嗯，回来了，回来了。”

他拉着我，几乎是逃也似的，快步往家的方向走。

我能感觉到，身后那些探究的、疑惑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还没到家门口，我娘就从院子里冲了出来。

她显然是听到了三轮车的声音。

“回来了？燕儿！”

当她看到我憔悴的脸色，和我爹阴沉的表情时，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这……这是咋了？”

我爹没说话，推开院门，把包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从兜里摸出烟，手抖得半天点不着火。

我娘看着我们，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她扶着门框，身体摇摇欲坠。

“当家的，你说话啊！到底出啥事了？”

我再也撑不住了，扑到我娘怀里，放声大哭。

“娘……我的学……上不成了……都是假的……”

那一刻，积压了多日的委屈、恐惧和绝望，如同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

我娘抱着我，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我听到我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摔在地上，用脚碾碎。

“他娘的！”

他骂了一句，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愤怒和悲凉。

我们家的小院里，只剩下我的哭声，和我娘压抑的啜泣声。

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血。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家的天，塌了。

归乡的路，竟是如此的漫长和沉重。

第六章 水落石出

我们家的天，并没有塌。

我爹李满福，就像他亲手做的那张八仙桌，哪怕被泼了脏水，被刀砍斧凿，四条腿依然死死地钉在地上。

在家里消沉了两天后，他把我叫到他的木工房。

他指着一块刚开好的木料，问我：“燕儿，你看这块木头，它现在是啥？”

“是块木头。”我无力地回答。

“对，是块木-头。”他加重了语气，“可它将来，能做成桌子，能做成椅子，能做成能顶起房梁的柱子。为啥？因为它料子是好的，是实的，不是一块空心柴。”

他转过身，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视着我。

“你也是一样。清华那个名头，就像刷在木头外面的那层漆。现在漆被人刮掉了，可你这块料子，还是好料子。你在北京学的那些本事，都刻在你脑子里，谁也偷不走，抢不掉。”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凿子一样，一字一句，敲在我心里。

“爹不信邪。这事儿，咱们得弄个水落石出。就算是块石头，我也得给它从水里捞出来，看看上面到底刻的是谁的名儿！”

我爹的倔劲儿上来了。

他开始四处奔走。

他先去了县里的高中，找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班主任听完，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他翻出了当年的学生档案，我的高考成绩、志愿填报，一切都清清楚楚，没有半点问题。

“满福哥，这事儿邪门了。春燕的成绩，当年是咱们县的理科状元，报清华是稳的。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教育局还专门派人来送喜报，敲锣打鼓的，全县都知道。”

教育局？

我爹抓住了这个关键点。

他和我哥，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天天往县教育局跑。

一开始，人家还客客气气地接待，说帮忙查一查。

可一天天过去，事情毫无进展。

我们再去，人家就开始不耐烦了。

“这个事儿，时间太久了，当年的档案不好找。”

“我们只负责招生录取，学籍管理是大学的事，你们得去找大学。”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说不定当年就是没考上呢？”

各种推诿，各种搪塞。

我爹不放弃，他就在教育局大门口等着。从上班等到下班。

终于，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老熟人，偷偷把我爹拉到一边，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满福哥，你别查了。这事儿，水深。你斗不过人家的。”

“到底咋回事？兄弟，你给我透个底。”我爹攥着他的手，急切地问。

那人犹豫了半天，才压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当年教育局的张副局长吗？他有个闺女，叫张玲玲，跟春燕一届。听说，她当年高考考砸了，离本科线还差一大截。”

“然后呢？”

“然后……她就去了清华读书，跟春燕一个专业。听说毕业后，也进了一家大设计院。”

我爹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张玲玲！

我记得她。高中时和我一个班，成绩平平，长相也普通，属于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女孩。

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也上了清华？

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都串联了起来。

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猜测，在我心底浮现，让我不寒而栗。

我爹也想到了。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都在发抖。

“你的意思是……俺家春燕的名额，被她给……”

那人没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拍了拍我爹的肩膀，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真相，就像一块被捂了四年的臭肉，猛地被揭开，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

是“冒名顶替”。

这个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的词，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我们全家的心脏。

张玲玲，偷走了我的人生。

她用我的名字，我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园，享受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而我，像个傻子一样，以一个“幽灵”的身份，在那个校园里苦读了四年，最后被一脚踢开，一无所有。

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爆发。

我爹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王八蛋！！”他一拳砸在墙上，指关节瞬间就破了，鲜血直流。

他不管不顾，转身就要往教育局里冲。

“我找他张德利算账去！他凭啥这么欺负人！”

我哥和我死死地拉住他。

“爹，你冷静点！你现在冲进去，能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我也要跟他拼了！”我爹眼睛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一夜无眠。

我娘坐在床边，默默地流泪，嘴里反复念叨着：“作孽啊，真是作孽啊……”

我爹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包烟。

天快亮的时候，他走进屋，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说。

“他们偷了咱家的东西，咱就得给它拿回来。拿不回来，也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李家的人，不是好捏的软柿子。”

他决定，要去市里，去省里，一级一级地告。

可我们都明白，张副局长，现在已经是张局长了。

在咱们这个小县城，他就是天。

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想跟他斗，无异于以卵击石。

接下来的日子，印证了我们的担忧。

我们写的举报信，石沉大海。

我们去市教育局反映情况，被门口的保安拦住，连大门都进不去。

我们甚至想找记者曝光，可小县城的媒体，谁敢得罪教育局长？

四处碰壁。

绝望，像一张大网，把我们家牢牢地罩住。

村里也开始传起了风言风语。

“听说了吗？李满福家的春燕，根本就没考上清华，是骗人的。”

“我就说嘛，咱们这穷乡僻壤，哪能出什么金凤凰。”

“白高兴一场，真是丢人现眼。”

那些曾经把我们捧上天的人，如今又毫不留情地把我们踩进泥里。

我娘气得病倒了，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

我哥去找那些说闲话的人理论，跟人打了一架，头上缝了好几针。

我们家，一下子成了全村的笑柄。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不敢见人。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爹说的那些话。

一块好料子？

在权力和关系面前，再好的料子，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任人宰割，任人践踏。

那段时间，我觉得天是灰的，地是暗的。

我的人生，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不了了之。

我们一家，就会这样被耻辱和不公，压垮。

直到有一天，我爹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平静。

他把我叫到木工房，对我说了一句话。

“燕儿，爹想通了。状，咱们不告了。”

我愣住了。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我爹摇摇头，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把刻刀，递给我。

“他们能偷走你的名字，但偷不走你的脑子，也偷不走咱们老李家传下来的手艺。”

他指着一块上好的黄花梨木，眼睛里闪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爹要用咱们自己的法子，把这口冤枉气，给挣回来。”

第七章 压不垮的梁

我爹说的“自己的法子”，不是去打架，也不是去闹事。

他把所有的门路都堵死之后，反而沉静了下来，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他不再往外跑，每天就是待在他的木工房里，从早到晚，叮叮当当地敲打。

他把我哥也叫了去，逼着他从最基础的磨刀、画线开始，重新学起。

“你以前做的那些活儿，都是应付。从今天起，你给我用心学。卯就是卯，榫就是榫，差一丝一毫，就给我重做！”

我哥被他训得像个小学生，但这次，他没有顶嘴，而是默默地拿起工具，埋头干活。

我爹也把我叫进了木工房。

“燕儿，你不是学建筑的吗？你懂设计，懂力学。你来给爹画图纸。”

他拿出一堆他珍藏多年的老家具图谱，摊在桌上。

“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看这线条，这结构，多美，多巧。现在的家具厂，图省事，都是用钉子，用胶水，快是快，但没了魂。”

他指着一张明式圈椅的图纸，对我说：“你用你在大学学的知识，把这些老东西，给它重新设计一下。让它既有老祖宗的魂，又有现在人喜欢的样子。”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在我人生最灰暗，最迷茫的时候，我爹没有安慰我，没有带我再去讨说法，而是给了我一把刻刀，一张图纸。

“爹……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什么你？”他瞪了我一眼，“天塌下来，有地撑着。人倒下去，得自己站起来。你读了那么多书，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他们不给你公道，咱们就自己挣一个公道！”

他把那把冰冷的刻刀塞进我手里。

“你不是说，你的毕业设计，就是想把卯榫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吗？现在，机会来了。书本上的东西，终究是虚的。你得亲手摸一摸这木头，感受它的纹理，它的脾气。你才能明白，啥叫‘压不垮的梁’。”

那一刻，我看着我爹那双因为愤怒和劳累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忽然明白了。

他不是放弃了，他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战斗。

他要用他最擅长的，最引以为傲的手艺，来对抗这个不公的世界。

他要证明，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一纸文凭，一个名头，而在于实实在在的本事，在于压不垮的良心和骨气。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是啊，他们夺走了我的学籍，我的工作，我的名声。

可我脑子里的知识，我四年所学的专业技能，他们夺不走。

我爹传给我的，那种像卯榫一样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更夺不走。

我接过了那把刻刀。

从那天起，我们家小小的木工房，成了我们父女三人的战场。

白天，我爹和我哥在外面敲敲打打，木屑纷飞。

我就在里屋的桌子上，一遍遍地画图，计算，建模。

我把我大学四年学的建筑美学、人体工学、材料力学，全部用在了这些传统家具的设计上。

我设计的书架，采用了悬臂结构，线条简洁流畅，同时又用燕尾榫保证了其无与伦比的承重能力。

我设计的椅子，靠背的弧度完全贴合人体脊柱，坐上去极为舒适，而连接处，全都是精巧的暗榫，外面看不到一丝痕迹。

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围在灯下，讨论我的图纸。

我爹会从一个老木匠的角度，提出他的修改意见。

“这个地方的承重点，用‘粽角榫’更牢靠。”

“桌子腿的这个弧度，再收一点，看着更有劲儿。”

我哥虽然话不多，但也会时不时地插一句：“妹，你这个设计，做起来太费工了，光一个榫头就得磨半天。”

我爹就会骂他：“要的就是费工！咱们做的不是东西，是良心！”

那段日子，很苦，很累。

每天手上都是木刺和伤口，身上沾满了木屑和油漆。

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踏实和安宁。

在木头的清香中，在工具的敲击声中，我心里的那些怨恨、委屈和迷茫，一点点地被抚平了。

我不再去想那个叫张玲玲的女人，不再去想那所我待了四年的大学。

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眼前这些有温度，有生命的木头里。

三个月后，我们做出了第一批成品。

一套书桌，两把圈椅，一个博古架。

每一件，都像是艺术品。

木质温润，线条优美，结构精巧，散发着一种沉静而高贵的气质。

我爹抚摸着那张书桌的桌面，就像在抚摸自己孩子的脸。

“好……好东西……”他喃喃自语。

可东西做出来了，怎么卖出去？

我们没有门路，没有名气。

我哥提议，拉到县城的家具市场去卖。

我爹摇了摇头：“这些东西，不是给那些只认便宜货的人准备的。”

我想了想，说：“爹，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咱们可以放到网上去卖。”

我用我大学里攒下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台二手的单反相机。

我把那些家具，搬到院子里，以蓝天和我们家的老墙为背景，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我注册了一个网店，店名就叫“李氏卯榫”。

我在店铺介绍里，写下了我家的故事。

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卖惨博同情。

我只是平实地讲述了一个老木匠的坚守，一个被顶替了人生的女大学生的自救。

我写道：“他们拿走了我的文凭，但拿不走我手中的刻刀和脑中的设计。每一件家具，都是我们的宣言。我们相信，真正的价值，刻在木头里，刻在骨子里，而不是印在一张纸上。”

店铺开张了。

一连半个月，无人问津。

我哥有点泄气：“妹，我看这不靠谱。”

我爹却很淡定：“等着。是好东西，就不怕没人识货。”

终于，在第二十天，我们接到了第一个订单。

一个来自上海的客人，订了一把我们设计的圈椅。

我们全家都激动坏了。

我爹亲自打包，里三层外三层，用稻草和棉布裹得严严实实，生怕磕着碰着。

又过了一周，那个上海客人，在我们的网店底下，留下了第一条评价。

他写了很长一段话。

他说，他是一个设计师，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中式家具，传统的神韵和现代的简约，结合得天衣无缝。

他说，他能从每一个细节，感受到制作者的匠心和风骨。

最后，他写道：“我买的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个被不公对待的家庭，压不垮的脊梁。”

这条评价下面，附了好几张照片。

那把圈椅，被他放在一个装修得极为雅致的书房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美得像一首诗。

这条评价，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很快，我们的店铺，火了。

第八章 燕子归来时

“李氏卯榫”的网店，像一匹黑马，毫无征兆地闯入了所有人的视野。

最初，是一些设计圈和文玩圈的人在关注。他们惊叹于我们作品中那种近乎偏执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感。

后来，那个上海客人的评价被一个大V转发，配上文字：“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却又比励志更励志的故事。”

一夜之间，我的故事，我们家的故事，传遍了整个互联网。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小小的木工房，第一次变得如此忙碌。

我爹不得不请了村里几个手艺好的老伙计来帮忙，但他对质量的要求，却比以前更苛刻。

“咱们现在做的，不光是家具，还是咱们李家的脸面，是春燕的脸面。谁要是敢给我偷工减料，砸了这块招牌，我李满福第一个不饶他！”

村里人看我们家的眼神，又变了。

从同情，到惊讶，再到敬佩。

那些曾经说风凉话的人，现在见了我们，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村支书也来了，带着一脸的惭愧。

“满福哥，春燕，是叔对不住你们。当初村里给春燕立的那个功德碑，被人说闲话，我就给撤了。我……我真是老糊涂了。”

我爹摆了摆手，淡淡地说：“过去了，都过去了。碑立在人心里，比立在石头上，更牢靠。”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

有省城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找到了我们家。

他们采访了我爹，采访了我，也拍下了我们木工房里那些正在制作的家具。

那篇名为《被偷走人生的清华女孩和她父亲的“卯榫”反击战》的深度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舆论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们县那个小小的教育局。

省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

张德利，也就是当年的张副局长，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招生流程中的关键人物，用他女儿张玲玲的档案，换掉了我的档案。

他伪造了一份假的录取通知书寄给了我，让我心安理得地去北京“上学”。

而真正的李春燕，也就是张玲玲，则拿着我的档案和真的通知书，顺利入学。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了四年，天衣无缝的阴谋。

如果不是因为毕业时需要核对最原始的电子档案，这个秘密，或许将永远被埋藏。

真相大白于天下。

张德利被双开，移交司法机关。

那个叫张玲玲的女人，也被她所在的设计院开除，她的清华学历被注销。

据说，她把自己关在家里，精神都出了问题。

对于她，我没有恨，也没有同情。

她只是一个可悲的、被自己父亲的贪婪和虚荣所吞噬的傀儡。

她偷走了我的名字，却终究没能活成我。

清华大学派了专人来到我们家，当面向我道歉，并且表示，经过校方研究决定，恢复我的学籍，补发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那天，他们把崭新的证书，郑重地交到我手上。

我看着那张迟到了四年的纸，心里却异常平静。

我把它接过来，转身，递给了我爹。

“爹，这是你的。”

我爹没有接。

他摇了摇头，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释然，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沧桑。

“燕儿，爹不要这个。爹要的，是咱爷俩亲手打出来的这片天。”

他指着满院子已经打好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的家具。

“这，才是咱们的毕业证。比那张纸，硬气！”

是的，硬气。

我忽然懂了。

经历过这一切，那张纸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我在这场风暴中，没有被打垮。

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比清华毕业生这个身份，更坚实，更属于我自己的立足之地。

后来，我们家的“李氏卯榫”越做越大。

我用赚来的钱，在村里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但核心的卯榫工艺，依然坚持我爹的要求，全部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工完成。

我哥大军，也在这场磨砺中，真正成长了起来。他不再是那个吊儿郎当的愣头青，他成了我爹最得意的弟子，工厂的技术总监，把家传的手艺，研究得比我爹还透彻。

我没有回北京，也没有去任何一家大设计院。

我留在了梨园村。

我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就在我们的工厂旁边。

我一边为“李氏卯榫”做产品设计，一边接一些建筑设计的项目。

我把我的毕业设计，变成了现实。

我为我们村，也为附近好几个村子，免费设计了新民居。

那种房子，有宽敞明亮的落地窗，也有着传统的中式屋檐；有现代化的水电系统，也有着冬暖夏凉的夯土墙；房子的主要承重结构，用的是我爹最骄傲的梁柱卯榫。

新房落成那天，村民们在院子里载歌载舞。

我爹站在一栋新房的屋檐下，看着那些飞翘的檐角，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欢笑奔跑的身影，眼睛湿润了。

“燕儿，”他转过头对我说，“你看，这才是压不垮的梁，这才是能传下去的家。”

又是一个夏天，蝉鸣依旧。

我站在村口，看着满载着我们家具的货车，一辆辆地驶向远方。

村口那块被撤掉的功德碑，又被重新立了起来。

上面还是那几个字：“梨园村飞出的金凤凰”。

我知道，我这只燕子，飞出去，又飞了回来。

但这一次，我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光环。

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里。

我和我的父亲，用最朴素的木头，最传统的手艺，为自己，也为这个家，重新搭建起了最坚固的卯榫。

它严丝合缝，坚不可摧。

它承载着我们的过去，也支撑着我们所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来源：园林中绽放的月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