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像一幅被缓缓抽动的旧画卷，那些高楼、立交桥、霓虹灯，都模糊成了油彩，一点点被抹去。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像一幅被缓缓抽动的旧画卷，那些高楼、立交桥、霓虹灯，都模糊成了油彩，一点点被抹去。

我叫林默，三十三岁，在南方那座以速度闻名的城市里，做了十年木匠。

不是那种工地上支模板的木工，是修旧家具的。

这趟车，是回我北方老家的。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熟悉得让人心安，也让人心烦。

我买的是硬座，二十七个小时的车程，蜷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像一只准备冬眠的刺猬。

对面坐着一个女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她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开衫，洗得有些发白，但很干净。头发在脑后随意挽了一个髻，几缕碎发垂在耳边，显得有些疲惫。

她一上车就没怎么动过，只是抱着一个帆布包，眼神直直地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瞥了她一眼，心里给她贴了个标签：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大妈。和我，和这车厢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没什么特别。

我缩回头，戴上耳机，想用嘈杂的摇滚把这趟漫长的旅途隔绝开。可音乐再吵，也盖不住心里的那份空落。

这次回家，不是衣锦还乡，倒更像是落荒而逃。

老板卷了客户的预付金跑了，工作室一夜之间倒闭。我不仅没了工作，还因为是工作室的老师傅，被几个客户堵在出租屋里骂了半天。

我没拿钱，可我说不清。那种百口莫辩的滋味，比没钱更让人难受。

城市的繁华，终究没能留住我。我那点儿从父亲手里学来的、慢吞吞的老手艺，在那个一切讲求“快”和“效益”的地方，像个不合时宜的笑话。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像是为我的失败敲打着节拍。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

我摘下耳机，是她。

“小伙子，水。”她指了指我的脚下。

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保温杯倒了，热水正“嘶嘶”地冒着白汽，在地板上漫开一小片水渍。

我顿时有些手忙脚乱，一边道歉，一边手忙脚乱地去扶杯子。

“没事没事，”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一样漾开，“出门在外，常有的事。”

她从自己的帆布包里拿出一包纸巾，又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小塑料袋，蹲下身，仔細地把地上的水吸干，再把湿纸巾装进袋子里。

整个过程，她的动作不急不缓，透着一种常年做家务的利落和耐心。

“谢谢您，阿姨。”我有些不好意思。

“客气啥。”她坐回座位，把那个装着湿纸巾的塑料袋整齐地放在小桌板的角落，“你这杯子，挺好看的。”

我这杯子是自己做的，用一块废弃的紫檀木，掏空了内胆，镶嵌了一个不锈钢的芯。杯身上雕了简单的竹节，摩挲久了，木头表面包了一层油润的浆，温润得很。

这是我唯一舍不得丢下的东西。

“自己瞎做的。”我随口应了一句。

她却像是来了兴趣，凑近了些，仔细端详着：“手艺真好。这竹节，摸上去跟真的一样。现在会这手艺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她的夸奖很真诚，不像我之前那些客户，只会问“这木头值多少钱”。

那一刻，我心里那层坚硬的壳，仿佛被这句朴实的话，轻轻敲开了一道缝。

第一章 绿皮火车上的陌生人

夜色像浓墨一样，把车窗涂得漆黑一片，只映出车厢里一张张疲惫的脸。

我和她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我知道了她叫陈舒，四十三岁，家就在我老家隔壁的县城。她是一名护工，这次是赶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

“我妈，老毛病了，肺上的问题。”陈舒姐说起这个，眼神黯淡了些，但语气很平静，“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都挺过来了。人老了，就跟这老机器一样，修修补补，能多转一天，就是一天。”

她的比喻很实在，我听懂了。

我想起我爸，他守着那个小木匠铺子，也像一台老机器。他的腰不好，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却还是每天都要去铺子里转转，摸摸那些刨子、凿子，闻闻木屑的香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她问我。

“我……”我犹豫了一下，那句“木匠”在嘴边打了好几个转，最后还是咽了回去，含糊地说，“做点小东西，手艺活。”

在那个大城市里，“木匠”这个词，总让人联想到一身灰尘和廉价的劳力。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偏见，也懒得去解释。

陈舒姐却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她笑了笑，说：“手艺活好啊，凭本事吃饭，心里踏实。不像我们，伺候人，有时候你掏心掏肺，人家还觉得你图他点什么。”

我心里一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我给一个老板修过一张清代的老八仙桌，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桌面上的一条裂缝，我用几十个小木钉从背面一点点“缝”起来，打磨得天衣无缝。

交活的时候，老板的儿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最后轻飘飘地说：“林师傅，你这手艺是不错，可现在谁还用这个？一套新的意大利餐桌，不比这个气派？”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精心修复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件没人要的垃圾。

那种感觉，和陈舒姐说的“掏心掏肺，人家还觉得你图他点什么”，一模一样。

“是啊，”我忍不住叹了口气，“用心做的东西，没人懂。”

“那也得用心做。”陈舒姐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认真，她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咱们做活，是做给自己良心看的。别人懂不懂，那是别人的事。咱们自己心里得有杆秤。”

这话像一把小锤，不轻不重地敲在我心上。

我父亲也常说类似的话。他说：“木头不会说话，但你对它好不好，它都知道。你糊弄它，它就给你开裂、变形；你用心待它，它能传好几代人。”

这些年，我在城市里被各种“新模式”、“互联网思维”冲击得晕头转向，几乎忘了父亲教我的这些最根本的东西。

我看着眼前的陈舒姐，她穿着朴素，面带倦容，可说出来的话，却带着一种洗尽铅华的通透和力量。

她不像一个普通的护工，更像一个生活里的哲学家。

“阿姨……不，陈姐，”我改了口，“您说的对。”

她听我改了称呼，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更深了，“这就对了，叫姐显得年轻。”

车厢里的人声渐渐稀落下去，大部分人都已经东倒西歪地睡着了。过道里，有人铺了张报纸，就那么躺下了。

我和陈舒姐都没有睡意。

我们聊了很多。

聊她的工作，她照顾过一个瘫痪的老教授，老教授脾气古怪，一开始天天骂她，后来却把她当亲闺女，临终前把最宝贵的一套藏书留给了她。

“我不识几个字，那些书我也看不懂。”陈舒姐说，“但我把它们都好好收着。那是人家的一片心意，比钱金贵。”

我也聊了我的工作，聊那些不同年代的木头，聊榫卯结构里藏着的智慧，聊我怎么把一件件濒临破碎的老家具，重新变得有生命。

我讲得很投入，忘了自卑，也忘了失意。

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陌生人说这么多关于我工作的事。

她听得也很认真，时不时问上一两句，比如“什么是燕尾榫？”“为什么有的木头会自己出油？”

她不像那些附庸风雅的客户，问这些是为了显得有品位。她就是单纯的好奇，对一门她不了解的手艺，抱有最朴素的尊重。

在“哐当、哐当”的背景音里，我们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生命轨迹，在这节小小的车厢里，竟然找到了共鸣。

我感觉，自己那颗在城市里被磨得又冷又硬的心，正一点点地，被她言语里的温度，慢慢捂热。

第二章 一碗泡面的人情味

凌晨三点，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车。广播里说，前方线路故障，预计要延误三个小时。

车厢里一阵小小的骚动，随即又归于沉寂。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这种旅途中的意外，抱怨两句，便又各自睡去。

饥饿感像一只小虫，开始在我的胃里啃噬。我从包里翻出最后一包泡面，准备去接点热水。

“小林，你也饿了？”陈舒姐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轻声问我。

“嗯，有点。”我晃了晃手里的泡面。

“正好，我也饿了。”她说着，也从她的帆布包里拿出一包泡面。然后，她又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了两根火腿肠，还有一个用保鲜袋装着的、金黄色的煮鸡蛋。

“我这还有个鸡蛋，给你。”她把那个鸡蛋递给我。

“不用不用，陈姐，您自己吃。”我连忙推辞。我知道，这可能是她给自己准备的、路上最像样的一顿饭了。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像个真正的姐姐，“我一个鸡蛋就够了。你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一个三十三岁的大男人，被她说成“长身体”，心里觉得又好笑又温暖。

我没再推辞，接过了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鸡蛋。

我们一起去车厢连接处的热水箱接水。热水“哗哗”地冲进面桶，白色的热气瞬间蒸腾起来，带着一股廉价但诱人的香味。

我们就站在过道里，捧着热气腾腾的泡面，看着窗外漆黑的夜。

远处的村庄里，有几点零星的灯火，像夜的眼睛。

“我以前，最讨厌吃泡面。”陈舒姐吸溜了一口面，热气把她的脸熏得有些红润，“觉得这东西没营养，糊弄肚子。”

“后来照顾一个病人，是个小姑娘，得了白血病，在医院里住了大半年。化疗把胃口都败坏了，什么都吃不下，就只想吃泡面。”

“她爸妈不让，说那是垃圾食品。她就偷偷让我给她买。我就趁她爸妈不在的时候，偷偷给她泡一碗。她吃得可香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陈舒姐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后来，小姑娘还是走了。她爸妈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她床底下藏着一个箱子，里面全是各种口味的泡面盒子，叠得整整齐齐。”

“从那以后，我再吃泡面，就觉得它不是垃圾食品了。它能让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尝到一点她喜欢的味道，那它就是好东西。”

我静静地听着，手里的泡面仿佛也变得沉甸甸的。

我以前也讨厌泡面。在工作室加班的时候，老板为了省钱，总是成箱地买泡面。我们师徒几个，一边闻着名贵木料的清香，一边吃着这速成的食物，感觉特别讽刺。

我觉得，泡面代表着一种对付、一种潦草、一种对生活品质的放弃。

可听了陈舒姐的故事，我忽然觉得，任何东西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在特定情境下，带给人的感受。

就像我修的那些老家具。在懂的人眼里，它们是历史，是记忆，是文化的传承。在不懂的人眼里，它们就是一堆过时的、占地方的旧木头。

是我自己，太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了。

“陈姐，”我剥开那个金黄的煮鸡蛋，递到她面前，“咱俩一人一半。”

她愣了一下，笑了：“你这小伙子，还挺讲究。”

她没拒绝，接过去，用指甲很利落地把鸡蛋分成了两半。

我们分吃了那个鸡蛋。蛋黄有点噎人，但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个鸡蛋。

吃完泡面，我们回到座位上。延误的时间还很长，车厢里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小林，你这次回家，是打算不走了吗？”陈舒姐忽然问。

我沉默了。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走，还是留？

走了十年，除了长了些年岁，添了些伤疤，我什么也没得到。房子、车子、妻子，一样都没有。我像一棵被移植的树，始终没能在那片水泥森林里扎下根。

可留下呢？守着父亲那个小铺子，守着一门快要被时代淘汰的手艺，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我甘心吗？

“我不知道。”我说了实话，“觉得挺没劲的。”

“怎么会没劲呢？”陈舒姐说，“你有一双会‘说话’的手。你能让那些老物件重新活过来，这是多大的本事啊。”

“可这本事，现在不值钱了。”我苦笑。

“谁说不值钱？”她反问我，“钱是啥？钱是纸。今天多，明天少。可手艺是长在你自己身上的，谁也拿不走。心里有底，比口袋里有钱，睡得安稳。”

“再说了，什么叫值钱？让人心里舒坦，让人觉得念想还在，这就值钱。我妈现在躺在床上，有时候就念叨，说她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箱角被老鼠啃了个洞。她看着就难受。我要是能找人给她修好了，让她心里痛快了，你说这得值多少钱？”

她的话，像一盏灯，一下子照亮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

是啊，我总是想着我的手艺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让我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却忘了，这门手艺最开始的意义，是“修补”。

修补物件，也修补人心里的那点念想和遗憾。

这不就是我父亲一直在做的事情吗？街坊邻居谁家桌子腿瘸了，椅子散架了，拿过来，我父亲喝着茶，慢悠悠地给修好，分文不取，就图个邻里和睦，图个“有用武之地”的乐呵。

我怎么把这些都忘了？

火车终于又“哐当”一声，缓缓开动了。

窗外的黑暗，似乎也淡了一些，透出了隐约的晨光。

我觉得，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随着这列火车的重新启动，开始松动了。

那碗泡面的人情味，和那个被掰成两半的鸡蛋，让我对这次回家的路，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期待。

第三章 各自的围城

天光大亮的时候，火车驶入了一片平原。

窗外的景致从单调的黑夜，变成了流动的画。黄绿相间的田野，低矮的农舍，还有远处蜿蜒的土路，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和安详。

这是北方的土地，是我熟悉的风景。

车厢里的人们陆续醒来，洗漱的，吃早餐的，聊天的，车厢里又恢复了白天的嘈杂和热闹。

我和陈舒姐之间，话反而少了。

经过一夜的长谈，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种不需要言语的默契。

她拿出她的帆布包，整理里面的东西。我看到她包里有一个很旧的皮质钱夹，边缘都磨破了。还有一小瓶风油精，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

这些零碎的物件，拼凑出了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琐碎，但有条不紊。

我忽然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好奇。

“陈姐，你家里……就你一个人照顾母亲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整理东西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

“我还有个弟弟，在外面打工。我男人……他在县里的水泥厂上班，三班倒，也指望不上。”她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他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窝囊。”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解释，“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出去闯闯。后来有了孩子，就没那个胆了。守着个铁饭碗，不好不坏地过日子。”

我能想象出那样一个男人。在单位里不多言不多语，回到家，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喝点小酒，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

生活把他的棱角都磨平了，只剩下对家人的责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围城。”我轻声说。

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话。以前觉得矫情，现在却觉得无比贴切。

我困在我的“手艺无用”的围城里，陈舒姐的丈夫困在他的“不好不坏”的围城里。

“是啊，围城。”陈舒姐抬起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眼神有些悠远，“年轻的时候，总想往外冲。现在觉得，城里城外，都一样。关键是看你怎么在城里头过日子。”

“我妈这病，花了不少钱。我男人把他攒着准备换摩托车的钱都拿出来了，眼睛都没眨一下。我弟在外面挣的也不多，每个月都准时把钱寄回来。”

“日子是苦点，但人心没散。”

她说完，转过头看着我，笑了笑，“小林，你别觉得姐是在给你上课。姐就是觉得，你这孩子，心眼实，就是有点太钻牛角尖了。”

“你觉得你的手艺没人懂，没市场。可你想过没有，是不是你找错了地方？”

“大城市里，啥都快，人心也浮。你那慢工出细活的东西，跟不上人家的节奏。可咱们这小地方不一样。小地方人念旧，一件东西用出感情了，就舍不得扔。你这手艺，在咱们那儿，说不定就是个宝。”

她的话，像是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窗。

我一直以为，我的手艺只有在懂行、有钱的人那里才能体现价值。我从未想过，它真正的土壤，或许就在我逃离的那个地方。

在老家，人们的生活节奏慢，人情味也浓。一张用了几十年的桌子，一把奶奶坐过的摇椅，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物件，更是时间的见证，是情感的寄托。

这些东西坏了，他们会心疼，会想修好它。

而我，恰好会修。

我看着陈舒姐，她的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眼角有细密的皱纹，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笃定和踏实的光。

这种光，是我在那些衣着光鲜的城市精英脸上，从未见过的。

那是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却依然没有弯折的韧劲。

“陈姐，”我由衷地说，“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瞎说。”她被我逗笑了，“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哪懂什么大道理。都是过日子过出来的。”

火车开始减速，广播里响起了即将到站的提示音。

是陈舒姐要下的那个县城站。

我的心里，竟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失落。

这二十多个小时的相处，短暂得像一场梦。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

现在，梦要醒了。

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那个半旧的帆布包，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小林，你下一站就到了吧？”她问。

“嗯，下一站就是。”

“那行，姐先下车了。回家好好跟你爸妈说，别让他们担心。”她嘱咐道，像一个真正的长辈。

“陈姐，你……”我想说点什么，比如留个联系方式，但又觉得有些唐突。

萍水相逢，或许就该好聚好散。

她仿佛看出了我的犹豫，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了一串数字递给我。

“这是我的电话。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或者……有什么家具要修，找不到人，就给姐打电话。”她说到“修家具”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一眼，笑了。

我郑重地接过那张小纸条，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

“我叫林默，森林的林，沉默的默。”我也报上了我的名字。

“好名字。”她点点头。

火车缓缓停稳，车门打开，一股夹杂着煤灰味的冷风灌了进来。

“我走了，小林。”

“陈姐，再见。”

她拎着行李，汇入了下车的人流。我趴在车窗上，看着她有些瘦弱的背影，在站台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出站口的人群里。

我手里捏着那张小小的纸条，感觉它还有温度。

这趟回家的路，因为遇见她，似乎不再那么灰暗和迷茫了。

第四章 站台上的告别

火车再次启动，带走了站台上的喧嚣，也带走了陈舒姐的身影。

我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感觉身边一下子空了。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谈话声，此刻都消失了。只剩下“哐当、哐当”的铁轨声，显得格外孤独。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那张纸条。

纸很薄，是那种最普通的笔记本纸，边缘甚至有些毛糙。上面的一串数字，写得一笔一划，很用力，仿佛怕我看不清。

陈舒，陈舒。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很温柔的名字，和她的人一样。外表朴素，内心却像温水，能慢慢地，把人心里坚硬的冰块融化掉。

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折好，放进我那个自己做的木头杯子里。

这个杯子，装着我的手艺和心血。而这张纸条，装着一份萍水相逢的温暖和善意。放在一起，正好。

火车离我的家乡越来越近了。

窗外的景象也越来越熟悉。那些白杨树，那些玉米地，那些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的红砖平房。

十年了，我离家十年，这里好像一点都没变。

变的是我。

我不再是那个背着行囊，满怀憧憬要出去闯世界的少年了。我成了一个失魂落魄，找不到方向的中年人。

不，三十三岁，还算不上中年。但在我自己心里，我已经老了。

心老了，比身体老了更可怕。

我拿出手机，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快到了。

手指在“爸”那个联系人上悬了很久，却迟迟没有按下去。

我该怎么说？

说我失业了？说我被人骗了？说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只能灰溜溜地回来？

我怕听到父亲失望的叹气，怕看到母亲担忧的眼神。

他们一直以我为荣。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在大城市里“站住脚”的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具体做什么，但在他们的想象里，我一定过得很好。

这种“好”，是他们对抗邻里闲言碎语的盔甲，也是他们晚年生活里的一份骄傲。

我不能亲手把这份骄傲打碎。

想来想去，我还是把手机收了起来。

罢了，等到了家，再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火车终于报出了我老家的站名。

我的心，猛地一跳。既有近乡情怯的紧张，也有一丝尘埃落定的释然。

我背上我那个简单的背包，拎着我的工具箱，随着人流慢慢向车门移动。

我的工具箱很重，里面装着我吃饭的家伙。一套跟了我十几年的刨子、凿子、锯子，还有各种叫不上名的小工具。

这些工具，很多都是我父亲年轻时用过的。后来我出远门，他把最好的一套给了我。他说：“人走到哪，手艺不能丢。家伙什儿，就是你的脸面。”

十年里，我换过好几个住处，扔过很多东西，唯独这个工具箱，我走到哪都带着。

它是我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连接，也是我和家最后的连接。

走下火车，踏上站台的那一刻，一股熟悉的、混合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就是家的味道。

站台上人来人往，接站的，送站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鲜活的表情。

我站在人群中，有些茫然。

没有人来接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今天回来。

也好。

我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广场上停着几辆拉客的“小三轮”，司机们大声地招揽着生意。

“小伙子，去哪啊？到镇上十块！”一个皮肤黝黑的师傅凑过来。

“去林家铺子。”我说。

“林家铺子？老林木匠家？”那师傅一听，立刻乐了，“哎呀，自己人啊！上车上车，不要钱！”

我愣住了。

“你是……？”

“我是你张叔啊！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小子，出去这么多年，不认识我了？”张叔爽朗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我仔细一看，才认出来，他是我家隔壁的邻居，张铁军。

记忆里，他还是个壮壮实实的汉子，现在，鬓角也已经有了白霜。

“张叔！”我有些激动，也有些窘迫。

“行了行了，别站着了，快上车！你爸妈要是知道你回来了，得高兴坏了！”

我坐上张叔的小三轮。车子“突突突”地发动起来，向着家的方向驶去。

路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退，一切都既熟悉又陌生。

“小默啊，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张叔一边开车，一边大声问我。

“嗯，多住几天。”我含糊地回答。

“那就好！你爸天天念叨你。前两天，他那个老腰又犯了，疼得下不了床，嘴里还喊着你的名字呢。”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我总以为我寄回去的钱，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却忘了，他们最需要的，或许不是钱，而是陪伴。

在站台上的那场告别，是和一个萍水相逢的过客。

而回到家，我将要面对的，是一场与过去、与亲情、与自己的漫长重逢。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

第五章 老手艺和新生活

张叔的三轮车在一条小巷口停下。巷子很窄，铺着青石板，两旁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苔。

巷子尽头，就是我家。

那是一座老式的院子，灰色的砖墙，黑色的瓦片。院门是两扇厚重的木门，门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了木头本来的颜色。

门没锁，虚掩着。

我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杂着木屑和陈年油漆的味道扑面而来。

院子里，我爸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背对着我，专心致志地摆弄着手里的一个东西。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旧布褂子，背影看上去比我记忆里佝偻了不少，头发也白了大半，在阳光下，像一蓬霜。

“爸。”我轻声喊了一句。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身子一僵，缓缓地转过头。

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巨大的惊喜，最后，又沉淀成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情绪。

“……回来了？”他开口，声音也有些干涩。

“嗯，回来了。”

他想站起来，扶着腰，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我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扶住他。

“腰又疼了？”

“老毛病了，不碍事。”他摆摆手，眼睛却一直在我脸上打量，“瘦了，也黑了。”

我妈听到声音，从屋里跑了出来。看到我，她先是愣住，然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她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埋怨我，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鼻子一酸，差点也跟着掉泪。

“妈，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嘛。”我笑着说。

那天中午，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炖活鱼，还有我最爱吃的韭菜盒子。

饭桌上，他们没问我工作的事，也没问我为什么突然回来。他们只是不停地给我夹菜，让我多吃点。

仿佛我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难受。

吃完饭，我爸把我叫到他的木匠铺。

铺子还是老样子，靠墙立着几个大木架，上面堆满了各种木料。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刨花，踩上去软软的，发出“沙沙”的声响。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松木、柏木、樟木混合在一起的、让人安心的香气。

我爸指着墙角一个坏了的椅子，对我说：“小默，你给看看，这玩意儿还能不能修？”

那是一把太师椅，看样式，得有上百年了。扶手断了一只，椅腿也松动了。

我走过去，蹲下身，仔細查看。

我用手摸了摸木头的纹理，又用鼻子闻了闻。

“是榉木的，料子不错。”我说，“榫卯结构松了，扶手是硬伤，得找块老料子接上。能修。”

我爸听了，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这是城里王老板送来的，说是他爷爷留下来的念想。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说修不了，让他干脆扔了。”

“他昨天找到我这，我说，我儿子是干这个的，等他回来，让他给你瞧瞧。”

我心里一震。

原来，他不是在考我。他是在给我找活儿干。

他什么都知道。

或许，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从我那疲惫的神态和闪躲的眼神里，他就已经猜到了我的处境。

他没有点破，没有责备，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了我一个台阶下。

“爸……”我喉咙有些发堵。

“行了，别跟个娘们似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是爷们，就拿起家伙，把活儿干漂亮了。手艺人，得靠活儿说话。”

那天下午，我换上旧工作服，走进了铺子。

我从我的工具箱里，拿出我的刨子、凿子。

当我握住那熟悉的、被手心的汗水浸润得光滑温润的木柄时，我感觉，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

我开始干活。

先是把椅子完全拆解开，把每一个榫头、卯眼都清理干净。然后，我从我爸的料子堆里，翻出了一块颜色、纹理都和椅子相近的老榉木。

我开始制作新的扶手。

锯、刨、凿、磨……

我的动作不快，但很稳。

铺子里，只剩下木头和工具摩擦的声音。

我爸就坐在门口，抽着他的旱烟，眯着眼睛看我。阳光透过门框，在他身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晕。

我忽然想起了陈舒姐在火车上说的话。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手。”

“你这手艺，在咱们这儿，说不定就是个宝。”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刨花上，瞬间就被吸收了。

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感觉，我正在做的，不仅仅是修一把椅子。

我是在修补我这十年来，丢失掉的信心和尊严。

我是在重新找回，一个手艺人，最根本的价值。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的扶手已经初具雏形。

我妈喊我们吃饭。

我洗了手，走出铺子。看到院子里，我爸正和我妈说着什么，两个人都在笑。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回来，真好。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纸醉金迷，但这里有我的根。

有老手艺，也一样可以有新生活。

第六章 意外的重逢

修那把太师椅，我足足花了一个星期。

每天天一亮，我就钻进铺子，一直干到天黑。

我不急不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断裂的扶手，我用最传统的“锲钉榫”接上，打磨得看不出一点痕迹。松动的椅腿，我重新加固，保证它再用上个五十年也不会晃。

最后一道工序是上漆。我没用化学漆，而是用了我爸自己熬的土漆。一遍遍地刷，一遍遍地用细砂纸打磨，直到整个椅子呈现出一种温润、内敛的光泽。

当王老板来取椅子的时候，他围着椅子转了好几圈，用手反复摩挲着那个修复好的扶手，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神了！林师傅，你这手艺，真是神了！”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比我送来的时候，还精神！”

他硬要塞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我没要。

我爸替我收了三百块钱的工钱和料钱。他说：“手艺人，不贪财，但也不能白干活。这是规矩。”

我懂我爸的意思。这是在维护我，也是在维护这门手艺的尊严。

这件事，很快就在我们这个不大的镇上传开了。

“老林家的儿子，从大城市回来了，手艺比他老子还厉害！”

一时间，我家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张家拿来一个裂了口的面板，李家送来一个散了架的箱子，还有人把家里小孩的木头玩具拿来，让我给修修。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这些活儿，挣不了大钱。有时候，乡里乡亲的，我甚至不好意思收钱。但每当看到一件破旧的老物件在我手里重获新生，看到主家那惊喜和感激的眼神，我就觉得，我做的事情，比在大城市里挣再多钱都有意义。

我渐渐找回了做木匠的乐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配钥匙，我妈从外面走了进来，脸色有些凝重。

“小默，你陈家庄的那个陈姨，你还记得吗？”

“哪个陈姨？”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小时候，你发高烧，半夜里背着你上卫生院的那个陈淑芬陈姨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陈淑芬？陈舒？

我忽然想起了火车上的陈舒姐。她说过，她叫陈舒。我们老家这边，很多人名字里都带个“淑”字，或许是同音。

她也说过，她家是隔壁县城的。我们镇子，正好和隔壁县的一个叫“陈家庄”的村子接壤。

“妈，她怎么了？”我急切地问。

“唉，人没了。”我妈叹了口气，“她那个老娘，前两天走了。她自己，估计是伤心过度，加上连着熬夜，昨天晚上突发心梗，也没抢救过来。”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怎么会这样？

那个在火车上，把鸡蛋分我一半，告诉我“用心做的东西，别人懂不懂没关系”的陈舒姐，就这么没了？

那个眼神里带着光，告诉我“日子是苦点，但人心没散”的陈舒姐，就这么没了？

我不相信。

我放下手里的活，冲进屋里，从我的木头杯子里，翻出了那张被我珍藏的纸条。

我拿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上面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你好，哪位？”一个沙哑的、带着浓重鼻音的男人声音传来。

“你好，我找一下陈舒。”我的声音也在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是我姐的朋友？”

“是，是。”我连忙说。

“我姐她……她昨天晚上走了。”男人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悲伤，“你……要是想送她一程，明天上午，在陈家庄。”

电话挂断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手里握着手机，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可我的世界，却一下子变成了灰色。

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走过来，担忧地问：“小默，你这是怎么了？”

我这才发现，我妈说的“陈姨”，和我认识的陈舒姐，是两个人。我们镇上，叫“陈淑芬”的，不止一个。

可是，我认识的那个陈舒姐，也走了。

她的母亲走了，她也跟着走了。

那句“我妈这病，都挺过来了”，还言犹在耳。

那句“咱们做活，是做给自己良心看的”，还像小锤一样，敲打着我的心。

我不知道，她临走前，心里是否还有遗憾。

我只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巨大的遗憾。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当面跟她说一声“谢谢”。

谢谢她在那趟漫长而灰暗的旅途中，给了我一束光。

第七章 一张梳妆台的情义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我对我爸妈说，我一个朋友家里有事，我要去一趟。

我爸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去吧，路上小心。”

我骑上家里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一路向陈家庄骑去。

路不远，十几里地，但路况不好，都是土路，坑坑洼洼。我骑得满头大汗。

到了陈家庄村口，一打听，很容易就找到了陈舒姐的家。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院子，门口挂着白幡，院子里搭着灵棚，一些亲戚邻里正在帮忙，气氛很沉重。

我走进院子，看到了昨天接电话的那个男人。他比陈舒姐要年轻一些，眼睛红肿，神情憔悴。

“你好，我是林默，你姐的朋友。”我走上前，低声说。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对我点了点头，“谢谢你……能来。”

我给他递上一个白包，里面是我身上所有的现金，六百块钱。我知道这不多，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他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下了。

我在灵前，给陈舒姐和她的母亲，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看着照片上陈舒姐那张熟悉的、带着温和笑意的脸，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人生，真的太无常了。

前些天，我们还在同一节车厢里，分吃一个鸡蛋，谈论着各自的围城。今天，却已是天人永隔。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过客，在这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帮着招呼了一下客人，搬了搬东西。

忙乱中，我看到院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梳妆台。

那张梳妆台的样式很旧了，至少是三四十年前的款式。镜子已经有些模糊，木头表面也因为年深日久，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纹。

最显眼的是，梳妆台的一条腿断了，用几块砖头垫着，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

一个中年妇女走过，不小心碰了一下，梳妆台晃了晃，差点倒掉。

“哎，这破东西，早该扔了。”她抱怨了一句。

“别！”陈舒姐的弟弟，也就是陈勇，连忙跑过去扶住，“这是我妈当年陪嫁过来的，我姐一直宝贝着呢。”

“我妈走了，我姐就把这梳妆台搬到自己屋里。说看着它，就跟看着我妈一样。前两天，她自己不小心，把腿给撞断了，心疼得不行，还说等忙完了，一定得找个好木匠给修修……”

陈勇说着说着，声音又哽咽了。

我看着那张残破的梳妆台，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忽然想起了，陈舒姐在火车上说的话。

“我妈现在躺在床上，有时候就念叨，说她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箱角被老鼠啃了个洞。她看着就难受。我要是能找人给她修好了，让她心里痛快了，你说这得值多少钱？”

原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只是，她惦记的不是箱子，是这张梳妆台。

她没能完成这个心愿。

我走到陈勇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哥，我是个木匠。”我说。

陈勇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

“这张梳妆台，交给我吧。”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我帮你修好它。不要钱。”

陈勇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那张梳妆台，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我没有再多解释。

我卷起袖子，走到梳妆台前，蹲下身，仔細地查看。

就像当初，我爸让我修那把太师椅一样。

这是香樟木的，用料很足。虽然旧了，但木质依然很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断掉的那条腿，是齐根断的，修复起来有难度。

但我有把握。

我对陈勇说：“大哥，你家有工具吗？锯子、凿子、刨子。”

陈勇回过神来，连忙点头，“有，有！我爹以前也喜欢鼓捣点木工活。”

他从屋里给我找来了一套工具。虽然很旧了，但还能用。

我就在那个嘈杂、悲伤的院子里，开始干活。

我把断腿拆下来，仔細清理了断口。然后，我让陈勇找来一块厚实的木板，在上面画线，开料。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围过来看。

他们不明白，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做这种事情。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手里的木头和工具。

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家的那个小铺子，回到了那种心无旁骛的状态。

锯子在我手里，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木屑飞扬，带着香樟木特有的味道。

这味道，仿佛能驱散院子里悲伤的气息。

我是在修一张梳妆台。

但我更觉得，我是在完成陈舒姐的一个遗愿。

我是在用我的手艺，来偿还一份情义。

这份情义，无关风月，无关金钱。它是在一列摇晃的绿皮火车上，由一碗泡面、一个鸡蛋、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凝结而成的。

它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

但它也很重，重得让我必须用我最珍视的手艺，去郑重地回应。

第八章 没有终点的旅程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我修好了那张梳妆台。

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给它重新上了一遍蜡。用的是最传统的烫蜡工艺，把蜂蜡融化了，一点点地渗进木头的纹理里。

经过这番打理，整张梳妆台焕然一新。

它不再是一件残破的旧物，而是像一位洗尽铅华、风韵犹存的老妇人，静静地立在那里，散发着温润、沉静的光。

断掉的那条腿，被我用一个精巧的“暗榫”接上了，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

我站在梳妆台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三天，我吃住都在陈家。陈勇一开始过意不去，后来也就不再跟我客气。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朋友。

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陈舒姐的事。

说她从小就懂事，为了让他读书，自己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说她嫁人后，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每个月还是会给他和父母寄钱。说她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几天，心里装的，全是别人。

我听着，心里愈发沉重。

我何其有幸，能在人生的低谷，遇到这样一位善良、通透的女性。

而我又何其不幸，我们的缘分，竟是如此短暂。

陈勇看着修复好的梳妆台，眼睛又红了。

他走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光滑的台面，就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林默……兄弟，”他转过头，声音沙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勇哥，别这么说。”我摇摇头，“我和陈姐，是朋友。朋友之间，不兴说这个。”

“我姐……她在火车上，跟你都说什么了？”他问。

我想了想，把我和陈舒姐在火车上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从那杯不小心打翻的热水，到那碗深夜里的泡面，再到关于“围城”和“良心”的讨论。

我讲得很慢，很仔细，仿佛想把每一个细节，都重新经历一遍。

陈勇静静地听着，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姐她……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擦了擦眼泪，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总是在开导别人，自己的苦，却从来不说。”

“她这次回来，其实……她男人在外面有了人，要跟她离婚。她心里憋着火，又赶上我妈病重，一下子就……垮了。”

我的心，像被重锤狠狠地击了一下。

原来，她的围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固，还要冰冷。

原来，她那句“日子是苦点，但人心没散”，是对我的安慰，也是对她自己的期许。

她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了下去，却把最温暖、最通透的一面，留给了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语言，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天下午，我要走了。

陈勇执意要开车送我。

临走前，我把那张写着陈舒姐电话的纸条，连同我那个紫檀木的杯子，一起放在了梳妆台上。

“勇哥，这个，就留在这里吧。”我说，“算是个念想。”

陈勇点点头，没有拒绝。

车子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

窗外，是连绵不绝的田野，庄稼正在茁壮地生长。

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和陈舒姐的相遇，就像两列在不同轨道上行驶的火车，偶然在一个小站交汇。我们隔着窗户，分享了彼此的风景，然后，便又各自奔赴前程。

只是，我没想到，她的那趟列车，终点竟来得如此之快。

“林默，”陈勇忽然开口，“以后，常联系。你这个兄弟，我认了。”

“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我爸妈看我神情不对，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只是不停地抽着他的旱烟。

最后，他说了一句：“是个好人。可惜了。”

我妈则抹起了眼泪，“这女人，命太苦了。”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我守着我爸的那个小铺子，修着街坊邻里送来的各种老物件。

我的手艺越来越好，名声也渐渐传了出去。甚至有市里的人，专门开车来找我修家具。

我的生活不富裕，但很充实。

我不再去想什么“价值”，什么“市场”。我只是觉得，能用自己的手，去修补一些东西，去留住一些念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时常会想起陈舒姐。

想起她在火车上温和的笑容，想起她那双通透的眼睛，想起她说的每一句话。

她像一颗流星，划过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夜空。虽然短暂，却足以照亮我前行的路。

我和她之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我们之间，只有一段意外的、短暂的相逢。

但这份“情”，这份萍水相逢的情义，却比我经历过的任何感情，都更深刻，更让我难以忘怀。

它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比金钱更宝贵的。比如良心，比如情义，比如一个普通人，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坚守的，那份朴素的尊严。

这段旅程，没有终点。

因为陈舒姐留给我的东西，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将陪伴我，走完余下的人生。

来源：湖泊中划船的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