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与癌症的漫长战争中，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 CAR-T）无疑是近年来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它如同一支经过基因编辑的“生物导弹”部队，能够精准识别并摧毁癌细胞，尤其在治疗某些血液肿
引言
在与癌症的漫长战争中，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 CAR-T）无疑是近年来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它如同一支经过基因编辑的“生物导弹”部队，能够精准识别并摧毁癌细胞，尤其在治疗某些血液肿瘤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这支战功赫赫的“特种部队”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它必须“量身定制”。目前的CAR-T疗法大多是自体（autologous）的，即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在体外进行改造和扩增，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这个过程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漫长（通常需要数周），而且对于一些病情危重、自身T细胞状态不佳的患者来说，根本无法实施。
因此，开发一种“即取即用”的通用型（allogeneic）CAR-T细胞疗法，成为了全球研究人员竞相追逐的圣杯。通用型CAR-T细胞来自健康的捐赠者，可以提前制备、严格质控并冷冻储存，像货架上的药品一样随时取用，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和治疗门槛。然而，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上，横亘着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和宿主抗移植物（Host-versus-Graft, HvG）排斥反应。前者是“引狼入室”，供体的T细胞攻击患者的正常组织；后者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患者的免疫系统将外来的CAR-T细胞视为异己并清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主流策略是敲除CAR-T细胞表面的T细胞受体（T-cell receptor, TCR），这相当于卸下了这支“外籍军团”识别“非我”的雷达，从而避免了GvHD。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失去了TCR的CAR-T细胞似乎变成了无根之木，在患者体内的长期持久性（persistence）大打折扣，最终影响了疗效。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安全，就得牺牲持久性；想要持久，又难以控制GvHD的风险？
8月21日，《Cell》的研究报道“Glycan shielding enables TCR-sufficient allogeneic CAR-T therapy”，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跳出思维定式的巧妙方案。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敲除一个名为SPPL3的基因，可以为CAR-T细胞披上一件特制的“糖衣铠甲”。这件铠甲不仅能帮助细胞躲避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还能巧妙地“隐藏”TCR，在保留其促进细胞存活功能的同时，显著降低GvHD的风险。这项工作不仅为通用型CAR-T疗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更向我们展示了细胞表面聚糖（glycan）在免疫调控中的巨大潜力。
要理解这项研究的精髓，我们先来回顾下通用型CAR-T面临的核心矛盾。想象一下，我们将一支来自健康捐赠者（Donor A）的T细胞军团，注入到患者（Patient B）体内。这支军团的每个士兵（T细胞）都带有一个身份识别器——TCR。
首先是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T细胞军团的TCR会扫描患者体内的所有细胞。由于捐赠者和患者的组织相容性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不同，这支军团会把患者的正常细胞，如皮肤、肠道和肝脏细胞，当作“敌人”并发起猛烈攻击。这是一场致命的“内战”，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其次是宿主抗移植物（HvG）排斥。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包括他自己的T细胞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 NK）细胞，同样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它们也会识别出这支外来的CAR-T军团是“非我族类”，并对其进行围剿。这导致CAR-T细胞在进入患者体内后不久便被清除，无法形成持久的战斗力，癌症也因此得以喘息和复发。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敲除CAR-T细胞的TCR基因。没有了TCR这个“身份识别器”，CAR-T细胞就不会攻击宿主，GvHD的风险得以控制。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CR不仅仅是一个攻击开关，它还能持续地传递微弱的“tonic signaling”信号，这对于T细胞的长期存活和维持功能至关重要。敲除了TCR，虽然解决了GvHD，却也可能削弱了CAR-T细胞的“续航能力”，导致其在与癌细胞的持久战中败下阵来。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CAR-T细胞“放下武器”不对宿主产生伤害，又能保留其内在的生存优势呢？这正是这项新研究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面对这个复杂的生物学难题，研究人员没有依赖于猜想，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强大、更无偏倚的策略——全基因组CRISPR筛选。他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基因敲除突变库”，其中包含了针对人类基因组中几乎所有基因的“基因剪刀”（sgRNA）。随后，他们将这个突变库导入人类原代T细胞中，创造出数以万计、每一种都缺失了特定基因的T细胞群体。
接下来，他们为这些T细胞设置了三场严酷的“生存挑战赛”，旨在筛选出那些最擅长“隐身”和“生存”的细胞：
第一关：逃避T细胞的识别。T细胞之间的相互识别主要依赖于HLA分子。研究人员筛选那些因基因敲除而导致细胞表面HLA表达量显著降低的T细胞。这些细胞就像是在战场上脱掉了军装，更难被敌方（宿主T细胞）识别。
第二关：抵抗NK细胞的追杀。NK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巡逻警察”，它们擅长识别并清除那些HLA分子“丢失”的异常细胞（即“失踪自我”识别机制）。这是敲低HLA策略通常会遇到的一个悖论：躲过了T细胞，却引来了NK细胞。因此，研究人员专门筛选那些即使在HLA表达降低后，依然能抵抗NK细胞攻击的T细胞。
第三关：抵御“自杀”指令。在免疫应答过程中，T细胞之间会通过Fas和FasL分子相互作用，诱导过度活化的T细胞凋亡（Activation-Induced Cell Death, AICD），这是一种维持免疫平衡的机制。在CAR-T治疗中，这种机制也可能导致CAR-T细胞过早死亡。研究人员筛选了那些对FasL诱导的凋亡具有抗性的T细胞。
当三场挑战赛的结果汇总时，一个基因的名字——SPPL3（Signal peptide peptidase-like 3），赫然出现在所有榜单的前列。这意味着，敲除SPPL3基因的T细胞，同时获得了降低HLA表达、抵抗NK细胞杀伤和抵抗凋亡这三项宝贵的“超能力”。这一发现如同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那根决定性的绣花针，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SPPL3究竟是何方神圣？它是一种位于高尔基体中的蛋白酶，其功能类似于细胞内蛋白质修饰流水线上的一名“质检员”。具体来说，它通过剪切和释放细胞内的糖基转移酶，间接调控着细胞表面蛋白质的糖基化（glycosylation）过程。糖基化，通俗地说，就是给蛋白质穿上各式各样的“糖衣”。
当研究人员敲除SPPL3基因后，这位“质检员”缺席了，导致细胞表面的糖基化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通过质谱分析，他们发现SPPL3敲除的T细胞表面覆盖了更多、更复杂的N-聚糖（N-glycans），并且唾液酸（sialic acid）的含量也显著增加。唾液酸是一种带负电荷的糖类，能像一层静电屏障一样，减少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层厚重而复杂的“糖衣”，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糖衣铠甲”，赋予了CAR-T细胞前所未有的免疫逃逸能力。
这件“糖衣铠甲”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首先，它提供了对宿主T细胞和NK细胞的双重防护。实验数据显示，与普通T细胞相比，SPPL3敲除的T细胞在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 MLR）中刺激异体T细胞增殖的能力显著下降。同时，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其表面能够被抗HLA-ABC抗体识别的位点也减少了。这意味着，这层“糖衣”有效地屏蔽了HLA分子，降低了其被宿主T细胞TCR识别的概率。
更巧妙的是，这件“铠甲”还能抵御NK细胞的攻击。通常情况下，HLA表达下调会触发NK细胞的“失踪自我”杀伤。然而，SPPL3敲除的T细胞却表现出对NK细胞杀伤的明显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层糖衣也屏蔽了NK细胞活化受体（如NKG2D）的配体，从而关闭了NK细胞的攻击信号。这样一来，SPPL3敲除的CAR-T细胞既不会被宿主的T细胞轻易识别，也不会成为NK细胞的靶子，实现了完美的“隐身”。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实现了对TCR功能的精细调控。研究人员通过糖基化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SPPL3的缺失显著改变了TCR/CD3复合体上的聚糖结构，增加了其糖基化的复杂度和数量。这种物理上的改变，直接导致了TCR复合体被部分“掩埋”在这层厚厚的糖衣之下。一个直接的证据是，使用抗TCRβ链的抗体进行染色，发现SPPL3敲除的T细胞表面TCR的检出信号显著低于对照组。
这正是整个策略的点睛之笔！它没有粗暴地将TCR完全去除，而是通过“糖衣铠甲”对其进行物理屏蔽，减弱了（attenuated）而非消除了TCR的信号。这种减弱的信号，足以大幅降低GvHD的风险。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中，接受SPPL3敲除、TCR完整的CAR-T细胞的动物，其GvHD评分显著低于接受普通CAR-T细胞的对照组，体重维持得更好，生存期也更长。与此同时，被保留下来的TCR依然能够发挥其促进细胞存活和增殖的“基石”作用。
在实验室中验证了SPPL3的强大功能后，研究团队首先推进了一项相对保守的临床试验（NCT06014073）。他们制备了同时敲除SPPL3和TCR的“双敲”通用型CAR-T细胞，用于治疗9名复发/难治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
临床结果令人振奋。该疗法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在28天内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s）和GvHD。在疗效方面，客观缓解率（ORR）达到了100%，其中66.7%的患者获得了完全缓解（CR）。这初步证明了SPPL3敲除策略在人体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观察结果，让研究人员对TCR的作用有了全新的思考。尽管输注的CAR-T产品中，TCR阳性的细胞比例被严格控制在0.3%以下，但在后续的检测中，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10名患者（包含1例同情用药）中的7名体内，这些极其微量的、TCR完整的“残余”CAR-T细胞竟然出现了显著的扩增，在某些患者体内甚至扩增了超过100倍！
这个“反常”现象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前方的迷雾。它强烈暗示，即使是在异体环境中，TCR的存在对于CAR-T细胞的长期持久性也至关重要。传统的TCR敲除策略，可能在追求安全的同时，无意中也丢掉了让CAR-T细胞在体内“安家立业”的关键因子。这一“从临床到基础的逆向转化研究”（reverse 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发现，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促使研究人员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基于临床试验的意外发现和实验室中关于“糖衣铠甲”能够屏蔽TCR的证据，一个全新的、更简洁的策略应运而生：我们能否只敲除SPPL3，而完整地保留TCR？
这个想法极具颠覆性，因为它直接挑战了通用型CAR-T必须敲除TCR的行业“金标准”。但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证伪与迭代。
为了验证这一设想，研究人员首先在小鼠模型中进行了关键实验。他们将TCR敲除的T细胞和TCR完整的T细胞共同注入小鼠体内，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TCR敲除细胞的比例持续下降，证明其在体内的竞争和生存能力确实较弱。
随后，他们构建了仅敲除SPPL3、保留TCR的（TCR-sufficient）新型通用CAR-T细胞，并在GvHD模型中验证了其安全性。结果证实，与未经修饰的CAR-T细胞相比，这种新型CAR-T细胞诱发的GvHD症状要轻得多。
至此，所有的临床前证据都指向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结论：单单敲除SPPL3，似乎就能在安全性和持久性之间达成完美的平衡。“糖衣铠甲”策略不仅能让CAR-T细胞逃避免疫排斥，还能通过物理屏蔽来“驯服”TCR，使其“为我所用”而不“惹是生非”。
理论和动物实验的成功，最终需要通过人体的检验。研究团队为三位病情严重、常规治疗无效的淋巴瘤或白血病患者，提供了基于该新策略的同情用药治疗。这三位患者的治疗过程，为我们展示了“糖衣铠甲”通用型CAR-T疗法的真实潜力。
其中，患者C01的故事尤为典型。她是一位33岁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既往已接受过多种治疗但病情仍在进展。她接受了来自一位HLA部分不匹配捐赠者的、仅敲除SPPL3的CAR-T细胞输注。
治疗效果是显著的。输注后1个月，PET-CT扫描显示她体内的肿瘤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达到了完全缓解，并且这一疗效持续了至少6个月。在整个治疗期间，患者体内的B细胞数量持续受到抑制，这表明CAR-T细胞一直在发挥着有效的肿瘤监视作用。
更令人关注的是安全性。患者在治疗早期出现了一些发热和皮疹等症状。但经过仔细的病理学和免疫学分析，研究人员确认这并非典型的GvHD。皮疹是自限性的，没有累及内脏，组织活检也未发现典型的GvHD病理特征。研究团队将这种独特的、由供体和宿主T细胞之间温和、相互作用引起的炎症反应，定义为一种新的临床综合征——双向异基因T细胞反应综合征（Bidirectional Allogeneic T-cell Reaction Syndrome, BATCRS）。这与传统GvHD有着本质区别，其症状更可控，且无需强力的免疫抑制治疗。
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员从这位患者的骨髓和皮疹部位分离出了CAR-T细胞，并证实了它们在人体内依然保持着SPPL3敲除后的“糖衣铠甲”表型：HLA-I和Fas分子的表达降低，而代表唾液酸水平的SNA凝集素结合能力增强。这些来自人体的直接证据，有力地证明了“糖衣铠甲”策略在真实世界中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另外两位患者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特别是患者C03，他患有高危的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且与捐赠者完全HLA不匹配（0/12位点相合）。在接受治疗后，他同样实现了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的完全缓解，且仅出现了轻微、可控的副作用。这一案例极大地拓展了通用型CAR-T疗法的应用边界，表明“糖衣铠甲”策略即使在最大HLA差异的背景下，依然可能有效。
这项发表于《细胞》的研究，无疑是细胞治疗领域的一项里程碑式进展。它为通用型CAR-T疗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极具潜力的方向。通过巧妙地利用细胞自身的糖基化修饰系统，研究人员为CAR-T细胞打造了一件多功能的“糖衣铠甲”，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该领域的安全与持久性的核心矛盾。
这项工作至少带来了三个层面的深刻启示：
1. 策略的革新：“聚糖屏蔽”（Glycan shielding）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免疫检查点抑制或基因敲除，而是通过改变细胞的物理“外观”来重塑其与免疫系统的互动模式。这为开发下一代智能免疫疗法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
2. 理念的颠覆：研究结果有力地挑战了通用型CAR-T必须敲除TCR的固有观念。它向我们证明，“调控”优于“去除”。通过减弱而非消除TCR信号，我们或许能在保留T细胞最佳生物学特性的前提下，实现安全有效的治疗。
3. 未来的希望：这项技术的成功，预示着一个真正“货架化”的CAR-T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当CAR-T疗法能够像常规药物一样被大规模生产、储存和运输时，它的价格将大幅下降，惠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
当然，正如所有开创性的研究一样，这项工作也开启了更多新的问题。SPPL3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全部功能网络是怎样的？这种“糖衣铠甲”策略是否能应用于实体瘤的治疗？BATCRS背后的详细免疫学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科学的进步，正是在这样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矛盾、颠覆旧识、建立新知的螺旋式上升中实现的。今天，我们有幸见证了通用型CAR-T疗法迈出的坚实一步，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场与癌症的战争，我们将拥有更强大、更普惠的武器。
参考文献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5)00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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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