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中俄两国专家联手破译碑文时,一段关于盛世辉煌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随之在这片土地上苏醒,也令今天正处于友好睦邻状态的中俄两国人民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俄罗斯远东的库页岛密林中,一块刻有乾隆御印的石碑沉睡了一百多年,直以1990年才被一支苏联考古队偶然发现。
碑文上的汉字与龙纹浮雕,如同穿越时空的信物,揭开了这片土地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
当中俄两国专家联手破译碑文时,一段关于盛世辉煌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随之在这片土地上苏醒,也令今天正处于友好睦邻状态的中俄两国人民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一、湮没百年的历史见证:库页岛石碑发现始末
1990年,前苏联地质队在库页岛东南部勘探时,意外发掘出了一块巨型花岗岩石碑,其正面雕琢着双龙戏珠纹饰,背面赫然盖着乾隆皇帝朱红御印。面对碑文上工整的汉文篆刻,俄方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考古同仁求助破译上面的文字。
经过中国考古专家的考证,碑文内容为乾隆御笔对联:“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曾孙余一人”。此联作于1781年乾隆七旬寿辰,旨在标榜其“长寿帝王”与“五代同堂”的双重荣耀。
大清朝廷曾下令能工巧匠镌刻了四座同文石碑,分置于大清帝国边境的四个极点,库页岛石碑正是象征东方疆界的“东极碑”。
石碑的形制与碑文内容,见证了清代鼎盛时期,中国对库页岛拥有不可辩驳的主权。然而,这座象征皇权威仪与国家领土见证的石碑,却在1860年以后沦为了清末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屈辱见证——
它也在1860年,清朝正式丢失这块土地后,被遗弃于已经改名为萨哈林岛的异国山林中一待就是一百多年,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才重见天日。
二、库页岛主权变迁:从唐的羁縻到清末彻底失去统治权
唐代《通典》记载库页岛为“流鬼国”,黑水都督府对其施行名义上的管辖权;
元代通过“骨嵬之战”武力收服岛民,纳入辽阳行省;
明代强化治理:永乐帝设奴儿干都司,以巡检以及貂皮贡赋制度维系着库页岛的主权与实际控制。
清末失去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的过程主要与沙俄的扩张及清朝的衰落有关:
清朝建立后,通过《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与俄国划定了外兴安岭至贝加尔湖一带的边界,但库页岛并未被明确提及。
清朝通过“贡貂制度”对库页岛实行间接管理,岛上的费雅喀(尼夫赫)等部族定期向清廷纳贡,但由于库页岛地处偏远,气候严寒,清朝并未在此设立行政机构或者驻军以宣示主权,主要依靠吉林将军辖下的三姓副都统进行名义上的管辖。这种松散的管理为后来的领土争端埋下了隐患。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沙俄探险队多次进入库页岛北部,并建立了定居点。
日本自江户时代起通过松前藩对库页岛南部(日称“桦太”)进行渗透。1855年《日俄和亲通好条约》承认两国共管库页岛,但双方矛盾未解,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无论是名义还是法律意义上,库页岛都是俄国承认的中国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清朝内外交困,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土地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由中俄“共管”。因此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更涉及大清的祖地,而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然而,祸不单行,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清朝廷连首都都无法保护的情况下,俄国就以“调停”为名,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库页岛)正式割让给俄国。至此,清朝在法律上丧失了对库页岛的主权。
此后,俄国通过《圣彼得堡条约》(1875年)与日本达成交易,以千岛群岛交换库页岛全岛,但此时清朝已经无力或者干脆已经忘记了对库页岛主张主权。
1905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击败俄国后,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区域割让给日本。此时的清朝已经完全沦为列强角逐的看客。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占领库页岛全境。1951年《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库页岛主权,但未明确归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实际控制权。
库页岛的丧失是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清朝在传统朝贡体系崩溃后,面对近代国际秩序时的无力与被动。这一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国家实力与领土主权的紧密关联。
三、尴尬的中俄两国:彼之荣耀即我之伤痕
这块镌刻着乾隆御笔的石碑,如同一面被时光劈裂的铜镜,照射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历史时空——一面是“十全武功”的盛世威仪,另一面是“割地求存”的王朝末代屈辱。
当中俄两国专家并肩立于库页岛的密林深处,凝视碑文上锋芒犹存的汉字时,空气里弥漫的不仅是学术探究的凝重,更涌动着民族记忆深处的刺痛与暗流。
对中方学者而言,石碑的每一道刻痕都在叩击着历史的伤痛。
1781年的乾隆王朝,正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皇帝以“七旬天子古六帝”自诩长寿帝王中的佼佼者,用“五代曾孙余一人”炫耀宗族血脉的绵长,更借四极石碑构筑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符号。
然而,这座本应象征永恒统治的“北极碑”,却在短短80年后沦为《中俄北京条约》的沉默证人——当1860年恭亲王奕訢颤抖着签署割让条约时,他甚至不知道库页岛的具体方位,就将这座蕴藏着800亿吨石油的战略要地,与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一并“打包”让与沙俄。
石碑上遒劲的御笔,与条约中潦草的墨迹,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尖锐的讽刺:一个曾经精确测绘全国疆域、编纂《皇舆全览图》的王朝,最终因闭关锁国而痛失了一座比台湾还要大的岛屿。
俄方专家则陷入更微妙的认知困境——
碑文破译现场,一位莫斯科大学教授曾喃喃自语:“这些汉字在提醒我们,俄罗斯的远东边疆史比教科书写的更复杂。”
的确,石碑的龙纹与御印,无声瓦解着了库页岛属于俄罗斯的狡辩。
更让学者们如坐针毡的是,清代文献与沙俄档案形成了互证——
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探险日记中,清楚记载着库页岛原住民出示中国官府颁发的木质符信;
而1860年谈判时,俄方特使伊格纳季耶夫故意利用清廷的地理盲区,在条约俄文版中模糊表述,却在中文版塞入“库页岛属俄国”的致命条款。
当这些尘封档案在21世纪的某一次学术会议上被逐一展示时,俄罗斯学者不得不在“尊重历史实证”与“维护现存领土”之间艰难寻求平衡。
这种尴尬更因现实政治而加倍放大——
2012年中俄联合考古期间,某次非公开研讨会上,一位中国青年学者指着石碑背面的乾隆御印追问:“如果这是中国统治的物证,是否意味着当代主权论述存在着历史债务?”
俄方领队瓦西里耶夫教授沉吟许久,最终以“文物归属过去,现实基于国际法”回应,随即转移话题讨论保护方案。
这场充满外交辞令的对话,暴露出历史研究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无力感:当学者试图拼接文明记忆的碎片时,总有无形的力量将历史裁剪成符合当代叙事的形状。
但石碑给我们当代人的尴尬性恰恰在于,它拒绝被任何单一叙事收编。那些在库页岛深山传承至今的关帝庙、散落在渔民家中的康熙通宝、阿伊努老人口述的“穿黄袍征税官”传说,都在不断复活被教科书抹除的记忆。
正如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安娜·伊万诺娃所说:“这座石碑不是中俄任何一方的‘历史武器’,而是文明碰撞的伤痕结晶体——它提醒我们,所有疆域争端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群被暴力改写的命运。”或许真正的“尴尬”,不在于历史真相的残酷,而在于我们始终缺乏直面这种残酷的勇气。
结束语:
库页岛石碑如同一把双刃剑,一面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恢弘气象,另一面则刻满民族创伤的裂痕。它提醒我们:历史从未真正远去,那些被遗落在边境线上的文明碎片,始终在无声叩问——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直面辉煌的底气,更需铭记屈辱的勇气。当海参崴港口汽笛长鸣,或许这块石碑仍在等待:终有一日,文明的光辉将超越疆界的藩篱,照亮人类共同的记忆之河。
参考资料:
《大众考古》:库页岛访古
《文化学刊》:日俄争夺库页岛之探析
《历史档案》: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管辖一例
《紫禁城》:清乾隆皇帝御用玺印解析
来源:热情的逗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