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293人中，其中有13人一开始并不在特赦名单里，因为当时相关部门认为这13个人不符合被特赦的条件。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293名战犯，其中290名都是国民党军官，特务和党政人员。
这293人中，其中有13人一开始并不在特赦名单里，因为当时相关部门认为这13个人不符合被特赦的条件。
但毛主席认为，强迫这些人改造也没什么意义，便决定把他们也列入特赦名单，这13人中就包括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周养浩。
虽然他被认为不符合特赦标准，但在改造后期，他的态度还是有所松动，让他在改造期间的生活变得相对宽松了一些。
可当他1975年得到特赦，刚出狱后就暴露真面目，他的行动告诉所有人：他在狱中的积极都是装的。
不过最终，他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那么，他在狱中究竟是怎么表现的？出狱后又如何暴露了真面目？
1949年冬，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的防线节节溃败，昔日不可一世的特务机关也陷入混乱。
在这场即将落幕的角逐中，昔日并肩作战的三位军统高官——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也迎来了他们的分岔路口。
沈醉是第一个做出选择的人，他深知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也看到了共产党掌控局势的决心。相比于顽抗到底，他更愿意抓住眼前的机会。
他在云南实力派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迅速行动，向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关于军统在云南的潜伏情报。
这一举动不仅让他保全了性命，还为解放军清理隐藏敌特提供了关键帮助，但这份“投名状”也让他的昔日战友周养浩和徐远举彻底陷入死局。
周养浩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多年经营的情报网络足以助他脱身，因此始终未曾考虑“变节”。
在国民党安排的撤离计划中，他被毛人凤安排搭乘专机逃往台湾，但当他的飞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加油时，机场方面突然宣布燃油告罄，无法继续提供补给。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养浩心生警觉，他迅速意识到情况不对，就在此时，沈醉的电话打来，希望与他见面。
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养浩拒绝了沈醉的提议，坚持留在机场，试图等待新的出逃机会。
他甚至拆下了军服上的少将军衔，试图掩饰身份，以防被人认出，但昆明方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被监视着。
很快，起义部队便掌握了他的藏身之处，并通过心理战术诱使他露面，深夜，机场广播突然传来机长的呼喊：
“周主任，沈醉站长派人来接我们了！”
听到这个熟悉的称呼，周养浩一时松懈，不自觉地探出头来，下一秒便被荷枪实弹的起义部队团团围住，至此，他的逃亡之梦彻底破灭。
徐远举比周养浩更为谨慎，隐藏得更为深入，但沈醉提供的情报已经将他的藏身之处暴露得一干二净。
当起义部队包围他的住所时，他还试图驾车突围，但他的吉普车油箱早已被人放空，他已无路可逃，最终，起义部队轻而易举地将他缉拿归案。
这一夜，曾经称霸一方的军统三剑客，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场分裂，也为他们此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周养浩落网后，并未表现出丝毫悔意，他拒绝配合审讯，面对审讯员的提问，他总是笑而不答，或者用律师般的措辞绕圈子，试图混淆视听。
在同狱者眼中，周养浩是个极难相处的人，他对其他囚犯不屑一顾，甚至连徐远举都对他的态度感到不满。
而沈醉则是他的眼中钉，毕竟，是沈醉的投诚直接导致了他的落网，两人曾在军统共事多年，如今却立场对立，关系紧张得一触即发。
但监狱的生活并没有因他的强硬态度而宽待他，起初，他仍然保持着对抗的姿态，不愿配合劳动，也不愿低头认罪。
不久后，他意识到，这种桀骜不驯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沈醉因“积极改造”而被给予宽待，每天的伙食明显比他好一些，甚至还有额外的热汤。
而他自己，则因为不配合，被安排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连一口像样的饭菜都吃不上。
更让他感到动摇的是，监狱中的人际关系远比他想象的复杂，这里不仅有国民党战犯，还有被俘的日军军官、满洲国遗留的特务，甚至连一些军阀势力的人物也在其中。
每个人都在审时度势，试图寻找一条出路，而周养浩，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策略。
渐渐地，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在审讯中适度配合，不再刻意回避问题，甚至主动交代了一些所谓的“罪行”。
他讲述自己在军统时的所作所为，讲述他如何执行上级命令，如何策划行动，但他的小聪明在这里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审讯员对他的供述并不完全相信，因为他的回答总是点到即止，从不涉及核心内容。
尽管如此，他的“改造表现”仍然为他换来了一些好处，他的劳动强度降低了，饮食稍有改善，甚至可以在监狱图书室里借阅一些书籍。
对于周养浩来说，这是他重获自由的第一步，可尽管表面上妥协，周养浩的内心并未真正改变。
他在狱中观察每一个人，试图找出那些对共产党心存不满的战犯，以便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养浩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已经所剩无几，他曾设想过逃狱，但监狱的防备极为严密，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招致更严厉的惩罚。
他也曾幻想国民党会派人营救，但等待了几年，台湾方面依然毫无动静，最终，他选择了继续伪装。
他在狱中写下“忏悔书”，痛陈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意彻底改造，为新中国效力。
这封“忏悔书”成为了他的自救工具，使他在监狱的生活相对宽松了一些，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未真正服输。
1975年春天，周养浩获得特赦，被特赦后，他并未选择留在大陆，而是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去台湾的申请。
毕竟，那里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归宿，是他昔日战友、老上司们仍在经营的舞台。
他甚至开始畅想，自己抵达台湾后会受到何种待遇，或许，会有军统的旧部前来迎接。
或许，党部会为他安排一席之地，让他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甚至，他可能会受到蒋介石或蒋经国的接见，成为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一名顾问。
但他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击碎，就在他等待赴台批复的过程中，一则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让他心惊胆战：国民党对这些被特赦的战犯并不信任。
蒋介石虽然已经去世，但台湾当局仍然对从大陆释放的战犯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刻意安插的棋子，是潜伏的“统战工具”。
特别是像周养浩这样在军统任职多年、知晓大量机密的特务，更是“高度危险人物”。
消息传来后，周养浩的心沉到了谷底，他开始焦躁不安，每天打听赴台的进展。
可是，等待的日子里，他渐渐意识到，台湾方面并没有尽快接纳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身份太过敏感，蒋经国担心他们一旦回去，会成为大陆政府的“武器”，甚至影响台湾内部的情报体系。
在香港等待期间，周养浩眼睁睁地看着同行的特赦人员一个个失望而归。
有人本想投奔台湾，但在一次次申请被搁置后，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有人则被迫远赴海外。
日复一日的等待让他变得暴躁，他甚至一度想直接联系台湾的旧部，请求他们出面干预。
但他很快就发现，那些曾经的战友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早已在新政权中站稳了脚跟，没人愿意为他这个“失势已久”的人出头。
最终，台湾政府的冷漠态度让他彻底死心，在权衡再三之后，他选择前往美国，投奔自己的家人。
他的女儿早年移民至美国，如今在那里生活得不错，虽然美国政府也不会给予他政治庇护，但至少在那里，他还能有一口饭吃。
1975年底，周养浩拖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当他敲响女儿家的大门时，女儿站在门口，脸上带着僵硬的微笑。
她没有热情地拥抱父亲，而是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多年未见的老人，随后侧身让开，示意他进屋。
他们之间的对话显得生硬而疏离。周养浩试图询问女儿的生活，而她只是简单地回答“还好”；他想讲述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却发现女儿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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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提出，自己可以在这里帮忙做些事情，以弥补过去的亏欠，但女儿只是淡淡地说：
“爸，您年纪大了，就好好休息吧。”
他原以为，自己至少还能在家人身上找到一点归属感，可现实是，连亲情都已经无法弥补他内心的空缺。
在美国的生活远没有他想象的那般顺利。他的名字在旧日的国民党圈子里已经无人提及，过去的上司和战友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对他的到来毫无兴趣。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靠着微薄的积蓄度日，他试图融入美国社会，但终究难以适应，他不会流利的英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也无法找到任何合适的工作。
1990年冬天，周养浩在旧金山的一间狭小公寓中孤独去世，直到房东发现他已经多日未交房租，才发现他已经死在那张陈旧的单人床上。
在他死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送上了一束花圈，以示哀悼，而他曾誓死效忠的台湾当局，却连一封慰问信都未曾寄来。
回望周养浩的一生，他从军统特务的高位跌落，最终客死异乡，落得个无依无靠的下场。
他曾手握无数生杀大权，最后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这场人生大戏落幕时，他才明白，最让人绝望的，不是失败，而是曾经坚信不疑的一切，最终都化作了虚无。
来源：与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