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之圣品也，至尊至贵，人神咸崇。《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管子·地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由此可知，我们“剑”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剑也被后人誉为“短兵之祖”。

《内蒙古日报》（2025年3月18日10版）。

自白

有特征的青铜剑

□高玉璞

剑，古之圣品也，至尊至贵，人神咸崇。《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管子·地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由此可知，我们“剑”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剑也被后人誉为“短兵之祖”。

剑不仅是兵器，也是古人祭祀时的重要器物。《左传》里记载了刘康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辞，意思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在于祭祀与战争。我便是一把用于祭祀的青铜剑，长49.3厘米，宽5.5厘米。

青铜剑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商代，起初只是一种类似于投掷物的扁形带刃尖头锐器，杀伤力只在尖上。随着青铜冶铸与礼器锻造的结合，工匠便在青铜器上增添各种纹饰，例如夔（kuí）纹、回龙纹、动物纹等，后来又把扁圆形的玉或金属镶嵌在剑柄顶端作装饰，行家称“剑首”。剑首的出现使青铜剑从最初的投掷器变成了手持兵器，剑的把手被称作“剑茎”。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剑身不断加长，成为步兵作战的主要兵器，而且剑茎和剑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挡板，称作“剑格”，可以保护使用者的手。此时的剑若以剑格为界，可分为两部分：剑格前是剑身，剑格后是剑柄。

我虽为祭祀用剑，也有剑格，并且剑身有篆刻“耳铸公剑”四字，说明了我的身世。

我们那时举行祭祀活动通常用马、牛、羊作为牺牲，主人那天使用的牺牲是一匹马。举行完祭祀活动后，按照礼仪，人们挖了深坑，先将牺牲马放入坑里，又将我放在马的上面，随着泥土劈头盖脸地落下，我们便陷入一片黑暗。

沉睡是打发无聊时光最好的办法。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被一位挖土建房的人唤醒，睁眼物是人非。人们轻轻拂去我身上的泥土，仔细地端详着我，抚摸着我的剑格，看到我身体上“耳铸公剑”的铭文时，我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急速的心跳，根据剑格和铭文的特征， 他们确定了我的时代。

耳铸公剑话春秋

□高玉璞 通讯员 王春胜

青铜剑是中国古代由铜锡合金制作而成的一种兵器，既可为防身兵器，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冶炼时向铜里加入锡的多少。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容易折断。铸剑的工匠便将硬度低的青铜铸成剑脊，在两刃的部位嵌合上硬度高的青铜作为剑刃。这样当青铜剑受到冲击，较软的剑脊可以吸收冲击力避免折断，较硬的刃区可以保证杀伤力。

青铜剑起源于商代，初期制作比较粗糙，形状呈狭长的柳叶状，前端尖锐，两边有刃，体式短小。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的发展到了鼎盛，青铜剑由贵族向官吏和平民开始普及，贵族随身佩带的短剑也逐渐改为长剑。屈原《九章·涉江》中“带长铗（jiá）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长铗”指的就是长剑。

青铜剑主要由剑身和剑茎两部分组成。剑茎即剑的手柄，分为两层，内层较细，与剑身为一整体，内茎外再包一层茎。剑茎和剑身之间凸出来的护板叫做“格”，亦称护手。

到了汉代，冶铁技术提高，性能更为优良的钢铁兵器替代了青铜兵器，青铜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民族熔炉”展厅，陈列着一把典型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剑身上刻着古朴的篆字铭文“耳铸公剑”。

这把剑出土于1986年。当时，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村民赵德俊盖房子，挖土时意外挖出青铜剑。剑做工朴实，柄上有剑格，虽然剑身上刻的篆字铭文令考古人员欣喜，但大家无法完整解读，后经我国著名古文字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释读为“耳铸公剑”。

“耳铸公剑”青铜剑的出土引来各方关注，推测也众说纷纭。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陈永志，以史料为依托，认为“耳铸公剑”青铜剑的主人是晋文公重耳，因为他逃亡时在狄国生活过。

出土这把青铜剑的土城子村紧挨着盛乐古城。这座古城是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城镇建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北方分布着土方、鬼方、狄等游牧部族。

重耳生于公元前697年，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第22任国君，史称晋文公，母亲是狄国人。重耳的父亲晋献公灭骊戎得到骊姬后特别宠爱她，骊姬为晋献公生下儿子奚齐。在骊姬的挑唆下，晋献公废掉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

申生被逼自杀后，骊姬又迫害重耳。无奈，重耳只能逃到娘舅之邦狄国寻求庇护。

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重耳只能继续流亡。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当时位于晋国的西北方，是狄族的活动区。重耳在狄国生活了12年。《史记·晋世家》记载了重耳奔狄的情形：“狄，其母国也……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后来，他又流亡到齐、宋、楚、秦等国。

公元前636年，年逾60岁的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到自己的国家，登上国君之位。公元前632年，重耳在城濮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楚军，被周襄王策命为诸侯之伯，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或“桓文”。

李学勤教授则持与陈永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仅从铭文“耳铸公剑”断定剑是重耳的，证据有些单薄，万一还有名字中带“耳”字的其他古人呢？

对这把青铜剑十分感兴趣的还有我区文史专家刘妙，他是土生土长的和林格尔人，专程找到挖出青铜剑的赵德俊，还原了当初挖掘现场时的情形。

赵德俊回忆，当时挖到土层约2米左右发现了这把青铜剑，埋藏剑的土层里还有马骨，马骨在下，剑在马骨上面。

史书记载，古代祭祀时多以马、牛、羊为牺牲，祭祀过后挖下深坑，将祭品瘗（yì）埋于地下。“耳铸公剑”青铜剑下面埋有马骨，表明祭祀活动是按照当时传统礼仪举行的，先将牺牲放入坑中，然后将剑放置于作为牺牲的马上面，一同瘗埋。刘妙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得出第一条结论：这是一把祭祀用的剑。

那么，这把剑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剑上的铭文成为考证剑身世的重要线索。既然铭文中的“耳”有歧义，那么就试着从“公”入手。

刘妙查阅大量史籍资料得知，“耳铸公剑”中的“公”，是周朝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君的称谓，是身份的象征。重耳的祖辈取得晋国国君的地位、正式获得“公”的资格是从祖父晋武公开始。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在他流亡狄国第4年时去世。据此推断，春秋时期，在秦晋交界的狄国，一个名字中带“耳”的人，为曾经为诸侯国国君的先人举行过祭祀活动。

时间、地点、身世、名字，印证了陈永志的推理，“耳铸公剑”青铜剑是重耳在奔狄期间祭祀祖父晋武公或父亲晋献公之物。

观点

青铜文明的代表

□张晓红

青铜剑是我国古代灿烂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两周之际的贵族生活、军事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铜剑的冶铸始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青铜剑的优良属性，跨越千年的大量青铜剑实物遗存才得以保存至今。

虽然青铜剑制造技术被后起的冶铁、碳素钢技术取代，在汉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优雅的造型、坚锐的质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鼎盛青铜文化与灿烂青铜文明的象征，承载着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和独特的铸剑、藏剑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军事史、兵器史的研究意义和造型上的审美价值。

“耳铸公剑”青铜剑锻造技艺精湛，虽剑尖稍残，但并不影响其锋芒与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

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人”，再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人”，一直到后来的北狄、匈奴、东胡、鲜卑等部族， 在这片热土繁衍生息，积淀了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这些历久弥新的文化遗产，揭示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耳铸公剑”青铜剑见证了晋国与狄国的通婚及密切往来，不仅为青铜剑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也反映出中原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交往交流融合的历史景象。（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剑光穿越数千年

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青铜剑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代表，不仅见证了无数战争的硝烟与英雄的辉煌，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记忆。青铜剑的历史可追溯至商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青铜剑逐渐从短小的匕首演变为修长的利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不仅剑身加长，工艺也更加精湛。

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剑断代为早商时期的前15世纪，是出土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从时间角度来说，这把青铜短剑堪称“中华第一剑”，比中原地区出现的青铜剑早300年。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迎来工艺鼎峰。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硫化处理的暗格菱形纹历经2500年仍寒光凛凛，其剑脊含锡量仅10%以保韧性，刃部锡量增至20%确保锋利，这种复合铸造法将铜锡合金的物性差异转化为战场优势。吴越匠人更以失蜡法铸造剑首同心圆，十二道细密同心槽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青铜时代的“纳米技术”。与越王勾践剑相比，吴王夫差剑同样闻名遐迩。这柄剑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成为青铜剑中的佼佼者。夫差曾称霸一时，剑如其人，霸气十足，其铸造工艺同样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反映出当时吴国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耳铸公剑”青铜剑则将青铜剑的叙事引向北方草原。从吴越水乡到阴山脚下，青铜剑的寒光穿越数千年，映照的不仅是金属的物性嬗变，更是一个民族对科学技术的永恒求索。每一柄沉睡地下的青铜剑，都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枚金属密码，等待后人破解其中的智慧与精神图谱。（雷焕 供稿）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