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民俗学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定位学科，在与其他学科共享概念和方法上持消极态度，反而局限了其创新能力及学术贡献。新文科的提出为民俗学解放思想、重新勘定学科范畴、拓宽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此，民俗学应借势而上，抓住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发挥社会文化现象中

摘要：传统民俗学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定位学科，在与其他学科共享概念和方法上持消极态度，反而局限了其创新能力及学术贡献。新文科的提出为民俗学解放思想、重新勘定学科范畴、拓宽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此，民俗学应借势而上，抓住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发挥社会文化现象中处处皆有“民俗”的优势，在与相关学科对话的同时挖掘其他学科忽视的或缺乏专长的问题，引入民俗学的视角予以分析，于交叉对话中开拓新的研究可能，推动现代民俗学向前发展。

关键词：新文科 现代民俗学 跨学科

作者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4期P101—P109

责任编辑：马征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及表达方式，这使不同学科内部逐渐建立起了自身学科的规范和标准，造成了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封闭。学科界限形成的僵化思维，影响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的视角往往能带来新的增长点，英国学者乔·莫兰注意到：“跨学科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人文学科中一些最有趣的知识拓展……这正是因为它的问题和缺点没有被既定的结构或惯例所掩盖。”与此同时，当今时代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愈加复杂，单一学科应对已经力不从心。从国际上看，学科互涉和跨界非常普遍，不同学科之间已经呈现出互相对话、共享知识的热潮。这在我国同样受到重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多次表示要发展交叉学科，而新文科的提出更是顺应了这一趋势。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该计划旨在通过学科融合，吸取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以发展壮大自我，提高数字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越来越多的专家强调淡化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合作与交流。新文科建设体现了一种学科创新的思维、学科革新的诉求以及对人文社会科学回应时代发展的期待。总体来说，新文科之“新”不仅在于多学科融合和贯通的“他新”，同时也要求各个学科内部要“自新”，即对固有的传统范式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变革。

事实上，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而是有弹性的、不断变化的。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某一研究方法不再专属于一个学科，而是成了多学科共享的工具，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比如，田野作业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结果。再比如，伴随新史学潮流兴起的口述史是近些年非常热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都有涉及。不过，我们并不提倡不顾学科特点的“蹭热点”或“赶时髦”，跨学科方法的滥用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

目前有关新文科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宏观的构想层面；但是从学术研究的逻辑来看，没有扎实牢固的具体研究做铺垫，新文科建设可能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学术推进。而民俗学具有注重“民”的主体性、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文化为对象和细致的经验研究等长处，有希望在以宏观倡导为主的新文科研究中突出重围，获得发展。

一、新文科为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带来机遇

民俗学在今天进行跨学科发展，既有新文科建设带来的外部机遇，更与学科本身不成熟而迫切需要主动寻求外部资源、实现现代转型有关。

新文科的提出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现有知识体系和学科制度的不满足，体现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出现生存危机后的一种自救。然而，相较于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步调，新的学科制度和研究体系还处于摸索阶段。跨学科研究并没有被广泛接纳，已经占据主流研究地位的传统学科未必愿意冒险转型。因此，这种学科交叉、视野开阔的前沿研究在科研领域并没有形成气候。对于一些研究范式相对成熟的学科来说，实现新文科转型的动力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一门学科一旦成熟就容易固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易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束缚，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完全匹配，忽略其他解释的可能，导致陷入一种思维惯性，不断承袭前人的经验和范式而造成学术的自我循环，再难有革命性的突破。但对于一直游走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本就“居无定所”的民俗学而言，似乎并不存在一种无法动摇的分析路径和规范的学科体制，这为其吸取他者之长来补己之短提供了天然的优势。长久以来，民俗学因缺乏理论性一直受到批评，但相应地也可以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也许能带来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创新意识。新文科的提出给民俗学提供了一个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发展自身的机会，即民俗学既有研究范式不够成熟、缺乏经典理论，反而为其与多学科进行交叉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民俗学本身就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但以往的学科交叉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融合中，即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包含了民间文学、信仰、风俗、历史等多学科对象，相比于本文所提倡的新文科理念主导下的跨学科发展，这些研究对象的融合只是一种停留于表象的浅层的交叉，并没有带来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的更新。而新文科强调的是学科重新整合，就是要破解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刻板化印象，以“日常生活”或vernacular取代“民俗”，实现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对此，德国、日本民俗学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与参照。综观世界各国民俗学，这一学科的创建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现实任务和研究旨趣，然而经过百年历史发展，民俗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今天世界各国的民俗学几乎都已经完成了其建立之初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且伴随着社会进步，共同面临着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缺乏解释力、发展动力不足和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需要根据当下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任务重新进行学科规划。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完成了民俗学的学科转型，实现了从关注民俗或民族精神建构向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转型。早在1961年，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就曾提到民俗学需要正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自然”、与民间文化共同构成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这一现实，提醒研究者关注被传统民俗学忽视的从“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的过渡”过程中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鲍辛格等人的研究对民俗学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的思想也推动了战后德国民俗学转向经验文化研究。日本民俗学在借鉴德国民俗学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日常文化研究的民俗学。岩本通弥指出，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并提倡东亚共同协作从“日常”重塑民俗学；岛村恭则“主张”使用“vernacular”代替“folklore”，重新阐释“民俗”的意涵，从而拓宽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使之成为“大家的民俗学”。

相较于德、日两国民俗学的发展，中国民俗学的转型显得不温不火。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民俗学建立之初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以至于学术界对民俗学产生了刻板印象，诸如对学科研究对象的底层性、边缘性、原生态、本真性等定位，一直延续至今难以变更；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缺乏持续性地反思民俗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产出，使得尚未形成体系的碎片性的理论思考被不断更新的海量信息所吞没。

不过，中国民俗学也在一直努力寻求突破，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具备了学科转型的基础。一方面，当今社会中“民”的位置和表达的合理性逐渐被承认，民俗学逐渐发展成为呈现和阐释民众生活文化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拥有介入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能力，同时拥有对社会变迁和时代潮流的敏感度，研究弹性空间较足。因此，无论是从民俗学的学科特性还是从时代背景来看，借助新文科重塑民俗学的学科优势，提炼和建构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已势在必行。

目前已有研究指出，制度刚性与学术自主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新文科建设实践层面的问题症结。随着社会演变及学术发展，既有的学科知识理论自洽遭到挑战，其传统边界被打破，内涵和外延亟须重新界定。而研究者勇于突破既有学术研究的概念、规则、范畴等阻碍变革的壁障，有权根据自己的立场、趣味和研究问题调整并拓展制度性的学科界限，不断弥合学科发展与实际需求之间的裂缝，从而促进民俗学成为与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等重要的“时代科学”。与传统乡土社会不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在呈现新的研究命题的同时，我们发现原有的单一学科理论难以对这些“新民俗”予以充分解释和做出较好的回应。就此，民俗学需要从非遗保护运动所带来的热闹中冷静下来，摆脱对“传统”和“传承”概念的依赖，引入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新文科理念的导引下，我们可以打破制度性的学科壁垒，突破长期以来的学科局限，将“民俗学”理解为一种视角、方法和问题取向，不必过分纠结于其来源、边界以及研究对象的取舍，自觉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问题意识，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开阔视野，化短板为优势，建设“新民俗学”。总之，新文科的理念为民俗学名正言顺地开展跨界建构提供了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民俗学有望通过破除既有概念的束缚，建立新的解释路径，发展为融合社会学、文化研究、艺术学、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思想并关注当下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学科，推动现代民俗学多元共生生态的形成。

二、民俗学如何突破学科边界开疆拓土

跨学科研究在今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如何借助发展新文科的机遇实现学科的跨界生长，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对此，我们首先要对“跨学科”有正确的认识。也许学科之间的边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际上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能构成学科之间的断然分别，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可通约性，具有天然的难以分割的关系，如文学、历史、艺术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之间早就形成了跨学科的分支学科，这也说明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是相对被忽略的空间，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有学者指出，其他学科的建造者曾经弃置的石头应该成为民俗学的基石，民俗学虽然不能发展出宏大理论，但研究剩余物、意外和间质给了其足够的地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俗学是跨界的学科，民俗学与各个学科之间的缝隙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进而言之，民俗学需要有开放的思想，大胆突破自我设置的学科边界，整合各个学科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以更新自身的学科思维和分析框架，寻找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空间和问题，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拓展民俗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绝处求生”。民俗学借助社会学的视野，可以增强民俗学与现实中重大社会问题的联系，为国家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民俗学借助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整体地把握文化现象，深刻理解某一社区和群体的文化实践，同时赋予其合理的解释。民俗学与艺术学的结合，可以为当下非遗保护提升解释力，并更好地理解当下民众日益追求精神满足和审美化生存的社会现实。反之，民俗学也可以在跨学科中呈现自身的优长，无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哪一个门类，只要与民俗学结合，就有了中国特色，就更为接地气，更为切近民众生活，从而在“为人民”的学术方向上作出更多贡献。

另外，跨学科指向的并非把多种学科的知识拼盘式地随意交叉组合，而是希望突破传统学科框架中对研究对象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融通多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从而达成对社会文化现象更加全面的理解，或是将曾经难以用单一学科范式解释的问题再次纳入讨论之中。因此，除了继续深耕传统的研究领域，我们还可以去探寻分散在各个学科内部但相对不受重视或是缺乏关心的内容，借助民俗学的学科视角和问题意识予以分析，形成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民俗学该如何跨越边界进入其他学科研究领域或涉猎其研究问题？下文试做初步分析。

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历史学有着天生的渊源，两个学科长期都有交叉重叠。但不同于历史学对真相的关注和对历史变迁的描述，现代民俗学更倾向于利用历史资料来回应和解释当下的社会现象。例如对经典之作《长物志》的研究，历史学更多借助于文本分析法去探讨明代造物观、器物美学以及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等问题，延续“以文证史”的思路，回应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化传统。而民俗学可以发挥其以民众的实践为中心的研究偏好，关注《长物志》中明代文人的物质生活所创造的自我认同和生命价值。换言之，民俗学更多是利用历史资料去关注具体时空中人的生活及其主体性实践，并借此反观当下新中式审美生活方式的复兴和营造。以经验研究为特色的民俗学可以与当下活生生的人进行交流，不过于依赖历史文献，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资料信息，能够及时地对现实变化予以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料缺失或材料真伪难辨的研究难题。因此，民俗学跨界到历史学，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借鉴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古今对比，更好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现在的日常文化并非理所当然的，我们有必要对其发生机制和发展脉络作出一定的解释。

文化研究与民俗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十分密切。在有些国家，民俗学就曾隶属于文化人类学，但不同于人类学对异乡和他者的兴趣，民俗学更多是对当下本我群体的生活文化研究。20世纪以来，城市中流行的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并被视为理解当代人生活方式的突破口之一。在西方当代文化研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者过分强调文化工业对社会大众的异化和控制；但如今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精英文化力量的弱化，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民众也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再生产中，借助大众文化实现自我表达。伯明翰学派试图打破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将大众文化客观化，主张关注普通人的审美趣味和日常实践，而这恰与民俗学的研究旨趣不谋而合。在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倡导下，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而使用民族志方法，并关注与人类学相区别的非远方小群体的本我文化，这也与现代民俗学的旨趣相同。然而，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影视作品、小说等进行文本分析，较少将日常生活文化纳入大众文化研究之列。这就为关注当下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现代民俗学提供了介入的机会。当代民间文化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呈现出资源化和遗产化的趋势，脱离了原先的传承母体、时空和功能，在新的社会状况下被消费、利用、混搭、重新组装并具备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在科技昌明和消费主导的现代社会，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不再分明。现代民俗学需要从关注传统的民风民俗转向对城市中大众文化的关注，拓展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变化的民间现实早已与民俗学者想象中的乌托邦式的民俗家园相去甚远。换言之，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扩展，不仅要关注集体性的、模式化的文化事象，也要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创造性实践和自主性文化表达。作为构成日常文化主体部分的大众文化，理所应当地成为现代民俗学关注的对象。张贞在《“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书中曾提到大众文化与日常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她指出，在大众文化的视角下，日常生活因能维持个体生存、促进个体再生产而具有本体性地位，大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研究不再是非日常的对立面或附属品，而是叙述内容的主体部分。德国民俗学家卡舒巴延续鲍辛格的思想理路，以柏林都市空间为起点，对城市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他明确提出民俗文化正在不断趋向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民俗学可以作为呈现多样化生活方式的科学工具，而不是单纯的遗产真伪的鉴别者。芬兰民俗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民俗学传统知识生产机制有所反思，并开放性地进行了跨学科的沟通与借鉴，成功实现了民俗学朝向文化研究发展的范式转型。相较于同质性的村落集体文化，现代普通民众的文化具有城市性、消费性、多样性、流动性、建构性和生成性的特质，为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向度。同时，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大众文化，也可以拓宽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弥补我国既有文化研究中经验取向的不足。

在社会学的多个分支学科中，文化社会学与民俗学最为接近。社会学研究通常将人看作理性的行动者，并把实践行为视作被社会结构和框架所掌控和建构的；而文化社会学的关键之处是将人看作意义的制造者，“探索意义制造如何发生，为何意义会变化，意义如何影响人类行为，以及意义制造在社会融合、控制和抵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现代民俗学关注当下人们如何建构自身生活的意义以及其中的逻辑，二者可谓异曲同工而又各有侧重。文化社会学难以舍弃以社会结构为分析核心的社会学框架，更多的是引入文化理论去分析社会学的传统议题；民俗学本身就是以“文化”作为研究重心，更容易从个体微观视角切入对文化现象的分析。除此之外，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共时性的现象，即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社会问题；而民俗学则一直在调整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长时段中相对稳定的文化规律的探索，还是对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发展与再造的问题讨论，都表明历史维度是民俗学颇为重视的。目前，文化社会学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尚缺少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而这恰是民俗学所擅长的；就此而言，民俗学可以学习文化社会学的前沿理论，而文化社会学也可以多跟民俗学对话，借此实现本土化。许多社会学关注的话题，如趣缘群体、第三场所、亚文化、中产群体的生活方式等也可以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中，作为可借鉴的资源去分析当代都市人群新的交往实践和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所创造的生活智慧。如此，必然带来二者的对话和相关研究的推进。

伴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展趋势，普通人身边的艺术现象成为民俗学比较热门的前沿话题。但与艺术学的理论及其本体研究不同，民俗学更多从主体实践出发，将“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策略性工具，通过艺术现象去研究当下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样的研究成果取向突破了艺术学偏向哲学和史论的研究倾向，也为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衔接提供了可能。韦斯·希尔明确提出，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能够为当代艺术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他认为现当代艺术在本质上具有“民俗性”，艺术研究应当重视艺术作品存在的地方性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个体性的文化表征，将艺术看作艺术生产者对于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回应，从日常文化的视角定义和考量艺术，而这都是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希尔的研究展现了民俗学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和拓展空间，也为以民俗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发展方向。其实，艺术学自身也在积极寻求跨界，在一些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上除了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等常规课程外，还出现了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等方向的课程。这表明艺术学也开始尝试超越纯粹理论分析和艺术批评的文本研究范式，借鉴多学科方法拓宽本学科的发展道路。设计学与艺术学的发展情况相似，从20世纪90年代起，其研究对象和讨论路径也开始受社会科学影响，这进一步说明擅长经验研究的民俗学在艺术领域大有可为；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我们立足于现代民俗学对都市语境下的手工艺展开了探索，将关注点从工艺本体及其历史谱系的梳理和追踪，转向了手工艺实践者以及实践过程。通过对手工艺等艺术领域的研究，民俗学在与上述其他学科对话的基础上，也能够开辟本学科的创新之路。

值得提及的是，数字时代的到来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相关研究需要新的方法和思路。在技术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各个学科专业也在不断衍生新的支系，如数字社会学、数字人类学等，开始了对传统学科范式的革命。面对历史机遇，新文科视野下的现代民俗学需要加强对数字技术民俗的研究，破除民俗与技术二元对立的观念，关注技术对民间文化的改变；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提炼新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构新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民俗学更加需要结合传播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围绕数字民俗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度剖析，以拓展和更新已有研究。就民俗学而言，传播学关于技术哲学、媒介化等问题的理论成果对数字民俗的研究有相当的借鉴价值；同时，民俗学对数字平台中民众的日常生活交往、认同和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关注也与媒介人类学、传媒社会学等学科的取向相契合。这些对于语境和行动的关注正好弥补了偏好文本研究的经典传播学视角的不足。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方面，仅是管中窥豹，未能全面。但民俗学要寻求发展就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要突破重围、化解危机，努力探索自己的未来之路。

当然，新民俗学突破学科边界的同时还需保持自身学科特点。跨学科的前提是通晓本学科的学术史，掌握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自觉与本学科的学术前辈进行对话。只有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也就是说，要先进入民俗学，全面了解民俗学，并对自身有所反思才有资格谈跨出民俗学；那些还没入门的硕博研究生，在当下学术风潮的影响下追新逐异，这还不能算是跨学科。民俗学跨界生成了“新民俗学”，但无论多新，还应具有“民俗学”的可辨识性。作为民俗学的作品应该彰显民俗学独有的学科指向和学科情怀，体现本学科的语言风格和作者的学科归属意愿。简言之，就是要在保持学科本位意识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

三、学科跨界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国民俗学若是主动自觉地向其他学科学习，有意识地开展跨界研究，定能形成新的气象；但也可能引发人们对学科归属问题的担忧。一直以来，民俗学因其交叉学科的特质带来了学科合法性的焦虑，所以极力想厘清学科边界。我国民俗学建立之初就包含了“西学”与“国学”两个视角，在西学中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取向一直与作为国学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以及历史学的风俗史研究并存于早期的民俗学研究中。虽然诸多其他专业的学者都对民俗学抱有高度热情，但更加重视民俗作为资料的作用，对于民俗之学能否成为专门之学和独立的学科则颇有怀疑。这就造成了其他学科介入民俗学，但并不能推进民俗学学科发展的结局。民俗学由于缺乏成熟定型的学术范式和学科理论方法，一直被边缘化。既然以往别的学科通过跨界到民俗学打开了视野，那么现在民俗学可以借助发展新文科的机遇，主动跨界到别的学科，向外寻找生存空间，以本专业的视角和方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文科带来的多元视角可能产生的“歧路亡羊”现象，使民俗学失去本学科的主体性与凝聚力，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国内外诸多大学者都曾穿越多个学科之间，并做出重大成就。费孝通曾说：“……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跨界带来的学科反转。换个思路看，民俗学在跨界中更能明晰自己的本位，实现学科区分。即使有人跨学科发展后加入其他学科阵营也应接受，新文科的主张其实就是要泛化学科而强调问题。相比于警惕民俗学跨界而丧失主体性，不如鼓励或尝试跨界发展，即使可能失去独立性地位但也超越了学科内部低水平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首先需要主动跨界，向其他学科学习，而不是因噎废食。其实，民俗学的学科地位是与其学术贡献呈正向关系的，学科间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可以共享，以往民俗学过于追求本学科的独特性，在与其他学科共享概念和方法上持消极态度，但仅仅局限于学科内的讨论和交流，不容易产生问题意识，影响力有限。民俗学跨越边界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本学科的问题意识选取相应的方法，在与其他学科交流互动中提炼出自己的视角和方向。

本文所提倡的跨界生长，是学科内部基于民俗学立场，从学科本位出发向外拓展并寻求更多可能的主张。新文科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要分散民俗学的力量，而是要推动民俗学加快学科观念的转变和新的知识谱系的建设，即不执着于对学科边界的勘定以及过往荣光的重现，不局限于对民俗事象的研究兴趣；而是借助新文科的视野，破除学科划分对学术的强制性束缚，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和学科追求，提高民俗学与其他学科对话交流的能力；并由此寻找到自身的生长空间，在吸取其他学科长处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新的知识生产。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厘清学科基本问题，建立共同的话语体系，深入讨论学科的共同目标，形成公认的学科意识。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跨界生长”主张并不是将民俗学定位于边缘的学科位置，而是想要指出，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的现代转型需要破除过往民俗学研究的时空和领域限制，警惕固有范式对“民”和“俗”概念的窄化以及还原论的研究范式，在汲取多个学科的学术营养的基础上探索民俗学的研究优势和特色，从而增强跨学科对话的能力，呈现系统性、贯通性的研究成果。

结语

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多从单一的微观事象入手，强调对某一民俗文化特征的深描并力图解释其传承方式和规律。这样的成果已经蔚为大观，而面对如今愈发复杂和多变的社会现实，固守过往可能会使得民俗学研究趋向套路化，难以对当下社会现实有足够解释力并产生独特的贡献。因此，我们急需学科自新，积极探索现代民俗学之路。

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各类现象都是复杂交织的综合体，单一的视角和技术手段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多视角、跨学科的探索，更容易获得新认识、取得新突破。本文提出“跨界生长”的主张就是希望民俗学能够以更加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更加开阔的问题意识来构建学科自身，以及应对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提高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交流对话的能力基础上，构建新文科背景下现代民俗学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从而推动民俗学的发展。

新文科的建设，不仅需要整合资源优势，打破门类界限；更重要的是需要有问题先行、弱化专业区隔的学术理念，有处理社会现实问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现代民俗学的建构需要注重理论视阈和前沿话题的提炼，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适当跨越学科边界，探索民俗学未来可能的命题，作出新的学科贡献。本文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学科任务和时代使命，希望能够推进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建构，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只要跨学科就可以解决民俗学的学科危机，也不是说跨学科就是要超越或取代学科。但从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处寻找到发展空间，从而生发出新的生命力，这应是民俗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