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兴亡录】第84章 宪宗之死,中兴之主却身罹不测

B站影视 韩国电影 2025-08-16 16:56 2

摘要:李纯确实是一位颇具才能的帝王,在他统治时期,大唐帝国迎来了"元和中兴"的复兴局面。这位中兴之主通过"以法度裁制藩镇"的政策,使帝国重现往日辉煌,其政绩受到历代史家的赞誉。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就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中兴大业渐趋完成之际,这位正值

李纯确实是一位颇具才能的帝王,在他统治时期,大唐帝国迎来了"元和中兴"的复兴局面。这位中兴之主通过"以法度裁制藩镇"的政策,使帝国重现往日辉煌,其政绩受到历代史家的赞誉。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就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中兴大业渐趋完成之际,这位正值壮年的帝王却开始偏离治国正轨。

随着藩镇问题的逐步解决,李纯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微妙转变。他日渐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对佛教和道教的崇信与日俱增。这种转变最终导致其执政后期的政策失衡,为这位中兴之主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回望大唐宗教史,皇室对佛教的态度可谓起伏不定。从高祖李渊的毁佛政策,到太宗晚年的崇佛转变;从武则天时期的极度推崇,到玄宗朝的道教偏好。每当帝国面临危机,佛教的因果之说往往成为皇室的精神寄托。李纯晚年的宗教倾向,正是这种历史循环的又一次体现。

李纯早年深受祖父德宗李适影响,对佛教有所接触。然而即位之初,他以平定藩镇为要务,对佛教持较为冷淡的态度,甚至在元和初年曾下令整顿僧尼队伍,限制寺院土地扩张。但当时社会崇佛之风盛行,这种时代氛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李纯的决策思维。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考量,延续祖制适当利用佛教这一传统,自然成为他潜意识的政策选择。

在元和十年之前,李纯参与的佛事活动相对有限,与其先祖相比明显减少。但到元和十二年,当淮西战事陷入胶着之际,李纯开始转变态度。他一方面密切关注前线战况,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虔诚礼佛祈求神佑。为此,他下旨在右神策军营区内兴建圣寿佛寺。为便于参与佛事活动,他还命右神策护军中尉第五守率两千士兵修筑夹城,将宫城的云韶门与芳林门连通。这项工程完工后,李纯得以随时前往寺庙祈福。

平定淮西叛乱后,不少僧人宣称朝廷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显现不可思议之神力,辅佐有为之明君”,将胜利归功于佛法的庇佑。唐宪宗李纯对此深信不疑,对佛教的崇敬之心愈发浓厚。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他亲自前往长安圣寿寺主持无遮僧斋大法会,赏赐僧侣绢帛三百匹,并派遣宦官向西市百姓分发香火,以示皇恩普施、佛泽广被。这场盛大的法会,标志着自元和十年(815年)以来李纯崇佛活动的顶峰。

然而,李纯的礼佛热情并未止步于此。在这种宗教氛围的推动下,一场更为隆重的迎奉佛骨仪式被提上日程。实际上,迎奉佛骨并非始于李纯,隋唐以来已有先例,至李纯时已是第八次。据当时负责京城佛寺事务的功德使奏报,凤翔府法门寺内藏有“护国真身宝塔”,塔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相传法门寺地宫每三十年开启一次,一旦舍利出世,便预示天下太平。功德使推算,上次地宫开启是在德宗贞元六年(790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正好满三十年,遂请求李纯准许迎请佛骨入宫供养。这一建议最终获得批准,从而拉开了元和年间最盛大的礼佛活动的序幕。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初一,唐宪宗李纯派遣僧人惟应、端甫等人前往凤翔府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并命宦官杜英琦负责监督此事。

为彰显朝廷对此次迎佛活动的重视,李纯于十二月初四特派中使携带香火,并率领宫人持香花前往临皋驿迎接佛骨。随后,他又下令由中使带领神策军官兵与僧侣共同护送佛骨入京,特地开启光顺门,使佛骨得以进入长安城,并轮流供奉于京城各大寺院,供僧俗百姓瞻礼供养。

一时之间,长安城内外、远近数百里之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崇佛热潮,信众争相礼拜,场面极为盛大。

然而,这场盛大的宗教活动也引发了朝中部分官员的忧虑。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此深感不安,遂上《谏迎佛骨表》,直言劝谏皇帝应理性对待佛教,避免劳民伤财、助长迷信之风。由于奏表言辞激烈,触怒了唐宪宗,李纯勃然大怒,将韩愈的奏章展示给群臣,并拟以死罪严惩。

在这危急关头,宰相裴度、崔群等人挺身而出,上疏求情。他们虽承认韩愈言辞失当,冒犯圣威,但强调其本意出于忠君忧国,才敢直言进谏。若因此重罚,恐寒天下忠臣之心,今后无人敢言。在众臣劝谏下,李纯稍作冷静,最终改判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今广东潮安),使其免于杀身之祸。

潮州在唐代是极为偏远、环境恶劣的边陲之地,朝廷官员被贬谪至此,往往意味着最严厉的政治惩罚。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十四日,韩愈接到贬谪诏书后立即启程,行至蓝田关时遭遇大雪纷飞。面对漫天风雪,诗人不禁感慨万千,挥毫写就传世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既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诀别之作,更展现了韩愈虽因谏迎佛骨而遭贬谪却无怨无悔的政治操守,同时也流露出对可能客死他乡的深切忧虑。

抵达潮州后,韩愈立即上书宪宗李纯,以"愚昧鲁钝"自责,并以体弱多病难耐岭南瘴气为由,恳请皇帝宽宥。李纯阅后肯定其悔过态度,念及其在平定藩镇之乱中的功绩,遂改任其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这次改任使韩愈得以避开潮州的致命环境,直至穆宗李恒即位后,才最终重返京城。

韩愈虽已向唐宪宗俯首认错,却始终未曾放弃劝谏君主的执念。他暗自期盼着有朝一日,李纯能迷途知返,摆脱对佛教的痴迷。然而事与愿违,这位帝王不仅沉溺于佛教,更逐渐深陷道教的泥沼之中——与佛教相比,道教给李纯带来的祸患更为深重。

登基之初,李纯对道教并不热衷,甚至在元和二年(807年)三月下令清查各地伪道士,严加管制。然而到了元和十年(815年)后,随着对长生不老的渴求日益强烈,他对道教的迷恋与日俱增。早在元和八年(813年),他就命中尉彭忠献率三百工匠大兴土木,修建兴唐观,并拨付十万钱以扩大规模。为便于求仙问道,他更下令在兴唐观北侧修筑一条直通禁中的复道,并赏赐役夫千匹内库绢帛。次年二月,又将宫中珍藏的道教神像、经卷等九舆宝物赐予兴唐观。

自元和十年(815年)起,唐宪宗李纯开始效仿先代帝王,崇信道教方术,并试图通过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尽管唐太宗李世民曾因丹药之害而损害健康,但李纯似乎认为那只是偶然,并未引以为戒,最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淮西平定后,李纯因中兴事业即将成功而倍感振奋。面对即将实现的大一统局面,他渴望长久维持这一盛世,甚至幻想能永远享有自己的功业。于是,他更加狂热地寻求道教的长生之法。在他看来,佛教讲求因果轮回,而道教的长生之术则更为直接、有效。

据史书记载,李纯晚年极度迷信神仙之说,热衷于服食丹药(“上晚节好神仙,锐于服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自称精通长生术的方士纷纷活跃于宫廷,进一步助长了这一风气。

当时,一位名叫柳泌的隐士向唐宪宗李纯进献长生之术,自称能炼制仙丹灵药。李纯龙颜大悦,立即安排他入住兴唐观专事炼丹,更破格授予台州刺史之职,赐予象征尊贵的金紫朝服。

这一任命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大臣们接连上奏,认为皇帝崇信方士、追求长生虽是个人私事,但让毫无治国之才的道士主政一方,实在有损朝廷体统。然而李纯固执己见,声称以一方之力换取君主长生是值得的,并严令禁止群臣再议此事。

在高压之下,朝臣们噤若寒蝉,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沉溺于丹药之中。然而这些所谓的仙丹实为剧毒之物,李纯服用后日渐出现口干舌燥、身体虚衰等中毒症状。就在此时,一场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正在暗流涌动。这场变故不仅终结了正值壮年的李纯性命,更让长期被边缘化的政治集团重新掌权。而要追溯这场政变的根源,还需从李纯后宫的暗潮汹涌说起。

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的功绩,使其被誉为中兴明君。这位勤勉的帝王日夜操劳,致力于恢复大唐盛世荣光,终于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实现了这一宏愿。然而,储君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位帝王,成为其执政生涯中挥之不去的隐忧。大唐历史上因储位之争引发的动荡屡见不鲜,如今李纯也未能摆脱这一宿命。

宪宗登基后迟迟未立太子,直至元和四年(809年)方最终定夺。这一拖延源于朝中围绕立储问题的激烈政争,其中更夹杂着立后之争的复杂因素。

早在德宗贞元九年(793年),时为太子的李纯便与宫女纪氏诞下长子李宁。同年十二月,德宗李适为爱孙李纯迎娶已故驸马都尉郭暧之女为太子妃。郭氏家族背景显赫:其父郭暧乃名将郭子仪之子,其母升平公主更是代宗李豫之女,这般尊贵的出身使郭氏在后宫地位超然。

此后数年间,李纯接连得子:贞元十年(794年)与宫妃生次子李恽,贞元十一年(795年)与郭妃诞三子李宥。这位多子嗣的帝王最终共育有十九位皇子,为日后的储位之争埋下了伏笔。

元和元年(806年)八月,唐宪宗李纯即位之初,便对其诸子进行封赏:长子李宁受封邓王、次子李恽为澧王、三子李宥为遂王,其余十七子皆得封王爵。

与此同时,郭氏被册封为贵妃。值得注意的是,郭氏出身名门望族,其家世背景远非宫女出身的纪氏可比。其子李宥虽排行第三,但与长兄李宁、次兄李恽年龄相仿。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李宥本应被立为太子,其母郭氏也理应册立为后。然而历史发展却出人意料。

直至李纯驾崩,郭氏始终未能正位中宫。史籍虽未明载其中缘由,但从相关记载中仍可窥见端倪。其一,唐代贵族女子多生长于优渥环境,在娇生惯养中容易形成性格缺陷。观郭氏后期表现,确实存在明显的性格问题,这可能影响了她与李纯的夫妻感情。其二,据史料披露,李纯后宫宠妃众多,他可能顾虑郭氏若为皇后,会以其尊贵身份干涉自己的私生活,这或许也是迟迟不立后的重要原因。

从李纯子嗣数量仅次于李世民和李隆基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在后宫生活方面追求较大的自主权。郭氏家族的显赫背景反而成为其立后的障碍——郭氏的祖父郭子仪功高震主,早在肃宗时期就因军功过盛而遭皇室猜忌。李纯显然不愿让外戚势力过度介入朝政,以免影响皇权集中。这一政治考量直接影响了郭氏及其子李宥的地位。

元和四年(809年),经过深思熟虑,李纯最终选择了相对稳妥的方案,册立长子李宁为储君。这一决定既反映了皇帝的个人意志,也体现了朝臣的重要影响。同年三月,宰相李绛就曾上奏直言:"陛下践祚四载未立国本,恐启诸子非分之念",敦促尽快确立储位。

李绛的奏议虽未指名道姓,但其中"非分之念"的警示显然有所指涉。在当时嫡庶有别的礼制框架下,母族显赫的郭贵妃之子李宥确实最易引发权力觊觎,这是出身平凡的纪氏之子李宁所不具备的政治风险。尽管李绛未明确表态,但其言辞中隐含的立长原则与时代礼法高度契合,实际上为李宁的册封提供了重要支持。可以说,这一储君人选的最终确立,是君相共议、朝野共识的结果。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唐宪宗李纯下诏命吏部着手筹备太子册封大典。然而天公不作美,当年春夏之际连绵阴雨,致使典礼无法如期举行,只得推迟至秋季。可秋日依旧霪雨不绝,晴日难见,直至冬季十月,太子李宁的册封仪式才终于得以举行。

颇具意味的是,这场屡遭延误的典礼仿佛预示了李宁命运的短暂。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年仅十九岁的皇太子李宁因病早逝,令李纯悲痛欲绝,连续十三日未能临朝听政。李宁之死,使立储之事再度成为朝廷焦点。究竟应立次子李恽,还是三子李宥为新太子,不仅成为李纯必须抉择的重大问题,更激化了朝中各派政治势力的角力。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以宦官吐突承璀为首的政治集团力主拥立李恽。吐突承璀不顾朝臣异议,坚决支持李恽继位,实则意在借此培植个人权势,巩固自身地位(“欲以威权自树”)。然而李纯识破其用心,未被其所左右(“赖究宗明断不惑”)。但另据《旧唐书·崔群传》所述,李纯本人认为李宁去世后,李恽年岁最长,且曾协助处理政务,颇有才干,因此原本也有意立其为储。由此可见,李纯与吐突承璀在立储问题上的立场或曾趋于一致,背后的政治博弈更为复杂。

当时朝中以崔群为首的大臣强烈反对立李恽为太子。崔群力主立三子李宥,理由是郭贵妃出身显贵,远胜其他出身普通的宫嫔。起初宪宗李纯想让崔群替李恽写让表,但崔群以李恽并非太子为由拒绝,认为未立太子岂有让表之理?这一立场代表了多数朝臣的意见。

当时吐突承璀任淮南监军不在京城,无法干预朝政。在各方压力下,李纯最终妥协,立遂王李宥为太子,并改名李恒,即后来的唐穆宗。

值得注意的是,从嫡长子李宁去世(811年12月)到李宥被立为太子(812年7月),储君之位空缺长达七个月,足见当时的政治斗争之激烈。

这场权力博弈并未因李恒被立为太子而终结。按礼制,太子生母郭贵妃应被立为皇后,元和八年(813年)群臣多次奏请,但都被李纯以"岁时之忌"为由拒绝。史料显示,李纯虽立李恒为储,但父子关系并不融洽。

根据史书记载,唐穆宗李恒与其母郭贵妃关系颇为亲密。然而,郭贵妃始终未能登上皇后之位,这一遗憾可能在李恒心中埋下隐忧。从血缘关系来看,其父唐宪宗李纯与郭贵妃属于宗室近亲联姻,在当时虽无法律禁止,但李恒的身体状况与才智表现相较于其他皇子明显逊色,更无法与其父李纯相提并论,或与近亲通婚有一定关联。

李恒性格温顺柔和,缺乏决断力,与父亲李纯刚毅果敢的性格截然不同。这种性格差异使得李纯对这位太子始终心存疑虑,对其继承皇位的合适性长期动摇。

元和八年(813年),宦官吐突承璀自淮南返京,恰逢支持李恒的宰相李绛被罢免。此后,元和十四年(819年),另一位支持李恒的大臣崔群也被排挤出朝廷中枢。随着吐突承璀逐渐获得李纯信任并掌握实权,他经过数年观察,察觉到皇帝对太子李恒并不十分满意。加之吐突承璀本人支持另一位皇子李恽,他深知一旦李恒继位,自己的地位势必受到威胁,因而对太子之位另有所图。

李纯因长期服用丹药导致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此时宦官吐突承璀开始策划废黜太子李恒,企图改立澧王李恽为储君。

据《资治通鉴》记载:"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这段史料表明,吐突承璀的废立计划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他可能自恃权势,又见皇帝对太子的态度冷淡,因此行事颇为张扬。

得知消息后,李恒深感忧虑,立即向担任司农卿的舅舅郭钊寻求对策。郭钊建议他保持孝道,静观其变:"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这番劝诫暗含深意,实则是让李恒等待李纯去世后自然继位。

然而当时李纯年仅43岁,虽因丹药之害健康堪忧,但尚未到垂危之际。令人意外的是,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李纯突然在中和殿暴毙。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自然死亡,而是一场由太子李恒及其母郭贵妃主导的宫廷政变所致。这一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政局走向。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初一,唐宪宗李纯因长期服用丹药导致身体恶化,无法主持新年朝会。当时,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入京朝见。此前他在平定平卢叛乱中生擒李师道,立下大功,因此尽管病重,李纯仍坚持在麟德殿亲自接见他。由于李纯服药后长期体弱多病,屡次中断临朝,京城内外早已流传皇帝命不久矣的传闻。刘悟此次亲眼见到皇帝尚能接见臣下,便将所见传至朝野,暂时稳定了人心。

然而仅仅二十七天后,宫中突然宣布李纯驾崩,年仅四十三岁,震惊朝野。

关于唐宪宗之死,历代史书说法不一,但多指向非正常死亡:

《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帝暴崩,当时皆言内官陈弘志弑君,史官避讳,未敢明书。”

《旧唐书·王守澄传》提到:“宪宗病势沉重,宦官陈弘志等人行逆弑之事。因宪宗威望甚高,内廷不敢声张,只对外宣称是丹药引发暴毙。”

《新唐书·宪宗本纪》则更为直白:“宦官陈弘志谋反。庚子日,皇帝驾崩,享年四十三。”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宪宗长期服用金丹,性情躁怒,身边宦官常遭责罚,甚至被处死,众人惶恐不安。庚子日,皇帝突然暴毙于中和殿,民间普遍传言为内侍陈弘志所弑。”

综合各史书记载,唐宪宗李纯之死极可能并非因丹药中毒而自然亡故,而是源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长期服药损害了他的健康,但真正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宦官集团,尤其是陈弘志发动的弑君政变。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晚唐宦官专权局面的进一步加剧。

历史学者对唐宪宗李纯之死存在不同解读。当时宦官陈弘志虽参与其中,但以其卑微身份,单独弑君的可能性较低。

清代史学家王夫之提出,陈弘志仅是执行者,幕后主谋另有其人。他认为李纯不立郭贵妃为后,又与吐突承璀密谋废黜太子李恒,改立李恽,这直接威胁到郭贵妃母子的地位。王夫之推测,很可能是郭贵妃与太子联合宦官集团发动政变("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这一观点得到陈寅恪等史学大家的认同。

从现存史料可见,太子李恒确实曾就此事咨询其舅郭钊,显示其已意识到危机。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纯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暴毙后,李恒在闰正月初三的即位诏书中特别提及:从正月二十八日至闰正月初三期间,宫禁守卫出现异常调动,内侍省官员轮值频仍。这一细节或许暗示着宫廷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寻常的权力交接。

李恒在赏赐守卫将士时选择从正月二十八日开始计算,而非从李纯去世的正月二十七日算起,这一细节值得深入探讨。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卷记载:"庚子(二十七日),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人钱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这些记载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在李纯驾崩当日,宫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以梁守谦为首的宦官集团在掌控神策军后,迅速发动政变,不仅除掉了政敌吐突承璀,还剿灭了澧王李恽的势力。考虑到吐突承璀在朝中的权势地位,这场政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武装冲突。可以推测,正月二十七日当晚,宫廷内部很可能发生了血腥的厮杀,最终以梁守谦集团获胜告终。正是由于神策军和宫廷卫队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李恒才在即位后立即给予重赏。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李恒不仅完全知晓政变内情,而且很可能是这场权力更迭的核心参与者。选择从正月二十八日开始计算赏赐,或许正是为了掩盖二十七日当晚发生的血腥政变,将权力交接过程表现得更加"合法"和"平稳"。这种时间节点的刻意选择,实际上暗示了这场皇位更替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梁守谦等宦官集团为何会协助太子李恒加速即位并最终弑君?这个问题需要从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宦官集团的内部权力演变说起。

作为中兴之主,李纯登基后志在重振大唐国威。他深知宦官在唐朝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因而即位之初就对宦官势力采取压制政策。当时因违法受惩的宦官不在少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吐突承璀凭借出色的行政能力和对李纯"以法度裁制藩镇"政策的坚定支持,逐渐获得皇帝的特殊信任和重用。

吐突承璀的显赫地位引发了其他宦官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反而招致了李纯和吐突承璀更严厉的打压。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宦官集团分裂为两大阵营:以吐突承璀为首的得势派,和以梁守谦、王守澄、陈弘志为代表的失意派。

在李纯神智清醒时期,失意派宦官尚能勉强维持生存空间。但据《资治通鉴》记载,李纯因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性情暴躁,滥杀宦官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威胁下,梁守谦等人选择发动政变实为自保之举,只是手段过于极端。在权衡各方势力后,他们认定太子李恒和郭贵妃是最可靠的靠山,这成为他们铤而走险的根本动因。

在唐宪宗晚期的宫廷权力博弈中,以吐突承璀为首的“得势派”日益骄纵,而太子李恒、郭贵妃等则处于边缘地位,处境堪忧。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失意势力与太子集团暗中联手,成功反扑。得势派措手不及,吐突承璀等人在政变中被诛杀。而唐宪宗李纯的突然驾崩,也被普遍认为与其长期服食丹药、宠信方士有关,可谓自食其果。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闰正月初三,太子李恒于太和殿登基。新帝即位后,立即对拥立功臣进行封赏。其中,涉嫌参与杀害先帝的宦官陈弘志不仅未受惩处,反而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监军,重掌要职。与此同时,李纯生前极为宠信的道士柳泌等人,则被李恒下令处死,以示与旧政切割。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李恒与郭贵妃亲自参与了刺杀行动,但他们在政变前后所扮演的角色显然难逃道德谴责。从历史角度看,李恒无疑是这场权力更迭的最大受益者——原本备受压制的势力一跃成为新朝核心,攫取了最高政治权力。

登基之后,李恒召回曾支持自己的湖南观察使崔群,特意召见于别殿,有意委以重任。然而崔群态度沉稳,并未因飞黄腾达而欣喜若狂。他坦然回应:自己当初支持太子,完全是出于遵从先帝遗意,而非投机逐利。

从崔群的言论可以推断,尽管他并未直接参与宫廷政变,但显然对事件内情有所了解。他对李恒在政变中扮演的弑父帮凶角色表现出强烈不满,这种态度暗示了朝中部分大臣对这场政变的道德评判。

与此同时,郭贵妃的命运迎来了戏剧性转折。在长期受制于李纯而未能如愿登上后位后,随着儿子李恒登基,她的地位终于获得正式确认。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二日,郭氏被册封为皇太后,李恒不仅每月率领百官前往兴庆宫行隆重贺寿之礼,更通过追赠其父郭暧为太尉、提拔舅舅郭钊为刑部尚书等举措,试图弥补母亲此前的政治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李恒在即位后迅速推行了一系列收买民心的政策。二月初五颁布的大赦令,免除百姓积欠各官府部门的钱粮债务,显示出新君急于巩固统治基础的意图。然而其随后在国丧期间的表现令人侧目——在父皇灵柩未葬之时,他就在丹凤门内大摆宴乐,沉迷于倡优杂戏;十五日更亲临左神策军观赏摔跤表演,对不久前的弑父政变表现得若无其事。这种反常行为,或许正是他试图逃避政治现实的心理写照,却不知这场政变的阴影终将在未来重新浮现。

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十八日,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唐宪宗李纯被安葬于同州奉先县(今陕西蒲城)西北的金炽山景陵,庙号宪宗。随着他的入土,朝堂似乎恢复了平静,然而谁曾料到,十五年后,那场掩埋在岁月中的宫廷政变竟被重新翻出,引发了一场迟来的清算。

公元826年,唐穆宗李恒的次子李昂即位,是为唐文宗。文宗生于元和四年(809年),宪宗遇害时他已十一岁,对当年的变故记忆犹新。尽管他依靠宦官王守澄的支持登上帝位,却始终对祖父之死未能昭雪而耿耿于怀。加之宦官权势日盛,渐成朝堂大患,文宗遂密谋联合宰相宋申锡铲除王守澄,可惜计划未能成功。

至大和九年(835年),文宗再度发力,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重启对宪宗遇害案的彻查。同年九月,他派遣齐抱真持御杖赴襄州,将直接参与弑君的前监军陈弘志杖毙于任所。十月初九,又令中使李好古以毒酒诛杀王守澄,并罢免其弟王守涓的徐州监军之职,王守涓不久忧愤而终。此外,宦官杨承和、韦元素分别被流放至骥州(今越南荣市)和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随后亦被赐死。

公元847年,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李忱登基,即历史上所称的唐宣宗。李忱出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当其父宪宗在元和十五年(820年)遇害时,他年仅十岁,但对宫廷政变已有清晰记忆。据唐昭宗时期翰林学士裴廷裕所著《东观奏记》记载,李忱即位后,立即宣布废除穆宗李恒的祭祀日,停止对光陵(穆宗陵墓)的例行朝拜,并撤除守陵的宫人。对于文宗李昂在位时尚未彻底清算的、曾参与穆宗政变的旧党势力,宣宗也展开了新一轮追责。

当时,郭太后已是五朝元老,年逾七十。她曾深度参与当年谋害丈夫唐宪宗的政变,如今面对宪宗之子李忱掌权,内心充满愧疚与恐惧。随着昔日同谋者接连被惩处,她愈发惶恐不安,竟企图通过自尽来嫁祸于唐宣宗,意图使其背负“不孝”之名,损害其政治声誉。

然而,李忱识破了她的图谋,对此极为震怒。

《东观奏记》中记载:“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虽无确凿证据表明郭太后系李忱直接下令杀害,但这一记载足以说明宣宗对其恨之入骨,若推测其默许或授意其死亡,也并非毫无根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郭太后死后,大臣王皞上疏,请求将其与唐宪宗合葬。此举竟引发李忱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王皞贬为润州句容县令(今江苏句容)。此举充分暴露了李忱对郭太后的深切憎恶,也反映出他对当年政变旧事的耿耿于怀。

郭太后的离世,为这场替唐宪宗李纯雪恨的行动画上了句点。若李纯泉下有知,想必也能安息了。

在唐宪宗李纯的统治下,一度黯淡的大唐帝国重现曙光。然而可叹的是,这竟成为大唐最后的辉煌时刻,自此帝国便再未能重现往日荣光。

李纯的一生堪称奋斗不息的一生。他承继先祖遗志: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奠定盛世基业;唐玄宗李隆基缔造"开元盛世",将帝国推向巅峰。而李纯在国运衰微之际,毅然以"贞观""开元"为楷模,力挽狂澜,平定藩镇之乱,最终实现"元和中兴"的伟业。从李纯本人到贤相杜黄裳、李绛、武元衡、裴垍、裴度;从文坛巨擘白居易、韩愈到名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愬,君臣同心,共同铸就了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元和精神"。这一精神在李纯身后仍持续影响着后世,而李纯本人也因此青史留名。

从李纯执政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大唐王朝已不具备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客观条件。帝国历经两百余年积累的深层矛盾与体制弊端,绝非一位君主个人才能所能扭转。

然而面对祖辈遗留的藩镇乱局,李纯并未退缩,而是以坚定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逐一克服艰难险阻,竭尽全力试图重振帝国雄风。虽未能彻底扭转颓势,却已尽帝王之责,最终在平定藩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尽管李纯晚年诸多作为备受争议,但其平定藩镇的功绩足以证明,"元和精神"及其政治实践应当获得历史公允的评价。历史功过,终将由后人定论!

来源:诗情画音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