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此维特根斯坦买了一个轻便的钢保险柜，把他的笔记本和手稿存在里面，放到三一学院他的起居室里。

维特根斯坦不止一次地表示害怕他的著作被火烧掉。

他恐惧地说起伟大的历史学家蒙逊是怎样在火灾中失去他的《罗马史》手稿的。

为此维特根斯坦买了一个轻便的钢保险柜，把他的笔记本和手稿存在里面，放到三一学院他的起居室里。

他多次说过，虽然他不相信他生前会出版这些成果的任何一种，但他的确希望在他死后让人出版他的书(《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次愤激地对我说，他会乐于看到他的所有著作都毁掉，只要把他的学生和信奉者们出版的东西也随着一起销毁。

他常常产生一种恐惧，害怕当他的著作终于在他身后出版时，学术界会认为他的思想是从他教过的一些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因为在他的著作和后者先于他而发表的那些著作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他恳切地问我，在他死后我能否维护他，去反对任何可能产生的上述断言或者流言蜚语。

我告诉他我会那样做。

他对这件事情的担心也反映在《哲学研究》的序言里:

“我在这里发表的东西，同其他人当前正在著述的东西之所以会有一些共同之点，原因不止一个——假如我的论述没有打上为我所有的印记——我不打算作任何进一步的声明，说它们是我个人所有的。”

维特根斯坦对于剽窃有强烈的反感。

他对我讲述过他同某个人的关系，对此已有了许多谣传。

维特根斯坦说，莫里茨·石里克、这个人和他本人相聚一起作过一些哲学讨论，他阐述了一些他的思想，他们做了笔记。

稍后一些时候，他见到了这个人一篇已被采纳要发表的文章，它不仅根据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甚至使用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例证。

这篇文章也做了注明，但表述的方式却使人认为，尽管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使作者得到了某些启发，而主要的工作当然还是作者自己的。

维特根斯坦特别愤慨。

他说他对石里克(他是“一位正派的人”)说明了这件事，后者答应为此做某种工作。

但是正在此时发生了石里克遭到暗杀突然死亡，于是这篇文章就在没有适当地承认受惠于人的情形下发表了。

对他的思想的不完整的表述，几乎同剽窃他的思想一样，会使维特根斯坦发怒。

他告诉过我一件牵涉一位听过他讲课的年轻女士的事情。

她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表述维特根斯坦关于某个论题的观点。

她把文章交给《心》的编辑摩尔，同时也给维特根斯坦看。

维特根斯坦认为文章很糟，并且告诉她不能将它发表。

当她坚持打算发表时，维特根斯坦就去摩尔那里，劝他不要登这篇文章，他对摩尔说:“你出席了那些讲课，你清楚她对那些讲课的说明是错误的！”

据维特根斯坦说，摩尔同意“那篇东西不好，”但是并没有接受不发表它的劝告。

我很清楚，这件事使维特根斯坦非常烦恼和激动。

也许这就是他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所提到的事情之一:

“……我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成果(我在讲课、打印稿和讨论中交流过的成果)在流传中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曲解，被或多或少地窜改和打了折扣。这刺伤了我的虚荣心，而且我难以使它得到平息。”

尽管对于声誉的考虑在他的性格中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像在刚才讲过的那些事情里，这种考虑甚至会变得很强烈；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记住，维特根斯坦有意地过着不显眼的生活，阻挡一切使他成为名人或者出头露面的企图，不然的话，他是肯定会成为这种人物的。

他对于自己工作的评价意见颇不易描述。

他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说，这不是“一本好书”，这个评论并非故作谦虚。

他肯定相信这项工作应该做得更好些，虽然不是由他自己来做。

当他1949年夏天生病时，路易思·穆莱医生给他治疗，他对医生略为谈了一点他的工作，他激动地说，“也许全都不对；也许全搞错了。”

但这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态度。

他以自信而且有力的论据来阐述和捍卫自己的思想。

他不相信他的哲学的中心思想可能是错的。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肯定相信他在哲学上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进展。

不过我认为，他似乎觉得这项进展的重要性也许被那些过于接近它的人们所夸大了。

他选择了内斯特洛伊的一段话作为《哲学研究》的题辞，可能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感觉:一般地说，表现大于实际，这是每一项进展的本质。

他的工作将来的情形如何，是毫无痕迹地消失，还是继续存留着，并且证明对于人类有所裨益，对于这个问题他持怀疑态度。

弗洛伊德有一次在一封信里说:“至于我的工作的价值以及它对将来科学发展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很难形成一种意见。有时我相信有，有时又怀疑。我不认为会有任何预言它的方法；或许上帝自己也不知道。”

我想这段话同样也可用来很好地表达维特根斯坦对他自己工作的态度，不同的一点是他比弗洛伊德更加倾向于悲观。

我不相信维特根斯坦曾经想到过他的工作是伟大的。

像“不受保护的鸟”那件事所表明的，维特根斯坦有时怀疑他的朋友们。

他疑心他们爱慕他不是由于感情，而是由于他们对他作为一个哲学启示的来源而感兴趣。

他有一次对我说，当他是一个年轻人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不会有一个希图钱财的朋友；但是现在他害怕他有了一些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哲学的朋友。

他需要不企图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朋友，另一次他说:“虽然我不能提供关爱，我却迫切需要关爱。”

人的体贴，人的关心，对他来说是比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高尚趣味远为重要的品质。

他愉快地讲过一件他在威尔士经历的事情。

他在一位传教士家中寄宿。

当维特根斯坦第一次会见这家人时，这家的主妇问他是否喜欢喝点茶，是否还喜欢这样或那样东西。

她的丈夫从另一间房里对她喊道:“别问了，给就是！”

这一声喊话使维特根斯坦产生了极为满意的印象。

在谈到某个特别大方、善良或者诚实的人时，维特根斯坦所作的典型评语就是，“他是一个通人情的人！”

这就含蓄地认为，大多数人都不能算是通人情的。

无疑地维特根斯坦确实迫切需要人的温暖和感情，任何一点普通的善意他都格外感激。

但是他在朋友关系中却非常严格。

他会以极为生硬的态度责备一个朋友。

他有一种疑心别人的动机和品性的脾气。

有时他的判断是轻率和错误的。

但是整个来讲他对他的朋友们作出了准确和现实的评价。

正如史密塞斯说的，当维特根斯坦给某人一顿申斥，这个人通常会听下去，他能从维特根斯坦的责备中了解到自己的情况。

他对一切形式的虚荣、做作或自满特别不能容忍。

但是，如前述一些事情所表明的，维特根斯坦也会对一位朋友极其苛刻。

还有一件也许有点可笑的事例是这样的:

在他三一学院的住所里，他养了一小盆花。

当他在学期之间的假期里离开剑桥去威尔士时，他把这盆花放到我家里。

我怕我们把它疏忽了，有时把它搁得太靠近了电热器。

它开始显得蔫黄，叶子和花蕾渐渐地脱落了。

当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我把这盆花送还他的住所，当时花已完全死了。

几天以后，他同我的妻子偶然在街上遇见，这是从他六个星期前去威尔士以来第一次见面。

他也不问候一句就严厉地说:“我看你们一点也不懂得养花！”

再也不说什么就走开了。

我的妻子很狼狈。

他下次来我家时就没有再提到这盆花。

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

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抑郁。

1946-1947年的冬天，每逢同他在一起待过几小时，我就精神劳累，神经紧张。

我的典型感觉就是，几天之内再见到他我就吃不消了。

那年冬天，维特根斯坦有几次表示不愿继续担任教授职务。

毫无疑问，做一个职业的哲学家这个想法，他是非常讨厌的。

他对大学和学院的生活强烈不满。

讲课和讨论的紧张日程使他很劳累。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影响，主要的一面是有害的。

看到他的学生当中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一知半解和追求浅薄的机智的习气，他感到厌恶和痛苦。

他自己觉得他当教师是一种失败。

这一点我相信是经常使他苦恼的原因。

他在讲课中经常用真正痛苦的声调叹息:“我是一个糟糕的教师！”

有一次他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一年的讲课:“我可能播下去的唯一种子，只是一堆难懂的行话。”

除开旁的不说，我想在他的哲学内容里的确有某些东西，由于被不适当地领会，对于那些受它影响的人产生了而且还在产生着不良的后果。

我指的是他关于词不是以“固定的”意义来使用的见解(《哲学研究》，§79),和概念没有“明确的边界”的见解(同上，$68,§76)。

我认为，这种学说在他的学生中引起了一种倾向，即以为在他们自己的思维中，可以不要求准确性和彻底性。

这种倾向只能导致一种轻率马虎的哲学工作，而不会有别的结果。

想辞去教授职务的考虑，在维特根斯坦心里愈来愈强烈了。

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与我所认识的一位哲学家有关的一件事情上。

这位哲学家在1946-1947年冬天给我写信说，他想明年来剑桥待一年，不知能否获准去听维特根斯坦的讲课。

我就这件事问了维特根斯坦。

我记得他直接给这个人写了信，同意他来听课。

但是维特根斯坦也要我给他写信，请他注意到维特根斯坦有可能在下一个学年以前辞去教授职务。

维特根斯坦请我，而不是由他自己去传达这个警告，是为了避免引起流言。

我照他的要求做了。

1947年夏天，他真去见副校长，提出了他的辞职请求。

但是他在那里被告知说，他已获得了一学期的休假，并劝他1947年米迦勒节学期休假，而把辞职问题暂时放一下。

于是他要我把他计划的改变告知上述那个人，并且说，只知道维特根斯坦会在大斋节学期讲课，虽然他要辞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我照他的要求去做了。

当秋季维特根斯坦的确辞去了教授职务时，上述那个人非常生气，而且对维特根斯坦进行了(后面会谈到) 无理的和不公平的责难，好像认为维特根斯坦存心欺骗了他，或者似乎维特根斯坦有责任继续开课，因为这个人曾指望来听他的课。

而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此作了细致的考虑。

不认识维特根斯坦的人，普遍地认为他是一个神秘古怪的人物。

他不仅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而且也是无数异想天开的流言蜚语的对象。

有一次在剑桥我听见一个大学生一本正经地对另一个人说，维特根斯坦是躺在地板上而且盯着天花板来进行讲课的。

当他在美国住在我家里时，有谣传说，他的住处是一间车库，而我是唯一可以去见到他的人。

而后来当他住在爱尔兰海边的一所小屋里时，我听到一个离奇的谣言，说他在土耳其牧羊。

有一个大学生住在维特根斯坦惠威尔院住所的楼下一层或二层，他有一架钢琴，经常弹奏。

声音传进维特根斯坦的房间，使他几乎发狂，特别当乐曲是他所熟悉的时候。

听到琴声他就不能进行思考。

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弄到了一台大型的旧电扇，它发出一种均匀的噪声，音量之大足以盖住琴声。

有几次我在他的房间里参加讨论，电扇开着，我只觉得他的呼吼声使人心烦意乱，然而维特根斯坦却丝毫不感到厌烦。

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狄逊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住在与维特根斯坦相邻的一套房间里。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请他吃茶点。

狄逊告诉我，谈话开始是关于狄逊的研究的性质。

然后，后者出于礼貌地问到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的性质。

维特根斯坦立刻警觉起来，问狄逊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

当维特根斯坦知道他不是记者时，就对狄逊谈起了哲学的性质，以及他自己在哲学中所研究的那一部分内容。

狄逊回忆了维特根斯坦一则颇有意义的轶事:

一天，当维特根斯坦经过一个场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于是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想法，即我们在语言中是在用词语进行游戏。

他的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一种“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的见解，显然就起源于这一件事情。

狄逊还回忆了他同维特根斯坦的最后一次相遇。

那是1946-1947年五朔节学期结束的时候，狄逊正在惠威尔院里的楼梯底下捆扎他的箱子。

维特根斯坦——他有几个星期未见到他——拿着他散步用的手杖，穿着雨衣，戴着苏格兰呢帽，走下了楼梯。

他向狄逊点点头准备走过去，但又停下来说道:“我的脑子变得越来越蠢，越来越蠢了！”

然后他走过去，再没有说一句别的话。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