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度量衡作为测量长度、容积和重量的标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尺。中国的计量实践由来已久，律管吹灰定时，黄钟累黍，沟通天文地理，统一度量衡，关于计量的理念先进，体系完整，器具精准，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夏计量文明的演变与外传

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黎钰琳 高莎莉

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众所周知，度量衡作为测量长度、容积和重量的标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尺。中国的计量实践由来已久，律管吹灰定时，黄钟累黍，沟通天文地理，统一度量衡，关于计量的理念先进，体系完整，器具精准，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华夏计量文化的梳理，有利于提振文化自信，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一、上古计量单位近取诸身

古代计量活动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以及交换关系的发展，需要计量物件的长度、容量和重量。度量衡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指测量标准与器具，作为动词指测量行为。度即测长度，量即量体积，衡即称重量。在早期，人们“近取诸身”，以身体部位作为参照物，确立“度量衡”的测量标准，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举足为跬，倍跬为步，迈步定亩，手捧为升。《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作为尺度和重量的标准，即“身为度，称以出”。山西陶寺遗址中期王墓中出土一根长171.8厘米的彩色漆杆圭表，即古代一丈的长度，按商代1尺16.9厘米的标准，成年男子身高1丈，即约170厘米，“丈夫”一词来源于此。《说文解字》：“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咫是妇女将手掌伸展后从拇指到中指的距离，稍短于尺。后来咫尺连用，如“近在咫尺”“咫尺天涯”，表示距离短。《孔丛子》：“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之盛，谓之掬。”

除了人体部位外，自然界的物品既是度量衡的对象，也可以作为计量单位。《周礼·地官·司市》记载：“胥执鞭度。度，殳也，因刻丈尺，则为度。”胥即华胥氏，“胥执鞭度”即以华胥氏的皮鞭长度为基准刻尺为度。最早的度量衡负责人分别姓度、量、衡，以职业为姓。如“度姓”：“度人，就是殳人，原为掌管‘度量衡’长度标准的官吏。”殳字本义是“无刃的长竹竿器物”，度姓人原本是拿竹竿测量长度的殳人。殳人曾是盘古嫡妻常羲的12个女儿，其名字中都含有殳。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跳竹竿舞的民俗，可能是上古“殳人”度量衡活动的遗存。

据《孙子算经》记载：“度之所起，起于忽。欲知其忽，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五十引为一端，四十尺为一匹，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丝作为最微小的长度单位，成为长度测量体系的基准。“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十撮为一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粟作为最微小的体积单位，成为体积度量体系的基准。“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钩，四钩为一石。”黍作为最微小的重量单位，成为度量重量体系的基准。“斤”原本是可以砍东西的斧子，因经常使用，人们知其轻重。斤于是成为重量单位，1斤就定为一把斧子的重量。山东有古地名“计斤”，可能与早期的核对斧斤统一度量衡标准有关。

丝、粟、黍等自然物因其生长环境、品种不同有个体差异，导致量值的不稳定和不一致，影响权威性和统一性。随着手工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营造宫室城垣，制造舟车兵器，测量天文，治理水患，丈量土地，盛量谷物，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度量衡，古人开始选用陶器、青铜器、玉器等人造物作为度量衡的基准。《考工记・玉人》记载：“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特定规格的玉器成为天子“量物之度”的标准。人造物基准的出现，有利于克服自然物基准的缺陷，实现标准化和精确化。传世的商代骨尺长15.8厘米，是计量长度的最早实物。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寽”“匀”等重量单位名称。据铭文记载，周王室给领主贵族赏赐一定量的铜。由此可知，殷商后期或西周早期已有重量计量，并得到应用。

二、律管吹灰定节气

音律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用管子吹奏与鸟鸣相近的声音，诱捕鸟类。后来，逐渐形成以管定律。《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意思是，黄帝令乐官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制作音律管，以音频稳定、旋律优美的鸟鸣声为基本律，当律管吹出来的声音与其吻合，就将其定为黄钟之律，这个管子即黄钟管。《尚书·虞书·舜典》记载：舜帝南巡，“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统一音律和度量衡。《世本》记载：“少昊氏，同度量，调律吕。”律就是用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管子分别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无射、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黄钟是第一阳律，大吕是第一阴律，“黄钟大吕”即庄严、正大、高妙、和谐之音。律管长，发音低，律管短，发音高。除竹律管外，还有铜律管和玉律管。玉琯始见于《尚书·大传》：“舜之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琯。”

古人以律管定音，还以其“吹灰定时”，将十二律与十二月对应。《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律中太簇……仲冬之月，律中黄钟。”律中即“律应”，以“律管吹灰”之法定节气。晋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记载：“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緹縠，气至则一律飞灰。”葭是初生的芦苇，莩是芦杆里的薄膜，将其烧成灰，很轻，轻微振动也会使其移动。古人烧葭莩成灰，置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太阳运行至某节点，地气从相应律管上升，推动葭膜灰飞出，从而得知某节气到来。北齐的信都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每月预报无不准确。历代文人对“律管吹灰候气”多有记述。南唐李璟《保大五年元日大雪登楼赋》：“春气昨宵飘律管，东风今日放梅花”。唐代杜甫《小至》“吹葭六琯动飞灰”；韩愈《忆昨行》“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韩偓《冬至夜作》“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韩鄂在《岁华纪丽》写道：“节移阴管自符河内之灰，春动阳钟又应金门之竹。”就是讲，截金门山之竹为管，采河滨芦苇杆中薄膜燃烧成灰，将灰放入新制律管中，然后吹响标准的黄钟律管，以此检定新管是否符合标准。现代物理学钐，黄钟律管一端开口，一端密封，当被吹响后，声波从开口端传入管内，从密封端反射回来，入射波与反射波叠加成驻波。新管密封处为驻波波节，若新管符合标准，开口处即为波腹，空气振动强烈，形成共鸣，管内轻灰振动。若新管不符合标准，则不会共鸣，管内轻灰不会振动。

三、战国时期计量变法

度量衡标准是国家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受到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周礼》记载，国家设置专职官吏，对度量衡器具进行统一管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铸造标准器，置于官府衙署、仓廪或市场等特定场所，作为度量衡的统一标准，以便人们对度量衡器具进行检校。每年春秋季节，政府派遣官吏对度量衡器具进行统一检校，并将检校结果刻于器物表面，以便于监督和管理。

春秋时期，城市繁荣，手工业兴盛，封建经济发展，诸侯国各自为政，形成不同的度量衡计量单位制和计量器具。如容量器，鲁国为釜、庾、秉，齐国为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各不相同。秦、燕、楚、三晋用天平砝码称重，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非十进制。各国之间计量单位难以统一，就连诸侯国内部也存在分歧，诸侯公量和世家大族家量并存。

齐国后期，国君昏庸无道，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实力雄厚的大夫田氏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夺取政权的绝佳机会。为收买人心，田氏巧妙地将家量标准调整为“5豆= 1区，5区=1釜，10釜= 1钟”。按公量“4升=1豆，4豆= 1区，4区= 1釜，10釜= 1钟”标准，1钟等于640升，按田氏家量标准，1钟为1000升。田氏以家量标准给百姓贷粮，老百姓用公量标准还粮，“大斗出，小斗进”，赢得民众拥护。公元前386年，田氏贵族田和逼迫齐康公退位，自立为齐国国君，并请及时将田氏家量改为齐国公量，稳定政权。1857年，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古城遗址出土著名的“齐量三器”：子禾子铜釜、左关铜鉌、陈纯铜釜。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子禾子铜釜”腹部镌刻有109个金文，记载着违反度量衡管理的惩处律令。这也是现存较早的有铭文说明年代的量器。“田氏代齐”彰显了“度量衡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也展示了度量衡改制在政治博弈中赢得民心的重要作用。

度量衡器具的精确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各项计量制度的准确性。为维护度量衡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确保国家政令畅通，实现赋税的合理征收，定期检校度量衡器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秦代之前，对计量单位制已有严格的法制管理。据《礼记》《周礼》记载，仲春、仲秋之日，日夜同长，主管度量衡的官职要同度量，正权衡，校斗桶。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1000多支秦律竹简，其中《工律》规定官方要一年一度定期校正度量衡器。《效律》严格规定衡器和量器的误差范围，如果超出范围，主管人员将被罚以兵器铠甲或盾牌。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强力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督造一批度量衡器，作为校定全国度量衡器具的标准。他监制的铜方升铭刻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体积为一升的容量。该方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经专家实测，其容积比原设计数大1%，误差很小。

战国时代，古人利用杠杆原理，发明了桔槔取水。《庄子》卷五《天运篇》记载了颜渊与师金关于“桔槔”的对话：“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在山东嘉祥县汉武梁祠有刻于公元147年的画象石，图中有“桔槔”。古人还利用杠杆制作等臂和不等臂的秤。《汉书·律历志》：“权与物钧，而生衡”，即当秤锤与所衡量的物品重量相同时，等臂秤保持平衡。《史记·仲夷弟子列传》：“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即当称重物品时适当地移动权的位置使不等臂的秤杆平衡。春秋末期，楚国使用小型权衡器“天平砝码”称量黄金货币，制作精巧，最小的砝码仅0.2克，称量的金饰件可精确到四分之一铢，相当于16毫克。上世纪50年代，湖南境内发掘两千座楚墓，在99座楚墓中出土389个铜砝码，其中15座墓中有天平。

四、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称始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他颁布诏令，派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其诏令40个字，以统一的格式和小篆体铸刻在度量衡器物上，凡“舟舆所载，日月所照”，都要遵照执行。其他方面有效落实，但杆秤1斤16两的规制无法改成十进制。杆秤是楚国蚩尤故里梅山工匠所造，由来已久，成为天下定则。秤杆两头包铜，代表蚩尤的铜头铁额。黑色秤杆，钉上银色秤星，黑白分明，象征着天上星星监视着人间善恶。从秤头到秤尾，头一星叫定盘星，将秤砣放在这里，可保持秤杆平衡。16两代表南斗6星、北斗7星再加“福禄寿”3星。定盘星代表天理良心，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如果短斤少两，就会折减福禄寿。天地之间有杆秤，凭良心做事。这种设计将计量伦理化，既保障交易公平，又以宗教信仰约束行为，是古代“寓教于器”的治理智慧的体现。秦制16两秤被后世沿用。南朝宋时张僧繇所绘《二十八宿神像图》中有人手执一杆有二至三个提绳的秤，可以根据称重物体的轻重变换支点，这是古人在衡器上的重大发明，也表明中国古人已真正掌握了杠杆原理。

秦始皇还监制成套的权衡和容量标准器，颁发全国各地，保留至今的70多件秦代权衡器，制造精良，量值准确，从发现或出土的地点看，几乎遍及四方边远。由此可见，秦朝统一度量衡的诏令在辽阔的疆域内得以落实。秦朝统一度量衡，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秦以后，历代开国纪元，都要重新校定度量衡标准器，颁布度量衡制度和法令，将其列为国家典章。

五、西汉刘歆创黄钟累黍制

秦末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楚汉之争，刘邦转败为胜，建立汉朝，继承国祚。在古代计量体系中，“米”既是长度单位，也是容量和重量的基准单位。确定一个恒定、可靠的长度单位，成为学者和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23年)提出“黄钟累黍说”，改革度量衡。他将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长度设定为9寸，也就是将90粒颗粒饱满、大小适中的黍子横排的长度，100粒黍子横排的长度即为一尺。一个龠如果恰好装满1200粒这样的黍子，这个龠就是黄钟之龠。以此为准，2龠为1合，合、升、斗、斛则按照十进制依次递进，构建起容积标准体系。他将1龠所装1200粒黍的重量定义为12铢，进而换算出24铢= 1两，16两= 1斤，1钧=30斤，1石=4钧，即120斤，重量标准亦得以确定。《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司马迁《史记·律书》记载：“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规则，皆出于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刘歆用积粟和黄钟律管互相参校，定出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标准量，使律与度、量、衡建立起参数关系，依照黄钟律管，因其长度确定度制，因其容积确定量制，因其重量确定衡制。“黄钟累黍”理论彻底摒弃了以往以人体部位或某一特定人造物为基准的传统做法，首次将音律元素引入到长度基准，并进而确定容积和重量的基本标准，开创了度量衡标准的新范式。其基本原理与20世纪采用光波波长确定“米”的基准有惊人相似。“黄钟累黍”理论对中国历代度量衡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西汉，先秦律管已不见于世，制律之法失传。西晋初年，荀勖校订音乐，发现音律与古律不合。他根据古书复制出周代的尺子，制作出来的黄钟律管音高于先秦黄钟三律，后周王朴、北宋蔡元定等人制作的黄钟律管音高亦同。北宋李照、明代冷谦等人制作的黄钟律管则比先秦黄钟音高低二至三律。明代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说：“黄钟无所改，而尺有不同。”意思是说，黄钟律管长九寸的标准没有改变，只是各代的尺度不同，仿制的黄钟律管长度不同。

古时检定度量衡器具，强调要在春分、秋分时节进行，此时“昼夜均，而寒暑平”，气温适中，昼夜温差小，校正度量衡器具，不会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古人认识到“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煤故炭轻，湿故炭重”，具备了测量湿度的知识。

六、新朝王莽诏令计量改革

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国号“新”。为巩固政权，他以复古改制为名，征召大批学者，颁布诏书，监制度量衡标准器具，全面推动度量衡制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新莽铜丈、铜衡、铜嘉量都铭刻81字诏书：“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1925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7件新莽权衡器，其中铜衡杆正面中部刻新莽铭文20行81字；其余为衡钩和铜环权，目前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公元9年，王莽监造新莽铜嘉量，按“黄钟累黍”计量原理，巧妙体现尺度、容量、重量三个单位量以及龠、合、升、斗、斛五个量器。主体是大圆柱桶，桶下方有一隔层，隔层上方为斛量，下方为斗量；左侧小圆柱为升量；右侧小圆柱中有隔层，其上为合量，其下为龠量。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每个单件量器上刻有铭文，记载该量器的形制、规格、容积及同其他量的换算关系。通过同一器物的不同腔体实现多单位整合，并与黄钟律管存在呼应关系。敲击嘉量还能发出符合黄钟律音高的声音，其制造工艺相当复杂，被后世誉为度量衡制作的经典，历代数学家、律历学家以其为标准考校秦汉度量衡单位的量值。此器历尽沧桑，如今仍完好地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王莽还督制了卡尺，即现代游标卡尺的前身，可以测量工件的圆径和孔的深度，这项重大发明适应了当时手工业成批生产提高测量工效的需要。从先秦车马器以及秦代青铜武器的精度看，青铜卡尺极有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存世至今的新莽卡尺有3把，2把藏于北京，1把藏于扬州。晚清年间，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和容庚所编《秦汉金文录》共收录5件卡尺拓本，因战乱，原物已在解放前佚失。

铜器具有性能稳定、测量精准的特点，铜成为制作度量衡标准器的理想材料。东汉以后，度量衡标准器多用铜制。《汉书・律历志》记载：“凡律度量衡用铜者，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

七、唐宋时期计量制度完善

度量衡的标准化与国家的统一密切相关。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度量衡体系紊乱，各地差异巨大。南朝延续东汉以来的计量单位体系，每斤约220克。北朝的计量单位快速膨胀，北周时期每斤600多克。南北差异巨大，导致“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奇特现象。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度量衡管理制度薄弱，缺乏严格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地方官吏与富家大族相互勾结，“欲多取于民”，肆意增加尺斗秤的数值，盘剥百姓，激发社会矛盾。

隋朝建立，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争割据局面，南北统一，为统一度量衡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时，北方计量数值远超南方，尺度标准增长25%，容量标准增长200%，权衡标准增长180%。隋文帝为稳定政权，着手改革，全面梳理度量衡制度，促进南北经贸交流。《唐六典》以法律形式固定“大小制并行”。自此往后至清代前期，度量衡制度稳定，未有重大变化。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至隋文帝一变。”

唐武德四年（621年），铸造开元通宝，每枚重二铢四累，10枚重一两。每枚“钱”为十分之一两，逐渐成为重量单位。唐代采用浮雕和拨镂工艺制作一批精美的象牙尺，牙尺既是测量工具又是艺术珍品，朝廷用来赏赐功臣和赠送外国使者。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彩色唐牙尺，至今珍藏于奈良古都正仓院，这是中国度量衡技术流传日本的历史见证。唐永徽年间（650-655年），制定《唐律疏议》，规定国家度量衡由太府寺主管，每年八月校正度量衡器，如不按规定校验，私自制造或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具，称重官府财物增减不平的，都要处以严酷的杖刑。监校者没有发觉或知情不报，也要连同治罪。《新唐书·柳仲郢传》记载：柳仲郢任京都行政长官，严禁使用私制的权衡量器，在长安东市、西市设置标准斗秤，供贸易者使用。某仓吏竟私制斗秤，“入粜违约”。柳仲郢下令将其斩杀，并陈尸示众。此后再没有人敢以身试法。宋、元、明、清各代都依《唐律》，将度量衡制列为本朝法典，并颁发标准器，定期校定。

古人以土墩“堠”为标志分程计里测量道路。《正字通》：“禹治水所穿凿处，皆青泥封记，使玄黾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乃遗事也。此封堠之始也。”相传“神农度地形，甄度四海，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轩辕黄帝巡游天下，已有记里之车。由此可见，以堠记里，由来已久。据《北史·韦孝宽传》记载：“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风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用种树来代替土堆，绿化道路，便于行旅。在后世，“堠”成为诗人寄托离愁别绪的象征物。柳宗元《寄零陵亲故》：“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范成大《枫桥》：“墙上浮图路傍堠，送人南北管离愁。”韩愈《路旁堠》：“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殷尧藩《旅行》：“烟树云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南山北听鹧鸪。”今天在高速公路上，常见右侧路旁有小方牌，记载着里程数，就是古代堠的遗存。

北宋初年，太府旧权衡器失准，影响朝廷收入，民间因权衡器作弊引起诸多诉讼。内藏库官员刘承珪(950～1013年)奉命改革权衡单位制，重新考定标准砝码，他将24铢一两改为10钱一两，创制两种小型精密的戥秤，能精准地称量金银、宝石、药物，并规定了正确使用大型权衡器防止舞弊的操作方法，给内外府和四方颁发新的权衡标准器。经彻底整改，使权衡计量纳入公正公平的轨道，推进衡重单位“两、铢、累、黍”非十进制改为“两、钱、分、厘、毫”十进制的进程。

八、元明时期华夏计量西传

元代，海陆大开。蒙古族除了在中国本土建立政权，还在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建立汗国，发行大钞，设立驿站，形成全球贸易体系，华夏科技随着蒙古军西征以及中西方经贸交流往外传播，计量技术流布西方，欧洲从蛮荒中快速崛起。美国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记载：“16世纪，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

18世纪，法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行商走贩必须备好多种尺子、秤杆以及多种货币的零钱。直到19世纪，欧洲各国才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度，国际上的米、毫米、克、千克、升、毫升等单位的确立，都是很晚近的事情。1875年，17国代表在巴黎签署《米制公约》（the Metre Convention），确立以“米制”为基础的计量单位制，建立协调全球计量工作的永久性国际计量组织框架。

西方的度量衡标准有很多奇特现象，值得深究。西班牙、葡萄牙作为老牌海上殖民强国，在16世纪通用古金币“杜卡多（ducado）”，相当于明嘉靖年间一两白银的重量。西班牙卡斯蒂亚有重量单位磅（libra），1磅=16盎司=460克，与中国1斤16两相当。英国作为海洋强国，其度量衡与明代高度相似。1夸脱为1136毫升，明代1升为1073.7毫升。1磅=16盎司=453.6克，明代1斤=16两=596.82克。

西方的度量衡单位也与中国一样“近取诸身”。在以色列，“肘”也是一个来自身体部位的计量单位。Cubit、cubitum elbow，肘尺，又叫腕尺，1肘=战国2尺=46厘米。西方的“肘尺”，即中国古代的“寻”，所谓“舒肘为寻”。《圣经》中有一个来自人体部位的度量单位“虎口”，英语为span，这也是中国的古老概念“拶”，手掌全部伸开，大拇指尖到中指尖的最大距离。1span=23厘米，与战国时期的“1尺”相当。以色列1虎口=1战国尺，以色列1肘=2虎口=2战国尺。

唐太宗李世民将其左右脚各迈一步的长度为标准，称之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西方的英尺（foot）也是某位国王一只脚的长度，1英尺=30.48厘米，与明代1尺31.1厘米相当。德国以16位最先走出教堂的人的脚长的1/16定为长度单位Foot（脚），故名“脚尺”。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用这种方式定义1尺的长度，因各人的脚长度不同，尺的长短各异。西方的“噚”（fathom）是古希腊美男子库里修斯伸开双臂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即中国的“仞”。英寸（inch）是十世纪英王埃德加的拇指靠近手掌一节的长度。英里（mile）是凯撒大帝时罗马士兵走两千步的距离。英王亨利一世曾组织大臣们讨论码（yard）的标准，大臣们久议不决。结果他指定自己的“鼻尖至指尖的距离定为一码”。

西汉律历学家刘歆将100粒黍横排长度23厘米定为1尺，这是根据律管响应天文地理节气变化的规律推导出来的。14世纪，英王爱德华二世以3粒大麦粒排成一行的长度定为1“英寸”，不是拍脑袋凭空随意所为。《英国度量衡史》规定：“以45粒大麦，首尾相连排列，定为15英寸。”这明显是仿照中国“累黍”法，却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定。

汉语中的“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数量单位的词，有计数和计量概念才能有量词。汉语量词发达，这是古人早期的计数和计量活动在语言中的遗留。西方的尺度标准和中国相类似，但英语不需要加量词。汉语所说“一条狗”“一尾鱼”“一头牛”“一匹马”“一支笔”“一本书”，都有相应不同的量词，英语则没有区别，都是在冠词后面直接加名词，即a dog、a fish、a cow、a horse、a pen、a book。英语中的a flock of是表示“一群”的词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词。外国人学中文最头痛的是量词，他们不能理解中文的“量词”为何如此表示。由此可见，西方原本没有计数和计量的概念，其度量衡标准源自中国。根据糯文糯语英汉同源原理，英语单词的每个字母可解读为音、意相通的汉字，“LONG”“长的”，可解读为辽（liáo）悠（yōu）尼（ní）广（guǎng），HIGH“高的”，可解读为宏（hóng）奕（yì）高（gāo）弘（hóng），这也体现了中西方计量文化的传承关系。

九、近现代中国计量曲折发展

清康熙年间，确立以营造尺库平制为基础的度量衡制度。在长度标准方面，采用传统累黍法，横排100粒黍为律尺，即古代小尺，纵排100粒黍为营造尺，用作日常尺度。依据长度标准即可确定容积单位，1斛为1580 立方寸，1升为31.6立方寸，制造漕斛存于户部，作为标准器。以1立方寸黄铜重量为6两8钱，确定砝码标准，因其是国库收支平衡的计量标准，亦称库平。清代一营造尺合32厘米，一升合1000毫升，一斤合596.8克。

晚清，列强入侵，华夏陆沉，民族蒙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洋人涌入中国，西方计量方式冲击中国传统度量衡制度。1858 年《天津条约》设立专门条款，确定西方各国与中国度量衡折算比例，即海关度量衡，故名“关尺”“关平”。度量衡标准的不统一，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1908年，清政府制定《划一度量衡制度》《推行章程》，向万国权度局定制铂铱合金“尺之原器”和钢镍合金“尺之副原器”（长度32厘米）。1909年，原器运抵国内，成立度量衡局。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度量衡法》，确定以“万国公制”为标准制，保留“市用制”为辅制过渡。该方案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并兼顾民间传统习俗，确立“三一二”换算比例，长度1 公尺（米）=3尺，容积为1公升=1升；重量为1公斤= 2斤。因战争连年，社会动荡，国际米制单位未能在中国全面推广，市制计量单位在民间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度量衡的统一非常重视。1959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国际公制为国家基本计量制度，市制计量单位采用十进制，将1斤16两改为10两。1977年，中国加入国际米制公约。198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颁布，以法律形式规定法定计量单位，废除市尺、市斤、市两、市里等市制计量单位，以米制为核心的法定计量单位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计量单位。1994年，电子衡器推广，杆秤淘汰，逐渐成为文物，靠非遗项目得以传承。

中国古人的计量活动由来已久，经数千年发展，创造了辉煌，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计量检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贯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枢神经，能为大飞机、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提供精准标尺，也为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提供测量服务。国务院编制《计量发展规划》，提出在2035年建设现代化计量强国。湖南衡阳自古以“衡”闻名天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智能计量衡器产业园，也可在此设立华夏计量文化博物馆，展示华夏计量文化的源流演变。

作者简介：王佩良，男，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张若彤，柏莲花，黎钰琳，高莎莉，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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