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明：本文没有贬低新文化运动伟大先哲的倾向，客观陈述事实而已，但文章一直不予推荐，现已做修改，现有貌似敏感之辞，也是原文如此或源于权威部门。希望平台编审先生明察。

声明：本文没有贬低新文化运动伟大先哲的倾向，客观陈述事实而已，但文章一直不予推荐，现已做修改，现有貌似敏感之辞，也是原文如此或源于权威部门。希望平台编审先生明察。

“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矛头直指“往圣先贤”。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我们通过鲁迅先生，就可以窥见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鲁迅先生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学开山之作，小说揭露了封建仁义道德的“吃人”性质：“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

那么，这个“吃人”的封建礼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礼教只是个外壳，一个漂亮的装饰，“道教”才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实质，这就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帝王奉为圭臬的“外饰儒术，内用黄老”的把戏。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鲁迅笔下的“道教”是广义，包括道家、道教。

其二，“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不是称赞而是批判，因为礼教坏在外，道教坏在内。

鲁迅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反对封建迷信、争取民主科学、不惜推倒重来的急迫心情。

这个急迫心情，极端时就连汉字、中医等都要废弃的。

这一思潮，波及到各领域，20年后，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周代思想概况》中说：老子比孔子更反动，孔子只倒退到西周，他却要倒退到太古时代。

鲁迅先生的《吃教》将文人学士与道士和尚一起批，他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

鲁迅认为，儒教只是个招牌，huohai人心的始终是道教。他在为林语堂撰写的《“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一文中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

周作人认为：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它支配着国民思想。因为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早被道教同化。

钱玄同更激进：2000年来毒害民智者，莫甚于道教。

如果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那么，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易白沙等，又何尝不是呢？

李石曾、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非宗j大同盟”，其《宣言》直指“传统文化”。

当国内“打孔家店”，拔道家根运动火力全开，引进“德赛两先生”如火如荼的时候，“德赛两先生”的故乡，却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挺老”风潮。

同在1918年，世界通哲，思想大师罗素在其出版的《自由之路》扉页上，标注着老子的名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他解释说：“我们必须承认……在西方，‘有、恃、宰’既是白人国家也是白人个体汲汲以求的目标，还让尼采立为哲学。”

“老子想让我们摈弃‘有、恃、宰’……我注意到中国实践肯定要比我们西方高明”，“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

不光罗素。季羡林先生评价说：“这种风气不限于一国，也不限于一时。但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特别厉害。”

柯拉邦德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诺奖获得者赫尔曼·赫塞说：“我们现在急需的智慧都存在于老子的书中，把它准确地翻译成欧洲语言，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唯一的精神使命。”

伯特·曼组什把老子誉为“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诺奖获得者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

季先生说：哲学国度的“德国人平常就有点夸大狂”，“所以总觉得德国人高于一切，想征服世界。结果却被打倒在地上”，于是他们反思文明的缺陷，就想起了老子。

所以，“老子的译本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出现了”。

李约瑟何许人也？李约瑟是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作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推介给了西方，他对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形成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自然》杂志评价说：“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得如画般清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李约瑟是半个中国人，他因研究中国科技史而迷上老子，改姓中国“李姓”，他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人缘，光是终生好友就有胡适、郭沫若、竺可桢、赵元任、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等。

解放后，他多次应邀来华访问或因工作需要而作学术调查，受到伟人和他的战友的亲切接待。

道家思想是中国科技之根。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是起源时间，还是发展的完美程度上，都堪称卓越。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就有着高度发达的科技和文明。

他认为中国的科技思想源于道家，实践者是墨家、农家，章太炎把这两家都划入道家，认为没有老子，就没有九流，“所以开创学术，是老子的首功。”

李约瑟赞成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家根柢”之说，但不赞成“拔根”之说，因为“中国人格中许多最灵动有活力的因素都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是深根枯死的大树”。

他认为道家对科技的贡献丝毫不逊色于古希腊哲学家：“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相媲美，而且成为中国整个科学的基础。”

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道家思想的赞美：“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同样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不正是李约瑟说的“民主”与“科学”吗？

强调“根文化”是李约瑟的坚持，他认为“道家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是中国科学技术之根”。

“李约瑟难题”影响全世界。在世界诸多的“之问”中，“李约瑟之问”影响最大：

中国在科技发明方面，走在“希腊奇迹”的前头，并屹立千年不倒，他是如何做到的？

为何近代科学没发生于中国，却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和文艺复兴后的欧洲……

半个世纪以来，“李约瑟之问”成了“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主流媒体都做过专题，钱学森先生也提出“钱学森之问”。

答案大致是封建王朝鄙视科技发明与创造，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话题很沉重，也很值得深思。

现在看来，这场思想交流的双方都有些偏激：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而李约瑟等人可能也有以偏概全的倾向。

来源：问道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