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五代十国时期犹如一段波澜壮阔却又充满动荡的乐章。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与战乱，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主要政权，同时在周边地区还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史称 “五代十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五代十国时期犹如一段波澜壮阔却又充满动荡的乐章。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与战乱，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主要政权，同时在周边地区还并存着十个割据政权，史称 “五代十国”。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在这乱世之中，后周却如同一颗闪耀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尤其是在广顺三年（953 年），后周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为这个动荡时代带来了一丝曙光。
营田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最初，营田是为了解决军事后勤问题而设立的，主要是在边境地区利用士兵或招募百姓进行屯田，以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营田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内地，成为一种重要的土地经营方式。
在唐朝后期，由于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现象严重。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营田制度，设立营田务来管理营田事务。营田务将国有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租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营田务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营田务的管理效率低下，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农民的负担加重；同时，由于营田务的土地大多是国有土地，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障，这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五代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营田务的问题更加突出。各地的营田务往往成为地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面对营田务存在的种种问题，后周太祖郭威在广顺三年（953 年）果断下令撤销营田务。这一决策犹如一场狂风暴雨，打破了旧有的土地制度格局。郭威深知，只有彻底改革，才能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撤销营田务后，郭威将国有土地分给佃农为永业田。这一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它赋予了佃农对土地的所有权，使他们从以往的土地租赁者转变为土地的主人。永业田的分配，让佃农们看到了希望，他们不再担忧土地随时被收回，能够安心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这一改革举措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农民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不再是为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努力奋斗。为了提高土地的产量，农民们纷纷加大对土地的投入，积极开垦荒地，改进种植技术，精心照料庄稼。原本荒芜的土地逐渐被开垦出来，田野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增加。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的繁荣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丰富使得市场上的物资更加充裕，物价趋于稳定，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后，他们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
在社会稳定方面，这一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拥有了稳定的土地和收入来源，生活得到了保障，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他们不再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为后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不仅政权更迭频繁，法律制度也如同波涛中的扁舟，处于不断的变动与调整之中。这一时期，各个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在努力构建适合自己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时局的混乱，法律制度也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混乱的状态。
五代时期，从后梁到后周，短短几十年间，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每个政权都试图在乱世中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法律作为统治的重要工具，自然受到了重视。后梁建立后，于开平四年（910 年）编定了《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共 103 卷 。这部法典是在后梁删改唐律条文的基础上，增加新条文而成。然而，后梁的法律被指责 “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为了推行新律，后梁还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这一举措使得唐朝的法律传承出现了断层。
后唐以唐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立法上力图恢复唐朝中期以来的法律制度。由于唐朝的法律文本大多被后梁焚毁，后唐在定州衙门找到了比较完整的唐朝法律文本，抄录后删定为十三卷，于同光二年（924 年）颁布了《同光刑律统类》。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又对通行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 “详订”《大中刑律统类》。同时，后唐还进行了 “编敕” 活动，将君主的敕令汇编成册，如《天成杂敕》《清泰编敕》等。
后晋基本上沿用了后唐的立法，尤其是详定后的《大中刑律统类》，并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天福编敕》。后汉立国时间短暂，且处于战乱之中，虽然有编制法书的记载，但详情已不得而知。总体来说，五代时期的法律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朝的法律体系，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各朝的法律在内容和执行上都存在着差异，导致法律制度混乱不堪，百姓和官员在面对法律时常常无所适从。
后周建立后，面临着混乱的法律局面。广顺元年（951 年）正月，后周决定 “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后唐）条制施行”，这意味着后周初期主要沿用后唐的法律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对法律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修订成为必然。
《同光律》作为后唐时期重要的法律典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朝法律的精髓，但在历经多年的动荡后，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后周的社会现实。后周统治者深知，要想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必须对法律进行改革。于是，在广顺三年（953 年），后周开始了对法律的改编工作。
后周的官员们以《同光律》为基础，对后晋、后汉及后周初年发布的有关刑法的敕条进行了仔细的筛选和整理。他们从众多的敕条中挑选出 26 件，将其分为二卷，附于法书之后，最终形成了《大周续编敕》。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官员们需要对每一条敕令进行深入研究，判断其是否符合后周的统治需求，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法律问题。他们不仅要考虑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还要兼顾实际执行的可行性。
《大周续编敕》的诞生，犹如在混乱的法律海洋中树立起了一座灯塔，为后周的司法审判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依据。它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各种违法行为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界定和惩处，有效地遏制了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大周续编敕》也功不可没。它明确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和审判程序，减少了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了因法律不明确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在处理盗窃案件时，《大周续编敕》对盗窃的定义、量刑标准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使得法官在审判时能够有法可依，公正地裁决案件。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大周续编敕》对后世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后来的《大周刑统》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大周刑统》在《大周续编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法律内容，成为五代时期封建立法的重要成果，也对宋朝及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广顺三年的制度调整和律法修订，是后周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土地制度的革新，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周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律法的修订则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使得司法审判有了更为明确的依据，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对后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它们让我们看到，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积极的改革和创新，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后周在广顺三年的改革，犹如在黑暗中点亮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改革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和改革的伟大力量。广顺三年的故事，不仅仅是后周的一段历史，更是人类追求进步、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它激励着我们在当今时代，也要勇于面对挑战，积极推动改革，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来源：胖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