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1938年的4、5月份，晋西北战役结束了。整个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二O师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决定在冀东搞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决定由宋时轮、邓华组织挺 进纵队到冀东去。当时宋时轮在一二O师三五八旅当团长。 他原来是军长，一整编就 当团长。邓华在平西地区

抗日团长

到1938年的4、5月份，晋西北战役结束了。整个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二O师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决定在冀东搞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决定由宋时轮、邓华组织挺 进纵队到冀东去。当时宋时轮在一二O师三五八旅当团长。 他原来是军长，一整编就 当团长。邓华在平西地区宛平县这一带活动。 宋时轮就把我，还有好多原二十八军的干部统统带走，组织宋时轮支队，叫宋支队，我任组织科长。

我们从山西的五寨、神池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平西和邓华会合了，是1938年的6月份。出发那天，我们带着原二十八军部队改成的三十四大队。行军时，从平西过铁路到昌平，大队长、政委朝着前面走了，他们也不知道部队没有跟上。到昌平县，部队不动了，我有个习惯，部队不动了，就要走到前头去看一看。总支书记高克恭说:“走不动啊，前面没有路了。”我一看，原来是昌平县的城墙，土城墙不是很高的。和高克恭个人商量，怎么办？进去！这样，也没打枪，敌人的保安队都以为离北平就几十里路，很麻痹。

在敌人迷迷糊糊时，我们进了城。赶快把城门打开，让部队进城。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也不知是些什么人，反正是把他们放出来。还到银行里搞了点东西，半天以后就走。我们就把部队带出去， 因为大队长不在嘛，政委也不在。后来，宋时轮把这个大队长撤了。这也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不论你是什么指挥员，什么人员，有机会就要指挥部队，消灭敌人呢，壮大自己。当时我也没有其他什么思想，就是想我们已经到了那里，为什么不进去?

到了热河，冀东还没有暴动。邓华与三十一大队的一个政委不知道发生什么矛盾，吵起来。那也是老同志，说话也不大注意，说:“我要枪毙你！”邓华想，你要枪毙我，我先把你关起来，就把他撤了。这样，我由宋支队的组织科长，到了三十一大队当政委。我是个老团政委，那时的大队就是个团。大队长是季光顺，山东人，1929年从福建俘虏过来的一个兵，很能打仗。长征时候就是营长，话也不多，山东大汉，说话直来直去，好人，我和他合作的不错。

当时，冀东暴动起来，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出去看，我和季光顺就出去了。到了一看，老百姓暴动起来了。司令多如牛毛，这个队，那个队，说：我们暴动了，你们赶快过来。那时邓华、宋时轮还没有和李运昌他们联系上。李运昌他们来了后，到遵化的党峪，坐下来开会，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划分了四个分区，我们这些大队长、政委就成了分区司令、政委。我们这个分区就在唐山迁安县，靠近县城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已经到了那里了，到了唐山附近的迁安、抚宁等县。宋时轮、邓华没搞好，我们没站住脚。主力部队又回到平西，挑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同志坚持冀东的工作。所以，后来冀东的工作没搞好，我们分区的司令、政委也没当成，还是个大队，就回到平西。

因为他们搞得不好，1939 年，延安就派萧克接替宋时轮。还是挺进军，萧克就是挺进军军长。我当时还是大队政委，后来要调我到宋支队当主任，我不干，又回到邓华支队，到七团当政委。和萧思明在一起，我们合作得也很好，部队建设也不错。萧思明后来到新疆当政委，又到武汉军区当政委，现在在天津离休。他解放战争时在华北当干部部长，在六十六军当过政委。他有文化，聪明能干，我们关系很好。1990 年我们去天津，他给我安排住宿，他的车专门给我用。1939年，中央要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就是在这个团里当选为“七大”代表。

奔赴延安

1939年，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通知，在各个地区选党代表。我在挺进军，在晋察冀的平西，靠近北平那一带地方活动。萧克是挺进军的军长，我在第七团当政委。1939年，部队把我选为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这个地区的军队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挺进军政治部的主任伍晋南。整个晋察冀地区，每个分区都是两个人。1940年的5、6月份,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当时团长是舒同，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我们代表团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群众团体的。到延安之后,我们军队的代表就全部到了军政学院，中央军委办的一个学校，在那里学习。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学了很多东西。

1940年开始，我们就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全部都学文化。我们当时心情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学习，特别是哲学。我感到这个哲学很有意思。那时候课很紧，一些文化比较高的同志就做笔记。下来后我们对笔记，抄笔记，ー天很紧张。这个学习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从来都没学过这些东西,都不懂。什么哲学，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讲起，艾思奇教的。还有一个教哲学的青年，讲得很好，叫何培源，非常生动。我特別喜欢这个课程。讲中国革命史，那是王若飞讲的。从1940年一直到1941年底。整整一年学这些课程。这一年学下来，对我的思想提高、知识开阔作用很大，因为过去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没学过。

1941年，国民党反共进入高潮，封锁我们，不供给延安，不供给我们八路军。怎么办？第一，饿死！大家当然不愿意；第二，解散！大家当然不愿意解散；第三，自己动手生产。所以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1941年搞大生产，我们都参加。延安这个地区只要有劳动力，荒地很多，所以我们就开荒种小米，搞粮食是很容易的。地多，又好开，广种薄收没关系的，很容易，只要下雨就行。我们自己小单位呢，学校里就砍柴，背柴，种菜，搞大生产运动。这样，在我们脑子里，对军队也是生产队体会很深。那时，全党全军、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搞，一搞起来，就解决了我们八路军的粮食供应。这是很大的问题。国民党封锁我们，想搞垮我们，它整个是失败了 。那时大将都参加，陈赓他们都在。大搞生产，大家很高兴。三五九旅不是到了南泥湾嘛，南泥湾后来我们也去了，也是荒地，很少人家，郭兰英歌唱得很实在的。

1942年，毛主席号召整顿" 三风"，2月1日的报告。那时成立中央党校了，我们各个地区来的军队代表到中央党校去了，开始是在一部。毛泽东是校长，具体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彭真副校长。彭真是晋察冀分局的书记，他到延安汇报，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模范根据地。学习毛主席报告之后，当时又规定有20多个文件，关于整顿“三风”的，大家要通读。然后是“六大”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全部文件、电报都拿出来。我们从党的成立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有的规定只准在学校里面学习、讨论，谈都可以，但是在校外不行。

当时，毛主席规定，我们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对事不对人。弄清事实，弄清当时的环境，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错？这样，我们1942年学习了整整一年。讨论关于党风不正，党八股，文化上的八股。整顿三风，对于我来说，增强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过去不知道党的历史，参军之前也没有读过书，所以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我帮助很大。当然现在来看，当时了解的那些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但对于开阔思想是很有好处的。

学习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很细，一样一样，一件一件地讲。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什么原因？我们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武装斗争，抓枪杆子，对国民党的斗争是右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立三路线”，当时什么情况。当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书记是向忠发，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立三" 路线，当时是过" 左" 的行动，但时间不长，半年时间。学习这些东西，大家非常有劲。1931年以后就是王明路线了。这些党的历史搞得很具体，很详细，也比较公正。当时大家心情也舒畅，我们不懂，中央就作辅导报告。

“抢救运动”

1942年整整一年就学这个。党风为什么不正？毛泽东讲，防空洞出了股阴风！讲得很具体，讲了很多例子，所以1942年的学习，整顿“三风”给我什么收获呢？一个是知识，对党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再一个对人生观的确立，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样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这个非常重要；三是个人政策理论水平的提高，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对解放战争的工作，帮助非常大。在我来讲，那种场面，那种民主的运动，那种方法，印象很深，大家什么顾忌都没有，讨论的时候，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你说是这样，我说是那样。

但是，下来以后呢，咱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不会因为我们争论了什么问题有隔阂。为什么呢？这不是为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一个问题的着法不一样，你说对，我说错；你说错，我说对。课堂争议，走路争议，吃饭争议。那时空气非常活跃，同志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就很难得，很不容易。争议问题归争议问题，和工作、感情是两回事情，不能混淆起来。我们经常讲的，不能感情用事。从这方面，对我来讲，意义深远。

1943年，查历史。虽然我们都是红军，老同志，也都要查。你参军怎么参的？你什么时候动摇过没有？过草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查的。你当时就这么坚定？你就没有动摇？都要问的，都查。把我们这些人查完之后，又来个“抢救运动” ，查地方，査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这就很厉害了，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做法。什么叫”抢救运动”呢？你在白区干什么工作？怎么来根据地的？大学、高中，你在那里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当时对白区又不了解，他怎么解释也不行，不少人受委屈，戴特务帽子 。“抢救运动”，不知谁的发明。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在地方工作过，上去第一句话就承认，我是特务！其他什么话，什么解释都不要。晚上开会呀,抢呀，抢了几个月，以后又搞“甄别”运动，这样就伤害了一部分人，这些人都是受委屈的，证明当时抢救运动是错误的。

我们支部的一个人，我们住在同一个窑洞，他是大学生，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他是湖南人，湘潭的，叫杨第甫，非常好的人！抢救了，要他上台讲，说是特务。日本鬼子投降后，他回到白区工作去了，后来在湖南当了省委秘书长。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打成右派。有一次，湖南的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档案馆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很熟，这些同志是非常好的，很坚决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这样搞，很伤感情的！当时，我觉得有个好处，他承认了，下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怎样歧视人家。大家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这一点也不容易。什么情况都有，有人认了，也有人就不承认,“我们不是特务”，”我不是嘛，你们强迫，我没有做这个事嘛!”我们支部一个女同志说，我没有做过特务！现在在广东，是个广东人，大革命时的一个女同志。

这个“抢救运动”是个错误的东西，伤害了人，伤害了感情。把一部分人整得非常苦。1943年就搞这个东西。我们是老同志，也搞了很长时间，个把礼拜，一点一点都要讲，要问。那个声势好大，开大会，那时候没有电灯，是煤气灯，挂在上头。这就是整顿三风的好处，抢救运动的坏处。

延安的学习与生活

到了1944年，又转为正常的学习，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延安的学习对我的影响很深，收获很大。在延安的这四、五年，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因为它是党的组织，没有行政组织，支部书记就管—切事务，我当时是个支部委员，管生活。所以，那时很活跃，除了学习以外，我记得一个是跳舞，跳交际舞。开始我们不会跳，不愿意去，但就像后来讲的“开始看不惯，后来旁边站，再跳试试看，最后一身汗”四步曲嘛，那时我还是跳了，还是不大习惯，这对大家心情活跃很有好处。一个是唱戏，在党校很活跃，唱京戏。每天吃了晚饭，什么地方去跳舞，什么地方学唱京戏，什么地方看打篮球排球，什么地方下棋，什么地方拉胡琴，非常活跃，那时我们这个组有几个广东人，他们拉胡琴，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唱京戏，我都学呢，当时我都会几句，还放电影，演戏。在延安，京戏很吃香，后来我们看京戏这个习惯都是在延安养成的。《 三打祝家庄》、《 宋士杰》、《 杨家将》啊，我们都是在延安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都是在延安看戏学的。我为什么好下棋呢？也是在延安学的。吃了晚饭下盘棋，大家很潇洒，很舒畅。毛主席文艺报告之后，就是延安秧歌，陕北戏。那影响很大，大家非常高兴。不是过春节慰问王班长嘛，“羊肉饺子香又香”，慰问王班长，就是那时演的。三五九旅，南泥湾，红军到了陕北，陕北许多的民歌就这么出来的。当时演个什么戏，河南人挑一个担子，一边一个小孩，逃荒逃到陕北来。真苦，实际上是诉国民党的苦，诉地主的苦，文化娱乐工作很活跃。

大生产运动之后，延安的生活相当不错，吃的也好，比较难解决的是穿衣困难，这个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冬天穿的棉衣，外面的布本来就是很粗的粗布，自己织的粗布，而里面装的不是羊绒是羊毛，一穿上身，羊毛都往外窜。没有办法啊，这种衣服一开始还很暖和，羊毛一点一点掉，后来就成夹衣了。延安的窑洞好，虽然没有炕，窑洞暖和，冬暖夏凉。我们那时穿着黄衣服，走路都很整齐的。白区来的学生很多，什么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同志外面来的。

1938、1939年来了很多男学生、女学生。他们是文化人，生活习惯和我们截然不同，身上系个麻绳子，脚上拖双鞋，邋邋遢遢，头发长长的，走路吊儿郎当。他们讲：你们八路军，走起路像邮差一样 ，很快嘛；站在那里，像电线杆子一样的。谈恋爱也不知道怎么谈。也可能是挖苦我们老干部，说两个人恋爱，女的对男的讲：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男的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烧饼一样的。他不懂恋爱的关系，不懂这是一种感情的融洽。过去没见过这些东西，思想上非常单纯。外面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也没有去过，也没有接触过。

所以，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开始交流了，男男女女都有啊。他们给我们讲，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些同志，大家感觉很好，就是说话太直了, 一点弯都没有。我说，你们也是太不直了。有时说：你们知识分子太懒，如我们都住在一个窑洞里，他换了衣服洗澡，把衣服连袜子一起往铺下一塞。下个礼拜换衣服，他又拿出来穿上。我笑他们，你们去洗一洗嘛，又不是没有水，延河有水嘛！他说：还不是一样嘛，你们是太讲究了。大家在一起聊，很轻松。这样的交流，对我们来说，也有些好处。外面的知识，外面的情況，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去过呀，不知道国民党到底怎么搞。是他们讲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生活，这样慢慢沟通。

我和他们几个一直不错，河南那—帮子人很好。我们在一个支部，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后来回河南，后来什么“红旗党”搞他们很厉害。在我们一个支部里，有四、五个河南人，后来证明他们都是好同志。一个叫郭以青，后来到内蒙古当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我在南京时，他给我来过一封信。在延安时，”抢救”得他够呛，后来什么事也没有。沟通了，大家比较融洽，对我们也有好处，知识是各个方面的，无限的，所以在延安这几年，对我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收获都很大，没有虚度年华。

【丁盛（1913年-1999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江西省于都县新坡上水排村人。原名丁三，后改丁胜，继改为丁盛。1930年陈毅率部途经于都，丁盛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杀猪宰羊，大锅吃饭，大碗喝酒，遂与同村6位伙伴一道参加红军。在军旅生涯中历任班长、连指导员、科长、团政委、旅长、师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长征、百团大战、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副军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