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全国基本统一，朝廷得以腾出手来恢复经济，关注民生。于是，康熙皇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理黄淮、振兴漕运上。他六次巡幸江南，多次巡视京畿，大都与北运河密切相关。

随着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全国基本统一，朝廷得以腾出手来恢复经济，关注民生。于是，康熙皇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理黄淮、振兴漕运上。他六次巡幸江南，多次巡视京畿，大都与北运河密切相关。

巡堤接访 心系民生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照例开始巡幸漕河，御舟在通州崔家楼码头启程。五月初一，船到武清县，康熙皇帝下令登岸巡视。上岸后，一群百姓来到皇帝面前磕头，请求钦准在原来的堤岸后面再造一道堤。康熙皇帝不解地问道：“造新堤可是要占地的，你们不担心自己的田地减少吗？”

领头的百姓答道：“小民知道。只是这一带堤岸后边，原本就是多户人家的田地，就算被新修河堤占走，并不算多，大家分摊下来，也不大吃亏。反倒是河堤一决口，田地不论多少，都要被淹，小民才要遭殃。如此算下来，修堤才是长久之计，请皇上明察，允准建堤。”

康熙皇帝沉思片刻，点头称是：“现在也快到雨季了，新堤今年是来不及修了。就暂时多打木桩，保护现有河堤，再开一条减水河，用以泄洪，今年的田地大概可以保全了。等明年春天雨水节气之前建好新堤，你们的田地房屋也就安全了。修建新堤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此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十年（1701）、五十年（1711）三次巡视京畿，康熙皇帝都曾在通州上下船，或者巡视河堤。

西法实测 辅助河工

清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皇帝再次乘舟阅河，到通州河西务登岸，检查北运河河工。指示完具体的河道开挖尺寸之后，康熙皇帝给陪同这次巡查的皇子、大臣们示范如何测量地面上两点之间的距离。

康熙皇帝先将测量角度用的象限仪插在地上，再命令侍卫取皇家仪仗所用的豹尾枪一横一竖立起来，借以框定测量用的象限。康熙皇帝亲自用象限仪定好各个测量点，并确定站在每个点都能看到离自己最近的另外两个测量点。然后，他派遣随行的雍亲王及皇子大臣们分头在选定的测量点打下木桩，又在每个测量点插下黄伞来提示。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康熙皇帝就地盘腿坐下，命令皇太子胤礽转动象限仪，观察度数，回报给他。

康熙皇帝记录了报来的测量数据后，要了一些纸，做成一个正方形的简易矩度，放在膝上。接着，他使用尺子和矩度在算草纸上画出示意图，图中线段上用针扎出小孔，涂成红色，用这些小孔来标识各个观测点。

画完示意图，康熙皇帝就开始根据示意图笔算他所求的两点之间距离。算完，又派人到各个观测点去实地测量距离数据。随从们量好后，赶来报告：“皇上算出来的距离，和实际上测出来的距离，二者丝毫不差。”

看到测算结果，皇子、大臣们皆啧啧称奇。康熙皇帝微微一笑道：“这种方法还可以算出天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日食月食的时间。至于测算地面上两点之间距离这种小问题，就更不在话下了！”

说着，康熙皇帝命令直隶巡抚赵弘燮上前，对他说：“你身为巡抚，不可不了解丈量田地的知识，朕就把大概的计算方法讲给你听。”于是他叫手下人取了绳子围成一个正方形，对赵弘燮说：“比如像这么四四方方的一块地，亩数和各边绳数也是成比例的。但是实际的地块犬牙交错，肯定不能像这样测量。那么负责丈量土地的吏员，一定会随心所欲地折算成自己想要的结果来欺骗百姓。破除这种手段的方法也是有的，就是在地块当中再横向拉一根测量用的绳子，就能算出实际亩数了，那些吏员的伎俩也就不管用了。土地丈量不准确，下面的小吏就会隐瞒地亩数量，这一出一入之间，清算实数就难了，你说关系大不大？”赵弘燮赶紧回道：“皇上圣明，臣谨受教。”

康熙皇帝又对周围侍立的皇子、近臣们说：“计算的原理，本来出自《易经》。西洋算法也很好，但也是来自中国，洋人称之为‘阿尔朱巴尔’，意思是‘传自东方’。”说着便要侍卫递上箭矢，当场在地上画了几个图，说：“这就是计算定位的原理，任你要算的东西千变万化，都逃不出这个算理去。”

康熙皇帝还曾经要求直隶巡抚于成龙带领比利时传教士安多，根据欧洲测量学方法重新绘制永定河河道图。康熙皇帝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应用欧洲测量学，一方面又宣传“西学中源”之说，不仅体现了他的实务精神，也显示了中西方知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

康熙皇帝巡幸京畿，促进了运河大堤修成，在保障漕运的同时，也带动了沿河村镇的发展。有一次他巡幸至通州，只见水闸起落平稳，漕河波澜不兴，两岸啼莺高柳，远望烟火人家，与自己执政之初“近村处处少人家”的穷愁凋敝景象大不相同，于是感慨题诗：“东风吹雨晓来晴，春水高低五闸声。兰桨乍移明镜里，绿杨深处坐闻莺。”

私访通州 体察民情

通州城内旧有4座礼拜寺，但只有城内寺和东关寺在大殿里的宣讲台旁，设置了“万岁龛”，而且这个陈设一直持续到民国改元。

相传“万岁龛”与康熙皇帝的微服私访有关。康熙皇帝当年巡视河堤时，住在通州东关、运河西岸的一家旅店，正好赶上做礼拜的日子。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情，就穿着便服，随众人进入礼拜寺。通州地方官员事后才知皇帝曾来私访，于是令店家将康熙皇帝住过的房间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宝座”。后来，当地商人集资买下旅店，改建成东关礼拜寺，在大殿里设置“万岁龛”。南大街清真寺也跟风在大殿里做了一番同样的设置。同治初年，又在大规模扩建中设计建筑了邦克楼，楼檐下挂“万寿无疆”横匾，大殿内也安设了“万岁龛”。

其实，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仅仅出现在传说中，在正史中，康熙皇帝的巡幸活动是皇帝公开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乔装私访的空间。他本人也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晚年曾颁布谕旨：“此等事，朕断不行。”他解释了两个原因：一是历史上皇帝私访之举多属开国君主所为，因为政权初立，他们怕手下大臣在信息渠道上动手脚；二是全国上下官员都认识自己，装扮私访不但打听不到真相，反而会被臣民看在眼里，有碍皇家体面。但这类民间传说，也从侧面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百姓深受地方官吏的压迫，希望直接向更高层级统治者表达主持正义的诉求。

历史上，康熙皇帝沿运河多次巡查河工，积累了治水经验，确保了河道平安，促进了漕运畅通。而且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能在巡幸中与百姓直接对话，体察民情，避免在臣僚织成的“信息茧房”中闭目塞听。运河见证了康熙皇帝在国家草创之际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努力。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来源：史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