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电影《隐藏人物》在银幕上重现NASA早期非裔女性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用计算尺丈量宇宙的传奇时，当《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以细腻笔触揭开女性工程师在冷战太空竞赛中的隐秘贡献时，这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故事正在重塑公众对航天史的认知。
当电影《隐藏人物》在银幕上重现NASA早期非裔女性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用计算尺丈量宇宙的传奇时，当《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以细腻笔触揭开女性工程师在冷战太空竞赛中的隐秘贡献时，这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故事正在重塑公众对航天史的认知。
洛伦·格鲁什的《她们登上了太空》延续了这一解构传统的勇气，将镜头对准NASA首批六位女性宇航员的真实人生。这部作品不仅填补了航天史的性别空白，更以微观叙事解构了“英雄航天员”的神话，让那些被勋章掩盖的眼泪、挣扎与智慧重见天日。
1984年11月8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台上，“发现号”航天飞机即将升空。35岁的安娜·费舍尔站在悬空走道上，眺望着大西洋上空的满月。作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母亲，她的宇航服口袋里藏着一封写给两岁女儿克里斯汀的信：“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的到来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这一细节来自《她们登上了太空》中最动人的篇章。书中记录，安娜在发射前一周的隔离期，曾冒险打破NASA规定，偷偷回家陪女儿度过人生第一个万圣节。她戴着口罩混入社区，带着克里斯汀挨家挨户讨要糖果，“像个普通母亲一样，哪怕只有半小时”。而当发射当天，她隔着人群疯狂寻找女儿的身影时，母亲埃尔弗里德突然高举克里斯汀——这个“违规”举动让安娜瞬间泪崩：“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终于能心无旁骛地飞向太空。”
太空中的生活远比想象艰难。失重导致安娜严重眩晕，连续三天无法进食，但她仍坚持完成卫星部署任务。在回收故障卫星“帕拉帕B2”时，她操控机械臂的精准度让指挥官惊叹：“她的状态回来了！”书中用大量对话还原了这场“太空捞星”行动：宇航员乔·艾伦穿着笨重的宇航服，用自制的“毒刺”装置刺入卫星发动机喷嘴，安娜则像玩巨型抓娃娃机般，用机械臂将这颗1200磅的“失控铁罐”锁进航天飞机货舱。这场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胆太空救援”的行动，最终挽救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卫星。
洛伦·格鲁什的这部非虚构作品，聚焦NASA首批六位女性宇航员的成长史。从1977年8000人海选到1984年首次集体执行任务，这群女性不仅突破了技术极限，更与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展开漫长博弈。
书中揭露，NASA早期将女性排除在宇航员队伍之外，理由是“只有军事试飞员（当时全为男性）具备所需素质”。直到1977年，迫于平权运动压力，NASA才开放申请。但选拔过程仍充满歧视：朱迪思·雷斯尼克因“发型不够端庄”被要求剪短卷发；凯西·沙利文在潜水训练中遭遇教官嘲讽：“女人就该待在厨房”。
六位女性的专业背景折射出时代烙印：安娜·费舍尔是医学博士，萨莉·赖德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香农·露西德则是化学家。她们不仅要掌握航天器操作、生存训练，还需接受“媒体形象课”——学会在镜头前优雅微笑，以符合公众对“完美女性”的期待。
书中最残酷的章节，莫过于1986年“挑战者号”爆炸事件。朱迪思·雷斯尼克作为任务专家罹难，她的最后通话记录显示，爆炸前0.6秒仍在冷静汇报数据。作者通过未公开的日记揭示，朱迪思生前常因“过于强势”遭同事非议，但她写道：“如果温柔能让我进入太空，我宁愿永不温柔”。
幸存者们背负着双重创伤：香农·露西德在“和平号”空间站驻留179天期间，经历了舱体失压、火灾等危机，返航后却因“未能展现脆弱”被批评“缺乏人性”；而萨莉·赖德退休后投身青少年科学教育，直言“每当看到火箭升空，我仍会想起朱迪思被炸碎的右手”。
书中不乏幽默片段：玛格丽特·塞登为应对太空如厕难题，发明了“尿布折叠术”；香农·露西德在空间站用橡皮筋固定长发，成为女航天员的经典造型。这些细节颠覆了“科技英雄”的刻板形象，展现女性在极端环境中的生活智慧。
在《隐藏人物》中，我们看到的是数学天才们在种族隔离时代的艰难突围；在《让火箭起飞的女孩》里，展现的是工程师群体如何用精密计算对抗偏见。而格鲁什的笔触则聚焦于宇航员这一更为公众瞩目的角色，揭示即使在“太空先锋”的光环下，女性仍需付出双倍努力才能获得平等的探索权。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
书中六位主角的人生轨迹，与前两部作品形成互文：她们同样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开辟道路，同样用专业能力击碎“女性不适合航天”的偏见，却在镁光灯下承受着更严苛的审视——当男性宇航员被视为“国家英雄”时，她们的性别却成为媒体猎奇的焦点。
这种对女性航天史的系统性挖掘，构成了当代文化记忆重构的重要一环。格鲁什通过《她们登上了太空》告诉我们：那些被历史忽略的女性，不仅是数据计算者或设备操作者，更是亲手触碰星辰的先驱。她们的故事，既是对《隐藏人物》中“计算苍穹”精神的延续，也是对《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中“技术突围”叙事的升华，共同织就了一幅完整的女性航天奋斗图谱。
格鲁什拒绝将六位女性简化为“打破天花板”的符号。书中大量引用NASA内部文件，揭示系统性歧视：1983年萨莉·赖德首飞时，记者追问“太空服是否配备化妆品”；安娜·费舍尔执行任务期间，媒体标题竟是《当妈妈是宇航员》——也许“社会可以接受父亲奔赴星辰，却认为母亲离开摇篮便是失职。”
作者通过三年深度访谈，还原了六位女性的矛盾与脆弱：萨莉·赖德因性取向终身未公开伴侣；凯西·沙利文在深海潜水训练中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香农·露西德为兼顾家庭，带着女儿参加航天会议……这些故事让科技史有了温度，证明“伟大”从不意味“完美”。
书中对“竞争与合作”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六位女性既是战友又是对手：她们争夺有限的飞行名额，却在训练中共享抗荷服调节技巧；她们在媒体前互相捧场，私下却为任务分配激烈争吵。这种复杂关系，恰是当代女性职场困境的缩影。
当洛伦·格鲁什写下“她们对天空的渴望，与男性同样炽烈”时，这部作品已超越航天史的范畴，成为一曲关于勇气与自由的赞歌。在阿尔忒弥斯计划誓言“送首位女性登月”的当下，我们是否真正走出了“女宇航员必须证明双倍价值”的困局？
正如安娜·费舍尔所说：“太空从不在乎性别，它只考验你是否有足够坚定的心。”
来源：北漂读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