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明，这回你偷瓜是因为啥？＂李支书端着茶杯问我，目光不像审问，倒像是在透过我看什么更远的东西。

＂周明，这回你偷瓜是因为啥？＂李支书端着茶杯问我，目光不像审问，倒像是在透过我看什么更远的东西。

屋子里还坐着治保主任赵根生和种瓜的张满仓，赵根生眉头紧锁，张满仓则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旱烟袋，我抬头看到了他们眼中复杂的神色，知道这回事情闹大了。

我叫周国庆，是一九七〇年从北京下放到东北白河村的知青，那时正赶上国庆节前出生，所以爹妈给我起了这么个响亮的名字。

那会儿我才十八岁，刚高中毕业，满脑子革命激情，想着到最苦最累的地方锻炼自己，跟爹妈争了好几回，非要主动报名下乡不可。

＂咱不是说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记得临行前，我还信誓旦旦地对着全家人说，＂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爹是工厂里的技术员，平时不苟言笑，那天却难得拍了拍我的肩膀：＂国庆，下乡不是请客吃饭，农村的苦，你怕是想不到。＂

。＂

可人年轻时想得太简单啊。

我哪知道，插队这五年，会让我尝遍酸甜苦辣，会在这片黄土地上留下这么多故事，更没想到会因为几个西瓜，让我明白了比革命口号更深刻的道理。

那是一九七五年夏天，东北闹大旱，三个月没下一滴像样的雨。

村里的地都干裂了，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样，张着大大小小的口子。

玉米和大豆的叶子卷得跟铁皮似的，一踩上去嘎吱作响。

豆荚结得少，玉米棒子瘦小，眼看着又是个歉收年。

我和知青战友王铁生住在村西头的土坯房里，那房子是五年前我们自己和村里人一起盖的，现在门框都有点歪了，屋顶还漏雨，下雨时得搬着脸盆接水。

不过那会儿别说下雨了，连片云彩都少见，天天大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这天儿热得跟蒸笼似的，庄稼都熬不住了，咱们人还能撑多久呢？＂王铁生瘫在床上，抹着汗说，＂阿庆，你说咱们啥时候才能回城啊？＂

我没吭声，从枕头底下拿出老家的来信，想了想又放下。

信是上周收到的，爸妈在信里说北京也不太平，粮食关系还没转回来，家里省吃俭用。

妹妹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每月的粮油肉票总是不够，有时还得去黑市换，价钱高得吓人。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愧疚，五年了，我不但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反而时不时还得靠家里接济。

＂咱有啥好抱怨的？老家的日子也不轻松。＂我翻了个身，对着墙，不想让铁生看见我发红的眼圈。

＂说得也是，咱爹妈还不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啥苦没吃过。＂王铁生叹了口气，＂对了，今天晚上还办你那个扫盲班不？＂

晚上，我还是照常办那个扫盲班。

这是去年冬天开始的，起初只有几个孩子来，后来慢慢多了起来，有些大人也偷偷跟着来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办班的情景，那天雪下得挺大，我以为没人会来，结果推开村委会旧礼堂的门，竟然站着七八个孩子，都是村里的小学生，还有几个没上学的娃。

他们搓着冻得通红的小手，见了我就咧嘴笑。

最小的叫石头，才六岁，鼻涕都冻成冰了，还非说要跟着姐姐来学认字。

＂咱们村文化水平不高，许多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连个证都按不上，往后咋整啊？＂那时候我常这么想。

我觉得，教村里人认字读书，比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还重要，这才是真正能改变点什么的事情。

五年下来，夜校成了我最大的牵挂，每天下工回来，再累也不耽误去教课。

＂周老师，今儿个太热了，能不能不上课啊？＂十二岁的小芳擦着汗问我，豆大的汗珠从她黝黑的脸上往下滚。

她家离夜校有三里多路，每次来都是小跑着，她爹是拖拉机手，常年不在家，她娘带着她和两个弟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是啊，都快热死了。＂有几个孩子附和着，有一个小男孩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我看着他们通红的小脸，心里一阵酸楚。

村里不富裕，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脚上的布鞋磨得露出了脚趾头。

夏天到了还穿着春天的衣服，我知道他们家里舍不得买新衣裳，就跟换季似的，等到实在穿不了了才买。

可就是这样，他们还坚持来上课，眼睛里有一种我在城里孩子身上从没见过的渴望。

＂咱们再坚持一会儿，背完今天的字就下课，来，大家跟我读＇为人民服务＇。＂我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五个字，心里却在犯嘀咕。

可第二天，来的孩子少了一半。

听说小芳还发了烧，她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心疼女儿，硬是不让她来。

村里人都在地里忙着抗旱，谁还有工夫管孩子上不上课？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心里发慌：＂这么下去，扫盲班怕是要散伙了。＂

就在这时，我听说村北头张满仓家的西瓜熬过了旱灾，长势还不错。

那张满仓是老支书张福田的侄子，今年四十出头，人精明能干，去年冬天带着村里几个后生一起挖了口井专门浇西瓜地，大伙都说他有眼光。

现在这井可算是派上用场了，他家的西瓜眼看就要熟了，村里人都眼热，可谁也不敢轻易去碰。

＂老张家的西瓜，一分钱一斤呢，谁吃得起啊？＂村里人这么说。

可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我心里有了主意，一个从没敢想过的主意。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北京的家。

要是我还在北京，这会儿准跟爹妈一块儿乘凉，说不定还能吃上冰棍儿。

但村里的孩子们呢？他们或许从来没尝过冰镇西瓜的滋味。

村里人都把我当成北京来的大学生，虽然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

可我总觉得自己肩上有责任，不能让这些孩子连最基本的字都不认识，不能让他们跟上一辈人一样，面对一纸文书就两眼一抹黑。

＂要不，去偷几个西瓜？＂这个念头一起，怎么也挥不去。

我记得咱们从小就被教育，偷东西是可耻的，是资产阶级思想。

可这不是为我自己啊，是为了那些孩子们，为了不让扫盲班散了。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悄悄起床，看了看呼呼大睡的王铁生，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拿了个麻袋，往村北头走去。

月光下，村子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叫。

我走得很慢，生怕被人发现，心跳得厉害，感觉全村人都能听见似的。

张满仓家的西瓜地就在村口，四周有篱笆围着，但不算高。

我爬过去，在月光下挑了五个不太大的西瓜，心想明天给坚持来上课的孩子们尝尝，权当鼓励。

＂要是知道了，解释清楚就是了，大不了赔他钱。＂我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站住！谁在那儿？＂

一声大喝把我吓得差点摔倒，麻袋掉在地上，西瓜滚了出来。

抬头一看，张满仓和赵根生拿着手电筒照着我，两道光柱晃得我眼睛发花。

那赵根生是村里的治保主任，四十多岁的人了，以前在民兵连当过班长，村里人都有点怕他，出了啥事儿，他总是抢着往前冲。

＂是我，周国庆。＂我没想逃，直接站起来承认，反正躲不过去了。

＂哟，北京来的知青也偷瓜啊？＂赵根生冷笑一声，手电晃得我眼前直发白，＂看来是嫌咱们这地方太穷，伙食标准太低？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五年了，还是改不了骄傲的毛病。＂

＂不是的，根生叔。＂我急忙解释，＂我不是为自己偷的。＂

＂那为谁啊？＂张满仓走近几步问道，语气没赵根生那么冲，手电也不再晃我眼睛了。

我把夜校的事情和想给孩子们解暑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

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有点可笑。

大老远从北京来，说是要改造思想，结果却做了小偷。

城里人，原来也会偷东西？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孩子们又会怎么想？

＂走，去见李支书。＂赵根生不由分说，推着我就往村委会走。

一路上，我感觉整个村子都醒了，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议论着我。

北京知青，原来是这副德行；城里人，原来也会偷东西；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

村支书李大山，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八路，据说在部队当过文书，后来因伤复员，特别心疼爱护知识分子。

他在村里威信高，说一不二，但村里人都说他心里明镜似的，办事公道，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这次可真怕了，毕竟偷东西这事，搁哪儿都说不过去。

李支书家的油灯还亮着，看来他还没睡。

他看到我们三个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让我们先坐下，给我递了根烟，然后才慢悠悠地问：＂这么晚了，找我有啥事？＂

赵根生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还加了不少＂北京知青也不怎么样＂的评论，说我这是知识分子的虚伪，表面上装好人，背地里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李支书听完，没说话，给我倒了杯水，这才慢慢地点上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我以为他要批评我，但没想到他开口却是：＂周明，你知道我为啥参加革命么？＂

我一愣，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摇摇头。

他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故事，我们只知道他当过八路，立过功，腿上还有伤。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扫荡咱们村，烧了学校，还抓走了几个年轻人，我爹就是那时候被活活打死的。＂李支书的眼神变得深邃，好像看到了远方的什么。

＂那时候，我十四岁，刚上完小学。咱们村的张先生，就是老支书张福田的大哥，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十几个孩子藏在山洞里，还坚持教我们读书写字。那时候没纸啊，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或者用炭条在石头上写。＂

屋子里静得出奇，连蛐蛐的叫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就连赵根生也不吭声了，老老实实坐着，表情也没那么凶了。

＂后来鬼子发现了，张先生为了掩护我们，被活活打死了。＂李支书的声音有点发颤，＂临死前，他对我说，＇大山，记住，没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你一定要活下去，要记住字，要教更多的人认字。＇＂

这是我第一次听李支书讲这么多话，平时他总是沉默寡言，做事雷厉风行，谁能想到他心里还藏着这样的故事？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中国人都有文化，会识字，咱能被欺负成这样吗？＂李支书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所以，我参加八路军，就是不想再看到咱中国人受欺负。现在打跑了日本鬼子，建设新中国，可咱村里的娃娃们还是有好多不识字。你办的那个扫盲班，我一直看在眼里，心里高兴着呢。＂

我眼眶有点湿，没想到李支书会这么说。

我一直以为村里人对我这个北京来的知青不冷不热，觉得我们是来镀金的，没想到李支书一直在关注着我做的事。

＂可是，支书，他这偷瓜的事儿...＂赵根生还想说啥，但声音明显没刚才那么硬气了。

＂有些事，表面上看是错的，骨子里却是对的。＂李支书打断了他，眼神坚定，＂周明这娃子，我看这五年没少吃苦，干活从没偷懒，晚上还教孩子们认字。这样的人，会为了自己嘴馋去偷瓜吗？＂

张满仓低着头不说话，但我看得出他在思考，手指不停地敲着桌子。

＂明天早上开个会。＂李支书站起来，这是送客的意思，＂周明，你先回去睡吧，那几个瓜我让人送到你那儿去。明天把孩子们都叫来，咱们好好说说这事。＂

我一晚上没睡好，心里忐忑不安。

回到宿舍，王铁生已经醒了，见我回来，急忙问：＂阿庆，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出啥事了呢！＂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我陪你去，不管咋样，咱们一起扛。＂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

想起了刚来村里时的情景，那会儿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拖着大包小包，跟村里人大眼瞪小眼，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去。

想起了第一次下地干活，手上起了血泡，疼得晚上直掉眼泪，可第二天天不亮还得爬起来去地里。

想起了第一个冬天，冻得手脚都裂了口子，晚上睡觉都得穿着棉袄，被子里冰凉冰凉的。

想起了去年村里闹蝗灾，我和王铁生跟村民们一起，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保住了一季的收成。

五年了，我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城里孩子，变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年。

我以为自己是来改变农村的，可到头来，改变最大的却是我自己。

第二天一早，村里敲起了锣，所有的社员都聚集在村委会的院子里。

我和王铁生站在后排，低着头，不敢看人。

我能感觉到很多目光投向我，有的好奇，有的嘲讽，还有的困惑。

＂乡亲们，＂李支书站在一个高板凳上，声音洪亮，＂昨天晚上，周明去张满仓家偷了几个西瓜，这事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底下的人议论纷纷，有些人看着我，眼神复杂。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王铁生悄悄握住我的手，给了我一点力量。

＂可大家知道他为啥偷瓜吗？＂李支书接着说，＂不是为了自己吃，是给那些晚上还来学习的孩子们解暑。这五年来，周明一直在教咱们村的娃娃认字读书，从没要过一分钱。今年夏天这么热，还有多少孩子坚持去上课？要我说，周明这事，表面上看是错了，但他的心是好的。＂

＂这么说，偷东西也有理了？＂有人小声嘀咕，听声音是赵根生的老婆，＂那以后谁家东西丢了，都说是为了好事，这不乱了套了吗？＂

几个老头老太太也跟着点头，显然赞同这个说法。

我站在那里，感觉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李支书的脸色沉了下来，似乎对这种反应有些不满。

＂偷东西当然不对，＂李支书提高了声音，＂咱们村里一向讲究一个＇理＇字，啥事都得讲理。可咱们也得想想，咱们村的下一代，要是连字都不认识，将来怎么建设咱们的新社会？周明做的事，是为了咱们村的未来啊！＂

＂支书说得对！＂出人意料的是张满仓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他把手里的旱烟袋往腰间一别，走到人群前面。

＂我家的西瓜地是靠大家伙帮忙挖的井才保住的，没有大伙的帮忙，哪有我张满仓的今天？这瓜，本来就该大家一起尝尝。我提议，从今天开始，每周送两次西瓜给扫盲班的娃娃们，就当是我张满仓的一点心意！周老师偷的那几个瓜，就当我送的，大家说好不好？＂

人群里先是一片寂静，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有几个老太太还抹起了眼泪，说：＂满仓有良心，知道回报乡亲们的帮助。＂

我站在那里，感觉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本以为会受到批评，甚至可能被送回城里，可现在，村里人不但没有指责我，反而因为这件事更加团结了。

那天下午，扫盲班来了前所未有的多人。

不只是孩子们，连一些老人和年轻小伙子都来了，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

张满仓亲自送来了一车西瓜，每人发了一块，那甜滋滋的汁水，好像浇灭了夏日的炎热，也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最让我高兴的是，小芳也来了，她说她爹知道了这事，特意让她来上课，还说等她学会写字了，要给在外地的哥哥写封信。

更让我惊讶的是，赵根生也开始来听课，坐在最后一排，拿着个小本子认真记笔记。

有一天下课后，他留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周老师，我想学写自己的名字，我这治保主任，文书上老按手印，让人看了笑话。＂

我这才知道，赵根生是个＂睁眼瞎＂，只会写个＂赵＂字，另外两个不认识，这让他在当治保主任时总觉得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村里的扫盲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每天晚上，煤油灯下，十几双或老或少的眼睛专注地看着黑板，嘴里跟着我念着一个个方块字。

有时候，李支书也会来坐坐，听我讲课，还会给孩子们讲一些革命故事，孩子们总是听得入迷。

五年的插队生涯结束时，我接到了返城的通知。

那是七七年的春天，我拿着通知书，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不舍，这片黄土地，这些淳朴的乡亲，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临走那天，全村的人来送我。

老人们塞给我自家腌的咸菜，年轻人帮我扛行李，孩子们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

王铁生也要回北京了，我们约好回城后一起考大学，将来有机会再回村里看看。

小芳给了我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一本手工做的册子，扉页上写着：＂西瓜虽小，情义万斤＂。

翻开里面，是村里每个上过扫盲班的人写的一句话或一个字，歪歪扭扭的字迹里，满是真情实意。

赵根生写的是＂永远感谢周老师＂，工工整整，一看就是练了很久。

李支书亲自来送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个包袱：＂这是张先生留下的几本书，我一直珍藏着，现在送给你，希望你别忘了咱们村。＂

我打开一看，是几本发黄的书籍，有《论语》《孟子》，还有一本民国时期的《新式算术》。

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抱住了这个严肃的老八路：＂支书，我一定会回来的！＂

＂去吧，孩子，＂李支书眼里也有泪光，＂城里需要你这样有知识的年轻人，别忘了咱们村就行。＂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十年。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在北京一所学校教书，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那年夏天，我接到了一封信，是小芳写来的。

信很长，洋洋洒洒好几页，字迹工整，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她在信中告诉我，她考上了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即将毕业，想邀请我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周老师，要不是您当年坚持办扫盲班，要不是那个夏天您冒险给我们送的西瓜，我可能早就辍学了，更不会考上大学。现在，我想回村里当老师，就像当年的您一样。＂

我读着信，眼前浮现出那个瘦小黝黑的小姑娘，总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眼睛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现在，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请了假，带着妻子和孩子，再次踏上了去白河村的路。

路比以前好走多了，村里也通了电，安了喇叭，到处是新盖的砖房，俨然一派新农村的景象。

当我再次踏上白河村的土地时，迎接我的是全村人的热烈欢迎。

小芳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在毕业典礼上，当着全村人的面，送给我一个西瓜，瓜皮上刻着＂知识改变命运＂几个大字。

＂当年要不是周老师，我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小芳哽咽着说，＂现在，我想回村里当老师，就像当年的周老师一样，教更多的孩子认字，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夏天偷的几个西瓜，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果实。

或许，这就是李支书所说的，表面上看是错的，骨子里却是对的。

村委会办了个欢迎宴，李支书虽然已经退休了，却还是坐在主位上。

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但精神还是那么好。

赵根生现在是村长，他告诉我，村里的文盲率已经降到了全县最低，而且每年都有孩子考上高中、大学。

＂这都是你种下的种子啊，周老师。＂赵根生举杯敬我，眼睛里满是钦佩。

宴席上，老支书李大山站起来，端着酒杯，对着全村人说：＂西瓜熟了会自己说话，人心热了会自己开花。＂

全村人都举起杯，向我致敬。

我知道，他是在说，一个人的成长，就像西瓜一样，需要阳光，需要雨露，更需要那一份甘甜的情意。

有的种子播下去，可能要很久才能发芽，但只要土壤肥沃，阳光充足，它终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而这，就是我在白河村五年插队生涯中，收获的最宝贵的东西。

不是苦难，不是艰辛，而是那份沉甸甸的情谊和责任，是那些在黑暗中点亮的一盏盏求知的灯火。

来源：禅悟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