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穿梭于琢磨立身之本、经国大计的传统旧学与触觉敏锐、打开世界大门的新学，沈曾植影响诸多领域，然而对后人来说，他史地佛典之学人身份，让人难通其意、倍感晦涩，又因其思想上依恋旧朝、不合时宜，而被学术史长久遗忘。
穿梭于琢磨立身之本、经国大计的传统旧学与触觉敏锐、打开世界大门的新学，沈曾植影响诸多领域，然而对后人来说，他史地佛典之学人身份，让人难通其意、倍感晦涩，又因其思想上依恋旧朝、不合时宜，而被学术史长久遗忘。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的一生见证了晚清长达半个世纪的改革转型。他在政治上力主变革，在清亡后则以遗老之身居上海。
如果说，乾嘉时代的学问视野，仍不出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那么道咸以后的学问便是逐渐以超越汉族中国的历史、地理、文献甚至语言为时尚。沈曾植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无不精通，被誉为“同光朝第一大师”。他的会试主考官翁同龢阅其卷后批：“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
浙江省博物馆于1957年接收沈氏捐赠，涉及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古籍碑帖、书联、扇面、拓片、沈门往来诗笺信札、海日楼藏简、友朋书简等等，数量庞大。2024年，经系统整理，浙博选取百余件沈氏文物作一阶段性展示——“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学术展从刑律、舆地、佛学、诗文、碑帖五个单元，多角度呈现沈曾植的学术人生。近日，展上藏品及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印制成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对沈曾植在刑律、舆地与佛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新意迭出，本文拟在此作一简要介绍。企盼更多人能藉此理解这位通人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时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消沉，以及他如何寻找经世路途来直面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于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初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
《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
浙江省博物馆/编 陆易/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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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法理派”与“礼教派”的关键人物
据《清史稿》，沈曾植“居刑曹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于是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之作”。他曾两度长居北京，一是京官时期（1880—1897），一是回京复职时期，即1902年辞上海南洋公学监督还刑部，调补外务部和会员外郎，寓京师上斜街。此时与他为邻的，是同事兼老乡沈家本（浙江湖州人），两人于晚清法律改革与古律研究有过密切的交流。
沈家本给沈曾植的信里，提及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刑律草案之抨击，甚至引发“直省闻风而起，群相掊击”之窘境，似有请沈曾植代为疏解之意。1907年至1910年间，在新政大潮中围绕《大清刑律草案》的修订，引起晚清“礼法之争”的大论战，辩论中的对手是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支持新律者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反对者。面对巨大争议，沈家本在信中坦陈立法所采取的折中立场，实质上参考西法，表面上却“不妨多用中说”，以避免争议，请沈曾植体量。从此书信之侧面，沈曾植事实上充当调解“法理派”与“礼教派”的关键人物，也一直贡献着立法建议。
沈家本致沈曾植信札
沈曾植被刑部尚书薛允升推崇为“律家第一”，虽然其著作《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遗憾散佚，但其受邀为薛允升《汉律辑存》撰写的凡例尚存，可证其律学成就。沈家本在与其通信中，也屡屡谈及汉律研究。有时求取书籍，如杜贵墀《汉律辑证六卷》，“倘蒙录副见惠，则感激无既，务望赐复”；有时感慨身处异地，无法随时请教之憾，“江河暌隔，又不获常就正于有道，时用怅惘”。可见，身处历史转折处，晚清传统律学家呼应西法东渐之潮流，勉力汇通中外。
甲午前夕，沈曾植建言恭亲王奕䜣速定练兵事宜；戊戌变法，他参与强学会之筹设；庚子事变，他赴上海商议“东南互保”；清末新政，他入幕张之洞，筹划“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供改革蓝图。浙博除了收藏沈家本致沈曾植十封信之外，另有沈曾植手书批注的《唐律疏议》《宋元检验三录》《法治国论译稿》等等古籍，从中能看到沈氏面对古今中西之巨变，其学术诸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而其学术根底似有无限之热忱，不离人世与时局。
沈曾植手书批注的 《法治国论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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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
“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
整个晚清学术变局是以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发轫的。这一潮流的涌动，不仅重新激发了今文经学的活力，也促使一批学者走出单纯考据之路，开始自觉追求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精神境界，徐松、张穆、何秋涛和沈垚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沈曾植的西北史地研究，正是对这派传统的继承，他早年的活动基本上可归入晚清经世学者的阵营。
从学术上看，他一向关注的西北史地之学，原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的领域，即从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个西北边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包括西北、西南陆路和南海交通史）和中亚西亚一带的古地理、民族和语言等研究。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既与近代以来国家边防和外交危机的刺激有关，也是日趋兴盛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冲击的结果。
1879年由于中俄西北领土之争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令中方损失巨大，次年的会试第五策即以问北徼事为题，表现出清廷对边事的焦虑。到1894年甲午一役丧权辱国，受到强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时把问题集中在军事和财赋上。以经学为中心、以理解和揣摩圣贤与经典的真理为途径、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修养为目的的传统中国知识系统开始崩溃瓦解。
光绪六年（1880）参加会试的沈曾植，中第二十四名贡士，考完“归家自憙”，在他最早的这篇史地论文里指出：“《汉书》详道里，《魏略》备种族，《魏书》辨形势，合而观之，西域方域沿革，大略可知矣。”又引述《隋书》、新旧《唐书》之《突厥传》，进一步论证土耳其（当时译为“都鲁机”）即西突厥遗种，还对蒙元兴起及其扩张分封有扼要阐述。另一位考生，也是他毕生的好友李慈铭，出场后自诩第五策可为通场之冠。
浙博藏多通李慈铭致沈曾植的信札，一札为光绪十五年己丑十月八日（1889年10月31日），李慈铭向沈曾植借定州新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拓本，“‘斛律’《石柱》释文、《高丽好大王碑》释文及《宝刻丛编》均乞借一阅”，十月十九日归还。沈曾植回信言：“《石柱颂正解碑》一纸、《定国寺碑》一纸并奉到。文中‘斛律公’下有‘羡’字，不独弟粗疏未之见，录文者此处亦以空圈记之。……”（此札今藏上海图书馆）。十一月十一日（12月3日），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写：“子培来以所著《齐大宁石柱跋》一通见示，文极辩覈，于高齐时地证据甚精。”
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
李慈铭致沈曾植信札，商借定州新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拓本
此石柱建于北齐时代，而且迄今犹存，但在清末以前，未见著录。清光绪十三年，碑工李云从首先发现此石柱之珍贵，鹿香笙得知此事，募工亲自前往摹拓，录其文并赠与沈曾植。光绪年间所修的《定兴县志》卷一六《金石》，便收录有此石柱颂文，其后即附以沈曾植考订颂文的长跋。
光绪十五年，沈曾植入总理衙门任俄国股章京，九月二十三日，四十岁的沈曾植夜赴袁昶小集，与缪荃孙的胞弟缪祐孙论俄罗斯地理沿革，当时祐孙随洪钧出使俄国刚回来，在圣彼得堡购西人地图甚多。他赠沈氏其自著《俄游汇编》四册，内附俄罗斯国欧洲疆域全图、俄罗斯国铁路图等。
沈曾植在缪祐孙《俄游汇编》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沈曾植撰《九姓回鹘可汗碑》手稿
沈曾植学域广博，既对传世经典即“纸上之材料”有泛猎，又对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等“地下之新材料”极为重视，关注它们在补史、证史方面的重要作用。且因长期在总理衙门就职，与外交事务多有接触，他能较早获得“和林三唐碑”印本；在与东西方汉学家内藤湖南、伯希和等人的交往里，又能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把握，以致很早就产生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并“参证吾国史书”，以研究成果“贡诸世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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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佛教振兴激发民族振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期衰落的佛学有了短暂的复兴。杨文会、文廷式、沈曾植这样的知识阶层为反身寻找支撑传统价值、回应西洋思潮的资源，开始讨论佛学如何作为理解西学的知识背景，意欲借佛教的振兴来激发民族的振兴。
沈曾植治佛学，始于四十岁前后。年谱考其所有梵经跋皆在戊戌（1898）至丁未（1907）间，这些题跋也与他那个时期留心古刻、碑帖很有关系。沈氏真正潜心佛学，要到光绪末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游历日本两个月，得《大藏经》全帙回国，所学益勤。当时，阅读日人著作，与日本学人往来切磋，也成为刺激佛学复兴的一大原因。
正是在这一年，英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走进六年前被道士王圆箓发现但未被晚清政府重视乃至再度封存的藏经洞，盗走大量珍贵文物。此后外人纷至沓来。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件卷轴，便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几番周折终于留住并购买了这些敦煌文书，运送回京。次年，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五月开始，沈曾植与缪荃孙频繁通函；九月，与杨文会等创佛学研究会；十月二十七日，沈曾植致函缪荃孙：“敦煌经典，必当有出中、东、丽《藏》外者，区区盼望编目，亦甚切也。”十月二十八日，致函李翊灼：“弟拟月初游西湖，并商北上事，切望惠来同往。”并附缪荃孙书：“敦煌六千卷十八箱已到。李证刚君，堂官面允延订，请兄即垫四十金作盘费，速来为祷。馆内可住，月白金，办完即可回南，并不敢久羁骏足，均乞转达。叔蕴言，唐末密宗在泷右，应存此程经典，须李君发明耳。”
缪荃孙致沈曾植信札
为防再次被盗和丢失，佛学家李翊灼经沈曾植向缪荃孙的推荐，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进行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李翊灼书《敦煌石室经卷总目》
清亡后，沈曾植对时局失望，有深刻的沉沦感，转向佛典寻求慰藉。他在1917年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魏晋人寄情庄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不得不然。顾彼时庄老书多，足以供学人求取，今仅郭氏一家，师说又已久绝，玄文妙理，超世之旨，大都入于释门。吾辈荡滞释界，不取于是，复焉取之？”沈氏晚年“日以经卷遣怀”“无以释忧，祷佛而已”，可见其忧虑之甚。
沈曾植所学不专一宗，于华严、天台、三论、慈恩、禅、密诸家，都有深入探讨，不为拘墟之见。虽然未能留下系统的佛学史著作，他的禅宗史研究仍具有鲜明的学术转向特色。一方面，就其体例而言，采用题跋、札记这样的传统著述方式；就其初衷而言，也仍属修身用世范畴。而另一方面，这些考证已脱离了信仰或实用的层面，在处理史料的观念与方法上已初具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预示了后来研究的诸多关键点。
如沈曾植藏有《唐大证禅师碑》拓本，可引出一例。早期禅宗一次重要的分化在于五祖弘忍之后所谓北宗和南宗的对立。出自南宗禅师手笔的历代灯史对北宗几乎只有贬抑，至于其禅法理论、传承脉络，难得其详，几乎湮没。沈曾植据碑铭文献对北宗谱系进行了考辨，最重要的成绩就是对弘忍弟子法如的介绍。他据《中岳法如禅师行状》指出：“此《行状》，以法如直嗣五祖，能、秀皆所不论。碑在少林祖庭，而赞宁未采，亦僧传之阙漏也。”在他之前，人们只知北宗以神秀直嗣五祖弘忍，南宗则以五祖衣钵尽在慧能处，殊不知五祖弟子中，还有更早称六祖的，这就是法如。沈曾植这一考证揭示了北宗的重大史实，而胡适、温玉成等据此《行状》对法如再次展开研究，使北宗研究成为继神会和《坛经》问题后20世纪禅宗史研究的又一热点。
沈曾植藏 《唐大证禅师碑》拓片
沈藏《指月录》《金刚经心经注汇纂》《佛国记》及“敦煌石室”手札、《法藏一勺》四卷，还有《大乘起信论疏记会本》《起信论裂网疏》《大乘密严经》《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阿毗达摩俱舍论摩法蕴足论》等大乘佛教典籍在展上也俱得陈列，可见沈曾植批注，其中兼有订正、讨论译本差异、概括、论述佛学观点等，这些都还大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来源：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