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偏头看了一眼坐在热得褪色的塑料椅上的二叔，他端着一只缺了口的搪瓷杯，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水，茶叶在漂浮着上下沉浮。我们之间总是这样，有话说不出口，一杯茶能喝上半小时。

我偏头看了一眼坐在热得褪色的塑料椅上的二叔，他端着一只缺了口的搪瓷杯，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水，茶叶在漂浮着上下沉浮。我们之间总是这样，有话说不出口，一杯茶能喝上半小时。

“今天的莴笋比昨天贵了五毛。”我妈从菜场回来，提着的塑料袋在身侧晃荡，扯出几道褶皱。

二叔终于抬起了头。“卖了。”

我妈正把莴笋从袋子里掏出来，闻言手顿了一下，她没问什么卖了，我猜她已经知道了。

“多少钱？”

“一百二，整数。”二叔说，“镇上那个开门面的李老板收的，他算是高价了。”

我妈张了张嘴，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行吧，有钱就好。”

我端着碗起身去盛饭，顺便从冰箱里拿出昨晚吃剩的青椒炒肉片。隔夜菜冷硬得扎嘴，但现在也不是讲究的时候了。

二叔家的祖传老宅是村子里唯一一栋青砖盖的房子，据说我太爷爷曾经靠养蚕在县里挣了笔钱，才置办下这么一套像样的房产。别看门前的石狮子有棱有角，墙垣经年斑驳，但院里宽敞，还能再起两排厢房。

如今，它连同前后院子，一百二十万卖了，合每平不到两千，确实算良心价了。

“二婶一天不能少吃药，手术费还有一半没凑齐，欠着几十万的外债。”二叔没有再往下说，但我们都懂。

“手术定了吗？”我妈问。

“下周一，县医院。”二叔低下头，搪瓷杯挡住了他的表情，“刘大夫说，能争取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

我妈皱起眉头，狠狠眨了眨眼，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站起来。

“今儿个天气热，我去看看晒的辣椒干。”她转身走出去，只留下一个佝偻的背影。

窗外，夏蝉不知疲倦地叫着，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摩托车，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二婶姓张，比二叔小五岁，个子不高，说话轻声细语，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东西。她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小琴，在广州工作，几年回来一次；小的是儿子小东，去年考上县城重点高中，是村里有名的”神童”，村支书见了都要停下三轮车寒暄几句。

我对二婶的记忆很模糊。小时候，她总是带着一顶草帽在地里忙活，脸上的汗水混着泥土，形成细小的泥痕。每当我和表哥去田里玩，她都会从衣兜里摸出几颗硬糖，攥在手心里，等它们捂热了才递给我们。

“甜的，”她总这么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露出一个有些腼腆的笑。

去年冬天，二婶突然开始胃痛，起初大家以为是胃病，二叔给她买了一盒胃药，吃了几天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等到县医院确诊是胃癌晚期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年前那阵子，她每天晚上都直不起腰，疼得满头大汗，硬是一声不吭。”二叔曾经对我妈说，“就怕影响小东复习功课。”

自打确诊后，二叔家就开始四处借钱。先是亲戚朋友，然后是村里的能人，最后找到了高利贷。光是医院的住院费和各种检查，就花了十几万。二婶出院没多久又复发，情况比之前更糟，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才有希望。

“小东还在读书，一个月要两千多，我哪敢耽误？”二叔握着茶杯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就是当下的处境，一个小山村里普通的家庭，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抵不过几张薄薄的病历单和诊断书。

老宅子腾空的那天，我撞见小东站在院子里。

这孩子长得很像二叔，眉眼间有种倔强劲儿，但更瘦，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他站在那棵老柿子树下，抬头望着曾经爬过无数次的树枝，脸上没什么表情。

“东子，”我叫他，“你妈今天怎么样？”

他转过头来，眼睛有些发红，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昨天做了化疗，吐了一晚上。”他说，“医生说现在只能先控制病情，然后手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掏出兜里的烟，才想起他还未成年。

“你爸呢？”

“去办过户手续了。”小东低下头，踢了踢脚下的一块石子，“你知道吗，我原本打算考上大学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个冰箱给我妈，她总说夏天吃凉的对胃不好。”

我感到一阵刺痛。

这时候，一只花猫从墙角钻出来，懒洋洋地晃到我们面前，蹭了蹭小东的裤腿。这是二婶养的猫，据说已经七八岁了，跟人一样，在这个院子里长大。

“它怎么办？”我问。

“带走，租的房子小，但总能挤一挤。”小东蹲下来，摸了摸猫的头，“我妈说，不能扔下它。”

我突然想起二婶病情刚确诊那阵子，这只猫天天蹲在二婶的枕边，一动不动地守着。有时候二婶疼得厉害，它就用爪子轻轻拍拍她的脸，叫几声，像是在安慰。

“记得小时候，你奶奶还在的时候，”小东忽然说，“你奶奶总说这宅子是祖上积德行善得来的，不能轻易卖。现在倒好，全卖了，还不够我妈看病的。”

我不知如何接话。在我们这种地方，老宅子不仅仅是一堆砖瓦，它承载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和荣耀。卖掉老宅，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断了根。

“哦，忘了告诉你，”小东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申请了休学，打算去县城打工。我爸不知道，你别告诉他。”

“那高考怎么办？”我有些惊讶。

“先救我妈要紧。”他说得很坚决，眼睛直视着我，“我妈好了，我再读书。”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二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站在田埂上，冲我笑。我隐约听见她在说话，但声音被风吹散了，我怎么也听不清。

醒来时，窗外已经亮了。我翻身起床，准备去探望二婶。

小诊所就在村口，原本是个废弃的小学教室，后来改造成了临时病房。二婶躺在靠窗的床位上，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开了盖的藿香正气水，味道刺鼻。

她看上去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圈，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眼睛却出奇地明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被子上，像一块温暖的黄色补丁。

“来了啊，”二婶见到我，想撑起身子，我连忙上前扶她，“你二叔出去了，说是去镇上取钱。”

我点点头，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

“宅子的事，听说了。”二婶说，声音很轻，“可惜了，那么好的房子。”

“房子没了可以再有，”我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二婶笑了笑，没有接话。她的手搭在被子上，骨节分明，青筋突起，像是风干的树枝。

“小东来过吗？”我问。

“昨天来了，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说是有作业要做。”二婶叹了口气，“这孩子，心事太重。我看得出来，他特别想念那个老院子。”

我不知道小东有没有把休学的事告诉二婶，但我没有多嘴。

“我和你二叔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就攒了那点家底。”二婶忽然说，“现在好了，都搭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会好起来的，”我干巴巴地安慰道，“小东那么聪明，以后肯定有出息。”

二婶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您说。”

“宅子里，靠着后院那间厢房，有个老柜子，最下面一层有个暗格，里面有个账本。你能不能帮我拿来？”

我有些疑惑，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那个账本很重要。”二婶又补充了一句。

离开诊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二婶说的账本是什么。难道是欠债明细？如果是那样，恐怕只会让她更加担心。但既然她特意交代，我也不好不去。

老宅子已经交给了买主，但钥匙还在二叔手里，开发商下周才会开始动工。我找到二叔，借了钥匙，谎称要去拿些落下的东西。

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一股霉味迎面扑来。屋里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下几件不值钱的家具和一些杂物。阳光从窗户的缝隙中钻进来，照出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我按照二婶的指示，找到了后院厢房里的那个老柜子。柜子已经很旧了，漆面斑驳，木头散发着岁月的气息。我打开最下层的抽屉，在底部摸索着，果然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暗格。

掀开暗格，里面放着一本发黄的账本，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翻开第一页。

这是一本记账的本子，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文字，记录着二叔二婶近三十年的生活轨迹。

“3月5日，卖鸡蛋，得15元。” “4月18日，二叔工资，530元。” “6月1日，小琴学费，280元。” “9月10日，买化肥，125元。”

翻到2003年那页，我看到一行特别醒目的记录：“借给张家大哥救命钱，5000元。”旁边写着小字：“不用还。”

再往后，2007年：“借给刘婶看病，2000元。”同样注明：“不用还。”

2012年：“借给王爷爷修屋顶，3000元。”后面依然是那句：“不用还。”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手指颤抖着一页页往后翻。

2015年：“借给李家小子上学，8000元。”后面的小字变成了：“慢慢还。”

2018年：“借给周家修路，10000元。”后面写着：“有钱了再说。”

…

整本账本里，类似的记录有几十条，金额从几百到上万不等，而大多数后面都注明”不用还”或”慢慢还”。

我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那里记录着一个惊人的数字：

“外借总计：287600元。” “已收回：58200元。” “未收回：229400元。”

在最下方，用略显颤抖的笔迹写着一行字：“老天待我不薄，这些钱就当做了善事，不要再追讨了。”

我呆坐在地上，手中的账本沉甸甸的，像是承载了整个世界的重量。

原来，这些年来，二叔二婶一直在默默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借出去的钱多数都没有要回来。而现在，当他们自己陷入困境时，这些人在哪里？

我把账本合上，揣进怀里，锁好门离开了老宅。

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停在村口，几个村民围在那里说话。我认出其中一个是王爷爷，就是账本上记录的那个借钱修屋顶的老人。

“听说张家卖了老宅子，”一个村民说，“真可惜啊，那么好的房子。”

“没办法，他老婆病成那样，花钱如流水，能怎么办？”另一个人接话。

王爷爷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抽烟，神情复杂。

我站在那里，心里翻涌着各种情绪，最终还是没有上前打招呼，径直走了。

回到二婶的病房，她似乎已经等了很久，见我进门，立刻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把账本递给她，她接过去，轻轻抚摸着封面，好像那是什么珍贵的宝物。

“你看了？”她问。

我点点头。

“那你就知道了，”二婶平静地说，“这些年，你二叔帮了不少人，但从不张扬。我一直记着账，想着哪天真有急用，可以去收一收。现在…”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现在我明白了，与其带着遗憾离开，不如放下这些。那些借钱的人，能还的自然会还，不能还的，也是有苦衷。你二叔不知道这个账本，也不知道欠款有这么多。你千万别告诉他。”

“可是二婶，这里差不多有二十多万啊！您的手术费…”

“我的命值不值二十多万，我不知道，”二婶打断我，语气出人意料地坚定，“但我知道，这二十多万帮了多少人。有人因此看了病，有人因此修了房，有孩子因此上了学。这比什么都强。”

我哽咽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拿着这个账本，藏好，”二婶说，“等过些年，如果有人主动来还钱，你就收着，给小东攒学费。如果没人来，就算了，当是我和你二叔积了德。”

我接过账本，感觉它变得更重了。

“二婶，您…”

“别多想，”她轻声说，“人这一辈子，能帮一把是一把。你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也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要是能因为这个账本上的事，在阎王那里多挣几分，也算值了。”

屋外，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一丝清凉。二婶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看起来精神好了许多。

三天后，我正在地里干活，二叔骑着三轮车匆匆赶来，说村支书叫我们去村委会。

到了村委会，我惊讶地发现大院里挤满了人，几乎是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村支书站在台阶上，身旁是一个简陋的桌子，上面摆着一个旧铁盒和一摞现金。

看到我们来了，村支书清了清嗓子。

“张老弟，村里人都知道你老婆病了，手术费还差不少。大伙儿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帮帮忙。”

说着，他打开铁盒，从里面拿出一沓纸条递给二叔。

“这是欠条，都是这些年你借给大家的钱。有些人记性不好，数目可能有出入，你核对一下。”

二叔一脸茫然地接过那沓纸条，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老张，我家修屋顶那次，你借了我3000，今天我全还上。”王爷爷上前一步，把钱放在桌子上。

“张兄弟，我闺女上大学那年，你给了8000，这些年我一直记在心里，今天都带来了。”李大叔也站了出来。

一个接一个，村民们排着队，把欠款交到桌子上，有的甚至加了利息。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当年二叔二婶是如何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二叔站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这…这…”

“别说了，”村支书拍拍二叔的肩膀，“谁家没个难处？当年你帮了我们，今天我们帮你，天经地义。”

最后，桌子上的钱堆成了小山，清点下来，竟然超过了25万。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是怎么回事？”二叔终于找回了声音，转向我，“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但心里已经明白，肯定是二婶找人传了话。或许是通过小东，又或许是找了村支书，总之，她最终没有把那些账一笔勾销。

“你老婆病着呢，”村支书说，“别墨迹了，赶紧拿钱去医院吧。大伙儿等着你们一家团团圆圆的好消息呢。”

二叔抹了抹眼泪，对着村民们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谢谢大家，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别说了，”有人喊道，“去医院吧，手术要紧！”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赞同的声音。

我扶着二叔离开村委会，他的身体微微发抖，手里紧紧攥着那一大笔钱。

“我不明白，”他喃喃自语，“我明明没有账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钱…”

“二叔，”我轻声说，“有些事情，不需要明白。就像您当年借钱给别人时，也没想过要他们还。现在，就安心收下吧。”

二叔点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

二婶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小东没有休学，在全村人的关心下，他安心读书，第二年高考，考上了省重点大学。

而那本账本，我一直锁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信任。

老宅子最终还是拆了，原址上盖起了一排新房。但在新房的院子中央，那棵老柿子树被保留了下来，枝繁叶茂，继续见证着这个小村庄的变迁和故事。

有时候晚上，我会梦见二婶站在那棵树下，微笑着看着远方，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梦里，她总是轻声说：

“人这一辈子，能帮一把是一把。”

来源：深林人不知